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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和“客體側”(附評議)

許光偉 · 2020-05-18 · 來源:《保衛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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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疑問為什么加一個“側”字?由主體性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由客體性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客體側;實踐規定性由“主體側”觀看“客體側”謂之曰“行動主義”,由“客體側”觀看“主體側”謂之曰“唯物主義”。歷史地提出問題是重要的。多路進,狹路退。中華主體革命是一種人復為人的過程……“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意味著馬克思與中國的內在會通。

  

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和“客體側”

 

  (附評議)

  畝澮敷四海,川源滌九州;既膺九命錫,乃建洪范疇。史體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學,理通實踐。

  ——題旨

  

  提要:通史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本功。中華生產方式不宜以“小生產的小農視角”看待,姑且不論“中華小農”不小,中國城市史即涉及通代的、比較的、內外的、具體性的綜合研究,其內容顯然不是“西學范式”所能涵容的;可見,過于拘泥“文字記載的歷史”和“話語霸權下的歷史”,就容易犯“下定義的歷史研究”錯誤。又之,經濟史在財產所有制的意義上可能是獨立的,在“勞動過程占有”的意義上則是非獨立狀況。所以,《保衛資本論》用的主體范疇——“勞動過程的主體”和客體范疇——“勞動過程的客體”,以及方法論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和客體側。須知中華歷史是通史,世界歷史亦是通史,當代史是斷代史。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勞者的事格研究的方法論。關注勞動者立場,并非不研究剝削者,恰恰相反,它需要聯系一切剝削者的歷史和思想。所以,不能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和“客體側”簡單理解成“馬克思主義主體論”和“馬克思主義客體論”,使之直接對立起來。歷史生產方式是內在貫通的,在尋求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進程中,可杜絕任何離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義解釋學。——有人疑問為什么加一個側字?主體性與客體性,不是更好嗎?要知道《保衛資本論》從不否定馬克思《資本論》里頭有階級主體批判的?!侗Pl資本論》原意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上區分中華批判與西方市民革命意義的批判之間的“和而不同”。在中國,文不是字,字不是象形,字是道義的載體;同樣宗教信仰在西方和財產結合,中華民族則和文化結合。通過歷史研究提出問題是重要的。階級問題的解決則靠多面的行動,靠團結起來的互補前進的力量。“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又意味著馬克思與中國的內在會通。然則在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領域內,由主體性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由客體性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客體側”;實踐規定性的由“主體側”觀看“客體側”謂之曰“行動主義”,實踐規定性的由“客體側”觀看“主體側”謂之曰“唯物主義”。中華主體革命是一種人復為人的過程……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新型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公有制建立以后,勞動力的個人所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對立統一,則是公有制企業變革的主要課題。多路進,狹路退,期待您的閱讀并通過相同或類似的研究,更多關注和創作中華主體革命路徑的原創學術系列之作品。

  【按語】社會總一貫是統一整體。“馬克思主義主體論”有待深耕,——“唯物史觀,如果沒有理解到總是一定的歷史的發展的人的主體組織形式,如黨委支部的領導形式,在自覺領導生產,那樣的唯物史觀也沒有什么用。”《保衛<資本論>》所稱“主體社會”,則針對中華領導性生產關系而言。然則從九張機的中國典型地點到《資本論》的西方英美典型地點,客觀講述歷史的脈絡,即是總史的內在要求?!顿Y本論》以批判統領建設,以批判為方法。馬克思主義研究最大的優勢就是不拘一格地占有材料,以一流的世界觀方法論整理好它們,既調查現實,又調查歷史,結合二者,找出規律?!顿Y本論》可以說是關于“客體批判”(從簡單商品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層歷史構境,由此奠基大寫字母“批判科學”之方法論。中華歷史科學研究則不然。但這并不能否認《資本論》對于中國古代研究的“新啟蒙”(這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所謂“人學的新啟蒙”方向剛好相反)。當前正值以采擷本土材料為取向的“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的發動期,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從2020年起開拔!“中國經濟學教科書正式啟航”,創立中國經濟學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同時,中國經濟學的學科概念需要尤其提請注意。然則在回家、回歷史、回中國的新時代語境中,“中國人的資格”應當作為學術研究必須遵守的規范,我們需要由此出發并以此為尺度??傊?,歷史和思想亦是相互貫通的。“古代各民族典籍都有口口相傳的歷史,和專業者各掌典籍代代傳承的歷史。”“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則意味著必須尋求馬克思與中國的內在會通,從中確立“批判性詮釋”,在建立資本主義批判規定的同時,也更好地發掘社會主義的文明元素和恰當形式。

  

  

  

(一)起

 

  感時花濺淚。這是題錄在《保衛<資本論>》“寫在前面”(歷史之經濟學總說)中的工作警語。書寫中國經濟學,“直是少人行”,以致,“恨別鳥驚心”。為了避免“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尷尬局面,必須把《資本論》作為統一體例之“史書”看待。歷史和總體是《資本論》標題的總規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標題定位于學科方法與工作邏輯之聯合。

  書寫歷史,要在顯露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全部工作邏輯。馬克思偉大而不足,是相對“中國原創”而言的。要之,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在規定上“和而不同”,它們社會對立而歷史貫通。相對來說,主體批判整體上體現了中國歷史之“原創”。于是,只有使中國原創和馬克思原創內在對接,方能明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真正的學科涵義。鑒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知識邏輯”的高度推崇,我們必欲從方法論與理論層面進行撥亂反正!如此,當集體表達“商品”的歷史、發展、精神反思及現象學批評的諸多意義時,很顯然,亦只能征用“商品批判”的聯合詞語涵括之。不過,主體的規定依然藏匿了。所謂形而上學批判和社會批判,指示的是主觀批判與客觀批判的維度。它固然同樣適合于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但從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的統攝看,更針對于后者,因為,“通過‘物’的分析,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活的本質不再是由凝固的實體化的東西構成的,而是通過資本的生產與市場交換而不斷建構起來的功能化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物’體現為看不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它規定了具體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唯‘物’主義并不是從實體化的物出發,而是通過透視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從而提示社會生活的發生與存在過程 。”對物性科學的反叛(主觀批判),“這構成了馬克思‘物’的分析的第一層面。”“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物象統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用下的結果,一旦我們走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物象統治也就瓦解了。”接續的批判是“事的科學”建構——客觀批判(本身內在化了“主觀批判”),而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特指的就是上述這種有關于系統化經濟生活的社會客觀批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基礎,而且凝固化為‘物象’,如商品、貨幣與資本等作為物的形式出現,并通過非歷史化使人們臣服于‘物象’面前。唯‘物’主義就是要揭示這種神秘化的過程,揭示‘物象’統治的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關于‘物’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又以批判的方式展示出來。這在商品拜物教 、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這是‘物’的分析的第二層面。”可見,“海德格爾與馬克思的差異在于:馬克思將物置于社會歷史的境域中,而當海德格爾從日常生活結構中討論物的關系結構時,歷史性消失了,物的關系結構成為一切歷史時代物之存在方式。”于是,“這些思考進入到鮑德里亞的思想之后就是:在消費社會,任何消費物都不再承載傳統的價值,物已經變成了符號,任何對物性的本真追求,在符號決定一切的社會都不再具有意義。因此,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籌劃、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美學籌劃,都不再能楔入現代社會,這些分析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幻想,在其深層上恰恰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意識形態。”(仰海峰,2004)唯“物”主義的雙重分析,構成馬克思的客體批判的核心問題。其對于主體批判的啟發是:直接從形而上學批判和社會批判入手,可建立主客觀統一之對象的事的科學,如家的事(身份關系制約的主體行動)和國的事(總身份關系及其行動)。

  【注:所謂實事求是,可以看作為主體批判路徑的唯“事”主義。

  要之,是以“批判規定”書寫中國經濟學的脈絡、體系,確立其工作方法以及理論邏輯。這就需要主客體(批判)并舉。

  【注:又之,是需要把這個地基上之建設“科學”視為史書意義的“百科全書”,遂引出“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性質和統一歷史科學之建構取向性。迄今為止的研究人的發展的三種方式是:效用——純粹個人的自由個性、抽象勞動——不自由的人類主體個性以及中國式的“家”和“國”——主體人的具體身份個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間)的成長。既成的經濟理論體系對人的研究是從完全對立的方面進行的。這表明邁向“自由個性”的道路并不能倚靠客體批判體系的完成而一蹴而就。為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必須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之指導核心,而中國政治經濟學亦必須作為“統一之中國經濟學”指導核心的規定。據此梳理“家國社會”到社會主義之歷史成長軌跡,確立《資本論》在中國的特殊理論地位,以整體指導“歷史地批判”工作。鑒于此,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批判”內涵,有學者梳理出中國相應的說法,乃是旨在彰顯“中國行動邏輯”的一個歷史思考。這一說法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變革,即殷周變革、春秋戰國變革和唐宋變革。通過三次社會變革,中國進入三個社會發展階段,即封建社會、世族社會和齊民社會。與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相對應的社會價值思想也經歷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學革命。”(高德步,2016:5)其實,基于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的結合以及中華道統的必然延續,明清以降的中國革命可歸結為“學科革命”類型,這從中國地方志的學科熔爐的工作性質上可以看出(如對“縱不斷線”、“橫不缺項”條目體的確認)。篇幅所限,此處不具體贅述。

  《資本論》副題暗示:《資本論》是從事批判科學之“百科全書”規定。這是把批判作為發展之“歷史定義域”規定,從史書工作靈魂上把握批判和歷史、批判和發展的規定性結合,堅持了理論批判與實踐批判的統一性。所謂從批判規定的高度看待發展邏輯,蓋在于執行“內在地歷史批判”,目的是把發展從邏輯上,——誠如我們揭示了的兩種一般意義的發展邏輯: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再次歸結為“批判”,予以“總體地、辯證地批判”,由此說明社會發展總體邏輯:社會客觀批判——社會主觀批判。在這個地基上建設“科學”,主客觀邏輯必然得以工作統一。既有的批判研究毫無疑問地偏重于“客體批判”方面。這樣,主體批判之以“實踐批判”和“認識批判”身份工作介入,目的是顯露實踐唯物主義規定,彰顯主體性問題,使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邏輯趨于圓滿。同時,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作為“學科方法”規定得以創造性中國運用,亦必然催生新的理論本體和工作本位,促成中華歷史和世界史規定的統一(或毋寧說是“中華歷史路徑下的世界史的重新研究”)??偲饋砜?,這是在王亞南工作地基上前進的理論結果,即沿著“中華資本論”的研究路徑引出“資本主義批判”和“社會主義批判”的深層次理論建設問題。

  亦即,從整全的批判規定出發,在這一語義項下,必須認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樣古老”之理念,建立雙重發展追索認知:物質追索和勞動追索。同時,對公有制邏輯的梳理,既要著眼于“抽象歷史行動”(所謂的私有制的發展與自我揚棄),也要著眼于“具體歷史行動”,考究歷史上公有制建設因素的培育。然則,《資本論》仍舊沒有滿足于對“現實的歷史”的刻畫,而是提升該種刻畫的規定,使之立足了“現實的歷史”批判(參看《保衛<資本論>》第一章)。從批判出發,根本拒絕了知識演繹,摒除了邏輯起點假設妄想。既研究“客體批判”,也研究“主體批判”,就迫使我們系統研究人類發展意蘊的“全史”和機制構造作用的“整史”。這是“實踐化的”(行動的和活歷史的)批判規定:既窮究物質發展的全部可能性,也窮究人的全面發展,而滿足了對于發展類型(或曰“歷史前進道路”)的全面追索性。經濟形態社會構造總示意如圖1所示。

  

  圖1表明了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的“總體關系”。它主要告訴我們,《資本論》完結的是商品經濟形態的大寫字母的社會發展邏輯,扼要說明的是“商品-資本批判”(以勞動二重性為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

  【注:相關論述參閱《保衛<資本論>》首版后,作者發表的文章:《<資本論>的藝術高度:社會客觀批判——關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歷史辯證法》(許光偉,2016a)。

  對這一歷史辯證法高度的工作發掘存乎于《資本論》結構秘密的發現中。概要而言,《資本論》結構的發生伴隨著馬克思勞動二重性思想史杷梳的認識進程的不斷深化,即主客觀邏輯的相互輝映,使得《資本論》結構定格于客觀史與思維統一,以至于能夠體現“中華事的科學”工作意蘊(《保衛<資本論>》修訂版序言闡明了這一點)。

  【注:研究表明,這是中華史書工作體式的突出特征。具體觀點探討,參閱拙作:《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許光偉,2017a)。

  進一步,《保衛<資本論>》以“12部史”總括《資本論》邏輯,乃是對“中學歐漸-歐學西漸-西學東漸-新中學再造”學術擴張鏈條的更大程度上的工作提煉。這樣我們能夠理解:馬克思為什么把工作基點置放于“客體批判”,而對“主體批判”似乎存而不論,乃是突出“物質發展”對“勞動發展”的領銜性。在這樣的工作語境中,唯物主義的問題被突出,客體辯證法被突出,個人本位的身份關系被鎖定了,財產關系圖景整體烘托出來,于是突出地要求我們剖析階級行動架構下的由單一財產關系所帶來的經濟必然性問題。順著這種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思路,《資本論》并且要求把商品生產關系在定義域上設定為“財產關系”。這樣,和“身份的具體統治”完全相反,資本主義社會所完成的是有關于財產運動與構造的社會統治,——亦即,形成所謂“財產的抽象統治”。(許光偉,2016b)這是馬克思以“勞動發展”替代“人的發展”術語,安排資本批判邏輯的緣由,因為,資本社會似乎完全表現為物象化社會,人的能力為物的能力的發展所掩埋。

  【注:物象理性的流行代表一種“關系存在論”的訴求,仿佛主客的二元對立可通過“幻想的利益契約”達成和解。“這顯然是胡塞爾-海德格爾的話語”,并且,“廣松涉將物化詮釋為物象化的思路,是將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鏈接起來的重要一步。”顯然,“這是對物象化理論的一種邏輯泛化”,“似乎在馬克思那里,全部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物象化理論及其展開。”(張一兵,2008)

  勞動二重性界說商品生產勞動之發展規定性:一方面,抽象勞動以具體勞動為基礎,另一方面,社會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外化表現——以抽象勞動為基礎的“具體化的社會有用勞動”。于是,“人的發展”隸屬于商品生產勞動規定,它的發展特性具體化在“勞動發展”特殊規定性當中了。

