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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記》的文本、邏輯與問題

馮川 · 2020-05-01 · 來源: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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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知識結構老化、終于偏離國家和民族立場的反體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記》的最根本問題,更是《方方日記》最大的危害所在。

  目錄

  一、“傷痕”之外可有“陽光”?日記中的情感政治

  二、“沉悶”之外的追問與投射:日記中的武漢人日常生活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慘烈”與“人禍”:日記中的疫情變化與病人處境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權與分裂心態:日記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五、新聞背后的政府、一線人員與民眾:日記中的新聞事件述評邏輯

  六、“作惡”背后的追責邏輯及其自我解構:日記中的政治想象與再審視

  七、義正辭嚴背后的虛偽詭詐:日記中的5組悖論

  八、假問題之外的真問題:日記的問題根源是什么?

  《方方日記》已成過去時,但有關《方方日記》的論戰文章仍在自媒體充斥的網絡空間中鋪天蓋地。不論是方方的支持者還是方方的批評者,其中都不乏持極化思維者,于是兩方陣營之間罵戰不斷。極化思維之所以產生,概因其背離了實事求是。事實是復雜且多面向的,方方內容龐雜的日記同樣如此。抓住其日記的部分內容而斷章取義、過度闡釋,都不利于我們對《方方日記》做出客觀評價和全面盤點,但卻有利于為論戰煽風點火。而僅看到日記表面,若不將日記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而深入分析作者的敘述策略和用意,讀者也極容易被方方所釋放的“善意”所蒙蔽,在“獨立思考”的口號下停止思考。

  當然,日記體的零散瑣碎不成體系、以網絡為媒介的碎片化淺閱讀模式,以及論戰狀態影響下讀者的心浮氣躁,本身就構成了讓論戰之火持續燃燒的環境。論戰下的《方方日記》非好即壞,方方非善即惡;論戰下的讀者急于站隊,急于為《方方日記》貼標簽,做出臉譜化的定位;論戰下的評論者,則紛紛從《方方日記》的零散文段中各取所需,尋找攻擊敵方陣營的武器彈藥,甚至借此大量販賣自己的私貨。在批評對方“雙標”“扣帽子”和“以偏概全”之時,極化思維往往讓他們自己也犯下同樣的錯誤。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記里引用《圣經》里的話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方方在她的日記里究竟所打何仗,所守何道?在通讀《方方日記》文本、全面梳理其邏輯脈絡的基礎上,本文試圖跳出立場先入的論戰模式,以系統開示方方的日記內容為優先,對有關《方方日記》的紛繁復雜的輿論進行較全面的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日記所提出的問題、哪些是日記本身存在的問題、哪些是輿論制造的假問題,以求明晰《方方日記》中存在的真正問題及其根源。

  一、“傷痕”之外可有“陽光”?日記中的情感政治

  (一)《方方日記》中的“陽光”

  方方的不少批評者將《方方日記》定性為“傷痕文學”,他們指責《方方日記》中滿是“傷痕”,“沒有任何鼓勵武漢人民的語言,渲染悲觀論調”“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進而認為方方“戴著墨鏡看世界,當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靈黑暗的人永遠看不到陽光,也體會不到陽光的溫暖,只看得到惡”。

  然而,這樣的判斷事實上言過其實。

  首先,《方方日記》中不乏極力突出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治愈可能性高、以緩解讀者心理恐慌的內容。比如:

  這個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發病之初得到治療,很快就可以控制。(2月2日)

  冠性肺病傳染力強,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療,死亡率并不高。(2月4日)

  感染人數可能十萬,但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發病。盡管被感染,但并不發病,以后就會自己慢慢地好。已向醫生確認。(2月4日)

  人民醫院呼吸科大夫的視頻:扛不過去、發展成重癥的,多是有基礎病的老年人;年輕人如果中招,個人體質好,打針吃藥喝水休息,做到這些,是很容易扛過去的。(2月6日)

  局面真的是在好轉。雖然沒有人們期待得那么快,可是好轉不就是希望嗎?除了湖北,其他省的疫情基本過了拐點。而湖北正在朝拐點邁進。今天方艙醫院已有多人出院。痊愈者的臉上都露著笑容,這不是裝出來的笑容,而是發自身心的笑容。(2月11日)

  在那段時間,衛健委專家組開始集中發表新冠病毒無藥可救的意見,在民眾看來,這意味著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條。衛健委專家組2月5日發表的“無癥狀傳染者理論”、2月6日發表的“糞口傳播理論”和2月9日發表的“氣溶膠傳播理論”,一次次推高民眾的恐慌等級。相比于專家組這些在當時尚待證實的言論,方方的日記則是一以貫之地強調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可治愈性。為了加強對“可治愈性”的強調效果,方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引述了一條“瑞德西韋或有療效”的新聞:

  網上盛傳,美國吉利得研究的新藥瑞德西韋在金銀潭醫院啟動試驗,傳說效果很好。盡管后來,有人辟謠,說是并沒有結果。再等三天,或許我們的期待就會證實。(2月6日)

  從方方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她毫不避諱該條新聞已被辟謠,不過她仍希望讀者能與她一同對該藥的試驗結果充滿期待。不管后來試驗結果如何,這樣的文字畢竟給讀者帶來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慌和絕望。

  同樣,在3月17日的日記中,方方原文引述了一份在其高中同學微信群中流傳的“解封時間表”。她在引述之后也特別說明,同學在轉了這個帖子之后留言“轉發的,不知真假”。但相比于信息的真實性,信息對人心的鼓舞、對人們期待的喚起,也許是方方更加看重的:

  不管真也不真,都很鼓舞人心。顯然,生活將陸續恢復正常。(3月17日)

  昨天同學轉發后幾個人自己也琢磨了一下覺得多半不實,因為時間太具體了。但作為期待,我決定還是記錄下來。這就是大家的期待。理想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3月18日)

  其次,在努力減輕讀者對新冠肺炎本身的恐慌的基礎上,《方方日記》對市民的居家隔離行為作出號召。具體而言:

  一是號召市民相信和服從政府、配合政府指令,與政府形成合力。比如:

  服從政府指令,聽從安排。(1月23日)

  現在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瘟疫。我一定會和政府和所有武漢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會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我絕對與政府保持一致,絕對配合政府的每一項行動,并且努力幫助政府說服不理解的人們,幫助政府安撫焦慮的人們。(2月8日)

  我們還在繼續堅持,依然聽從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當時許多民眾對于政府在疫情前期反應遲緩、貽誤時機的表現充滿怨氣。而方方則提出將“配合政府防疫”與“對政府的追責訴求”分開看待:

  事已至此,我們暫時放下憤怒和抱怨。武漢人目前只有團結一心,相互鼓勵,相互幫助,相互安慰,共度難關。雖要追責,但是現在,我們先全力以赴,熬過難關。(1月29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誤,無論如何,我們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們還是要給予他們信任。不然,這種時候,你能信誰?你能靠誰?疫情是大敵,全民同仇敵愾,沒人再敢馬虎,只要決策者不再出昏招。(2月4日)

  抗疫過程,跟日常生活一樣,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不是蠢人,也不盡然都是蠢事。(2月6日)

  在防疫大局之下,方方這樣的表述策略,無疑起到的是團結和拉攏民眾的作用,而非將民眾推到政府的對立面。

  二是號召市民不要因恐慌而自亂陣腳,也不要傳遞恐慌。比如:

  保持理性,不要恐慌自亂。(1月23日)

  不要隨意轉發易引起恐慌的信息。(1月23日)

  我們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呆在家里,不要恐慌。不要自亂陣腳,哪怕有點發燒或咳嗽,一定要冷靜處事。(2月6日)

  同時,方方還針對具體引起市民恐慌的原因,對市民做出號召。比如,針對“搶購”問題,方方寫道:

  運輸發達,全國支援,不必搶購,這點可絕對相信政府。(1月23日)

  聽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搶購,說是擔心超市關門,斷了吃喝。市府似乎就此發了一個聲明,即保證超市不關門。全國人民都在支持武漢,中國的生活物品也不緊缺,保證武漢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應該不難。(2月4日)

  針對害怕前往醫院接受治療的民眾,日記中說:

  相信在醫院治療,比在家中隔離效果好得多。(1月28日)

  針對害怕社區上門查體溫會使自己遭到感染的民眾,方方說:

  據我了解只是針對疑似者上門測體溫,其他人電話自報給社區即可。不必人人自危。(2月6日)

  三是號召市民居家隔離,嚴格自律。比如:

  出門戴口罩,勤洗手,吃好飯,小病靜養(1月23日)

