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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外孫:永遠不說再見

李唯同 · 2020-05-28 · 來源:激流1921
魏巍誕辰百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激流按:2008年8月24日,88歲的魏巍走完了一生。魏巍走的那天晚上,外孫摟著他的頭,喊著:“繼續革命,永不投降。”兒子喊著:“紅楊樹沒有叛變!”家人的話,是對魏巍革命一生的最好詮釋。是的,他一生都在革命,從未叛變。2020年3月6日,是魏巍誕辰100周年的日子。為紀念魏巍誕辰100周年,激流網特刊發魏巍外孫李唯同2008年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的“魏巍研究”專欄上發表的紀念魏巍的文章——《永遠不說再見》,以饗讀者。

  我的姥爺——魏巍走了,他躺在追悼大廳的中央,表情平靜,像無風的湖面,身上蓋著黨旗,枕邊是他一直舍不得戴的嶄新的軍帽。前來送行的人絡繹不絕,其中既有90多歲的老人,也有20幾歲的青年。細心的表弟數了數,大約1400多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矗立在追悼會大廳門前的廣場上,在細雨中打著“最可愛的人永垂不朽”的橫幅,一打就是兩個多小時。

  姥爺追悼會的那一天,是北方秋天少有的陰冷天氣,寒風中小雨不時飄落。由于遺體告別室不大,前來送行的人,只好在廣場上擎著傘等待。這種天氣也呼應了姥姥在追悼會前一天晚上為姥爺寫下的挽聯——“悼戰友,天與我同哭。”

  我作為家屬,站在追悼大廳一側與送行者一一握手,看著那么多認識的、不認識的人為姥爺鞠躬、流淚,心想,如果姥爺活著,也許會感到有些不安吧?因為姥爺生前很怕麻煩別人,始終把別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還曾向為他換藥的護士道歉,說:“我由于生病情緒不好,有時不配合治療,希望你們原諒。”當時在病房里聽見這句話的人都在流淚,誰也沒有想到他在彌留之際還能說出這樣的話。

  終于可以回家了

  姥爺從2007年夏天為了疏通胳膊上的一個小小的血栓而住院,又查出肝臟有問題,之后的日子在醫院度過,一直也沒有回過家。在他住院期間,姥姥發動全家之力,把姥爺在二樓的書房搬到一樓,說,姥爺出院以后,爬樓梯也許不方便,不如以后就讓他在一樓工作。姥爺的書房就這樣原封不動地被搬到了一樓,連書架上每本書的位置、寫字臺玻璃板底下壓的相片都沒有變,只是姥爺再也沒機會在他的書桌前坐一坐了。

  在住院之前,姥爺的起居作息是很有規律的:早晨7點多就起床,在院子里鍛煉身體,早飯吃過就開始讀書寫作,直到中午,在家人的再三催促后下樓吃飯。午飯后和家人在客廳說一會話,吃一兩個小西紅柿或者半截黃瓜,上樓睡覺,下午3點準時起床,繼續讀書寫作,直到晚飯前出去散步。一邊看新聞聯播一邊吃晚飯,晚飯后如果有好電視就看一會,如果沒有就繼續讀書看報,就寢前寫日記。自從我記事那天開始,他在家的日子一直都是這樣度過的。一天的生活平實而緊湊,在姥爺的生活中,找不到虛度的光陰,也沒有因為無事可做而惆悵和徘徊過。

  姥爺一生都在學習,是個愛書之人。就在他生病住院期間,始終堅持讀書看報,在他去世的前幾個月,他還對舅舅說:“給我找幾本書,什么書都行,我要讀書,我要學習。人不學習是要落后的。”有一次他讓我的母親給他找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與美學》,母親回家后東翻西找也沒有找到。就對姥爺說那本書可能沒有了。姥爺對母親說:“在我的左數第三個書架上,上數第二層左邊就有,是一本紫皮的書。”母親回家按照姥爺的描述,果然找到了。