  【注:“物質發展”對“勞動發展”進而人的發展本身的社會掩蓋性,可用廣松涉的這一信條加以表達:“商品世界是人類全部生活世界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特殊方面,對商品世界的存在結構的揭示為我們分析全部世界的存在結構提供了一個范本。”這顯然是存在論的話語。結局是,“廣松涉并不想僅僅滿足于對商品世界內在結構的揭示,他還想尋找到全部生活世界的內在結構及其解釋原則。”于是,“廣松涉解讀馬克思《資本論》并不僅僅想澄清《資本論》本身的思想,其最終目的是想揭示全部生活世界的物象化結構。在廣松涉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區別的根源就在于兩者持有不同的研究立場:‘當事者的立場’與‘學理的立場’。所謂‘從當事者的立場’指的是研究者自覺地將意識與商品交換活動中的當事者保持一致,而‘從學理的立場’指的則是研究者自覺地將自己的意識與當事者分離開來。”(王慶豐等,2016)

  看歷史共有三種角度或路徑:從歷史角度、從政治角度、從學術角度,三者有機統一謂為完全意義“看歷史”??腕w批判之最終工作目的仍然為了凸顯“馬克思主義人學”。在身份發展、財產發展替代人本身的發展的史前階段,勞動發展受到整體束縛。勞動并不能自主發展,體現為和物質之間的不能自由結合。在此情勢下,馬克思的生產方式范疇是客觀統一“主體發展”和“客體發展”之歷史規定,而根本否決了“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等等虛妄說法。人的活動的二重性,而非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乃是人本身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和過渡的行動地基與社會生成規定的活動過程。作為一重因素,商品之物絕非純自然之物,那種把商品的物的體系說成“人的自然性”反映的認識,是把財產關系的客觀規定庸俗化、一般化了。于是被動地接受這樣的本體建構理論:“‘本體論’不是關于思維規定的‘存在論’,而是反思思維規定的‘存在論’;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論’,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論’;不是‘現實性’的‘存在論’,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論’。這種‘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論’,不是一般意義的‘對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義的‘對思想的前提批判’。”(孫正聿,2016)

  同樣,混淆物化和主體身份(所謂“人化”)的結果是導致主客體行動的被高度同質化處理,由此認同下屬思想:(1)“人類社會勞動的‘物化’也就是自然物質的‘人化’,二者是同一過程。”(2)“被物化的人的生命及其生產力、被物化的社會生產關系(而不是脫離的抽象的生產關系),我們稱為‘社會物質’,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中所說的‘物質’。”例如說,“物化勞動——包括作為當下社會實踐條件的既往剩余勞動的物質積累和在其支配下正在進行的活勞動本身,正是‘社會化的物質’(簡稱‘社會物質’)。”如此追索下來,立在勞動二重性背后的似乎就是“物質二重性”。“社會物質”的二重性被塑造為“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所謂‘社會物質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會物質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質的具體形態),同時又具有社會性,即其負載著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的紐帶。”更甚者,資產階級的物象二重性被正面塑造為“社會物質二重性”!!而這就意味著,“《資本論》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觀基礎上。不理解社會物質的二重性,就無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從而無法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更無法理解資本的本質。社會二重性的觀念猶如一根紅線貫穿在整個《資本論》理論體系中,這是我們理解《資本論》的一把鑰匙。”(魯品越,2015:99-108)

  上述對于二重性的錯誤認識,是把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的原則區別忽略了,而要把客體方面的二重規定直接說成主體性質的反映,或者倒過來,硬是把主體人的活動屬性描繪成客體物質的性質。但顯然,社會關系并不會自動承載于自然物質性之上,同時,人也不可能成為獨立的自然存在,所謂人“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的說法,是指認人的客體性而言的,人作為主體始終“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作為“社會關系(規定)”而存在。猶如這樣的說法:“勞動的社會性質表明,人的社會性……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體現在商品的交換價值及其所蘊含的人的抽象勞動之中。”(孫正聿,2014)

  這些都是財產關系的規定被唯一化和主觀批判化所導致。例如說,物化勞動寫就了“資本主義之社會物質”,這是特殊物質,即物化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物化生產關系是針對“財產的生產關系”定義域而言的,并非適用主體本身。馬克思反復強調:“處于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對象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馬克思,2004:65)

  【注:馬克思,2004,《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商品由使用價值客體和價值客體構成,——這是一個“客體化”的世界,需要由客體批判開始,它通過物質的發展釋放“勞動自由”,從而可能為“人的全面發展”奠立真正的基礎。歸根結底,勞動二重性必須被看作客觀的理論史邏輯。所以盡管我們承認,勞動二重性學說同時是馬克思的“主觀思維過程”,——尤其是就它和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進行思想斗爭這一點來講(這個學說可看作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不懈批判后所取得的歷史認識論成果),但就性質而言,它是對“客觀史”的整體反映,因而蘊涵整個經濟形態二重性規定的秘密,在高度上指導著馬克思批判與理論建構工作的全局。

  【注:這是《保衛<資本論>》開辟兩個專章(第四章、第十九章)討論“勞動一般”和“生產一般”的理論目的。因為勞動一般和生產一般這兩個工作用語,說到底是闡明了“存在者規定”的形成。

  【注:例如《保衛<資本論>》中,我們提及馬克思向“事的科學”進軍的決心:“在亞·斯密那里,活動還沒有解放,還不是自由的,還沒有擺脫自然的束縛,還沒有擺脫物。”“在亞·斯密那里,人還在崇拜自己的創造物,所談的還是某種一定的物,在他活動之外的物。”但是,“在李嘉圖那里,人處處要和自己的生產率打交道。(馬克思、恩格斯,1974:115)

  要之,全部的批判邏輯包括了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兩方面的客觀內容。而對前者的把握最終需要落實到“以人為本”行動方略上來,在對后者的把握上是需要認清危機的形態發生學原理:以發生學作為辯證法的工作形態把握“個別生產部門上升為社會生產總體”(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路徑——以此把握危機發生和成長的“實踐態”(生理-病理發生態),把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當代特質性(生產危機-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的連鎖作用鏈條與經濟系統表現),并以總形態與總性態分析統一之(這意味著流通領域必須從屬于生產的辯證發展),切近全球化危機治理。然則,是需要我們認識到,“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資本論》的偉大發展”,而社會主義當代本質就“在克服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過程中不斷生成。”(魯品越,2016,第二版自序:3-11)

  同時,也就需要切實認清:“社會經濟發展是‘以人為本’還是‘以資本為本’,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又一根本區別。”(魯品越,2016:485)

  這項工作唯其“深刻”,在于從歷史發展全局查明了“物質生產和它所包含的關系”:主體人的發展的活動二重性,而毋寧說它在商品經濟形態系統中就表現為“勞動的二重性”(下文還要繼續探討這個話題)。據此指明:資產階級社會由于迫使勞動的這兩方面性質(有用勞動和人類勞動)的對立的深化,而加劇了主體自身體系的分裂,促成勞動的二重社會發展,遭致“經濟矛盾”日益嚴重之歷史后果。

  【注:說些額外的話,《<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言明馬克思當時以“條目體”——所謂的《六分冊計劃》,總攬“商品-資本”之研究。后改以《資本論》四卷結構體式,這樣說來,《資本論》乃是一巨型的“資本條目”,而又以同樣巨型的“商品條目”為基礎,實現了邏輯批判意義的“史通”。蓋言“資本論”,以商品批判資本也,復求商品批判之歷史規定,于是得到“商品-資本批判”的全體理論。

  【注: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工作內容上可確定為“實踐地批判”、“總體地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以及“全面地(認識)批判”,而統領以“歷史地批判”和“辯證地批判”;其中,“歷史地批判”指示客觀行動,“辯證地批判”指示方法的規定。政治經濟學批判據此在規定上合成為“學科方法”和批判學科的特殊工作方法邏輯。并且,其提升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以區別于一般理論,如此方能明白這一點:“《資本論》的科學批判與正面的研究再現相輔相成”,乃至于可以一般地說,“無論是正標題還是副標題,都包含著批判。從其實際內容看,正、副標題之間的距離并不像一般情況下字面意義所表示的那樣大。從字面看,正副標題的研究各有側重,是兩種不同的維度。但從實際實施看,前者反映的自我批判又構成后者的重要內容。”并且,“在馬克思看來,這兩者其實是可以通約的。”作為新近文獻的一個代表,陳俊明教授適時提出一種觀點:政治經濟學批判也是“《資本論》的重要理論”,即“如果說,資產階級學者創立了《政治經濟學》,那么,《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理論”;這種理論(作為“科學批判”)是全方位的、全新的:例如說,“《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解構”(有特定的機制和手法),“《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清理,是篩選”,“《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比較”,“《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分析”,“《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深入評析”,“《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揚棄”,“《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精、準、狠的打擊,而且對準對方的要害、根本而發力,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宣戰”,以及“《資本論》的科學批判是不斷地演變、取代”等等。即可以說是“不僅針對了客觀對象本身(包括資本家的行為),針對了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內容,還針對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批判。”(陳俊明,2017)從“既要批判,也要建設”的立場看,上述觀點與分析理路毋寧說成是“理論”和“方法”的雙重建構觀,從而升華了條目體向以工作條目為底蘊和內容的章節體裁的知識理論敘述“過渡”的行動內涵。毋庸諱言,作為方法規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乃是“特殊的理論”,達成陳俊明教授(2017)的指認:“正是在這些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了系統、歷史而科學的經濟理論。”但同時,方法論意義又是獨立的,即“批判歸根結底集中于‘本體論批判’”,“一句話,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內在于社會客觀批判體系的建構。”(許光偉,2014,寫在前面:17)以方法態的理論思考中國,則要把中華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內涵上判別為“主體行動”,從而認識到中華社會歷史的力量在于“主體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馬克思沉默”的不足性,就是說,認識到:“政治經濟學遵循‘廣義→狹義→總體’生長運動規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學科方法”;“然則,批判是對發展的詮釋。”我們需要以此為工作啟航,以時代為感召,澄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蘊涵的真正的學科邏輯,并且,“這總體就是《資本論》的‘在中國’。”(許光偉,2017b)

  

  概言之,歷史研究注重貫通之法。貫通是“縱通”、“橫通”的總和說法。所謂:“今之專史、斷代史都可屬于橫通”,“橫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立價值,前提是不作井底之蛙”,概言之,“通史的‘通’為綜合性的‘縱’通”,“縱通也必須建筑在橫通的基礎上,其養料必然來源于橫通的供給,活水源源不絕,再加巧妙經緯,方不至于膚淺漂浮而不落實地。”(王家范,2000,緒言:10)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由此,需要從學科建設和工作邏輯的層面處理好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諸范疇的辯證界劃關系,由于確定了界限,“它不抹殺現實差別”;手段是“構圖”,但在這些過程中,既要防止邏輯主義的作風,又要避免陷入“知識論的解釋學”窠臼。例如說,唯物史觀判定“權力”的依據是由上層建筑而及于生產關系,由生產關系而及于生產力。但不能以“此權力”任意解釋“彼權力”。在如何研究“權力”的問題上,現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似乎陷入了理論窘境:既然生產力作為“第一權力體系”,政治經濟學批判何不優先研究它?其實,這是“客體批判”學科定位和內部研究權屬的分配問題。概言之,是要認識到:“人類史前時期的社會科學研究服從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邏輯,以‘生產關系的客體批判’為工作領銜。這就是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體和客體構成了歷史運動辯證法的主角,但客體批判的力量始終高于主體力量。這種史實摧垮了‘生產力純經濟學’認識神話,但恰當地提出了科學界定‘客體批判’研究性質的問題。”

  【注:深入的分析、邏輯的考量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詳見拙作:《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許光偉,2017c)。

  產品和商品規定性的不同是區分兩種經濟形態的特質性規定。由此,我們需要分析產品和商品的社會構造規范。從批判規定的角度看,產品的構造成分是“物質”(物質產品)和“身份”(社會產品),商品的構造成分是“物質”(使用價值)和“財產”(價值);與前者對應的顯然是“身份統治”歷史世界,與后者對應的顯然是“財產統治”歷史世界。統一二者的則是“生產物”,或曰“社會生成物”(規定)。例如說,“商品是由生產物發展過來的。不論怎樣一件簡單的生產物,如一探究它發展成為商品的全過程,或者,如從一個簡單的商品交換現象中,去探究隱藏在它背后的本質,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的社會關系,作為它形成的現實基礎。它體現著現實的社會關系;同時,還可由它形成的過程,測定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發達水準。”(王亞南,2012:72)

  【注:王亞南,2012,《中國經濟原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因此,產品和商品毋寧被稱作“生成規定”,它們的區別僅僅是生成狀況不同,兩者的對立集中于“身份關系”(社會產品本身)和“財產關系”(社會總產品的生產規定)的社會關系的分野。

  在產品社會的“產品”規定里,產品(生產物)是向著“身份”生成,作為產物——社會身份,即代表了一定共同體的結構。在商品社會的“商品”規定里,“財產”是向著“社會總產品的規定”生成,即規定性貫徹于使用價值為“價值”(通常是“價值量”)所社會驅使的機制中。對于財產統治系統而言,全部的聚焦點是落在“總商品”的生成規定之上。在商品中,價值量是屬于總商品的規定性,而在產品中,量的規定直接隸屬于身份關系。前者突出了客體,后者只是突出主體;前者通過“二因素構造”(以一種分裂的方式產生)講明自身的中心內容是“社會總產品生成”,后者則只是表明自身的中心內容始終是“共同體本身”。換言之,“價值”乃是代表了客體的社會生成性,而身份關系本身就是主體的直接生成性。商品作為存在——無論自然物質存在抑或社會存在,由總商品的存在者進行規定的賦給,相反,產品作為存在,在規定上仍然導源于共同體形態的存在者,或毋寧說,它本身就是決定或表征社會身份的“共同體的某種結構”。所以如果我們把使用價值的規定指派給“產品”,那么,這不過是說產品商品仍然通過“生產物的規定”進行貫通,由物的地基上產生不同的“事的科學”。這正是一種貫通。也許是出于此種考慮,廣松涉認為:“在科學的哲學形成之后,馬克思恩格斯都盡可能地去克服舊哲學的二元模式,而確證科學實踐關系基礎上的主體際性。”“甚至,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后來的論著中很少用‘主體-客體’這一對范疇,因為這對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資產階級哲學構架的基本規定。”(張一兵,2003)