  不添亂就算是幫忙(1月23日)

  自己關自己的禁閉,讓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樣生活(1月23日)

  保護好自己,就是幫忙(1月29日)

  我們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從指揮,完全配合。咬緊牙關,關門閉戶。(2月11日)

  在此基礎上,方方還對市民的居家生活方式和心理調節方式提出建議。比如:

  哪怕大哭出聲,甚至不再關注疫情,都可以??纯措娨曤娪?,看看那些以前被罵過的娛樂致死節目,讓自己挺過這一關。大概,這就是我們的貢獻了。(2月11日)

  更多呼救的叫罵的視頻,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時候。而那些遠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頭來,向希望處看??纯此麄儽銜靼祝簳r至今日,我們絕不能恐慌或是崩潰,否則他們所有的努力,都將白費。(2月11日)

  在這篇2月11日的日記中,方方直白地號召民眾“向希望處看”,具體而言是“向更多面對艱難卻仍在努力的人看”“向掙扎著生活卻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看”和“向無數疲憊不堪卻依然堅守崗位的人看”。這三類人,分別是指“火雷兩山醫院的建設者們”“窮困潦倒卻將平生所有積蓄拿出捐贈的貧窮老人”以及“所有冒著感染危險的醫護人員”和“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著各種服務的志愿者們”。這樣的號召,一方面表達了對一線工作者和愛心人士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將居家隔離的意義與他們的努力付出建立起關聯。接連而來的排比句式,更加深著號召對讀者的感染力。

  四是號召市民一定要振作起來、堅持下去。比如:

  我們唯一的事,只能把這一切都扛下來。盡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屬也多半扛不住??墒?,不扛,又能怎樣?我們除了振作起來,還能怎樣?我們沒辦法幫助病人,我們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臨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幫人的時候,就幫著他人一起扛。無論如何,再扛他一周。(2月2日)

  小哥居住的小區前兩天在最具危險的小區中排名第一。小哥說:“讓我們一齊繼續堅守,希望二月底能夠徹底好轉。”(2月12日)

  再次,《方方日記》從來毫不吝惜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贊美。在1月24日的日記中,方方寫道:“感謝這些勞動人民!他們的從容以及辛苦,讓我安心了許多。”在2月8日,日記更是突出對環衛工人、外賣小哥和警察這三類群體的贊揚,評價道:“最默默無聞的人是他們,但他們一直在鎮定我們整個城市的心。”看到日記中對這些從容面孔的平凡記述,以及方方對自己內心感受的反思,緊張不安、心懷恐懼的讀者也許心里也會跟著踏實下來,《方方日記》中的這些內容似乎可以間接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

  通觀全篇《方方日記》,方方對以下社會群體表達過感激和贊揚,“從容”和“辛苦”是貫穿以下所有社會群體的共通特征:

  (1)店主。1月24日的日記,記錄了在大部分店鋪和藥店都關門時依然營業的夫妻店鋪,說他們過年不休,“讓人感覺踏實”。

  (2)賣菜者。1月30日的日記,表達了方方對為了生活而仍然從容賣菜的勞動人民的欽佩,說自己有時跟他們對上幾句話,“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實”。

  (3)文聯的同事。1月28日的日記記載,在疫情之中同事們仍在討論稿件的發表事宜,還在為自己的事業而奮斗。方方認為,憑著這樣的精神,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4)青年志愿者。方方在2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青年志愿者改變了她對年輕人越來越功利的成見,認為不必杞人憂天,因為每個時代都有與它相匹配的人。方方還表達了對每天拍視頻封城日記的年輕人的敬意,并坦言在某個寒冷而憂傷夜晚,是年輕人拍的視頻鼓勵了她。在2月4日的日記中,借由對一些孤寡老人處境艱難的擔憂,方方表達了對社區和志愿者前去幫助的信心。2月19日的日記則夸贊了志愿者這種組織方式,指出年輕人在參與社會服務時,不僅可以奉獻一己之力,還可洞察社會、理解人生、增長見識和能力。3月2日,方方更是點名表揚了3位志愿者:幫助并組織接送金銀潭區域醫護人員上下班的汪勇,為六百多居民買藥而遭舉報的吳悠,和專程從四川趕來為武漢醫院的醫護人員做盒飯的劉鮮。

  (5)社區工作者。一方面,方方不止一次贊揚社區服務細致到位、態度良好。如2月4日的日記記載她出去倒垃圾時,發現家門上貼了“已經消毒”的紙條和通知,2月8日的日記記載昨日接到社區詢問自己是否發燒、家中人數的電話,3月8日的日記記載小區工作人員經常幫居民去超市買東西。這些細節在日記中,都是方方做出“社區工作細致入微”這一判斷的依據。

  另一方面,方方也并不是不知道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在3月8日的日記中,她直言社區工作者相當辛苦,幾乎就是什么活都得干的勤雜工。她特別提到在沒有電梯的老舊小區中工作的社區工作者,不僅要幫老人購物搬東西,還要教他們用手機。如果遇到沒有手機的老人,還要用自己的手機幫忙。方方畢竟已在武漢生活了幾十年,她深知百姓什么樣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橫著脖子跟你犟起來,也是要人命。”因此她寫道,社區工作者要做好服務實在是很難的事。大量的武漢人“能撐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繼續撐下去,相當程度上,也是靠了無數下沉干部和社區人員的辛勞”。

  (6)環衛工人。1月24日的日記,方方首次提到“在冷風冷雨中一絲不茍掃街”的環衛工人。1月30日,日記再次提到這群身影:“幾乎所有空空蕩蕩的馬路上,都有一個環衛工人在風雨中一絲不茍地掃地。”在場景描述之后,方方還加入了內心活動:“看到他們,你會為自己的緊張不安感到慚愧,驀然間你就會鎮定下來。”2月8日,方方對他們的夸贊更是直白:“他們真是了不起。盡管人少,路面沒那么臟,只是一些樹葉。他們也恪盡職守,認真打掃,以保證整個城市的衛生。從疫情開始到現在,他們一直以從容的姿態留在我們眼里。”

  (7)外賣小哥。日記中對這一群體的提及頗為簡略,只在2月8日的日記中描述他們“仍然騎著小車,奔波在各條路上”。

  (8)警察。一方面,日記關注了這一群體在冷天中的堅守。比如2月8日的日記描述,天氣雖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個路口,醫院門口也有一些,方方評價他們“站在外面,實不容易”。另一方面,日記關注到一線警察兼做多重業務的繁雜和辛苦,特別是疫情期間在工作過程中直擊死亡的悲苦。比如2月8日的日記寫道:“基層警察是相當辛苦的,他們往往直面各種人等,執行他們所必須執行的任務。我聽說,在有人病得無法下樓時,也是警察前去幫忙背人。有一個人剛背到樓下就死了,警察也哭。”2月29日在詢問警察朋友,得知他們一直在第一線,一天也沒休息后,方方敘述警察的工作:“既要保障基本生活運輸,又不能讓人流車流泛濫,還得認真甄別。好多民警開車幫運病人。進出城通道24小時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車輛通行,又要外防輸出。在醫院、隔離點、社區這些地方,要維護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醫患糾紛之類等等。”并且提到他們“因為接觸多,風險相對大”。

  (9)外地捐贈者。方方收到云南作家張曼菱發的視頻,反映的是張曼菱當年下鄉的盈江縣給湖北捐贈了近百噸土豆和大米。日記在2月12日記述了這件事,并評價說:“艱難時日,善良人還是很多。”

  (10)捐贈親人遺體的遺屬。2月28日的日記在介紹了劉良團隊的新發現之后,談到了新冠肺炎患者家屬捐贈親人遺體一事,并認為“沒有他們的無私貢獻,也就不會有劉良團隊對新冠肺炎認知的突破”。

  (11)基層干部。2月14日的日記評價基層干部“不敢懈怠”,并解釋在同學群里看到的關于基層干部“不上崗,就下崗”的處境,即“你不好好參與抗疫工作,你就立即下崗”,并用“武昌區的兩個官員,今天就已被撤”的事例進行佐證。這篇日記還反映了隔離中的兒時鄰居對基層干部的感受:“這幾天總算見到了說話語氣好的人。先前都是吼來吼去的。”在表現基層干部工作作風轉變的同時,日記說鄰居也能理解基層干部之前工作中的為什么“吼”:“因為人太少,找他們的人太多,都急瘋了。”也就是說,方方的日記內容里不存在對基層干部的抱怨和指責,而更多是持同情理解的態度。