  后來他臥床,精神狀態也不好,時?;杷?。但只要醒來,他就讓家人抱住他的頭左右晃一晃,抓住兩個胳膊“拉一拉鋸”,而且突然開始愛吃冰棍,他說這樣能讓他醒來。而后他就拿著材料或報紙在病床上閱讀。家人看了心疼不已,覺得病重的他不該如此勞累,但是讀書看報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誰能改變得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新書《新語絲》和《四行日記》分別收錄了他近年創作的散文、雜文70余篇,以及1952年赴朝鮮戰地深入采訪、1965年與巴金共赴越南戰地采訪、兩次重走長征路而寫下的作品。兩書共計數十萬字的文稿校對工作,全部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而且僅僅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在姥爺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還要我給他讀了兩篇材料,都是關于中國法制建設的。在我為他念材料時,他不時輕輕點頭,示意我他聽清楚了,讓我繼續讀;他聽不清的時候,就輕輕地伸出手,讓我把材料給他,他自己看。隨后,又讓我給他讀了他的友人為他寫的一篇作品評析,之后又把當日《參考消息》的標題讀了一遍。我粗略算了一下,那天為他讀的材料大約有5000字左右。下午,姥爺始終在昏睡,醒了之后,指了指電視,家人知道那是他想看奧運比賽,于是把病床搬到離電視不遠的地方,把病床搖起來,讓他看電視。在看到羽毛球比賽中國隊獲勝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姥爺的嘴角有一絲笑意。

  從奧運會開幕那天起,姥爺幾乎每天都看奧運比賽。還經常問,這是誰和誰比賽啊?跟隨他5年的警衛員——細心的退伍戰士小陳有時還主動為他講解。小陳有一天問我,你知道他為什么那么愛看奧運嗎?我說大概是出于他對生命的追求吧。他喜歡有活力的生活,現在躺在病床上動不了,一定很憋悶。

  次日早晨6點多,我被母親的哭聲驚醒,跑到病床前一看,發現姥爺已經昏迷了。從醫生趕來到晚上姥爺去世,相隔十幾個小時。

  那天的情景因為太過傷感,以至于誰也不愿意回憶。直到現在,家人也很少提起那天的事情。晚上六點多,我把姥姥接到醫院。自從姥爺住院以來,從未在別人面前流過淚的姥姥,那天哭了,哭得很傷心,她握著姥爺的手,說:“老魏,咱們回家吧。咱們終于可以回家了。”

  家里的姥爺

  姥爺回家了,在分別了一年多之后,他終于走上了回家的路。8月25日,我和父親捧著姥爺的遺像穿過姥爺經常散步的那片柏樹林,上午十點的陽光穿過樹梢照在姥爺的遺像上。還是這條路,還是這樣的陽光,姥爺和他的家人卻天人永隔。

  “姥爺你幾歲了?”

  “我65啦!”

  “啊?你都那么老啦?”

  “我不老,我還抱得動你呢!”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很多往事,想起了在我6、7歲時我問姥爺的那些幼稚的問題,還有姥爺跟我說的那些話。

  “姥爺,什么是作家呀?”

  “作家就是為人民寫文章的人。”

  “那什么是人民呀?”

  “人民就是勞動的人,就是那些讓我們幸福的人。”

  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民,姥爺卻走了。他教我自己洗澡,教我自己洗襪子,給我寫認字卡片教我認字,教我下象棋,教我練毛筆字……我當上記者的時候,他教導我一個有人民性的記者才是好記者。如今他又教我如何面對沒有他的悲痛,可是我學不會,我永遠也不可能學得會。

  姥爺在這條路上走了20多年,只要他在家里,每天堅持在這條路上散步,風雨無阻。記得有一次,我陪姥爺在這條路上散步,姥爺看見路上有一個拳頭大小的煤塊,便彎腰拾起來,走到不遠的煤堆,把它扔進去。當時我對姥爺的行動當然大惑不解。姥爺對我說,那是工人在地底下挖出來的,他們挖煤很辛苦,我們要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不要浪費。

  姥爺和姥姥都是過過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來得不容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簡樸。我當時戲言我家也有“四舊”,姥爺的襯衫,領子磨破了換個領子接著穿,此為第一舊;姥爺的布鞋,底兒都快磨穿了還在穿,此為第二舊;姥爺的襪子,不用說,當然到處是補丁,那是第三舊;還有第四舊,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像豆包布一樣薄。我總是勸他們有朝一日能把這些破爛處理掉,他們說“舊衣服穿著舒服”。他們穿著樸素,家里的家具也是一樣。電視柜、沙發和飯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歷史,與我的年齡相同,而衣帽鉤以及幾個書柜則都算的上是我的兄長或叔父輩的。直到2002年,我參加工作之后,才給家里買了第一個DVD。

  過著這樣簡樸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爺幾乎把全部的時間用來寫作和學習。有時我下班回家,看見全樓的燈都熄滅了,只有姥爺屋里的燈還亮著,臺燈的光透過紫紅色的窗簾,照在窗外潔白的玉蘭樹上,給人一種特別踏實、溫馨的感覺。我上樓時經??匆娝讣矔?,甚至不會察覺我的到來。