  生成運動方向的不同嚴格隔開了上述“產品”和“商品”的規定:一者支持和代表的是超市民力量的“共同體社會”,一者則直接代表“市民經濟系統”;而這就是“族民社會”和“市民社會”彼此的對峙,導致我們必須在“對峙”高度上,看待它們的統一與結合。說到底,是認識到兩種機制分別促成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類型:共同體解體狀態的發展和共同體“未解體狀態”及其發展。

  關于共同體“未解體狀態”(實則是身份關系系統的自我構造)和“解體狀態”(實則是財產關系系統的生成)并存的論述,由所有制歷史結構——產品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的界說所發起。它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狹義上的“所有制”指的是“身份關系”和“財產關系”的運動構造的統一。其中,產品既是特殊身份關系下的直接勞動的產物,又以“社會身份”的獲得性作為消費之實現;與之不同,商品是一定歷史財產關系下的勞動產物,是合并了的社會同質的“財產身份”。因此,產品和商品應當看成是與“原始共同體勞動”相對立,分別按照不同道路發展起來的勞動產物形式。原始共同體與其說是“無所有制”的人類組織,毋寧說成處于所有制之生成階段。之后,人類社會經濟形態以“身份勞動”之所有制發展類型以及“財產勞動”之所有制發展類型的歷史并存為所有制結構基本體式。所謂“身份勞動所有制”,相應就是對“身份所有制”實質內容的指認罷了。同樣,我們亦可以說,“財產勞動所有制”不過指示了“財產所有制”的內涵邏輯和實質內容。商品的本質乃是作為批判規定的“財產勞動”。馬克思試圖基于主體方面發掘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內容,故而有“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的命名。勞動在一定社會結構(無論身份統治或財產統治)下的“非自主成長”,構成經濟形態所有制的特質性規定。為此,《資本論》所著重梳理的歷史邏輯關系是“共同體形成——所有制發展——共同體重建”,這一發展架構整體鎖定了主體和客體辯證互系的歷史空間。關于共同體“未解體狀態”的發展(中國井田制的長期存續即是一個證明),邏輯上的要義則是分析“家有制”:它的歷史源起和發展流變。

  【注:井田制后來的轉化形式是均田制度。例如有這樣一種說法:“均田是郡縣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則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因此,直到中唐以前,這種制度在中國一直是處于實際存續狀態的。中唐兩稅制實施以后,中國步入“專制國家治理時代”,由此,“論中央政府之組織,結束了上半段歷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尚書六部制……論租稅制度,結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貢分項征收制,而開創了下半段的單一稅收制。”于是,“漢以后有唐,唐以后卻再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有聲色、那樣值得我們崇重欣羨的朝代或時期了,那也是值得我們警惕注意的。”或許,“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錢穆,2005:53、65-66)

  【注:此處分析,詳見《保衛<資本論>》首版后筆者撰寫的專文:《論中華所有制問題——<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關系域內的討論》(許光偉,2017d)。

  在產品社會下,產品以“身份”相互對立,產品一方面是“社會的”、“合類的”(合身份之類),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社會加總,這阻礙了生產力發展。但是,它直接提升主體的能力。方便起見,我們從“知識帷幕”的角度,把由崗位-合作的路徑上生發出來的物質交往活動稱為“系統I”;這意味著產品生成規定體現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維度上,人的實踐能力或生產勞動能力遂體現于作業崗位的合作過程。與此同時,從“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換的路徑上生發出來的物質交往活動稱為“系統II”;對應地看,這當然意味著產品生成規定是體現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藝)的中心維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藝學定制的勞動分工過程。系統I、系統II是工藝并存的,簡單而言,一者和合作型勞動關系接通,一者則和非合作型勞動關系接通。這可以視為馬克思《資本論》鎖定演化路徑:系統I→系統II,并把客體批判邏輯建基于“系統II”討論經濟必然性問題的內在根據。亦即就本質而論,系統I和系統II:一者是人對物質條件的占有,一者則剛好反過來,乃是物質條件對人本身實施占有活動的發展規定,從而在后者當中,主體并入了客體的規定,一句話,主體“客體化”了。(許光偉,2017c)

  在產品構造與商品構造并存的社會系統中,需要深層地把握勞動規定的貫通性。相比之下,家有制所根據的是“系統I”的生產力基礎,因而與“個人本位”不同,其強調的是“家本位”。“家”既是主體,亦是主體身份(一種具體類型的生產關系范疇),后者指示占有者身份,即“家身份關系”。相應,所謂“家工作本位”,指示這樣一種研究:對占有者身份的社會狀況及其歷史演進的路徑進行系統探究。這樣看來,社會統治的基層單位是“家生產機構”或“家組織”,其投入和產出分別是直接占有生產條件的“準服役式的勞動力”和“家產品”。同時,“家產品”和作為“商品”的社會產品是可以混雜的,這樣方便了前者從后者那里獲得經濟的量的規定性,從而使得家有制對商品私有制具有了兼容性質。

  【注:且莫論中國的早期經濟理論與實踐經典《管子》實際上早已總結出指導商品經濟發展的諸種規律,就其開創的“輕重之論”,和漢王朝開始鞏固起來的以“重農抑商”為核心內容的“本末之學”在中國從來并駕而行,在政策上互為倚仗、互為補充,從側面反映出“士農”和“工商”的社會結合性?!侗Pl<資本論>》(2017)序言指出:所謂“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的自由個性”,盡管兼顧了客體基礎,主要是相對主體發展狀況而言的,而所謂“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盡管也兼顧主體,則主要是相對客體發展狀況而言的。兩條路徑在中國同樣是歷史匹配的,兩廂對出,空間并存并結合,從中可觀察到家有制和小商品私有制關系上的水乳交融性。就性質而言,這是集中化的“身份所有制”和分散化的“財產所有制”的社會耦合。

  

(二)承

 

  我們繼續討論歷史研究中的貫通法,并試圖引申出有價值的結論。中國歷史有“身份的貨幣”(官錢)和“財產的貨幣”(私錢),它們的長期共存實際是一種貫通。在工作邏輯上,這和中國土地制度的“公私貫通”(所謂“官田”和“民田”并存:井田制、均田制、授田制、占田制、屯田制、佃農制度的歷史交替承續發展以及土地獨壟和土地交易的并存)是內涵一致的,或者說,前者毋寧是后者的經濟表現?!侗Pl<資本論>》“寫在前面”中,我們已就研究方法和學科建設高度強調了“貫通之法”,蓋因中國之學,貴在“求通”。猶如梁啟超先生所言:“能常常注意關系,才可以成通學。”又曰:“歷史者,因時際空際之關系而發生意義者也。”(錢基博,2013:331、546)

  然則就中國而論,要在認識到,“社會三大系統:政治、經濟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臨下,包容并支配著經濟和文化,造成了所謂‘政治一體化’的特殊結構類型。經濟是大國政治的經濟,即著眼于大國專制集權體制的經濟,私人經濟沒有獨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倫理化的文化,著眼于大國專制一統為主旨的意識形態整合的功能。”(王家范,2000:11-12)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概言之,“中國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先是中原的中國。中原的中國經秦漢一統,成為中國的中國;中國的中國經由與印度、日本等接觸,成為亞洲的中國;近世以來,中國進入世界舞臺,與歐美競爭,而成為世界的中國。”(梁啟超語)這些歷史特性凸顯了身份的“行動圖型”。

  無獨有偶,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客體與主體之實踐態的“互系觀”。馬克思認為,舊唯物主義只關心物質直觀,不關心主體人的行動性和觀念的能動性、超越性,而唯心主義卻只關注于觀念的超越性(或曰“虛擬的批判”)而不關注現實物質世界本身。行動的標準是歷史實踐。馬克思據此指出上述兩者都是獨斷的,而拒絕單一維度的“客體詮釋學”。貫通者,以通變求互系也。拿勞動為例,就是因為“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導致:“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馬克思、恩格斯,1995a:22)

  【注:馬克思、恩格斯,1995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所以,商品生產勞動之“二重性”非勞動固有屬性,乃貫通之變也。換言之,勞動二重性之“通變”,是作為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獲得“互系性規定”的內在根據,由此,使二者合成為一個社會統一的規定:商品體。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專指“勞動二重性”,乃總商品規定之謂也:互系而通變。此是通商品“古今之事”的通史規定也。

  【注:既是“直通”(指“具體”和“抽象”的連體勞動規定),也是“旁通”(即:具體有用勞動根本上代表的是物質生產方式規定——歷史中“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而人類抽象勞動根本上代表的是社會生產方式規定——歷史中“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此乃“會通”也。

  于是,《保衛<資本論>》全書中四處強調了:二重性規定是用來說明研究對象工作邏輯的,核心是說明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生產方式之工作鏈條。例如說,商品生產勞動具有“具體屬性”,不過是確證歷史對象存在系統的生成論基礎,——在這一點上,它和物質身份的勞動貫通,而指認商品生產勞動具有“抽象屬性”,則不過是指向社會財產關系對象之存在系統。概括地說,前者的本質是“生成”規定,后者的本質是“結構化”規定。從而,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必須被視為連體的社會歷史規定,是側重于前者向后者生成的“生產方式”運動和作為后者之運動外化和結構化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貫通兩者的仍然是生產方式,尤其物質生產方式本身。

  【注:簡言之,所謂勞動“二重性”,要在從一定物質生產方式中升華出勞動二重發展之商品生產的社會方式。于是,商品生產的研究對象=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這樣的認識結構的等同化是主客觀邏輯統一、歷史和思維統一的內在要求。由此,也就需要我們認識到,“沿著直線性的歷史時間軸前進式地展開歷史的規律性這個表象本身具有特殊的現代性。”(廣松涉:2003:264)

  傳統社會(傳統農業為主的社會)與現代社會(現代工業為主的社會)同步發展的史實,——這一點,在中國特別是如此,要求的是“綜合歷史時間觀”。這迫使我們尋求“另類的勞動二重性”規定。當馬克思言說“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時,早已意味著此種意義,但必須承認:此“勞動的二重性”非彼“勞動的二重性”也!商品社會的“勞動二重性”對應的主體概念是“市民”——個人化的社會主體。例如,黑格爾“把‘市民社會’描述成交織著利己主義個人欲望的世界”,“黑格爾的用語佶屈聱牙,不過歸結起來就是:‘市民社會’就是利己的個人通過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間接滿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這么一來,在《法哲學》中,‘市民社會’已不是‘國家’的同義詞,屬于與之儼然區分開來的經濟活動領域。”進一步,望月清司系統化了這一概念:

  他從馬克思的諸多著作中提煉出了“世界史的大致輪廓”,即“本源的共同體(=不存在中介的利益結構的共同社會)→利益化的市民社會(=共同社會性質的聯合勞動或分工導致異化的利益社會)→未來的共同社會(利益社會化的、自由人自覺的共同社會)”,再從這個“馬克思歷史理論”中提煉出“三個層面的市民社會的規定”。第一個是“‘整個歷史的真正煉爐’、作為‘從生產和交換中直接形成的社會組織’的市民社會”;第二個是“在貨幣地租的交易形態下,初始階段小規模自由業主們進行交往的利益共同社會(所謂原始的市民社會)”;第三個是“作為資本家社會轉變形態的‘市民社會’。”(植村邦彥,2014:65、158)

  【注:植村邦彥,2014,《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概括地說,一者和財產制聯結,一者和身份制聯結,相生相克!然而,這種“另外的勞動的二重性”規定類型絕非以社會客體的二重規定為表現。由于物質身份下的勞動直接顯露主體的物質個性,特定社會身份下的勞動則展露主體的“社會個性”,“另外的勞動的二重性”就應該是顯性的社會主體的“活動二重性”,——和建立在客體批判基礎上的商品的生產勞動二重性規定相對?,F在的問題是,主體活動的這“另外的二重性”類型是否也可以稱作“勞動二重性”,例如說成是“產品的生產勞動二重性”??我們看到,“兩種勞動”(身份勞動、財產勞動)二重性類型都和主體活動相關,但區別也很明顯:一者是物的關系以“人”為中心的聯結,一者是人的關系以“物”為中心的聯結;一者的目的性體現于“物質個性”(與主體聯系的物質發展個性,即所謂的“人化”),一者的目的性體現于“勞動個性”(與客體聯系的勞動發展個性,即所謂的“物化”);以及一者的生理耗費活動和方式僅屬于社會具體類型,而一者的生理耗費活動和方式本質上屬于人類社會的抽象類型,等等。概言之,“產品生產勞動”的對象性規定更多和主體人的活動直接相關,而沒有形成獨特的“物化現象”,這使得勞動范疇更加地不社會獨立,——盡管它在生產狀態上是“活動自由的”。此種狀態下勞動的發展直接依存于主體身份,或者毋寧說正是主體身份的二重發展牽引著人的技能和勞動素質的提高。毫無疑問,這是“主體側”的生產力。對于主體側的活動性質,以“主體身份”命名,更能把握其發展上的特質性。勞動者作為身份主體主導物質生產活動,身份規定中同時包含了勞動關系;亦即,對勞動者而言,勞動本身并不分裂,他們把自己的物質個性放在自己的社會勞動過程中,只是身份的分裂運動(一方面作為“物質身份”、一方面作為特定類型的“社會身份”),使之感到自己主體地位的卑微。對所謂產品生產的“二重性”而言,主體活動的二重屬性是完全顯露出來了,而實際的“勞動的二重性”則是隱性的,或干脆說隱身于主體的身份活動。

  與之相反,商品生產勞動的活動“二重性”是隱性的,或者說,它隱形于“客體側”的生產力中。首先,勞動者主體是“隱形的社會主體”,他們最終要變身為“物化勞動”。其勞動個性(與客體聯系的“功能個性”)被統一和標準化的工藝學所尺度,作為“物質的活動”,乃是從主體的對象化角度看到的“特殊物質個性”;而從他們作為“物化勞動”的角度看,主體的對象性成為了價值的對象性,只是以這個迂回的尺度,他們社會等同。他們最終失去了自己活動的個性,尤其社會個性以及社會活動的個性。其次,勞動者身份的等同化,使其勞動“合類”,這樣,和產品社會中“合類性規定”由產品本身的性質(內在的驅動因素是“身份”)提供不同,主體的勞動——作為差別化的“物質個性勞動”和等同化的“社會個性勞動”——直接設定了價值社會學意義的“合類性”。商品社會中,合類性根源于勞動,但勞動合類性是必然性的規定,處于非自由狀態。這驅使我們在批判的路徑上審視該種歷史勞動類型的發展,直接稱呼其為“勞動的二重性”。顯然,勞動的二重發展醞釀了二元化階級對抗結構。就是說,真正的“物質解放運動”是由“勞動的二重性”提供的,它首次把勞動以對立的方式置于財產規定中,從而真正激活了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毫無疑問,這是勞動本體論(應從“批判”的意義上理解這一術語)的工作地基。