  (12)團購老板。這一群體在日記中也是被方方一筆帶過,僅在3月4日以“大疫時期沒日沒夜在外奔波,拿命掙錢”的形象出現。方方評價他們“不容易”。

  (13)醫護工作者。日記中對于這一群體的記述通?;\罩著悲愴幽暗的色彩,但也并不是沒有一束“陽光”。比如3月17日,日記關注了即將離開武漢的援漢醫療隊。日記記述了武漢各界人士以最高禮儀歡送他們的場景,字里行間滿溢感恩之情,畢竟“是他們救了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人”。這篇日記肯定和贊賞襄陽市對于“今后區域內所有A級景區和25家星級酒店向他們終身免費”的決定,雖然她補充說“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因為她覺得即使全湖北所有景區都對這四萬多人免費開放,也并不過分。這篇日記還記述了四川醫療隊醫務人員趙英明的丈夫在妻子平安回家后需要兌現“包一年家務”這一承諾的小插曲,并以玩笑的口吻寫道不知網友是否真要通過直播監督這個丈夫做一年家務。這樣的小插曲體現了丈夫對妻子的愛、家與國的緊密相連,以及網友對醫生家庭的關注。而在“戰時責任”和“家庭責任”、“戰時生活”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中產生的這個輕松幽默的小插曲,可以快慰人心。

  另外,醫療事業對國際政治的超越,也被方方所贊揚。比如3月22日的日記中,方方贊美醫護工作者的“大愛仁心”,并記述了一個本來政治立場上“有點反美”的醫生朋友也愿與美國同行攜手抗疫的事例。日記中寫道:“中美政客互懟,醫生聯手,超越政治偏見、國別意識,這是對人類的愛。喜歡這些醫生的職業精神和心理狀態。”如果拋開作者意識深處的政治立場和讀者對作者的政治預設,單從日記內容本身來看,不可否認這種對于人類之愛的歌頌是積極向上的。

  然而問題就在于,理解日記內容不能單看表面,還需要將日記內容與作者意識深處的政治立場聯系起來把握。一旦聯系起來進行系統思考,日記中“陽光”背后的政治就立刻顯明出來。

  (二)“陽光”背后的政治

  以上對于《方方日記》中“陽光”的展示,大概不會引起多少爭議,也確實揭示出類似“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這樣一棍子打死的評價,對于方方來說是不公正的。但是“陽光”畢竟不是孤立的,我們需要將這些“陽光”放回《方方日記》的話語生態系統中進行定位。于是我們便會發現:雖然《方方日記》認為“用任何美好的詞匯來夸贊武漢人在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獻都不為過”(2月29日),毫不吝惜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贊美,但這些“陽光”般的話語卻并不單純,其背后若隱若現的政治意涵容易引起爭議。

  第一,在方方的思維結構中,“陽光”般的“大善”與“大惡”處于對抗關系中。2月15日的日記將之表述為:“在大惡張揚的同時,大善被激發得更多。”換句話說,淋漓盡致地記錄大善,是以大惡張揚為背景的。大善被激發得“更多”,當然是一種滿懷希望的積極話語,但張揚的大惡與激發的大善處于對立和沖突之中,希望正來源于“更多”大善在對抗中戰勝大惡的可能。這一邏輯成立的前提,是“大惡”的清晰界定和真實存在。后文將會對《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內容進行梳理,這里暫且不展開討論。

  第二,在方方的敘述策略中,“陽光”般的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構成反襯關系。日記對普通勞動者和一線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極盡贊揚之辭,所達成的效果便是反襯政府工作能力之低、能力之限。2月19日的日記在贊揚了志愿者這種組織方式之后,方方直陳:“沒有他們有力的幫助,僅靠機械的政府機關,可能更糟。”而3月2日的日記則將倉促封城后的武漢比作百孔千縫且連底都沒有的大水桶,政府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全副精力忙兜底”而“桶邊百孔千縫無力顧及”,而無數“主動接盤”的志愿者則“見孔便堵,見縫即填”。

  這里涉及到民間社會組織與政府行政科層組織的關系問題。如果僅就民間社會組織的優勢而言,方方的表述也并沒有問題。一些學者在疫情中也注意到了民間社會組織在應急機制中的重要性,進而提出要把社會體系建設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推進,加速推進治理思維由傳統的層級式行政管理向現代的開放協作式治理模式轉變,讓民間社會組織與行政體系產生“協同共治”的良性互動,而不是被強大的行政體系所吸納。但承認民間社會組織的優勢,并不意味著對政府行政科層組織的否定。方方是否對政府機關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以至于前文提到的方方對民眾服從和相信政府的號召也是惺惺作態、不情不愿的無奈之辭?這一問題成為雙方陣營論戰的焦點之一。

  第三,在方方的政治圖式中,“陽光”般的國際主義立場與母國中心主義立場處于有著高下優劣之別的等級序列關系中,而這種所謂的國際主義立場又在不經意間帶有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嫌疑。如在3月24日的日記中,與醫生“對人類的愛”形成對比的是“中美政客互懟”。方方直言她更喜歡醫生職業精神背后那種國際主義的“人類愛”,而僅用“政客互懟”四個字來概括中美為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所展開的攻防。在方方的話語中,相比于“人類愛”,“政客互懟”相形見絀。崇尚國際主義精神本也無可厚非,不過在國民國家林立的當代國際政治格局之下,國際主義精神極易被拉回到母國中心主義的框架內加以揣測、解讀,結果原本尋求遠離母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國際主義立場,卻又落向了他國中心主義立場。

  具體而言,方方在3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武漢疫情緊張時,在美華人掃空貨架口罩捐贈回國,而當美國疫情暴發時,美國醫生遭遇口罩和防護物資的缺乏,因此有華人朋友說心理覺得對不起他們。方方對這一觀點的轉述,表達了她對該觀點的肯定態度。分析該觀點,“在美華人掃貨回國”對于華人而言可以理解為基于母國中心主義立場,對于美國而言則可以理解為基于國際主義立場。如果方方站在國際主義立場,對此行為不應該有所否定。但“對美國醫生缺乏醫用物資”抱以歉意的觀點,則是站在他國中心主義立場上,不顧時局的變遷,否定此前的國際主義立場和母國中心主義立場。而方方對此觀點持肯定態度,則表明她并不是堅定而純粹的國際主義者。相反,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她,倒成為他國用以攻擊和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維護他國的母國中心主義立場的工具。

  由于方方在日記的表述中出現立場的游移,輿論就不同的日記片段,圍繞方方究竟是“愛國者”、“國際主義者”還是“叛國者”的問題爭論不休。但從整體上綜合來看,方方的立場確有背離國家和民族利益之嫌。

  二、“沉悶”之外的追問與投射:日記中的武漢人日常生活

  (一)群像描摹

  方方個人的生活狀態,當然不能代表全體武漢人的生活狀態。不過,《方方日記》還是試圖觀照更多類型的武漢家庭,將他們的生活狀態記錄在案,并借此發表自己的看法。

  《方方日記》中有大量對“被關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這樣一群被禁足在家的武漢人,煩躁感、談心的時間、吵架的機會都會多起來(1月28日)。他們會忘記今天星期幾,已經在家堅持了多少天(2月2日),也會在每天晚上看著遠處亮著的大樓而莫名心安,感覺這個城市還未完全死掉(1月31日)。他們會發現手機因反復接收重復陳舊的信息而容量不夠用(2月12日),也會在無法外出活動的情況下,選擇在家里運動,甚至從廚房到房間跑三公里(2月12日)。只要沒有被感染,他們基本就會心里踏實(1月29日);而只要家里沒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穩(2月2日),他們中大部分人的日子也許都是在團購、追劇和睡覺的往復循環中一天天度過(3月4日)。方方想告訴讀者的是,武漢并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煉獄,而是個安靜的美麗的磅礴大氣的城市(2月2日)。

  對于這樣一群禁足在家的武漢人而言,生活物資基本不缺(2月2日)。由于人們全力關注生活,哪里都呈現出生機(2月18日)。他們會討論解封后去哪家店大吃一頓(2月18日),會抱怨做飯麻煩,做完飯還要收拾廚房(3月15日)。為了買菜,他們組成團購超市套餐的隊伍,買賣雙方細致約定交菜時間和地點(2月18日)。而為了防止交叉感染,甚至有居民改用吊桶提菜的辦法把桶一直拉到六樓(2月28日)。生活物資的充足供應和與生活需求的對接背后,是社區工作者的辛苦,和相比于疫情之前武漢人的艱難。雖然買菜群和電商在不斷靈活調整配菜方案,但畢竟團購需要搶,搶不到的人就會發慌(2月21日),禁足如此之久,需要很強的意志力才能承受(2月29日)。武漢人這樣的生活處境,讓方方感到心酸(2月28日)。