  除了散步之外,姥爺平時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春秋季節,家人駕車帶他到郊外轉轉,就是他最高興的事情。姥爺特別偏愛紅葉和青松。每當看見這兩樣景物的時候,他都能站在原地欣賞好半天。他對我說,他離開朝鮮的時候也是深秋,山里到處都是紅葉。朝鮮的山坡上長滿了青松。

  如今,又是一個秋天,再過幾天,山上的葉子就會紅起來,我還想讓父親拉著姥爺到門頭溝的妙峰山去看看那棵他曾贊美過的不老松,但是,他再也去不了了。

  與“弱勢群體”同在

  熟悉姥爺的人都了解,在他的世界里,勞動者是歷史的創造者。他關注社會公平,關注大眾的生活,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不希望出現窮人。

  記得有一次,我和陪護人員用輪椅推著姥爺在醫院的花園中散步,他舉起拐棍,指著對面正在建設的一座高樓對我說,“你看,那個樓多高呵!”我以為他在欣賞那座建筑,就說,那個樓蓋得的確很漂亮,但現在北京到處都是這樣的高樓,這座高樓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姥爺說,不是,我不是讓你看高樓,我是讓你看那座塔吊,那上面的工人多辛苦,他們工作很危險,每天工作很長時間,而且掙不了多少錢……說到此處,姥爺皺起了眉,眼神中有一絲幽怨。

  姥爺的朋友很多,除了他的戰友,他的同志,還有很多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用今天的話說叫“弱勢群體”。這些人來找姥爺,有的是為了敘敘舊,有的則是請他幫忙,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姥爺從來沒有因為工作繁忙而拒絕他們的來訪,也沒有因為事情棘手而拒絕幫助。當然,在他們之間,更不存在什么“沒有共同語言”的問題。在姥爺看來,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從未把自己從工農群眾的隊伍中剝離出去。

  前幾年,一位抗美援朝的戰斗英雄生活窘迫,只好在縣城開“摩的”掙錢,不想“摩的”被城管收去了;后來這位戰斗英雄又擺起了修鞋攤,還是被城管沒收了。情急之下,這位戰斗英雄千里迢迢趕到北京,與姥爺訴說遭遇。說實話那是我在家里見到的衣著最“簡樸”的客人,但是姥爺卻與他談話長達兩個多小時,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有這樣的“待遇”的。臨走時,我看見姥爺與他握手,很用力。兩只手的對比格外鮮明,姥爺的手,是那種書生的手,皮膚白皙;而他握住的那只手是一只勞動者的手,刀刻一般的皺紋,到處都是裂口,古銅色的皮膚,粗大的手指,是那種曾經“高懸霸主鞭”的“黑手”。戰斗英雄走后,姥爺給其所在的縣政府寫信,稱不該如此對待戰斗英雄,希望縣政府幫助他解決生計問題。在姥爺的幫助下,這位戰斗英雄的生活有了改善。

  談到姥爺的創作,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是他的巔峰之作,但是在我看來,在他的晚年,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是他的又一個創作高潮。因為在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問題。而在姥爺看來,中國社會是不應該出現什么弱勢群體的。因為這些弱勢群體,往往是工人或者農民,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主人怎么會弱勢呢?而且姥爺革命一生,就是為了讓這些人過上好日子,現在這些人又被稱作弱勢群體,姥爺心中怎能平靜?所以,他在1990年以后寫過一批有影響力的重磅文章,為弱勢群體鼓與呼。這是他晚年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

  比如2007年,在聽說山西黑磚窯事件后,他撰文《驚聞山西“黑磚窯”事件》,談到:“親愛的讀者,你們誰能想到,這種只有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才有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奴隸勞動,會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呢?會出現在二十一世紀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呢?正像魯迅當年說的‘我疑我在的并非人間’。”可以想象,姥爺在寫這篇文章時,內心有多痛苦!