  身份本位和勞動本體,這是主體側與客體側生產力發展的相得益彰的規定所在,然而,必須從批判的進路上將兩者真正結合起來。據之,我們談論主體人的物質身份活動(或者說物質身份活動向度的勞動)對于“物質”的創造性、主體人的社會身份活動(或者說社會身份活動向度的勞動)對于“身份產品”的創造性,以及主體人的有用物質勞動對于“使用價值”的創造性和人類抽象勞動對于“價值”的創造性,此四維的創造活動必然歷史地結合起來考察,又必須現實地結合,以發掘勞動和物質自由結合之歷史成長力量。歸根結底,馬克思說的“體現于……勞動的二重性”句式所指示的發展向度的意義,應該就是“人的活動的二重性”的歷史轉化表現,從而,需要越出純工藝學的范疇重新考察人類學基礎,尋找更廣泛的人的合類性規定。要之,必須認識到,產品的“兩因素”同樣是類規定的存在者,其類的性質和類的量,實際反映的就是身份勞動的特殊質和量。物質身份勞動產生特殊物的規定,與之契合的各種社會身份類型主體的勞動(即“社會身份勞動”)生出產品的“社會身份”規定,使產品成為“社會產品”。產品和商品和而不同。我們在強調“產品變商品”的同時,必須加強對產品社會經濟功能的基礎作用及制度基礎設施的研究。同時,必須認識到,無論“身份二重性”(主體人勞作時的物質身份和社會身份)抑或“勞動二重性”(主體人作為“物質勞動”和“社會財產的勞動”的二重規定),其源頭和發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動二重性”;它們互為工作規定的對立面,由此完結了行動主體的不同經濟性質。

  主體人的活動二重性——物質主體(行動)和社會主體(行動)——是直截了當的“行動二重性”(把主體視為“行動”規定)。勞動者的身份行動規定則構成對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的“正面理論出擊”。它所對應的主體概念是“族民”及其衍生的組織化、社會化的主體關系。從而產品,既是物質產品,是物質產品在人類學意義上的直接的發展,也是主體的個性化身份關系的發展載體,是“身份產品”,是社會合類的勞動人學基礎。

  【注:這樣才能說明從物質生產方式中升騰出來的“中華社會生產方式”,所謂“無為而為”(無生有的發生學邏輯,或者說行動邏輯),所謂“陰陽”、所謂“體用”(母子工作思維和語言),所謂“泱泱大國”、所謂“大一統”(家國占有關系的主導性),所謂“中庸之道”(居中而用,即,中者尋求標準也,庸者善用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體行動路線和方略),都因應了上述生產方式的概念,從而醞釀了生生不息發展的中華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體間的合作交往關系。

  這樣的架構在支持“商品批判——資本批判”之揚棄工作同時,著力培育“產品批判——社會主體批判(勞動批判)”之工作路徑,從中升華出真正意義的現代主體活動規定。在這一語境下,我們品讀“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之研究意蘊,所謂:

  在繼承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領域的活勞動創造價值的基礎上,獨特地提出和論證了“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指出凡是能夠提供文化商品(精神商品)的勞動都創造價值,凡是直接為生產性企業提供某種生產性服務的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創造價值,凡是與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直接有關的非物質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程恩富、顧鈺民,2001)

  第一,從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尤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依據看,形成“社會總產品”的來源渠道是雙軌的:“身份產品”和“總商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社會的“產品”在獲得價值表現上不僅程度加深,而且范圍越來越廣,使得我們需要用更大口徑的“總產品概念”來囊括這些內容。由此,價值創造會突破物質生產領域,整體進入“非物質生產領域”。這首先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以“特殊的身份”直接或間接地生產或提供了“社會產品”和“產品服務”;其次是因為社會主義總價值的核算與分配遵循了特殊規律。這就提示我們注意“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和“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的區分。對于深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前提需要重視,否則,“往往把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的標準不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地加以混用,或把馬克思(理論中)剩余價值的創造和價值的創造混為一談,結果造成很多的錯誤。”(張建君,2002:90)

  第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有其特殊社會歷史背景和主體成長內涵。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缺乏獨立體系勞動力商品之理論與實踐土壤,毋寧說,我們是一個“主體社會”(主體性規定極其復雜)的國度。

  【注:要之,中國有特殊的勞役制度和工匠制度。中國勞役或徭役主體和士農工商主體歷史地并駕前行。中國古代役重于賦。秦統一后,勞役更為劇增。漢王朝建立后,徭役始大為減輕。封建租稅的演變趨勢與規律是由勞役形態向實物形態再由實物形態向貨幣形態的發展,轉化過程極為艱難。公元780年,唐楊炎實行兩稅法改革,把租庸調中的“庸”和“調”都改以貨幣繳納。于是,雇工勞動開始代替徭役勞動;但以后兩稅和徭役正式分開,兩稅之外,百姓尚要負擔徭役和差役。迄至明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1581年),實行賦役合一,將各類徭役隨田賦一起征收,推行按田畝征收的貨幣稅,才結束了沿襲2000多年的勞役稅、實物稅、貨幣稅并行的賦役制度,“勞役”從法理制度上從此消失。但實踐上,賦外之役仍然不時地加到勞動人民頭上,百姓并未擺脫役者之苦。綜上所列,役者(庸者)和士農工商,委實為中國五大社會主體;可謂域中有五大:曰道大,曰天大,曰地大,曰王大,曰人大,人者主體也。主體中“庸”(役者)最大,他們又是中國歷史上特殊規定性“勞動力商品”之變種——未擺脫身份關系束縛的勞動力出賣者,在這后一層意義上,工匠制度顯然也包括在中國勞役制度范疇之內。

  再如我們提到《中國經濟原論》強調的:“商品是一個歷史的經濟形態”,“商品是由生產物發展過來的”、“當生產物轉化成了商品,貼上了商品的簽標,它就與生產物是處于對立的地位”,而“多年以來,中國社會正經驗著同一的、但卻復雜得多的事態。”(王亞南,2007:882-883)

  【注:王亞南,2007:《王亞南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要之,從民族行動與社會共同體的商品經濟特性看,“在中國社會史演變過程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的歷史,是比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歷史要古舊得多的。鴉片戰爭以后,土地自由買賣的傳統拘束和法定規制,已更大大減輕作用了;同時,勞動力以商品姿態出現的事實,亦從脫去封建的行業束縛的消極方面和開拓有效市場的積極方面,得到了支持。舶來商品、大炮及各種現代意識,在從物質精神兩方面促成中國舊社會的分解。于是在工業上、在農業上,就廣泛地存在著雇傭勞動。土地自由買賣以外的社會條件被產生出來,勞動力就以商品的姿態而出現了。”以近代中國勞動力商品出現的事例為史實根據,使得王亞南能給出具體性結論:“商品要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頻繁、如何大規模地出現于市場來決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條件下出現在市場來決定;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在資本關系下生產出來的商品,所謂資本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者為一階級,使用生產資料者為另一階級的關系。”(王亞南,2007:889)

  【注:王亞南,2007:《王亞南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三,關于文化產品(或精神產品)的商品性問題。這首先有一個民族工作內涵問題。主體身份勞動的“物質個性”在身份約束釋放的條件下支持了“社會身份勞動”的橫向度的擴展,從而,它的產品要求特殊的“社會生產資料”身份。其次,單就“客體產品”的性質而論,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劃分以及它們的構成狀態亦有一個民族性內涵在里面。因為對主體身份而言,能力是直接合類的,在多元身份主體參與產品生產并進行市場交換的條件下,財產的客觀標準勢必被突破,而要求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合一型的廣義生產資料的標準規范,以助力主體社會理性目的之實現。其中最為重要的需要考察的一點內容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的性質既需要由客體的角度看待,也更加需要基于主體的角度加以審視,從“如何制造”和“制造什么”兩方面結合的規定性考慮,審訂和“人的全面發展”契合的社會主義社會產品規劃。

  歸根結底,“新的勞動類型”創造“新的社會產品類型”,主體標準和客體標準應該并舉。由“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所釋放的理論思維應該是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品社會”和“商品社會”的價值創造問題的統一。如上指出,由于它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總產品”的發生與實現問題,也就內在關聯了主體行動與活動的“二重性邏輯”,關聯了主體的全體概念和社會主體的全新概念,為社會產品配置運動提供理論依據。

  

(三)轉

 

  

  通的結果是肯定《資本論》是史書,并且是“通史體裁”史書。這啟發我們:既要建立王亞南模本的“中華《資本論》”研究,同時,也要適時創設和推廣“中國批判”范疇。就根本而言,前者的實質性工作還是推廣“中國化”,使“馬克思原創”成為中國方法,后者的工作著力點則是深度挖掘“中國原創”。

  按照順序,我們先對前一方面的內容進行扼要闡述。中國化,是從《資本論》研究中抽象出來并逐漸穩定化的一個民族工作范疇,是“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工作形式、認識形式,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形式,從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與無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與運用看,又是特殊方法論范疇和思維語言工具。概言之,《資本論》具有“體”、“學”、“用”層面的系統規定:(1)《資本論》對歷史工作本位之強調謂為“體”,即《資本論》的總體歷史規定是書寫“百科中的一科”,其建設的批判規定則是破除“現實歷史之存在論”。(2)《資本論》之建立龐大的理論研究架構謂為“學”,即《資本論》之開天辟地,在于建立資本之“通學”,而在商品工作基礎上實現了“傳統”、“現代”的歷史知識打通。(3)《資本論》之強大邏輯工作方法謂為“用”。

  【注:這方面的論述,可參閱《<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基于相關文獻的理論演進路線及比較視角》(許光偉,2017e)。

  總結上述,《資本論》的“學”與“用”大體上說的是“理論”、“方法”、“應用”的三者關系,并且后兩者是把重點放在了“用”的層面,以對邏輯(此處“邏輯”特指方法論和工作邏輯)的“運用”為總攬,它們是體的擴展與流變。“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中國運用以中國批判為地基,是亦體亦用的。就此點意義而言,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確立“世界史”與“民族工作本位”之統一,是一基礎,可據此總攬國史、天下史、世界歷史的規定性統一。

  以之為研究契機和工作切入,我們尋求“原創式創新”。中國批判,是從“時代大用”發端的,是圍繞“中國之用”提出的“體”的層面的建設規定。按照列寧的指示,“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1995:523)

  【注:列寧,1995,《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關于《資本論》的方法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亞南指示給我們的是如下論述:

  人們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始終缺乏理解。他覺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較全面地作一清算。他列舉了許多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后,再從正面介紹了一個俄國經濟學家依據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應用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作的方法論的說明,作了肯定的贊許……上面這五個論點,很全面地說明了馬克思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發展的辯證的方法……我們由此看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講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恩格斯在《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講到的歷史的邏輯的方法,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初版序言中講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過是在他運用這個基本方法即辯證方法當中,在特定場合,處理特定問題或安排敘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體的做法罷了。(王亞南,2007:522-523)

  王亞南先生認為,俄國評論者的這篇論文包括五個重要論點。【注:《保衛<資本論>》的第六章(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之“重提二版跋”條目)重點提到俄國評論者考夫曼的這個貢獻,并對馬克思所言“我的辯證方法”進行了工作命名。

  除去《保衛<資本論>》已強調過的觀點外,這里再重點提示其余兩個:例如,“他說,馬克思認為,經濟科學的研究,就在發現他從事研究的外部現象的法則,并確定其作用的結果,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各種現象具有一個完成形態,并保持一種可以在一定期間看到的聯系的限度內支配著這各種現象的法則。對于他,更重要的,是現象之變化的法則、發展的法則,由一形態到他一形態,由一種聯系的次序,到另一種聯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則。這種法則一經由他發現,他就要詳細研究這個法則在社會生活上表現出來的各種結果。’”再例如,“他說,馬克思認為,‘以文化為對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識的任何一個形態或結果來做基礎。這就是說,能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范圍,不限于拿事實和觀念來比較對照,卻是拿一個事實和別的事實來比較對照。’”王亞南(2007)

  【注:王亞南,2007:《王亞南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由此才認定:“從上面的說明,我們似乎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以下兩個論點:1.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認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中,都是把辯證方法看作研究資本主義現實關系的‘現實方法’,或研究資本主義基本生產關系的基本方法。這無疑是照應著整體或總的對象,提出總的方法。2.他們對于一切其他從屬于總的方法或辯證方法的方法,則都只是認定它們是分別在一定場合、一定范圍,處理不同問題起著助手的作用。它們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條件限制的。”這顯見是歷史和邏輯的“中國貫通”,乃方法論根本打通意義之工作努力。

  【注:李建平教授將上述“總的方法”細化為如下系統構造:“《資本論》方法作為一個辯證法體系,包含以下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唯物史觀……第二層次是辯證方法,由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兩大部分組成……第三層次是形式邏輯方法和數學方法……第四層次是具體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馬克思把它們移植到政治經濟學中來。”(李建平等,1998)這仍然是直接照應著“研究-敘述”方法的知識體系說的。殊不知,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分肇因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要求,卻不是為了構建體系的需要?!顿Y本論》第一卷出版后,面臨著對它的方法理解很差的遭遇(“遭遇”的原因是人們在《資本論》中努力尋找各種“馬克思的思維”)。作為回應,馬克思在二版跋中,把“敘述方法”相對獨立出來,是對具體思維方式在《資本論》中得到充分應用的肯定;但同時,他重點強調了“研究方法”的工作在先性(例如對“學科”的尋求),強調由對“思維方式”本身的追問——詢問它的如何來、為什么及是什么的狀態或規定,產生出對思維派系主義予以“消滅”的方法規定性來。顯然,這是馬克思自己指認的“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它在本質上只能歸結于“辯證方法”。此辯證方法要害之處是說明具體思維形式或方法(比較、分類、歸納、演繹、分析、綜合、回溯、預測、具體、抽象或概括)的非獨立性,要求優先把握思維的“總體性”與“過程性”。它并且迫使思維形式重新回爐于歷史。故此,學科研究方法就本性而言,不是運用范疇的方法,而在于考究范疇的如何歷史產生及其工作性質,——但解釋學的體系恰好是片面強調了思維形式的獨立性,其通過因果-功能-意圖解釋鏈條技術,使自身墮落為純敘述工作向度的“辯護術”,而徹底拋掉了研究方法規定。據之可以認為,以上闡述開顯了“真正意義的思維科學”的建構路徑——思維對歷史的特殊依賴性以及思維方法與語言間具有特別工作關系的實踐向度性。