  與生活物資相比,方方更擔憂的是封城之下武漢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最容易出現心理問題的是小孩,他們整日被關在家里會相當難受(1月28日)。特別對于那些因瘟疫而成為遺孤或遺腹子的孩子來說,他們雖然吃喝不成問題,但內心有傷口。他們缺少依靠,也將缺少無微不至的愛。他們中甚至已經有人開始表現出害怕穿防護服、戴口罩的人的行為,需要盡早接受心理干預(1月29日)。

  “沉悶”是方方描述武漢人精神和心理狀態時常用的關鍵詞。圍繞“沉悶”,方方在日記中有如下表達:

  悶是有一點,但只要活著,悶是能忍住的。(2月4日)

  抗疫工作走上正軌,呼救的病人少了,武漢人變得沉悶起來。(2月12日)

  武漢人有點沉悶,一向活躍的同事不想講話,家里小群少人做聲。(2月29日)

  沉悶依然是我這幾天對武漢人的印象。(3月2日)

  今天的武漢人依然顯得很沉悶。(3月3日)

  空氣中充斥著沉悶,無處不傷感。特別討厭接電話,完全沒有跟人講話的欲望。只是以一種最簡單的方式活著,什么都不想說。(3月6日)

  不想出去,只想待在家里。(3月11日)

  相比于有病患的家庭、家中有人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家庭,絕大部分的武漢家庭都處于無人生病、全員禁足在家的狀態。“沉悶”更多是對他們精神和心理狀態的概括。方方在日記中提到過一個理論,即“四十天閉戶,人們的心理承受力會到極限”(3月2日)。不論這一理論是否有科學依據,長期禁足對于大多數人的心理承受力都會構成挑戰,因此他們會想方設法出門走動,但又不具有遠行的欲望。用“沉悶”二字來概括這種狀態,應該是準確的。

  不過“沉悶”二字引來一些輿論的批判,在筆者看來這些批判都不太能站得住腳。比如有人評論說“舉國上下都在自我隔離,在室內待久了誰不悶?但非常時期,所有人都該理解并承受”,這樣的評論并沒有否定“沉悶”的存在,方方也只是描述人們承受“沉悶”的狀態,并不存在對“沉悶”本身的抱怨情緒。

  有人評論說“‘悶’有什么大不了,跟生死相比算得了什么?”,同樣首先承認了“沉悶”的存在,只不過對方方過多提到“沉悶”而心懷不滿,認為“沉悶”與生死相比不值一提。然而對于無災無病的家庭而言,其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與生死的抗爭,而是來自對未來確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缺失,引起“沉悶”的問題就顯得比生死問題更加重要,因此片面認為“沉悶”與生死相比不值一提是欠妥的。

  還有人評論說“是否應該多些沒有停歇的一線工作者”,因為一線工作者都是“犧牲更多的人”。根據筆者在“《方方日記》中的‘陽光’”這一部分的梳理,方方對一線工作者的描寫并不算少。況且從人數上來看,禁足在家的武漢市民占大多數,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也特別重要,記述他們的“沉悶”與記述一線工作者的辛苦也并不矛盾。

  (二)特殊群體記述

  除了上述對“被關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方方日記》還關注到一些特殊家庭和特殊群體的生活。在對特殊家庭的記述方面,1月28日的日記關注到一家三代、家中還有病人的家庭,家中的年輕成員需要一邊操心工作,一邊隔天出門買青菜。2月13日的日記關注到夫妻分開各管各家老人的家庭,其中妻子兼管孩子、丈夫奔波采買,夫妻在兩家之間往返很辛苦,但與病人和死者家庭相比,他們不但活著而且還能相互照顧,因此倍感幸運。2月20日的日記則關注到疫情之下空巢老人的生活處境。平日里他們需要由保姆、鐘點工和兒女照料,但疫情期間他們的生活不得不靠自理,而做家務、買菜做飯、洗衣打掃、收拾整理的工作并不簡單,若他們拼盡全力仍無法應對,就只能靠社區盡可能地派人予以幫助。

  在對特殊群體的記述方面,1月29日,方方在日記中提及她的女兒。這是一位從未下過廚、平日或回家蹭飯或吃外賣,在疫情期間還需要靠母親提供保護的年輕女性。方方勸阻她去小區超市買盒飯,因機動車即將禁行還特意為她送去保證十天生活的物資。筆者認為方方女兒的事例也能代表一部分在優渥的都市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獨生子女的生活狀態,因此也將其歸入“對特殊群體的記述”。疫情將迫使這一群體學習如何下廚,“也算是意外收獲”。2月25日的日記關注到福利院、養老院中的老人,將他們定位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認為他們在疫情中的狀況不容樂觀。2月27日的日記則分別關注了滯留在外的武漢人被外地歧視的處境,以及滯留武漢的外地人“沒錢住店,沒店可住,沒飯可吃,住火車站,撿垃圾”的生活境況。2月28日,方方把目光投向社區工作人員和志愿者群體,不僅描述他們所面對的“上面什么事都壓下來,下面什么事都找他們,相當難纏的大有人在”的艱難工作處境,更提到他們當中在防疫初期成為疑似感染者的不在少數,因為他們需要同各種人打交道,不知誰會是感染者,而那時他們自身的防護設備又極為有限。

  方方的日記對各類特殊家庭和特殊群體生活處境的廣泛涉獵,與前述對于“被關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合在一起,也算是對封城之下武漢人生活處境的較為全面的還原。其中提到一些群體的艱難處境,也許還能喚起讀者和社會對他們的關注,總之并不至于引起爭議。

  (三)精神關切

  基于對封城之下武漢人精神和心理狀態的擔憂,《方方日記》在這方面的內容并未止步于對“沉悶”狀態的描述。為了安撫武漢人的情緒,方方借由日記反對關于央視取消元宵節晚會的建議,認為大家關在家里特別需要一些喜慶東西慰藉自己(2月7日)。她還通過日記安撫因搶不到團購菜而恐慌的居民說:“放心吧,不會讓人沒有吃的東西,中國還沒有到這一步。”(2月21日)此外,她還多次鼓勵武漢人要充滿信心,堅持下去。從日記的時間上看,類似的鼓勵分散出現在防疫過程的各個階段,表明方方對提振武漢人精神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

  我們還是要堅持把自己關夠14天。(1月28日)

  我們還能堅持,我們對政府有信心。(2月13日)

  我們不急不躁,繼續等待拐點的到來。(2月15日)

  時至今日,大家好像開始適應了關門閉戶的生活,活力四射的孩子都承擔下來。生命的耐受力,了不起!(2月18日)

  盡管局勢好轉,也不可放松警惕,以免前功盡棄。(2月20日)

  閑人心理壓力大,忙人身體壓力大,大家都在咬緊牙關,共同扛著武漢。(2月29日)

  還需保持警惕,但心理已放松,相信生活很快會回到以前的節奏。(3月19日)

  梳理至此,《方方日記》中有關封城之下武漢人日常生活的上述內容,基本都是沒有引起實質性爭議的內容。爭議往往發生在方方對“何以至此”這一問題的不斷追問上,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方方特別習慣于通過反思和追問,將有關疫情的各種話題都引向對政府的追責和批判。

  (四)追問與投射

  以下筆者將繼續梳理《方方日記》有關武漢人日常生活的內容里,有哪些話題在追問中發生了指向追責和批判政府的投射。

  首先,是關于對“沉悶”的追問。前面已經提到,用“沉悶”來概括大部分禁足居家的武漢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基本是準確的。那么這些家庭既然不至于直面生死問題,“沉悶”從何而來?方方引述醫生朋友的說法,對此進行了解釋,認為“沉悶”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在哀傷和抑郁的前提下,對未來沒有確定感,內心極大地缺乏安全感,沒有方向感。接下來進一步追問,這種對于確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喪失心理由何產生?原來是因為許多人因封城停產而經濟來源無著,對于何時能夠出門復工也毫無確定的心理預期(3月3日)。與封城防疫相比,社會修復必將更加復雜,注定將經歷更加漫長的過程。在這樣的處境之下,尋找并抓住讓自己感到踏實的東西就顯得尤為重要。方方在日記中對于“沉悶”的追問和分析,到這里為止都不存在什么問題。然而,“尋找并抓住讓自己踏實的東西”這一判斷恰恰成為方方將“追問”轉化為“追責”的邏輯起點,其轉化套路便是武斷地代表全武漢人將這個能夠“讓自己踏實的東西”限定為“想要一個說法”,即政府必須給出一個疫情何以發展至此的說法。不過一個對無法出門復工焦躁不安、經濟來源無著的市民,更關心的是生活接下來怎么辦,如何解決生計問題,因為對于政府初期疫情應對不力的追責,并不能直接解決擺在他面前的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換句話說,“想要一個說法”無法成為“讓自己踏實的東西”。方方如此的主觀臆斷和邏輯跳躍,自然引發輿論場上的巨大爭議。