  姥爺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撿過煤核兒,賣過煙卷兒,替人抄過書,深深體味過舊社會帶給勞動人民的苦難。同樣的,他對在黑磚窯里掙命糊口的工人們的苦難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自覺自愿、義無反顧、從一而終地把窮苦人納入他的視野,不僅僅是出于他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階級感情,他的痛苦是他的感情帶給他的。諸如此類的文章,還有《不要殺他!!!——我替退伍兵崔英杰說情》、《教育應向弱勢群體傾斜》、《也談農民工問題》等等。這些文章都收錄在他2008年1月出版的《新語絲》中。

  堅持信仰的人是可愛的人

  姥爺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就是共產主義。也正是他的信仰,塑造了他可愛的人格。他為之奮斗了一輩子的事業是共產主義。

  猶記得當年,當電視劇《長征》在中央一套熱播的時候,姥爺每集都不落地看完了,每天都贊美《長征》拍得好?!堕L征》的片尾曲是著名的陜北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姥爺每天都要跟著片尾曲唱兩遍(《長征》每天播出兩集)。當時姥姥笑著說,“你唱的那個都走調了,就別唱了”。姥爺權當沒聽見,盯著電視屏幕上的字幕,像年輕人去歌廳K歌那樣興奮,眼睛里閃著孩子一樣幸福的光。

  姥爺是一個很平靜的人,喜怒哀樂很少表現出來,興高采烈的時候更是不多。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聽姥爺唱過三首歌,第一首是他曾主動為家人“演唱”的《抗大校歌》,第二首是他在哄我當時年僅1歲的妹妹睡覺時唱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還有一首就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我曾用采訪機錄下這段珍貴的聲音,但在姥爺過世以后,我不忍再聽,卻又每次都禁不住想聽,每次聽的時候都淚流滿面。不僅僅是出于對這個慈祥的老人的懷念,更重要的是,他讓我見識了信仰的魅力,以及一個有信仰的人的高尚情懷。

  姥爺走的那天晚上,全家人扶床痛哭,表弟摟著姥爺的頭,喊著:“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舅舅喊著:“紅楊樹沒有叛變!”淚水、吶喊都喚不回姥爺再睜開眼睛看我們一眼。我想家人的話,是對姥爺革命一生的一種詮釋吧。是的,他今生都在革命,他從未叛變。如果他知道他的家人對他說這樣的話,在九泉之下他該是很安然的。

  在姥爺生前,曾經不止一次地教育我們說,要苦讀馬列,深入群眾。眾所周知,現在社會上燈紅酒綠十分尋常,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也在蔓延。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容易禁不住誘惑。因此,姥爺對家中第三代年輕人的成長也就十分關注。我在英國讀書的表弟,剛剛回國,見到姥爺打過招呼,姥爺隨即就從抽屜里拿出一打有關中國國情的材料,塞到表弟手里,讓他馬上仔細閱讀,而后談認識,談體會。

  就在姥爺住院期間,我去醫院看他,他往往第一句話就問我:“現在外面有什么消息?快跟我說說。”等我說完當前時事熱點之后,他就接著問:“你對這些問題怎么看?”在我印象里,他和我們談生活的時候少,談馬列、談國情、談時事的時候多。姥爺特別注意了解我們的思想認識,不希望我們走了歪路。他希望他的后人,秉承他的信仰,在他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希望我們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認識社會。“你們要成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如果不行,至少要成為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不管你們以后干什么工作,身處什么環境,都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他經常這樣告誡我們。

  馬列主義,一個被很多人僅僅在口號使用的名詞,現在甚至在“流行”的口號中都不再出現了。在姥爺那里,有著嚴整的外延和深刻的內涵。在一個意識形態漂浮的年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千差萬別。越是在這樣的一個年代,那些有信仰的人越是值得敬重的。

  姥爺就是一個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一生都在踐行他的信仰。在他的晚年,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和他有同樣信仰的人越來越多。在他生病住院期間。烏有之鄉網站曾為他的新書——《新語絲》和《四行日記》開過一個青年作品研討會。參會者中,青年人占了絕大多數。會后出版了《青松與青年》一書。姥爺接到這本書,堅決要看一看。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用一只手把書舉起來,能看多少算多少,或者讓身邊的人給他念。我對姥爺說:“會上發言的青年人都很認同您的觀點。他們都是您的追隨者。”平時一向十分平靜的姥爺竟有些激動,用微弱的聲音說:“好,好。”眼中似乎有淚光閃動。

  在姥爺去世的前一個月,表弟去俄羅斯旅游,帶來一面黨旗送給他。姥爺看到黨旗非常興奮,“快把我搖起來!”(當時他躺在病床上)姥爺沖著警衛員說,“快把黨旗給我掛在對面的墻上!”他凝視著黨旗,像是在欣賞最美的花朵。“你們看著它,誰也不許把它摘走,也不許讓他掉下來!”

  直到姥爺走的那天晚上,黨旗一直掛著。從掛在墻上的那一刻起,從未掉下來。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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