  所謂“史無定法”(記述歷史沒有成法)從根本上說,乃是強調“體”“用”并舉的方法邏輯和“體用轉化”意義的工作方式。萬里送行舟,歸雁洛陽邊。周易、通變再到批判的發生學,“中國通史”規定有助于理解客觀意義之“有機主體”變遷性,而烘托出有別于資本批判邏輯的“另一行動圖型”。同時,“我們知道,《資本論》所研究的對象,只限于近代社會的經濟形態,對于這個經濟形態到何處去,雖然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原則,對于這個經濟形態從何處來,雖然也在一定的必要的范圍內,作了一些科學的敘述,但畢竟都不是這部書所要承擔的基本任務。恰好是由于《資本論》作者把他的主要研究任務作了這樣的科學嚴格限制,就使得他的光輝的研究成果,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所建立的科學理論體系,對于資本主義以前和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鎖鑰。”(王亞南,2007:730)

  【注:王亞南,2007:《王亞南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這說明資產階級理論批判規定未必適用于社會主義批判,但它們應可以貫通。同樣,主客觀統一意義之“社會主義批判”亦不局限于既成的客體批判,而要從批判的源頭重新追溯。所謂: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這是中華學科重新發掘的良好契機,亦是“中華科學”重啟重建之時代,乃至是“新時代”對于過往一切時代的再思索以及是整體意義之“繼承的時代”和“開未來的時代”。

  要知道,中華經濟形態文明緣起于主體批判(規定),直接起源是部落文明,演化空間是“部落時代到中國封建時代”(家有制的源起)。這就是《保衛<資本論>》“寫在前面”所申明之中國家本位的要義。家本位與個人本位的“相生相克”,構成經濟社會的思維總綱。其在所有制研究問題上的反映即是全面探討“家有制”的緣起性及之于中華歷史的貫通性。為此,《保衛<資本論>》之寫在前面(初,作為序言用)不啻為“特殊導讀”,要點是解決中國人的如何現代經濟閱讀的問題,而所謂“歷史之經濟學”題旨,亦不過是為了挑明“中國人資格”之歷史文化底蘊。其實質是交代“歷史與行動”的論說主題,并啟動這里的研究主題——“行動與理論”。然則,作為新啟航之工作導論,修訂版“寫在前面”所確定的主題是名副其實的。其引出對知識圖型(所謂“知識圖型”,就是有關于知識邏輯的研究對象構圖)主導知識生產的破除行動,并且,對取消“知識邏輯優先”的理論建構行動進行了總提示。這樣,很方便在此處引出“行動圖型”。顯然,“歷史-行動-理論”的對接(實質內容是“以行動圖型主導知識生產”)完成了對資產階級行為理論的全面改造:既體現了“中國人資格(規定)”,又成功地貫串了“中國邏輯”和“世界邏輯”。這是《保衛<資本論>》的藝術特色所在,求商品社會工作邏輯的“知來者”,而引出了《資本論》中國化域內的批判問題,并真正促成“中國化《資本論》”理論規定之歷史深航!

  具體內容包括:把生產關系的社會構造界說為“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使之行動“圖型”化。這樣在“中國原創”的意蘊上,“另一行動圖型”被確認為產品經濟形態社會之研究對象規定。它的運動和構造鎖定為以下工作鏈條:產品生產方式——身份生產關系——合作型社會交往關系;換言之,前者:以生產行動啟動“以消費為中介的再生產行動”,中者:再生產行動啟動社會產品配置行動,后者:產品配置行動啟動“合作交往行動”。這就內在呼應并“映射”了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研究對象的“運動”和“構造”。后一方面的研究內容被詳細化為:商品生產方式(以生產行動啟動“以交換為中介的再生產行動”)——財產生產關系(再生產行動啟動社會財產流通行動)——非合作的經濟交往關系(流通行動啟動“非合作交往行動”)的整體工作關系。

  【注:關于這種對接關系,我們想舉出恩格斯的一句“判語”來替代繁瑣的邏輯論證:“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恩格斯,1976:499)

  這樣迫使在《保衛<資本論>》全書行將結束的地方,有必要重點談論家有制、國有制工作關系,厘清主體批判的內在歷史理路。

  在談這個問題前,又有必要指出作為史書意蘊之《資本論》的“歷史理論”內涵。作為回顧與前瞻,可以把它明確為關于歷史、階級和行動統一之理論。這驅使我們以“社會客觀批判”藝術高度把握客體批判的規定整體,同時,亦十分注重于發掘主體對客體的依賴性發展這一“歷史客觀”內涵。蓋因沒放棄主體歷史行動,《資本論》斷然拒絕了本體論邏輯演繹,如以“私有制”為理論假設,如以任何選定的理性范疇作為科學分析上的邏輯起點?!顿Y本論》中所有制即意味著“階級行動”,因而絕不是單個財產的行為或“生物人”的行為理論。資產階級理論家的眼光是把“財產所有制”杜撰為預設-理性行為的規范,把主體的身份特性取消,滿足刺激-反應行為模式,這樣,階級行動為“生物有機體”及其行為所替換。馬克思解決的辦法是堅持把主體突出地作為“社會(抽象)行動”(規定)予以看待,這樣尋求到了“規律”。遵循客體批判之客觀邏輯,資本畢竟表現為“物的行動”,即,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但和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孤立行為人”的認知模式不同,“合類性”的行動規定排除了對單個主體的適應性的經濟行為進行系統研究的可能性,而必須強調“總體行為”。從而,社會行動和客體行動的統一,是《資本論》建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意蘊的經濟行動理論。就是說,《資本論》的“歷史理論”即特定構型的行動理論。它在本質上,是把研究對象作為“某種行動圖型”來看待的。例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資本論》第一卷立足生產方式歷史行動,實質寫的是“生產啟動再生產”的經濟行動;第二卷立足生產關系社會行動,實質寫的是“再生產啟動財產流通”的經濟行動;第三卷立足交換關系生活行動,寫的是“財產流通啟動全部生活過程”的經濟行動;第四卷是完成語言和認識生產意義的理論批判行動(由《資本論》的結構路向看,則是由客觀批判啟動的主觀過程)。以行動圖型考察商品、貨幣、資本的發生學,遂得出完整認知圖型:生產的行動→流通的行動→交往的行動→自覺認識批判的行動。“這樣,我們得到了就意義和發展形態兩方面來說都是嚴格不同的四種類型的人類交往的歷史形式,其摹寫交往關系‘歷史演進結構’之實現。第一種是直接依賴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對應所有制生成結構:‘家有制’(一種準財產關系意義的‘亞私有制’的所有制類型);第二種是個體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對應所有制生成結構:個體私有制關系;第三種是社會化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對應所有制生成結構: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第四種是勞動間聯合發展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對應所有制生成結構:‘社會所有制’(財產關系揚棄意義的‘公有制’的所有制類型)。”

  【注:這些觀點采自《保衛<資本論>》首版后筆者發表的論文:《行動與理論:哈貝馬斯批判——<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許光偉,2016c)。

  這是兼容主體發展規定的客體批判研究體系,例如,生產行動→流通行動,二者合起來,即構成完整規定之“階級行動”;而交往行動則是“階級行動的生活化”。與之相適應,剩余價值理論可算是這個階級的“自發的經濟認識”。但是,這個理論隨即又會被各種虛假形式所掩埋,難以達到自覺自為的通明狀態。于是顯見了客觀批判的重要性。

  鄉書何處達?似曾相識燕歸來。上述分析顯示了“所有制=行動”(通過結合主體和客體)的客觀批判的理論邏輯內涵,使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的統一有了可能。從而,研究對象在行動圖型上應謀劃為“統一運動”(生產方式)和“統一構造”(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互嵌式統一。即主體型所有制行動對應“身份生產關系-合作交往關系”,客體型所有制行動對應“財產生產關系-非合作交往關系”。兩者在行動圖型上的規定的分野來自生產方式的“分裂行動”。這一運動規定根本解釋了經濟形態的起源,然而,這是發生學的“闡釋”,它的目的決不是為了方便“分析”,乃至使歷史分析服從于“邏輯”。歷史發生的規定迫使我們把生產關系的定義域安排為兩重對立的關系:身份關系和財產關系。所以,所有制研究工作服從于實現對歷史行動之抽象和具體的把握。這以把主體具體化,建立主體行動先于客體理論建構乃至行動高于理論的批判行動觀為先決條件。

  【注:這實際上是對慣常意義的知識建構理論的一種替換。

  這樣,“家”就被單位化、社會組織化直至主體功能化,以尋找“族民行動”(規定);在此情勢下,家有制-國有制成對范疇成為“私有制-公有制”分析鏈條的必要的補充,作為了中華所有制的基本工作邏輯形式。而所謂的從“家身份”轉向“國身份”,其實反映的正是主體行動的具體社會歷史區間的建立過程。這樣,我們得以能夠系統考察家有制向國有制的歷史形態過渡。

  家是物質和身份結合的第一個行動特征。然則,家,毋寧可以把它稱作為“行動”。家是通過具體主體行動和所有制規定貫通的,這一點遠遠不同于“個人”,后者實際上只能以“抽象行動”觸及所有制關系。“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個人,是所有制關系的產物,而不像資產階級學者武斷的認識:“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此,必須回歸真實的歷史構境:“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1995a:2)

  【注:馬克思、恩格斯,1995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的“家個人”(族民)發軔于“農村共同體”和“城市共同體”。“《導言》通篇闡說‘歷史結構問題’,批判資產階級‘物的科學’認識規定,弘揚提升‘事的科學’規定。而追問‘行動如何可能’,就是事的科學規定。”蓋因“行動規定”加入使得“事”和“物”分開,如果說“物的科學追索‘物的世界圖景’”,那么與之相反,“事的科學則追索‘事的歷史圖景’。”(許光偉,2015)

  族民→國民,這是具體行動類型;市民→公民,這是抽象行動類型。所以《資本論》中只有和“市民-公民關系”對應的國家理論,而無獨立性“家”和“國”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私人領域一旦獨立存在’,資產階級法治國家類型的‘共和國’就必定會由此形成。”“馬克思的批判摧毀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依靠的一切虛構。”“馬克思揭發公眾輿論是錯誤意識:它在自己面前掩蓋了作為資產階級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質……根據馬克思的批判,如果放任自流,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沒有危機,也不可能作為一種‘自然秩序’不斷再生。”(哈貝馬斯,2004:101-102)

  【注:哈貝馬斯,2004,《哈貝馬斯精粹》(曹衛東選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主體批判維度的加入,使得我們可以甄別出作為“主體之事”、作為“共同體之事”而貫通的家、國概念。并且實際上,這個“家”也就是“最初的國”。猶如馬克思指出的,就東方社會而言:“部落體內部的共同性還可能這樣表現出來:統一體或是由部落中一個家庭的首領來代表,或是表現為各個家長彼此間的聯系。與此相應,這種共同體的形式就或是較為專制的,或是較為民主的……在這里,與這些鄉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及其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產品)同勞動相交換,把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此外,“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的條件……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凌駕于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1995b:468)

  【注:馬克思、恩格斯,1995b,《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可見,馬克思決不是用私有制來絕對地推導一切。作為家之事,交往關系的合作性更為強烈些,相比之下,國之事的交往關系的合作要弱,但勞動的身份強制性的空間范圍無疑更大,這些是產品和商品歷史共存的社會制度條件。所以,馬克思更不是絕對肯定商品私有制的經濟形態生產的唯一的歷史始源作用。他的工作任務僅僅是研判社會歷史中主體和客體的能動性作用關系,從中引出公有制建設問題,從而運用的仍然是“互系性思維”。

  【注:關于互系性思維的中西貫通,田辰山則指認:“‘辯證法’在中國環境中已是一種宇宙觀和互系認識的方法。它提高人們對偶對矛盾體的敏感性,對彼此的既具個體性又具相互依賴性、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轉化的敏感性。在傳統中,這種性質象征于‘陰-陽’之中;用毛澤東的說法,則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在相反相成的對立關系中,二者之間充滿活力的相互作用,導致不可避免的內在與外在的變化。這一思想體系既具有經驗的特點,也是邏輯貫通、博大精深的哲學思維方式,可涵蓋斑駁復雜的現象和人類經驗之全部范疇。”(田辰山,2008:14)

  很顯然,“馬克思研究意義的私有制”側重于客體發展維度(兼顧主體),“馬克思研究意義的公有制”是側重在了主體全面發展的維度上,也因此,馬克思反復強調的資本主義物質條件的歷史繼承性問題乃是客體發展意義的互系。更高層面的互系是“公有制”與“私有制”就占有關系的主體性規定而言的內在的貫通性。在中國,如上所述,它具體地體現于“家”“國”互系中。這種互系性既是發生學的邏輯,又是實際的“行動”,如《保衛<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生產史同時可以視為“生產行動和再生產行動”、資本流通史同時可以視為“資本的流通行動”以及資本積累史同時可以視為“資本的社會交往行動”,等等。因此確切地說,家國互系是從行動開始,主體行動構型上的家有制和國有制的歷史類型的互系。

  綜之,兩大類型“行動圖型”共有幾近相同的工作邏輯:母子,行知,發生學,以致能夠相互貫串起來,實現“思維”、“語言”層面的意義共享。這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必須是大寫規劃的“行動理論”。它的目標是使通史作品進一步發展成為“百科全書”工作性質的科學作品,從中發掘理論學科的“批判規定”,藉以統一化雜亂無章的社會學理論邏輯。這樣,“總體對象”(勞動生產一般)的規定就出臺了,以從最高意義和最高程度上把握“主體”、“客體”互系性,顯明化歷史對象的實踐活動,縫合彼此看似對立的工作方法。例如說,我們一再強調:勞動一般(存在者),不是概念意義的術語,是客觀發展的規定,它的理論化才是勞動價值論。據此,勞動一般的“行動”在先,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歷史過程。而產品經濟形態恰好對應此“無”(生成狀態)的歷史過程,它和“有”之經濟規定具有社會空間的并存性。這就豐富了“勞動一般”:方便我們直接從分配關系入手,來說明“社會勞動”之發展。

  

(四)合

 