  其次,是關于民間團購方式的反思。民間社會在疫情期間形成的自發組織,確實表現出的機動靈活、直接回應居民需求的特點,是政府科層制的行政組織模式的重要補充。若是站在提出政策建議的角度,則應當是討論如何讓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團體形成協作共治的局面,在避免讓民間社會團體被政府組織吸收和“官僚科層化”的同時,也不可能讓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化”。而在方方的日記中,對民間團購方式優勢的夸贊也并不存在問題。方方的問題出在,將一個具體事物的特征抽象化標簽化,然后將其作為否定批判另一具體事物的工具。在這樣的邏輯下,這兩個事物立刻具有了善惡優劣高下差等。比如在對民間團購方式的反思中,在方方看來“民間能人實在強大”(2月17日),“實事求是”(2月17日)簡直成為民間組織的代名詞,而一切行政機關就被方方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打成“實事求是”的對立面,“死板僵化”(2月17日)成為對于一切行政機關的標簽。進一步說,若不是行政機關各部門的“死板僵化”,導致它們“層層拖延、個個誤事”,“疫情不至于發展到今天這步”(2月17日)。方方這樣的反思邏輯,一方面將民間組織的優勢和能力抬高到政府行政部門之上,將民間組織與政府行政部門的關系簡化為“實事求是”與“死板僵化”的價值對立,另一方面將政府行政部門一棍子打死,讓人感覺政府行政部門罪大惡極,即使被民間組織取代也無不可,進而將話題引向對行政部門的“問責”甚至“問罪”。這種以“問責”甚至“問罪”為目的,將原本構成復雜的民間組織和政府行政體系臉譜化、標簽化的做法,本身就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引發爭議實屬必然。

  復次,是有關弱勢群體處境的追問。從黨和政府的執政目標和我國的政權性質來看,弱勢群體絕對不是被排斥和拋棄的對象。但由于新冠肺炎這樣的新發傳染病疫情突如其來,醫療資源嚴重短缺,政府平戰轉換的應急響應體系不健全,社會力量準備不充分,弱勢群體極易成為國家治理在面對危機考驗時所付出的代價。圍繞有關疫情期間弱勢群體處境的追問,強調抗疫大局為重的“國家主義思維”與強調生命平等尊嚴為重的“個體主義思維”在輿論場上展開激烈對抗。方方的日記遵循后者的思維進路,這種思維在論戰中表現出一種傾向,即表面上追求平等博愛,實際上卻是以少數特殊群體的利益綁架大多數群體的利益、用局部意義定義整體意義。比如在2月25日的日記中,方方由對福利院、養老院老人生活處境的討論,上升到對于“什么是檢驗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尺度”的議論。方方認為檢驗一個國家是否文明,不是看“樓房高度,汽車速度,武器軍隊,科技先進度,藝術成就,開會豪華,焰火燦爛,游客消費力”,換言之,她否定了工業、服務業、國防、科技發展水平對于國家文明的意義,將表征國家綜合實力的各項指標幾乎全部從她眼中的“文明尺度”中刪除凈盡。她眼中的尺度只有一條,那就是政府“對弱勢人群的態度”。在她的思維里,政府的政策執行不存在調整中的動態平衡,只有某個時間點上靜止的執行狀態,而這一執行狀態足夠被她放大用來定性和評價整個政府的決策。受到客觀條件制約而出現的暫時無力顧及,在方方眼中就是政府帶有主觀企圖的“忽略”和“忘記”,就是政府的作惡和犯罪。

  再次,是有關群眾訴求反饋機制的追問。在2月27日的日記中,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艱難的生活處境,自然被方方定性為政府“抓大事忽略小事,顧多數忘記少數”的證據。然而方方的反思不止于此,更談到“臨時生活困難救助咨詢電話”這一群眾訴求反饋機制,其追問邏輯也遷移到對該反饋機制是否運行有效的討論上。日記中,方方表示不知該電話是否管事,但她向讀者袒露了她的私人經驗:“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詢電話,只是做給人看的。遇到的只是踢球運動員,最終你非但得不到任何幫助,還浪費了電話費。”根據她的私人經驗,讀者多半會感覺該電話多半是不管事的。由此,方方的追問進一步延伸到對于政府作假、推諉現象的批判上:“官場很多人,一輩子沒學會什么,但做假動作從來是高手,他們會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來對付你。而且他們推諉的水平也非常高端。”而政府的作假和推諉,為疫情演變成災難做了鋪墊,于是順利成章地與方方對政府的追責欲求形成接應。平心而論,方方的私人經驗中所描述的相互推諉和弄虛作假的形式主義行為,確實是當下政府科層體制內部存在的問題。但用對該問題的陳述,向前承接對“臨時生活困難救助咨詢電話”的討論,向后延伸到對疫情演變成災難的解釋,卻有失妥當。對于前者,方方的借題發揮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對于“臨時生活困難救助咨詢電話”的不公正評價,因為對于外地流浪者是否撥打過這個電話、這個電話是否“只是做給人看的”,方方并沒有進行確認,卻極易引導讀者將外地人流浪的原因歸結為政府的弄虛作假和相互推諉。識破方方“借題發揮演繹私人經驗以樹立批判標靶”的讀者,自然會對方方的論述邏輯展開質疑。對于后者,則直接與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內容直接相關,筆者將在后文詳述。

  最后,是關于如何對武漢人進行心理關懷的追問。方方印象中的武漢人有著這樣的特點:灑脫,爽快,喜歡沒理由大笑;說話噼里啪啦,讓外省人以為是吵架;充滿煙火氣、江湖義氣、沒來頭的自信;熱誠、愛???2月11日)。而疫情之下正在受難、與死神較量的武漢人的心理狀態則與這種印象形成鮮明反差。在日記對這一部分內容的敘述中,方方更像是一個旁觀者,她表達著她愛莫能助的焦躁心情(2月20日),甚至在網上小心問候都害怕沒有回音(2月11日)。在無可奈何之中,她只有祈禱“大災大難后,中國會有一個清平的世界”,卻突然把話語拔高為“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命苦,我們民族為何總是災難深重?”(2月20日)這種讓人猝不及防的設問句,“命苦”一下子成為全體中國人的特征,波及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似乎也被描述為一種日常狀態,革命建國、改革發展對于中國人的意義似乎被這一句設問一筆勾銷,這種對歷史事實有失公允的情緒宣泄自然引發輿論的反駁。

  除了祈禱,方方還尋求對被感染的病人、新冠去世者家屬(1月30日),以及對未確診的疑似病人、因疫情而喪失救治機會的非新冠病人去世者(3月13日)的心理關懷,并號召政府對他們進行特別安撫,因為他們“遭遇更慘、傷痛更深,甚至終身不能平復”(1月30日)。在日記中方方寫道,喪親家庭失去親人往往毫無預期,親人生病無床前盡孝,去世后無遺體告別,創傷怎么修復都有疤痕,應激障礙患病率高,或有創傷性再體驗癥狀,重演事發時負面感受,或麻木回避,或過度敏感(3月7日)。讀者看到這樣的描述,都能感同身受,也無人懷疑對他們進行心理關懷的必要性。1月28日的日記提到希望有學過心理學的人可以有辦法安撫一下武漢人,2月12日的日記提到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詢師前來武漢,分社區進行心理療治,方方的這些提議和倡導倒也不存在太大問題。

  (五)心理療治的限度與追責的謬誤

  但方方認為心理咨詢師的心理療治終究是存在限度的,大量論戰也從方方接下來的論述邏輯開始。

  首先方方認為,心理咨詢師的心理療治之所以存在限度,是因為武漢人心里有個結,這個結就是李文亮事件和中心醫院的大量傷亡,而且這個結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系越緊、越變越復雜,繼而武漢人心頭的創面和深度也會越發擴大加深。方方還引述心理咨詢專家的說法,指出隨著危險的解除,真正的創傷就會浮出水面,因此解開這個結刻不容緩。至于如何解開這個結,方方指了條明路:“你要給李文亮一個說法,給中心醫院一個說法,你也要給我們大家一個說法。”(3月3日)于是,關于如何進行心理關懷的話題被引向對政府的追責,追責在方方對武漢人的代言中似乎成為一種集體意志,并且成為心理關懷的前提條件,其間還牽涉輿論中一直存在的有關李文亮“吹哨”行為的定性之爭。