  在物的發展體系下,人的勞動發展為“物關系”所掩蓋和役使,從而,社會發展具有“物役性”。物役性導致《資本論》中的“人類行動主體”似乎被理論刪除了(例如阿爾都塞從中讀出了“無主體的結構”),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工作跳板區分出主體類型的三種歷史發展形式:“第一形式”是強制合作型交往關系,“第二形式”是獨立個人關系的非合作型交往,“第三形式”是條件必然性得到根本解決的社會共同體自由個性類型的交往關系。交往是主體的直接訴求,誘導哈貝馬斯做出如此判斷:“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個社會的復合性的增加來評價這個社會的發展,而是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交往形成的成熟與否來評價社會發展。”(哈貝馬斯,2000:152)

  【注:哈貝馬斯,2000,《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但是,這種主體實踐是從資本的歷史向度做出的,和個人所有制的前兩個發展階段(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單純個人所有制和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家所有制)相呼應。例如,對應“第二形式”的是商品經濟形態社會中“異己的、對抗的主體”概念。

  三種歷史形式對主體發展的規定是單維度的,馬克思肯定它的存在性,但同時強調了兩個兼容性基礎: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性。“物的依賴性”是針對客體維度,“人的依賴關系”則僅針對主體發展本身(所謂的“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所以,需要把第一形式的“延伸或發展形態”考慮進來。人的全面發展建基于上述兩大基礎的發展:“主體的依賴關系”的創造性轉化內涵的發展和“客體的依賴性”的歷史揚棄意義的發展。這樣看來,所謂“第二個階段”(第二大形態或第二形式),也是不獨立的,寧可說成和第一形式的發展形態歷史同步,又和“新生產關系的萌芽因素”發展同步。前者如恩格斯的確認:“隨著家長制家庭的出現,我們便進入成文史的領域”,但是,“對這一點,馬克思補充說:‘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2009:70)

  【注:馬克思、恩格斯,200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后者如《資本論》所確證的“工人合作制”的現代萌芽發展。要之,一旦把主體具體類型和客體財產類型基于歷史時空條件結合起來考慮,所有制關系的內涵即得以飽滿化。此為統一構造“生產關系-交往關系”意義之可能。深一步而言,其實,這里同樣還存在著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直接耦合”的情形:如在中國社會,它表現為“家→國”和“國→家”運動鏈條的成長。

  【注:延展性的探討,參閱拙作:《<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許光偉,2016d)。

  同樣,中國文明的早熟性及其近代的衰落,亦只能由此來說明。于是乎,可以闡明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歷史特性:肇始于“家國社會”,成型于“國領導家的中華帝制時代”,而最終作為“社會主義工廠”發展成長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當代。

  【注:《中國國有企業歷史特性分析》(許光偉,2008)提出中國歷史上的國有企業是二元經濟結構和官民經濟統合斗爭的產物,是特殊的科層生產方式與企業經濟形式。實際上,它是一部生產勞動組織的“通史”,蓋言“純粹官營工場”、“官營工場+分包制”、“官營工場或工廠+準工業化”、“國家工廠+計劃科層制+工業化”、“現代企業組織+現代分包制度+市場化”的發展類型的特質繼承、組織結構累積與經濟形式流變,實際所整合者即“主體”和“客體”兩個維度的發展內容。如中國勞役制向雇工制的歷史轉化,如因應生產規模和商品經濟市場擴大需要的組織科層管理的創設,再如和租稅制度結合的社會再生產的調適與控制等等,無不顯示出中華身份合約與特殊財產合約的內在契合性。從而切合了中國固有的所有制關系,在內涵邏輯上體現為“家”、“科層”、“企業”“國”四位一體的運行樣態??梢?,單單是“產權契約”無論如何容納不了它的歷史軌跡(貫通宗法關系、經濟關系和國家關系)與獨特社會經濟作用(大一統制度架構下的政治經濟功能)。

  以上導致有史學家驚呼:“總之,在傳統中國,私有制的發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發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國進入現代的艱難才可以被理解。”(王家范,2000:10)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要之,劃分歷史經濟形態的依據不獨為客體標準,主體發展規定亦是一考慮項。例如,中國社會向來貫通于“家事國是”乃至“家國天下史”,所以有此生長規定: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莫能臣也!并且蓋因“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而能達到主客體互系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則,吾何以知天下然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此種境界若單獨從主體方面來講,則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則不相往來。

  【注:根據此處的論述,小國寡民,家或鄉也;和而不同,家國社會也。中國人強調身份主體及其治理“各各不同”,然而彼此循序漸進、親和而貫通。故《管子·牧民》有此詳盡言論: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可據此得出這樣的觀點:“從發生學過程來看,中國傳統社會歷史是沿著一條自然演變的路線前進,個人的‘主體性’從來沒有獨立過。”(王家范,2000:127)即是說,中國沒有典型態的獨立個人財產意義的私有制的歷史發展。“在中國傳統社會,由于缺乏健全發育和法制保障的社會環境,私有產權的發展是不充分、不獨立、不完全的”,于是可以說,“‘公私’就這樣混成于中國傳統社會”。(王家范,2000:139)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但同時,又不能說中國歷史上不具有財產制度,董仲舒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從中顯見了財產觀念在古代中國社會當中的普及性。嚴格意義說,中國只是不具備私人財產極致發展的歷史土壤,而極力地把“財產”融入身份管理制度和體系中罷了。

  【注:如王安石的言論及評價:“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后世之紛紛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當由一個代表正義的人,為之公平分配,而不當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眾人;其意昭然若揭。”(呂思勉,2013:112)

  剪不斷,理還亂。不同占有主體類型是如何貫通的,以及相應地,公有制的占有主體是如何具體地歷史發生的,是需要通盤考慮的一事體。為全面理解問題,需要同時考究家有制、國有制的縱通與橫通,便于形成對“貫通性”的內在性把握。從經濟層面看,中國家國形態當以“地租攫取型社會”表征之,這樣可把組織學的通常意義的科層建設和宗法制、官僚制統合起來。

  【注:從中提示一點,“我們不能簡單地像西方學術那樣只用‘科層制化’(bureaucratization)或(科層制化了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等概念去理解中國現、當代的地方治理。”(黃宗智,2007年,前言:8)

  中國式的國家則以“賦稅管理型國家”續代之。【注:這里我們把“中國勞役”(剩余勞動范疇意義的),同樣視為賦稅的范疇,從歷史實踐看,勞役包括在廣義的賦稅之內。賦稅和徭役(勞役)在中國合稱“賦役”。勞役稅制是中國最古老的賦稅制度。隨著時代推移,實物和貨幣賦稅漸漸占主流,勞役稅退居次要位置。但如上文指示,勞役制在中國始終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縱通”看,家有制具有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兩種發展樣態或類型,同樣,國有制亦可有兩種:國私有制和國公有制。但是,構成產品經濟形態占有主體內部過渡規定的是“家私有制向國公有制的歷史過渡”,這就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橫通性”(特別是打破了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之間的“非此即彼”的關系)歷史發展化了;或者毋寧說,內部過渡以“家私有制向家公有制的歷史過渡”規定為發展上的小循環,而以“家私有制向國公有制歷史過渡”的本身為發展上的大循環。大循環中圈套了無數的發展意義的“歷史小循環”,這樣才提供了國私有制和國公有制“社會橫通”的理論上的可能。

  地租顯然是經濟層面家有制之實際發起者。在中國,地租的“共主”是廣泛意義的。這就是“家(單位)”的深厚性。例如說,“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人際關系主要有三種連結方式:血緣、地緣和業緣(業緣當作泛義解,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同業’關系)。細致考察,不難發現歷史上的社會互動模式雖時有程度不同的變遷和演進(從上古的宗親合一、封邦建國,到中古的門第郡望、門生故吏,到近世的同鄉會、商幫、會館公所),但以家長制為核心的血緣在中國社會中始終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際互動模板,屬于社會深層結構性質的東西。地緣和業緣無不受到血緣傳統力量的浸染融解,往往畸變為帶有亞血緣或準血緣色彩的混合型樣式,與西方有別。”(王家范,2000:10-11)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家社會”是地租關系之高度性的普遍發展,是為“地租攫取型社會”。【注:這是除開必要產品,而共享“剩余產品”的經濟關系。

  它是排賦稅的。【注:例如,東晉偉大詩人陶淵明提出過“不納賦稅”的設想。設想體現在對“國家公地社會制度”的理想設計的寄托中。具體的倡議是:社員租種國家公地,地租直接交給國家,余者自給自足,國家以租收解決社會公益支出,這樣,國家僅僅是“租收管理單位”,是家單位的直接延續或代理。

  這是“家”和“國”的外在對抗性。實際上,歷史上的國家正是從對“家單位的租”的奪取關系中產生的,從中可察見最初含義的“國家”是軍事制國家。“軍事國家”是最初時期的私有制發展的最高形態,也是極端形式。

  【注:所謂“納貢社會”的概念,亦是“軍事國家”存在性的一個歷史佐證。因為它言明:只要絕對地存在程度不同的種種人身的依附關系,“勞動者都需要向非勞動者納貢”,這是一種“勞動保護的稀缺性”。(李建德,2000:123)中國與之匹配的一個概念則是“王有制”。所謂:“這種‘王有制’的產權擴展主要建立在軍事統治的基礎之上,本質上是軍事征服、軍事殖民的產物。‘產權’的提升主要不是通過對土地實施重新界定(分配)來實現的,而是憑借‘權力’為后盾,通過征調實物和人力的形態,間接體現其為‘天下’的‘共主’地位。”(王家范,2000:108)

  它以“極端的家形式”壓制了個人財產關系的成長。歷史解決的辦法是找到了“宗教國家”這一有效的替代形式。宗教制國家可以看作是對軍事制國家的外在的揚棄:“各部落之間的聯盟是相當松散的,相互爭斗時有發生,為了爭霸,那些有作為的領主率先在本部落實行變革:一是削弱內部貴族勢力,強化集權;二是鼓勵、支持商業,實行重商主義,增加財政和軍事力量。這樣,導致城市和市民社會的形成。”(劉永佶,2011:457)

  【注:劉永佶,2011,《勞動主義》,中國經濟出版社。

  與之相反,中國是沒有宗教的;中國的家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家”“國”概念。而實際上,秦滅六國倚靠的是軍事手段和“政治國家”的制度實體這兩項法寶。秦以郡縣制首開“中國官僚政治”,喚醒了“家國意識”。史考這種政治意志又是由商鞅變法予以鞏固的。“《商君書·墾令》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這是商鞅為秦國起草的關于耕墾荒地的一道法令,共提出了20項對策,涉及地稅制度、商品稅制度、徭役制度、刑罰制度以及取消貴族特權、防止貪污、壓抑商人、制裁奢逸等政策,有似綱領性文件。其宗旨都服從同一個主題:督促民眾積極耕墾土地,實現以耕戰強國的目標……這里出現的‘公作’與‘私作’兩個概念非常重要——受田農民耕墾私田外,必須為國家負擔‘公作’。‘公事’、‘私事’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兩者不可或缺……因此,從整體上看,授田是手段、前提,賦役是目的、效果,相因相成,是一項不可分割的國家主義性質的體制。”(王家范,2000:129)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于是,歷史上出現了兩種式樣的國家演進序列:“軍事國家-宗教國家”和與之對峙的“軍事國家-政治國家”。中華社會屬于后一發展類型。政治國家之建制實際上建立了“賦稅分割地租”的穩定性制度安排。

  【注:王亞南將支持中國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建設性因素歸結為兩大歷史杠桿:兩稅制和科舉制。特別是兩稅制,幾乎可以說成是中國官僚社會的經濟制度本質。“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稅制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官僚社會,不可能再把土地與農民束縛定著起來,不使變賣,不使移轉;并還說明這種社會由長期因緣積累起來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的社會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把他們已經領有或將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權權力,交由中央政府統制支配……所以,把極有彈性的租稅體制作為一個調節的杠桿:在原則上不讓步,有土斯有稅,有人斯有役;而在實施上不堅持,擇其可稅者而稅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那就成了恰當好處和面面兼到的靈活妙用。”(王亞南,1981:81-84)

  這是“以消費為中介”的生產類型的發端,而全面啟動了社會產品配置的再生產行動。其突出地表現為賦稅管理,又完全建基于“家社會”,——這就是中華樣態的國家管理的“數目字的算計”。有史家稱:“很明白的事實,古代中國為什么要由租庸調制演變到兩稅制,再到一條鞭,最后到地丁制?不就是國家(王朝政府)意識到社會實際情形變化了,要保證一定的‘數目字’到手,賦稅管理規則不得不隨時而靈活變化……更不用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數目字管理的嚴密!”(王家范,2000:5)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思想認識上的反映則是“家國天下觀”和“民為邦本、民富國實”的國家政治經濟觀;“賦稅管理型國家”并且導致中華“經濟的理論分析也大都由主管財政經濟的官員做出”,因而“是典型的財政與經濟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林光彬,2015)。

  而黃仁宇則以明朝的財政管理為例,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問題的實質與復雜性:“明朝力圖在一個廣大的帝國內強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這種做法超出達到這種程度的技術水平。”于是,他感嘆到:“明帝國缺乏與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軍事和經濟競爭的意識,因此,并不關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惡化,也不會立即導致危機,人民對行政管理不善有著相當大的忍耐力。”(黃仁宇,2001:408-416)

  【注:黃仁宇,2001,《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這顯然是一個反面的歷史實例,但說明了“中國財政稅收”的非獨立的性質。

  由此,也印證了把傳統家有制和國有制歸并為“統一化地租社會”予以考慮,目的即在于把握地租經濟社會發展類型。蓋因地租社會形態統一了上述“地租攫取型社會”和“賦稅管理型國家”。如《保衛<資本論>》第四章列舉馬克思的說法:“在重農學派看來,剩余價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從簡潔處起論,地租與剩余價值構成理解產品社會和商品社會經濟關系之“樞紐”。這樣可以類推:地租社會的發展同樣是由“絕對的地租攫取”擴展為“相對的地租攫取”,靠的是國家賦稅管理杠桿,以致有黃宗智所謂“內卷化”和“過密型經濟增長”界說。