  其次,心理療治的限度還在于喪親之人如何面對死者。疫情過后幾千人家在巨大的集體性創痛中如何同時辦喪事?殯儀館如何發放幾千人的骨灰?喪親家屬如何度過清明節?會不會情緒崩潰?(3月7日,3月13日)死者的骨灰事宜、喪事的操辦方式和喪親家屬的心理狀態引起了方方的關注,這也確實是一個需要重視的話題。畢竟在傳統文化中,喪葬儀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療愈。從后來政府的處理方式來看,網上云掃墓等服務和4月4日的全國哀悼活動,很大程度上也回應了民眾的需求。但方方覺得這還不夠,因為她認為“染疫而死”與正常死亡屬于不同性質的死亡,“染疫”無異于“他殺”。順此邏輯,“他殺”便是“人禍”,因此死者及其家屬“于心不甘”(2月20日),“首先要有個說法,沒說法坎難過”(3月7日)。于是,關于如何面對死者的話題也被引向對政府的追責,追責成為死者及其家屬的集體意志,同時被方方定性為療治他們集體性創痛的前提條件。

  第三,方方向有著心理創傷的武漢人呼吁“自我療傷”。武漢有多少人有著心理創傷?方方說,“武漢幾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創傷”,“人人都有一種莫名的壓力”,這里的“人人”包括“關在家二十多天的健康人群”“曾頂著冷雨滿街奔波過的病人”“目送親人裝入運尸袋被車拖走的家屬”“看著一個個病人死去無力拯救的醫護人員”,其中所形成的創傷“可能會在相當長時間里形成困擾”,而壓力則是“外地人很難體會”的(2月12日,2月29日)。方方盡力將話題的對象擴及武漢人這個群體的全部。那么,這些人如何自我療傷?方方否定了“喊喊口號”的作用,而極力賦予“發泄、大哭、痛訴”以正面意義:

  罵人或罵事是疏導心理的好方式。(2月13日)

  傾訴和發泄是心理疏導的很好方式。(3月2日)

  喪親之痛,需要傾訴和哭泣,這是疏導心理的最好方式。(3月13日)

  其中,3月2日的日記對“正能量”進行了反思,認為一根名為“正能量”的大棒不時掛在發泄者頭上。3月13日的日記,更提出可以建立類似“哭墻”的“哭網”,讓家人掛上親人照片,點上蠟燭哭一場。有關日記中“負能量、正能量”的內容及其論爭,筆者將在后文詳述。這里僅指出,方方提出建立“哭網”也并沒有什么問題,后來網上開通的云祭掃其實也發揮了類似的功能。方方的有待商榷之處在于,她認為“整個武漢人都需要一場大哭”,并且把“哭網”的意義定位為“哭親人、哭朋友、哭自己”(3月13日)。顯然不是每個武漢人都經歷喪親之痛,但每個武漢人的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確實都受到了疫情的深刻影響。如果說“哭親人、哭朋友”還容易理解,那么“哭自己”則大有深意。“哭自己”是為何而哭?方方雖沒有直白表述,但稍加揣摩便可做兩種推測,一種是每個人都要對這場疫情的發展負責,另一種則是,為生活在由無惡不作的政府治理的國度或城市中的自己感到悲哀。根據方方慣用的將話題推向對政府追責的套路,大概不少人會將“哭自己”的涵義理解為后者。

  如此一來,不論是進行心理關懷,是悼念死者,還是自我療傷,方方在日記中都極力將“關心民眾精神和心理狀態的邏輯”切換為“替所有民眾追責政府作惡的邏輯”。贊成者肯定其敢于追問,窮本溯源;批判者批評其以己度人,別有用心。但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看,追責并不必然成為心理關懷、悼念死者和自我療傷的前提條件。方方并沒有深入了解更多當事人的所思所想,因此日記中展示的上述邏輯,更多是方方試圖以一己之意志和心理欲求綁架武漢所有人的意志和心理欲求,自然招來猛烈的輿論反擊。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慘烈”與“人禍”:日記中的疫情變化與病人處境

  (一)不否認疫情形勢持續向好

  從《方方日記》中可以讀到疫情變化的信息。當然這些信息同樣可以從新聞報道中獲得。不過方方在敘述這些信息時,加入了描述自己如何處理這些信息的內容,這些內容透露出一個武漢市民在聽聞這些信息之后,所表現出的擔憂和企盼。比如,1月28日的日記寫道“疫情即將進入爆發期,千萬不要出門”,而1月31日則說“正月十五應該是拐點。再堅持一周,感染者差不多都隔離了,未感染者便可走出家門”。2月16日,日記提到雷神山醫院王院長對媒體的公開宣示:真正的疫情拐點已經到來。而2月22日,日記又說,病情蔓延未完全控制,疑似病人數量大。2月29日,日記提到武漢有近4萬密切接觸者,醫生朋友覺得不太樂觀,認為政府發布信息數據可更詳細。不過方方表示她已經樂觀起來,因為她認為以當時的篩查力度和篩查方式,她相信漏網者很快可以找出。到了3月8日,日記記載部分區域已嘗試解封,開工信息隱約有傳,機場作恢復通航準備,于是她判斷防疫已開始清掃戰場,“開城在望,武漢人要熬出頭了嗎”。

  日記中的這部分內容,大概可以喚起武漢市民的集體記憶。當筆者讀到這樣的內容時,也能瞬間回憶起在那一天自己確實也曾做出與方方同樣的判斷??梢钥隙ǖ氖?,方方在日記中從未否定疫情形勢的持續向好。

  在對宏觀疫情形勢的敘述和判斷之外,方方還將目光聚焦到床位狀態上。2月15日的日記寫道,在2月20日前武漢必須再增加一個有千張床位的方艙,并完成10萬病床的儲備,因為當初專家預估有10萬感染者,這樣武漢將做到應收盡收。到了2月22日,由于出院和死亡,日記指出此時床位壓力已減少。27日,日記的措辭是“床位大大緩解”。28日,日記則記載“實現床等人”。3月8日,日記記述方艙依次休艙,最大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也在這一天休艙,部分醫院日常門診恢復。9日,日記寫道已休艙11家方艙,曾計劃建19家方艙,而現已不必。10日,日記記載方艙全部休艙。

  雖然這一部分的記載與新聞報道高度重合,但從方方對床位狀態變動的關注這一視角的選擇性呈現來看,這一部分的記載反映了疫情形勢持續向好的一個具體的側面。對于一些讀者而言,這些內容也許并不能帶給他們更多有關疫情的新信息。但是,對于一些認為“方方看不到疫情持續向好”的批評者而言,這些內容足以構成有力反駁。

  不過,方方雖不否認疫情形勢持續向好,卻也從不積極承認。這種盡量引述他人口中的“向好”說法并不加過多評論的敘述策略,其實已經暗示了方方并不甘心疫情就此向好的心態。

  (二)謹慎贊揚與積極質疑

  治愈人數、重癥病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死亡人數的變動,也同樣作為反映疫情形勢的諸側面,被《方方日記》一一關注。方方在這一部分的記述,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強調疾病的可治愈性,消解讀者的恐慌。比如2月15日的日記引述醫生的觀點,認為:病毒的毒性已明顯減弱;患者治愈后不會有后遺癥,肺部也不會纖維化;新的感染者已是三代四代,基本都是輕癥,治愈容易;重癥患者只要能挺過呼吸窘迫期,基本都可救治。2月27日的日記記載,治愈已達2000多人,輕癥治愈不是難事,大多輕癥患者可以靠毅力和醫生給的信念存活下來。2月28日的日記則告訴讀者,監測發現出院后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再傳染他人,重癥病人也沒有以前那么重,而解剖得出的病理研究成果、醫療資源的充沛、醫護責任感的加強都降低了死亡率。3月8日方方寫道,醫生在不斷總結經驗,優化規范救治方案。3月9日,方方記載重癥病人尚有4700多人,但已呈持續減少狀態。到了3月20日,日記破除民眾對于復陽的出院病人是否難以住院的疑惑,引述醫生朋友的觀點,表明復陽極少、無癥狀不傳染、醫院追蹤所有病人、身體不適不會不接收。而3月21日的日記則回應民眾對于新冠肺炎病人復發的擔憂,申明慌亂引發的交叉感染只會讓醫療系統崩潰,致使更多人死亡,介紹張文宏醫生關于死亡率低于1%的觀點,和方艙醫院病人又跳又唱、出院也歡天喜地的情況,向民眾透露無論感染還是復發都無需過度緊張的信息。