  【注:黃宗羲定律,是這一杠桿作用之負面效應的說法。

  在地租經濟社會中,地租攫取往往依靠行政力量作保證,從而,絕對產品地租之攫取就是制度的平均值。而所謂相對產品地租之攫取則取決于賦稅管理水準和制度設計藝術。這樣,我們可簡單對應“地租攫取型社會”(基石是家有生產制度)與“剩余價值攫取型社會”(基石是工廠制度)以及“賦稅管理型國家”(王朝)與“國民收入管理型社會”(現代國家),得出結論:一者是多元主體協作的“共主”統治關系,一者是“二元對立”的統治關系;一者遵循“等級身份”分配規律,一者遵循“平均利潤”分配規律。即如果說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相對的地租”(級差地租)之獲取是社會發展必然,從而資本家階級養活“地主”(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就是創制“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經濟成長方式,那么,“等級身份”之賦稅管理是導致“相對的地租”(具有生產發展水準的產品地租供給)的攫取乃是社會偶然的,由此,轉而更加依賴了對“絕對的地租”的攫取。這是招致帝制大一統時代制度內斂型特征取向的內在根由。

  產品經濟形態向內之內斂型發展和商品經濟形態向外之擴張型發展由此分野,分別定位不同的剩余產品生產模式?;跉W洲剩余價值生產的充分的擴張性,使得馬克思有理由相信后者能夠“吞噬”前者。由此,他強調,“現代形式的地產是資本對封建地產和其他地產發生影響的產物”,而“現代地產的最后產物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確立”;馬克思以試圖有別于傳統地產經濟規定之“現代地產”為中介作用規定,闡述“雇傭勞動”的歷史產生,目的在于說明經濟形態內部結構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礎上,又必然產生“樞紐范疇”的歷史性變革:“地租”一躍而變身為“剩余價值”,是社會主體結構大變局的結果。這就是“身份生產關系”統治形制之于“財產生產關系”統治形制的歷史轉換性。無疑,歐洲社會統治形態的轉換是歷史徹底的,所謂的“走出中世紀”。“青年馬克思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前市民社會中的‘政治’階層在市民社會中已經變成了純粹的‘社會’階層;但是,賦予它們作為社會和國家的中介的政治功能,無法與‘在政治領域自身當中把人們趕回到其有限的私人領域的嘗試相提并論’。”(哈貝馬斯,2004:101)

  【注:哈貝馬斯,2004,《哈貝馬斯精粹》(曹衛東選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馬克思的另外的一個考慮因素則是:土地所有制(地產)的“崩潰”應當是系統的,從而在“現代地產”和“傳統地產”之間具有必然的內在承繼,而這一“承繼”恰好就構成資本與雇傭勞動之“中介”,因為,這是“歷史的過渡”。當然,馬克思不能考量到中華所有制結構中的“地產”的多重占有身份的“非解體”性質。例如,以皇權為代表的國家地產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基于身份上的不可分性及其與家產制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身份與財產合一型”的地租攝取體制必然嚴重依靠“管理型國家”的存在,并不斷被賦以“合法性”地位。

  政治國家是身份關系的聚合體和垂直管理機構,是“身份”和“收入”對接的制度創設。“‘大一統’與‘封建制’最鮮明的區別,就在于以流動的官僚制代替世襲的貴族制,封國盡變為由中央任命的郡縣職官來治理。從此,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在中國不復存在。”(王家范,2000:74)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它的普及基礎是家有生產制度的發展,而形成了“基礎——上層”社會系統性構造;就設施而論,這是家有制-國有制設施之制度主體的自下而上,謂為中國特有之制度自發秩序。

  【注:這里面有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國家行政管理實際只到縣衙一級”,“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監控程度,雖有強有弱(大致與離中央的距離遠近成反比),總體水平卻遠遜于歐洲君主國。”(王家范,2000:12)

  在“基礎”環節中,身份與財產的脫離關系一旦形成,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也就相對地發展起來。在這個時候,“賦稅管理”同樣能夠形成對價值收入和剩余價值的“強力分割”。如改革家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賦而國用足”思想,在帝國體制內引入和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以期達到這樣的效果: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增加。

  【注:王安石的想法仍然是本末學和輕重論的結合范例。這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國富論”。在重農國策的基礎上,主張:“封建國家要直接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以及部分商品的生產領域,兼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經營和控制工商業,進而影響和控制整個國民經濟,使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取得舉足輕重的支配地位。”(楊松華,2004:163)

  另外,從“稅人”到“稅地”,則意味著中國土地關系的長足的歷史發展,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的規定趨于合流。“凡此種種,都說明在中國傳統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很早就平肩而行,相互交織,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并不很低。”(王家范,2000:191-192)

  【注:王家范,2000,《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要之,勞動力商品說明的是“獨立個人之身份”,遠未窮盡身份的內涵邏輯。關于中國商品批判以及相應的中國資本批判的特殊發展問題,需要從對“中國身份”的多重識別的路徑考察入手。中國是關于身份構造之極其復雜性社會。因而更進一步的做法,是需要從身份系統對財產關系制約性的分析入手,展開對“中華產品生產方式”(身份生產關系之生成運動規定)的歷史勘察,例如說,中國沒有典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長子繼承權”財產發展的制度土壤,便根本束縛了資本之獨立性與社會集聚性。

  【注:上文指出,中國沒有典型奴隸制可從“家有制”的存在性和緣起的規定中得到說明,中國沒有典型身份統治關系的封建制則是由于從部落時代一步跨入“封建時代”。需要嚴格區分“封建”(封土建邦、封邦建國)、“封建制”(領地分封制度)和“封建主義”(即封建專制或封建主義社會之意義)。中國是“家國社會”的典型態,它兼具身份和財產二重關系屬性,地主是憑借身份關系對土地財產進行的社會占有。然則,“封建主義”自然不是適合的表述,它有違于以郡縣制為治理核心內容規定的“皇權制”政體的歷史內涵,因此,中國“大一統”絕對不是從“封建”上說的,乃是專指這樣的經濟形態制度構造:官僚制+地主制+家產制度,以及它們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結合性。如此也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無法穩定推行“長子繼承權”身份財產制,而要替換以“分家的財產制度”(土地是財產,并非身份關系象征)。“分家制”是宗法制的身份財產關系規范,體現部落和家族內部關系之管理方式,是“封建”的微觀運作形態。這樣說來,中國是有“封建”(即身份統治關系)的普遍發展而無“封建之主義”的特殊國度。領主封建制同財產資本制是有嚴格歷史繼承關系的兩種對立生產關系制度,這種發展情形在中國卻并不具有,要之,對中國而言,是需要從“家國社會”的特性來看待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存在性與歷史成長關系。

  中國是發展典型與制度典型的混合。中華商品生產方式之得不到長足發展的內部原因在于身份制的長期歷史做大和因承沿襲。但總的來講,中華歷史之產品配置經濟是內含了“商品經濟規定”于其內的,主體相得益彰于客體發展。從而,主體性得到充分鞏固,主體批判得到了歷史張揚,并且建基于一定的時代物質發展基礎。這些條件,使得我們這個國度能夠廣泛建設“公有制主體”,以勞動的超越發展,迎來現代公有制經濟發展曙光。并且,從完成了的過渡看,中華所有制的現代化進程仍然直接借助了客體批判的規定:現實的起點是“國身份”占有主體的私有制類型向“現代國家所有制”之激進過渡,中間涵括“家公有制”歷史發育過程。由此,從外部表現出來的過渡是“商品私有制”向“產品公有制”的一次整體意義的“歷史大搬遷”。商品所有制類型將要逐漸被歷史革新。與此行動伴生的是產品所有制內涵的“歷史更新”:單純意義的家有制和國有制的互動模式,為公有制發展與完善導向的“集體所有制”(所謂“集體”,即現代“家身份”之占有主體)和“全民所有制”(所謂“全民”,即現代“國身份”的特殊稱謂,是占有主體的人民化內涵)的互動模式所更換,并內在兼容了處于革新狀態的商品社會所有制類型。過渡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如此,才能深刻理解諸多中間形態:它們兼具“身份生產關系”以及“財產生產關系”特點,失掉了單純的特征,因為功能特性上的分進合擊,彼此捍格不入,它們可能使經濟顯得不穩定,但充滿“活力”。歸根結底,它們以復合體規定與形態賦予歷史系統之極大的彈性。

  

(五)余波

 

  【本章附識】

  

  觀近現代歐洲之事,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路線的事業也,又建立在對自然科學形成“總體概念”之際??傮w看,這是“知識論”盛行的時空時代。所謂知識,物之認識;廣延地看,又是事物之“自我認識”。在第五章中,《保衛<資本論>》交代了“馬克思主義之緣起”,蓋因自然科學之功。推論自然科學之成為“總體”(社會之事),又必須論及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此兩位一體之事功!由此呈現出“財產科學”盛事。馬克思恩格斯得以總結之,是為“所有制概念”之被提出。這個概念初以“財產所有制”之義行世,說明的是“商品生產關系的自我認識”。中華所不如者,蓋如是。但中華“家-國主義”之事,亦非等閑。其尤側重在“身份所有制”這一面。自然科學在中華,遠古以來一直為“私人之事”(國或家身份的私人的學術或學說傳承的事體活動),換言之,是被牢牢掌控了,此大一統制度之“失”。大一統制度之“得”(尤其是政治之得)在于一體化社會生產與經濟活動,使之強力秩序化;這樣,生產力決非單純“客體”之概念。相比之下,馬克思《資本論》描摹的社會生產的發展是客體向度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對立統一”意義;所謂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的生產力”,所謂資本主義創造之“社會的異化關系”,謂物質力量發展也,謂與之對立的物化生產關系的發展也。相形之下,中華體系之“生產力”更加側重在“主體發展”這一面,所以,中華生產關系歷來是“主體型生產關系”的范型。于是如果進行典型態的比較,那么相比之下,近代歐洲發起生產交換革命乃是“先行的”,其激發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使矛盾經濟化、系統外顯化,直至社會底層化。但相形之下,中華仍局限于身份關系之重重包袱中,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受制于生產關系改良的狀況,本身為一高度的耦合體。此中華社會歷史之不足。中華的優良之處則在于對“物體系”的拒絕,這樣,生產力有了立根之本,以人的發展為本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一旦獲得強大科技支撐,也就能夠煥發出極大“發展熱情”,并后來者居上。同時不容忽視的是,它對傳統的“沖擊力”和“瓦解力”亦是很強。

  眾所周知,馬克思理論的全部意義和工作內涵在于說清楚生產和交換的社會結合關系,說明規律發生作用的不同點,進一步提示出對資本生產予以歷史揚棄的方向來。同時,人們總彷徨于此點:產品社會的發展規律究竟是什么?如此,題寫“兩重批判”,則如心中有塊壘,不吐不快。這就有了若干成對范疇或工作術語的“新出現”:如主體批判-客體批判、身份(關系)-財產(關系)、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生產關系-分配關系、身份二重性-勞動二重性、事的科學-物的科學、發生學-辯證法,以及直接反映所有制歷史和社會構造關系的“產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和“身份所有制-財產所有制”,等等。此等“新術語”為求中西貫通也!而《資本論》和中國典籍語義之貫通,乃是其中的紐結的關系,背后之規定又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邏輯的貫通。

  要之,商品社會的實體構造是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從中揭示出前后相繼的兩個發展規律,即價值規律(“市”的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廠”的規律)。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的線性路線又作何解?面對歷史,問題并不難以解決。恩格斯怎樣強調這個問題呢?“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顯然,它的兩頭被合并,中間被分解。以至于必須堅持“產品經濟形態-商品經濟形態”并駕齊驅的歷史發展邏輯(一者解決主體批判問題,一者解決客體批判問題)。正如商品社會從來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發展道路,產品社會的發展也不應當被從認識上孤立起來,同時,經濟形態終歸還是社會形式,實體方面的規定是產品生產和商品生產,兩者之間具有歷史的內在關系,兩條道路是彼此依存共進的。產品社會的第一形態,即它的初級態,擔負為價值規律準備條件之歷史任務,可視為“準價值規律”規定在起作用(社會身份產品對社會總產品的生成關系);產品社會的第二形態,即它的高級態,擔負揚棄剩余價值規律、為人類聯合體生產準備條件之發展任務,則可看作“超剩余價值規律”取向的規定發揮作用(社會產品的法則重新發揮作用)。據此,可把更為一般意義的勞動發展與產品配置說成是準價值之運動規律,——如中國古代社會“家”的經濟規律。產品規則和商品規則是歷史中形成的兩種經濟運動表現。另外,也完全可以把公有制下社會生產的計劃和比例的組織形態意義的規律(從這一層面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亦即“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視作超剩余價值之運動規律,——如中國現代社會“國”的經濟規律。從家國社會主義到勞動社會主義的社會歷史具體實踐則表明:規律從來不是什么抽象的東西,而有著實在之經濟內容,是對主客體的具體發展規定的客觀陳述。(許光偉,2014:125)

  鑒于上述,使得我們可從歷史進程中工作取出兩個權力體系:(1)生產力體系——人對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為發展指向性,或曰第一權力體系;(2)生產關系體系——物對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為發展指向性,或曰第二權力體系。權力體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統,不是簡單并列的兩個概念層次。盡管由人來設定,第一體系說到底是發展了客體的力量,使客體成其為如下完整之存在規定:出發點是客體,通過不斷吸納主體的規定,成型為完善的客體發展體系,——在這里,被吸納的主體實際是作為“客體”看待的。馬克思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力概念:一是生產條件,二是從生產條件來看的生產形式,三是客體,四是從客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主體概念。生產力發展道路是客體批判→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第二體系因應第一體系進行,馬克思《資本論》總以批判規定鳥瞰之,以“客體批判”特別地說明??腕w批判說到底在于發展和匯聚主體的力量,使之成為“社會”:出發點是主體——主體權力的規定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占有或支配,通過不斷內含客體的發展內容,吸納客體規定,發展出越來越有效服務主體的規定,使客體成為“智能自然”,而主體關系自身亦得以進化。以上,其實講述的是主體概念不斷完善和成型化之漸進過程。與之對應,馬克思同樣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關系概念:一是生產形式,二是從生產形式來看的生產條件,三是主體,四是從主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客體概念。第一體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知識關系”(主體對物質世界的了解)。這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開放和發展過程,直至使主體自身同樣成為物質系統的智能組成——所謂人的物質化;這就是“客體批判”的人類史前發展時期任務的終結,并于規定性上向生產力系統回歸,由此開創人類真正形態之歷史發展時期。第二體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身份和財產關系”,即物以人格化的關系成為人的系統的組成。生產關系發展道路是主體批判→客體批判→主體批判。因此,無論生產力或生產關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體或抽象規定,它們均是歷史用語,而非一般科學用語。(許光偉,2017c)

  扼要地講,族民、社會勞工是由主體力量激發出來的社會權力結構:前者是“直接激發”類型,相較而言,后者是“間接激發”類型,經歷市民→資本的迂回發展過程。市民、資本代表了純凈化的經濟運動(馬克思集中探討的“資本”乃是純凈化的經濟政治一體的大寫概念的發展規定),即作為系統客體概念(社會力量依靠客體的集成激發而出),指示商品生產的生發、演變及成長、演化的質性過程。而尤其要指出,族民→社會勞工是中國主體系統的生成,即特殊社會形態演變和緩慢分化的過程。主體和客體在權力結構類型上固然相異,甚至截然對立,但彼此互系而統一。

  綜之,抽象規律僅僅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歷史具體規律則存在于歷史具體行動中,例如,直接產品生產與個體商品生產之間以及組織化的社會產品生產與社會化的資本商品生產之間,均是相生相克狀態的具體聯系(社會空間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總是“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紐結關系上統一)。整體看,這就是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歷史態、現實態和未來態。

  【本章判語】

  

  鼎革鐵流,坎坎伐檀。青篙一支,曲歌淙淙。星野雄風,邏輯大用,瀟瀟起,洞庭湖面雨。滄海遺篇,史懷濃烈,文章萬種。而今歷盡滄桑,思飛遐邇,往事越千年。待從頭,笑在叢中,看山巒起伏,家國無數??傆行绿覔Q舊符,神想無窮。心悅靈犀,彩翼雙飛,行與君同。而今識得社會主義,家國天下一張弓!