  總體上看,日記中的這些內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撫民眾的恐慌情緒,讓讀者感受到前線醫護人員的持續努力,以及不斷增加的病患救治成果。

  第二,贊揚新主政領導的積極作為,《方方日記》還是寫有表揚政府的內容,但謹慎的表揚背后仍存對政府的懷疑?!斗椒饺沼洝分斜頁P政府的內容往往被方方的批判者所忽視,認為方方對政府的態度就只剩下批評和追責,其實并非如此。比如2月21日的日記借新增病人斷崖式下跌一事,提及官方及時糾正了讓數字顯得更好看的新算法,由此推測政府“真的在改變作風?”,并稱“新主政領導到來,一改拖沓低能,局勢明顯扭轉,辦事力度是短平快打法”。3月2日引述新增確診病例都來自監獄之后,方方評論稱“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對監獄官員免職處理,快得令人驚愕”,9日的日記則稱“省市換帥后,確有一系列鐵腕手段迅猛控制疫情”,17日更寫道“自國家傾力救湖北后,抗疫所采取的種種措施,相當有力也相當有效,做到這一步也不容易”。在3月19日新增和疑似病例都歸零后,針對有民眾懷疑同濟醫院確診20多例病人不敢上報(3月20日)、政府為了“零”的不突破而刻意不報(3月21日)的言論,方方引述一個醫生朋友的解釋說這20多例病人是轉入定點醫院的病人,而不是新增病例,同時引述另一個醫生朋友的話“嚴酷的制度,要么說真話,要么下課”,表面上起到打消民眾疑慮的作用。

  但方方在日記中的另一句話,卻又暴露了方方的真實立場:“0與1沒有多大差別,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時候這樣的完美很不現實。”(3月21日)在方方眼中,政府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政府一旦做得不完美,要被她追責問罪(如前述方方關于政府對弱勢群體態度的討論),做得太完美又被她以“不現實”為由而嗤之以鼻。在新增確診病人持續下降的過程中,方方通過“下降明顯”(3月8日)“持續下降”(3月9日)“災難即將結束”(3月10日)“清零即在眼前”(3月17日)“歸零的一天應該不會太久”(3月18日)等話語表面上傳遞出一種歡喜的感覺,但一旦某天的疫情發布時間較平時稍晚,方方就會抓住機會表明自己對政府來自骨子里的不信任,比如3月13日日記中的這句“發布時間延遲給人想象空間”。方方也從來不承認新增和疑似病例歸零意味著抗擊疫情的“勝利”,她說“千萬不要跟我談勝利,沒有勝利,而是結束”(3月10日)。有支持方方的人說,只要死一個人就不能稱為勝利。立刻就有人反駁說,抗日戰爭犧牲無數,依然可以稱為勝利。顯然“死亡”本身并不消解“勝利”。事實上,方方這句話的判斷與她將疫情定性為“人禍”直接相關:政府自己造成的疫情局面自己去收拾,收拾完了自然只是結束,結束后要做的自然是追責,而論功行賞歡呼勝利則直接對沖疫情的“人禍”性質,方方自然表示不接受。“結束”二字巧妙地將疫情局勢的向好發展與問罪追責勾連在一起。方方高度懷疑政府會借疫情局勢的向好發展宣示“勝利”,從而為自己脫責。

  第三,對數字進行追問,尋找政策縫隙,對管理層進行質疑。比如2月27日針對媒體新增確診和疑似仍達900多人這一數字,方方希望公開新增患者的病因,因為她聽醫生朋友說新增病人主要來自監獄和養老院,她認為如果根據患者位置開始陸續釋放遠距離的市民出行,就不需要禁足這么多人,更不必將全省幾千萬健康人都死死捆綁。這樣的建議背后,其實透露出方方對政府禁足政策的不滿和不信任,而這樣的言論是否有可能激發讀者對禁足政策的不滿進而不配合政府的管控?好在2月28日又有朋友給方方發來武漢市新增病人分布表,方方看到新增病人的散點式分布后,終于認可“武漢哪個區都不能先行放人”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典型的試圖給政策挑毛病,又最終被說服的過程。

  又比如日記在2月22日提到死亡人數每日近100人之后,2月23日就追問“年輕醫生為何接連去世”的問題。方方不認可“體質差異”這個答案,并指出“97歲老人都能治愈出院”,這句話背后的意思是說,年輕醫生就更應該被治愈出院了。她的醫生朋友只是說病毒詭異,但無法講清原因,給了方方尋找政策縫隙的空間:“醫護人員死亡率如此高,會不會存在別的可能?”這句話即是借追問醫護人員的死亡率,將質疑引向政策本身以及做出政策的醫院行政官員。

  從以上分析可知,《方方日記》對疫情變化的記錄存在雙重面向,其中一重是安撫民眾恐慌情緒,肯定一線工作人員的努力,承認疫情向好,但這種承認卻并非她心甘情愿,她更愿意用懷疑的手法,揭示疫情變化背后可能存在的另一重面向,以唱和接應她對追責政府的強烈訴求。

  正是基于她對政府和管理層發自內心深處的不信任,在關注疫情變化的同時,她更樂于敘述疫情早期醫護人員的艱辛,用醫護人員在設備不足、紅十字會運轉不良的情況下“不管不顧,到網上吶喊”的事例(2月18日),甚至通過號召各省援漢醫護人員記錄“剛來武漢所見的場景以及當時武漢給他們帶去了怎樣的震驚”(3月2日),反襯和證明政府的不可靠。在疫情向好之后,她更樂于發現出院標準和核酸檢測準確性中存在的問題,在日記中記下出院隔離期間復陽和方艙出院標準因太寬而重新調整等事例(3月5日),并預測醫患關系會因為政府不再報銷、患者自己墊付檢測費而重新恢復緊張狀態,因此提出“凡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檢測一律即時免費”(3月21日)這種完全置政府決策緣由于不顧、帶有民粹主義嫌疑的建議。

  (三)“悲情城市”

  如果說上述內容中,方方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批判表達還算間接委婉、遮掩克制,用天氣來形容則好似“晴間多云”,那么下面的內容則可說是“陰云密布,風雨大作”,在方方的批判者看來,簡直集中展現方方的本懷。

  一是記錄病人求診。日記通過記述單位里一個忠厚老實的年輕人因腹瀉吃多了藥而出現新冠肺炎疑似病狀,卻因未能確診而無法住院,“把大家嚇得半死”的事件(1月30日,1月31日),生動記錄了當時武漢市民對疑似病狀的強烈恐慌。而方方所住文聯大院內已有兩個感染者住院的事實(1月28日),也將當時因感受到病毒隨時可能向自己襲來而草木皆兵的社會氛圍突顯出來。日記在2月15日、19日、22日多次提到死亡人數未減,其原因在于重癥患者的去世,而方方認為重癥患者之所以去世,皆因“早期延誤治療,拖到危重階段回天無力”。當時由于醫生人手不夠,醫院床位不足,求診的病人只有在哭喊聲中排起密集的長隊(1月23日)。醫護人員疲憊,而病人悲哀無助幾近崩潰(1月29日)。住不進醫院的疑似者和確診者只能活動著繼續傳染,下雨天則讓奔波的病人更加可憐,甚至發生撞墻、跳橋的慘事(2月2日)。僅剩的3家接收非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分布漢口和武昌,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條件下,病人們恐怕只能靠社區安排車輛(2月15日)。2月21日的日記更記載全國多家監獄服刑者被獄警感染的事例,并點明“他們本來就有反人類傾向”的特征(2月21日),為病人的就診環境又平添幾分不安的色彩。

  二是記錄病人去世。筆者梳理了《方方日記》中記載的病人去世事例:

  (1)一個中產家庭。母親初一去世,父親、兄長被感染。方方感慨,更窮的病人不知會活成什么樣子。(1月29日)

  (2)省歌舞團成員。病后一直排隊等住院,在接到入院通知時去世。(1月31日)

  (3)湖北官員。好幾個已感染,并已有人去世。(1月31日)

  (4)一家人全染病,住不進醫院,已死一人。全家在絕望中準備都死掉算了。(2月2日)

  (5)媽媽死了,被車拖走。女兒跟在殯葬車后嚎啕大哭,無法為其送葬,將來或許也不知道骨灰在哪。方方評論道,由于中國有輕生重死的文化傳統,這恐怕成為兒女心里最大的疼。(2月2日)

  (6)學校一位優秀教授53歲去世。華科大李培根前校長說他實干,常睡辦公室,是個踏實做學問的人。(2月7日)

  (7)畫家劉壽祥清晨去世。(2月13日)