  

  

【他山之石·爭鳴文章選粹】

 

  評許光偉“主客體批判”

  作者:士心

  【論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2017修訂版(尾論)  著作者:許光偉】

  過去對《資本論》的解讀,基本上是從客體的角度,把資本主義社會當做客觀事實。讀過許先生文章,給人予啟發。讓人們多了個角度看問題。其實在解讀過程中,主體、主觀方面的見解并不少,而習慣讓我們不敢從人存在的精神方面去考慮問題,似乎這樣做就是唯心主義。我們只能把商品作為物體去考慮,強調物質性,然后是反映到精神。這種思考方式是機械唯物論的反映論。

  商品的基礎是其使用性, 是人類把其主觀刻畫、想象成功的復制在自然物體上,是對物質自然的改造。主觀刻畫的基礎是客體觀,對物質自然的觀測。產品的出現,證實了人作為主體對客體的觀測接近了對象的本質,主觀刻畫、想象符合客觀。這樣的認識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是多次的實踐過程,物質生產是客觀多次矯正自己觀測的誤差,主觀矯正自己的想象與實際的誤差過程。靜止的認識論=客體觀是達不到上述效果的,排斥主觀的想象不能出現產品對象。從產品的使用性上是不能擯棄主體觀=主觀。

  商品對于最終的使用者來說,目的是使用性=獲得肉體維持性,其讓渡的是手中等價或等時的勞動代表物=貨幣。?而享受物質與肉體必要維持關聯不緊密,更多的與精神需要相關。比如茶酒跟肉體有些關聯,但非必要性。有些不是肉體的直接享受,而是人的精神享受需要,比如字畫。而珠寶與肉體需要毫不相關,純粹是為了精神上的炫耀。享受類產品是人們交往中的需要品,與生活必需品的精神與物質輸出呈現相反的比例。

  對于商品的制造主持者,需要的不是使用性,而是交換價值=貨幣。對于規模=工業制造主持者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交換價值增值,貨幣的增加和繁殖=資本。資本的滾動、增值即是他們的目的,也是他們維持自身生命、存在價值的需要。資產階級的存在只關心資本的擴張,主觀的需要,與物質自然的客體認識基本?脫節。如果關心客體,那也只是為了資本的需要。他們認為一切都可以通過貨幣資本來購買,不關心自然環境,不關心作為同類的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精神等生活狀態。當我們把資本作為客體觀察時,資產階級的精神狀態為資本的存在規律鎖定,失去了主體觀,是一群為資本性占有的行尸走肉。而他們利用社會賦予他們占有的權利,占有的自然與人造物,把勞動變成了勞動者的謀生手段,人類發展本質成了動物的機能,勞動者也成了行尸走肉。

  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是人造物的增加,一方面是勞動者的相對貧困。一方面是個體意識的逐漸覺醒,一方面是全人類的精神貧乏,主體認識與客體認識的撕裂、對立與矛盾。后現代哲學派表現出人類存在的思索,回歸《資本論》?表現出人們精神上的無奈,從哲學的瑣碎中重現思考人類存在的本質。筆者認為《資本論》是19世紀對人類生存本質最本真的揭示,從物質自然客體認識、到人類主觀上對存在價值的深刻思考?!顿Y本論》考察的主客體對象范疇目前沒有改變,本質沒有改變,《資本論》本身的價值也不會改變。

  ?生產勞動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自然關系體現為勞動產品的使用性,也是人類勞動的歷史永恒性。社會關系體現為人與人的倫理關系,這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從屬關系,由此產生的對自然物的占有權利,對生產工具的擁有權力,使用分配關系。在各個階段表現為人的依賴關系,通過物對人的支配關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從主客體兩方面展開了批判。當古典經濟學家說勞動是財富的本質,他們沒有說明勞動需要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物權關系是勞動的前提,勞動工具與對象的占有者也占有了勞動者的一般勞動,財富是有一般勞動經過交換形成的。擁有財 富者絕大多數是由于他們占有了勞動工具,勞動的對象材料、原料。交換價值表面上是由于分工,這只是對勞動者而言,而對于資本私人擁有者來說,他們獲得社會產品的使用權,不是由于勞動的自然分工,而是由于他們擁有勞動工具,勞動原材料,他們可以占有本分工行業里、他能管轄的勞動者哪里榨取剩余價值。勞動者和資產者,獲得的使用權力和交換權力,即使物品相同,但不是同一個內容和性質。 物權的擁有階級與方式變化,是各個社會形態的差異,也是勞動的個體性與集體性的差異。進入文明社會后,個體的勞動形式都在物權擁有制度制約下。對于絕大多數無產者來說,勞動致富是個虛妄,勞動只能維持生存。

  商品的交換性是人的社會性:對物權的不同擁有規定下,不同分工的勞動者與資產者的交往性。馬克思敘述勞動辯證法時:從事物質生產及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現實的同時,改變自己的思維及其產物。物質生產與交往緊密相連。也就是說馬克思辯證法說的是人的活動,主體是人、人的活動而不是物質自然運動。筆者曾特意寫文,馬克思哲學是唯“人”辯證法,是唯人類勞動及交往的辯證法。

  正像許先生所說,?《資本論》采取客體=商品的運行方式,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需要明確的是馬克思早就開始了主體批判,《手稿》與《形態》就是這樣的篇章,但是未能發表。發表的是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基本上是以主體的批判形式為主。評價馬克思對比中國之不足:缺乏主體批判顯然不能成立。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借助于科學的方式,從特殊到一般然后再到特殊??茖W是物質自然的特殊示例,推演出新的假設理論,然后從特殊擴展到物質自然有限的一般= 經驗感覺到的一般。就本質上說此一般還是有限性的。從17世紀勒內·笛卡爾開始的近代哲學,是人類活動的思維反映,科學的推動??茖W的發展給予人類巨大的震撼,科學的研究方式稱為最有力的說服人的方式。對于朦朧自為的勞動者、人類,這種客體研究的方式=科學的方式是最為適宜的學科方式。但其統攝的哲學不是客體觀,而是馬克思的 唯物質生產歷史觀,通過人們的現實生活說明人的物質發展和精神發展。這是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成后,馬克思遵循了這樣的思維方式,進行深入的社會和經濟學研究。馬克思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序言中所說的研究方式。這種唯物歷史觀恰當的解釋應該是唯物質生產歷史觀。

  馬克思的唯物質生產歷史觀與唯生產力論有何區別??唯生產力論只是從物質力上解釋人類發展,從人的物質輸出對象物說明物質發展的重要性,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因素沒有思維意識的存在,拋棄、忽略思維意識發展傳承對人類的影響,把社會存在只理解為物質存在。唯生產力論把人的創造對象物,物質力量輸出改造物,不是看作在主客觀刻畫與認識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思維方式與費爾巴哈的物質自然客體觀有著一致性,在社會觀上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腕w觀的唯物論是個翻版,一到社會觀上就產生唯心主義,歷史唯心主義。唯生產力論的歷史觀,是思維的直觀與推斷,人類的發展簡化到工具發展歷史。而馬克思的唯物質生產歷史觀,是從人的存在基礎、本質活動=物質生產勞動創造與交往來說明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統一,維持被動物質需要與主動生產,思維與肉體的存在與發展關系。馬克思與黑格爾都是從人作為主體出發,但是馬克思從人的現實生活,感性活動=勞動創造出發,而黑格爾是從抽象的人、人的自我意識出發。

  筆者認為從主體與客體的兩個角度還不能說明馬克思哲學的特征和本質,必須從勞動作為本體方面才能區分馬克思哲學與客體唯物論和主體唯心論的區別。?

  馬克思說:“但是,同樣,無論勞動的材料是作為主體的人,都既是運動的結果,又是運動的出發點(并且二者必須是出發點,私有財產的歷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會性質是整個運動的一般性質;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顒雍拖硎?,無論就其內容或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說來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

  〔VI〕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決不僅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動和直接共同的享受這種形式中,雖然共同的活動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過同別人的實際交往表現出來和得到確證的那種活動和享受,在社會性的上述直接表現以這種活動或這種享受的內容本身為根據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會出現。

  甚至當我從事科學之類的活動,即從事一種我只是在很少情況下才能同別人直接交往的時候,我也是社會的,因為我是作為人活動的。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因此,我從自身所做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做出的,并且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存在物。

  ······

  作為類意識,人確證自己的現實的社會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維中復現自己的現實存在;反之,類存在則在類意識中確認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為思維著的存在物自為地存在著。

  因此,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地他也是總體,觀念的總體,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自為的主體存在,正如他在現實中既作為對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感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一樣。

  可見,思維和存在雖有區別,但同時彼此又處于統一中。”?(《1844年手稿》2014版單行本第80-81頁)

  摘錄這么長的馬克思原話,是論證馬克思說明主體的人是從勞動活動過程而來,馬克思的哲學主體“人”與哲學本體“勞動”的連接關系。第二,馬克思是社會存在是物質與思維,思維與勞動創造物的統一,社會存在概念并非單是物質遺傳與存在?,還包括思維的存在、思維的傳承。這一點是人能成為單獨活動的個人,個性成立的前提。這種社會存在是人類勞動的結果,又是人類下一個歷史循環的起點??梢婑R克思雖然承認物質自然先于人類存在, 人是有自然而來,但他解釋人類的發展與存在不是從客體方面解釋,而是從勞動、從物體生產過程來解釋。

  許先生關于主體論與勞動的關系有論述,對傳統本體論?本質也有批判,認為其排斥了社會性現實的存在。但是對勞動本體與社會實踐二者關系還存在含混。馬克思認為一切社會現實都是實踐的,如果是實踐本體論那就沒有了批判,找不到差異。而馬克思批判的出發點不是社會實踐,而是勞動的社會本質,人類的發展本質。批判異化,也是以勞動本質為基礎,詛咒把人的發展本質變成謀生的手段。馬克思的主體批判基本點不是社會實踐,也不是黑格爾的自然過程辯證法=自由與正義會在歷史過程中自然實現,而是基于勞動本體論,勞動辯證法。

  轉自:

  紅歌會網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812/187055.html

  烏有之鄉  http://www.746727.live/Article/sichao/2018/12/396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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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http://www.szhgh.com/Article/cdjc/jingdian/2018-12-07/186878.html)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客體與主體之實踐態的“互系觀”。馬克思認為,舊唯物主義只關心物質直觀,不關心主體人的行動性和觀念的能動性、超越性,而唯心主義卻只關注于觀念的超越性(或曰“虛擬的批判”)而不關注現實物質世界本身。行動的標準是歷史實踐。馬克思據此指出上述兩者都是獨斷的,而拒絕單一維度的“客體詮釋學”。

  ——管窺一斑,也算透徹。但看此文,總覺是之乎者也的“孔夫子回到現代”在評判《資本論》。

  ——網友:cy_長安市井

  

  

【附注】

 

  原名《尾論  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文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2017年修訂版,第678-709頁。由于體量巨大,全文最終未能實現在期刊上發表,僅摘錄主要框架發表于《<資本論>研究》(2019)第15卷,第57-74頁。網絡發表方面,則由于“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需要,曾在烏有之鄉網刊全文登出,便于閱讀需要,并配以提示,設置了分節標題(內容的板塊相應重新進行了區劃):

  一、引言: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及其在批判工作中的意蘊

  二、總起: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與二重性總體思維

  三、《資本論》條目體與貫通法

  四、二重性貫通的“歷史”和“方法”:主體、客體之共演結構

  五、《資本論》“體”“學”“用”一體化——兼析客體批判的方法論問題

  六、中國經濟形態: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

  七、附識: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代重提之意義

  此次重新網絡發表,為端正學術起見,恢復到了原有體例,以原有創作形態提交給讀者,敬請批正點評。原有內容實際可合并成5個工作部分,即起、承、轉、合及余波(附識和判語)。所附列的爭鳴文章作為“拋磚”,目的是進一步求取批正,期待讀者們積極參與,共襄原創之中國學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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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許光偉,2016d,《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第5期。

  [40] 許光偉,2017a,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東南學術》,第2期。

  [41] 許光偉,2017b,國學感召與《資本論》在今天——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龍江社會科學》,第3期。

  [42] 許光偉,2017c,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當代經濟研究》,第2期。

  [43] 許光偉,2017d,論中華所有制問題——《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關系域內的討論,《湖北經濟學院學報》,第1期。

  [44] 許光偉,2017e,《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基于相關文獻的理論演進路線及比較視角,《社會科學動態》,第3期。

  [45] 仰海峰,2004,“物”的分析:從馬克思、海德格爾到鮑德里亞,《東岳論叢》,第2期。

  [46] 楊松華,2004,《大一統制度與中國興衰》,北京:北京出版社。

  [47] 張建君,2002,《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48] 張一兵,2008,廣松涉:物象化與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像》解讀,《哲學研究》,第4期。

  [49] 張一兵,2003,《事的世界觀的前哨》代譯序,載于《事的世界觀的前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50] 植村邦彥,2014,《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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