  (8)初二還在上班的柳帆護士。父母和弟弟病倒后,父母先行過世,她14日去世,弟弟下午也去世。方方說,病毒吞噬完滿家庭的所有生命,她很難過。(2月15日)

  (9)湖北電影制片廠常凱一家,因新冠肺炎遭滅門之災。常凱是柳帆的弟弟。日記在2月18日、3月2日、3月10日提及常凱的“絕命書”,并在10日的日記中錄下“絕命書”全文,突出了新冠病毒出現的“突發性”、病人的“一床難求”以及病人“全家覆沒”的悲慘命運。(2月16日)

  (10)做過多年同桌的中學同學去世。日記記載這位同學是1月中旬兩次去菜市場購物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雖恢復不錯,卻仍突然去世。(2月15日)

  (11)華科大教授段正澄院士,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5日)

  (12)捐款十萬的畫家朋友的哥哥,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6日)

  (13)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醫生去世。(2月19日)

  (14)武大去世一位博士。(2月19日)

  (15)華科大去世一位教授。(2月19日)

  (16)湖北日報一位著名評論員一家四口感染,本人進醫院時已是重癥,于19日去世。方方評論,這世上又多了一個破碎的家庭。(2月19日)

  (17)彭銀華醫生29歲去世。原本初八結婚,延遲婚禮,卻再也不能迎娶新娘。(2月21日)

  (18)年輕女醫生夏思思29歲殉職。扔下2歲孩子。(2月23日)

  (19)男醫生黃文軍40多歲去世。(2月23日)

  (20)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連續死亡。方方評論,“眼淚都哭干了”這樣的話,已遠遠表達不了我們心中的悲痛。(2月25日)

  (21)中心醫院梅仲明醫生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57歲,一名技術高超的眼科大夫。去世后,他治療過的病人紛紛網上致念。(3月3日)

  (22)武漢市文化局江導的朋友康復醫生李亮,從方艙醫院出院后,在酒店隔離期間突然去世,年僅36歲。丟下妻子和幼子。(3月5日)

  (23)武漢寧波商會秘書長、《寧波人在武漢》一書副主編沈華強,一家五口感染。他初二發病,2月7日與母親同日去世,未確診新冠。家中其余三人隔離住院。(3月7日)

  (24)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老年合唱團在聯歡活動中3人感染,2人去世。去世的包杰丟下90歲的母親徐美武,她曾借紙筆給住進ICU的兒子寫信,但兒子并未看到。(3月15日)

  (25)希文合唱團男高音部蘇華健3月6日去世,活躍的他突然失聯,直到訃告傳來。(3月15日)

  將以上梳理的去世信息一口氣讀下來,確實讓人有種不幸接踵而至之感。日記中提到有人用“悲情城市”形容武漢,但方方認為若以春節期間為場景,“悲情”二字太輕,勉強可配上“慘烈”(3月2日)。而官方公布的湖北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則讓人沮喪(3月17日)。

  平心而論,方方在日記中對去世信息的記載本身也無可厚非,畢竟這些記載散布在不同日期的日記里,而且僅僅是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中的極小部分,日記只不過豐富了在疫情期間沒有遭遇生死問題的讀者對這些死亡數字的經驗質感。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方方記載了什么,而在于她記載這些事件的用意,以及這些記載在《方方日記》的有機體系統中所發揮的功能作用。

  (四)個體的悲傷、群體的“慘烈”與“人禍”控訴

  方方記錄病人求診經歷、記載這些死亡故事,并不僅僅停留在對故事材料的陳述和堆積。無疑這些病人的求診經歷和死亡故事,都為方方將個體的悲傷匯聚為群體的“慘烈”,進而將“慘烈”轉化為對“人禍”制造者的憤怒,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對于病毒吞噬完滿家庭的所有生命,方方發問“吞噬他們的,僅僅是病毒?”(2月15日);借助于常凱的絕命書,方方呼吁“罵我者可繼續高唱頌歌慶祝勝利歡呼偉大,嚇尿全世界,但不要無視武漢幾千個常凱們,幸存者需要為他們討公道”(3月10日);在敘述中學同學去世的事例后,日記中更是聲稱一向為盛世而高歌的同學們這次卻說“不槍斃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憤!”(2月15日)。方方將政府和全社會在中后期防疫中取得的突出成績,與疫情初期的應對不力對立起來。反問“吞噬他們的僅僅是病毒?”、號召幸存者“討公道”,即是對政府追責問罪,即是申明政府在疫情中存在洗刷不掉的“人禍原罪”,即是否定“勝利”話語,試圖映襯為中后期防疫成績“高唱頌歌慶祝勝利歡呼偉大”的做法何等荒謬。同學們的態度和那句話,更是直露地揭示此次疫情中“盛世高歌”的不適用,“悲傷話語”已然演化為直指追責問罪的“憤怒話語”,“槍斃”更將這種追責欲求和悲憤的烈度推向極致。方方借“同學們”之口,將自己記錄這么多悲傷故事的終極意圖表露無遺。3月15日,在為本可再活20年、卻因宣稱“人不傳人,可防可控”和毫無預警的政府而生命止步60多歲的老年合唱團去世成員唏噓不已之后,方方干脆親自挑明她借這些故事試圖在讀者身上達到的目的:“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讓自己生活得輕松,就可以不幫助他們這些枉死者追責嗎?追責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政府已替代病毒成為元兇,死難者皆是因人禍而“枉死”,讀者則有義務以追責的方式為死難者報仇。方方對讀者極盡慫恿和鼓動的意圖已昭然若揭。

  方方極力通過刻畫“枉死”,將民眾的悲傷轉化為追責的憤怒。然而方方看似偶然的一次對于“枉死者”事例的選擇失誤,倒是真正招來民眾的一片憤怒。3月23日,方方在日記中敘述廣西援鄂醫護人員28歲的梁小霞在協和醫院暈厥,經搶救后去世。隨后便有消息稱,梁小霞2月28日暈厥,經救治已恢復自主心跳和呼吸,昏迷近一個月,不知何時醒來,但并未去世。方方不得不在3月24日的日記中對此進行回應,聲稱自己將“腦死亡”誤認為就是“去世”,承認自己缺乏醫學知識。“兩位醫生進行專業性講解后,說那就還是道個歉吧。我想,也是。向讀者、梁護士家人表示真誠歉意”(3月24日),這段話無疑透露出方方主觀上并不想主動道歉,白白放走一個好不容易捕捉到的“枉死”事例已令她惋惜不已,還想堅稱她所認為的“腦死亡”即是“去世”的邏輯,醫生只好用詳細的專業講解讓她承認自己的確錯了。隨后是醫生先提議道歉,否則她也許還沒有道歉意識。她只是無奈之下被動服從了醫生的安排,雖說是“真誠歉意”,其實也許內心仍是不情不愿。

  方方也極力刻畫群體的“慘烈”,試圖通過描述殯儀館滿地無主手機的場景,向讀者傳遞一種向她“狠狠襲來”的悲愴感(2月13日)。她應該沒有料到這篇日記中的這個內容,卻為方方的批判陣營豎起了巨大的標靶。方方的日記中只是聲稱場景描述依據醫生朋友傳來的一張圖片,她在2月15日和3月7日的日記中回應稱,那張二手市場手機照片是微博用戶“飛象網項立剛”趁她微博被封、律師授權書無法寄出時對她的造謠和構陷。但她遲遲不能公布“醫生朋友”給她傳的那張照片,以致方方的批判陣營懷疑方方是否為了制造“慘烈”而蓄意編造了子虛烏有的殯儀館場景。比如有批評者稱自己詢問過一線醫生,認為新冠患者去世有嚴格的處理方式,遺物消毒后直接給家屬,不會送到殯儀館,并舉例重癥患者丟失一部手機,院長也要受處罰,因失物身上的病毒遺患無窮,殯儀館手機扔得到處都是,不符合防疫要求。

  但也有方方的擁護者指出該場景的可能性,認為疫情前期火葬場手忙腳亂,家屬不知逝者身份證、手機在哪里,死亡證明都沒開就直接火化了。而方方則為批評者扣上“項立剛們的腦殘粉”的帽子,以傲慢的語氣稱“以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無法明白的東西,請先琢磨,不要忙于下結論,更不要開口即罵”,接下來便開始《方方日記》中被眾人熟知的關于“什么是災難”的大段排比段落(2月16日),共用八個場景和一個總結,兼用對比的手法道盡“災難”與“日常”的諸多不同,以突顯“災難”本就應該是“慘烈”的,殯儀館出現無主手機的“慘烈”場景也是理所當然。她論證道:死者沒有家人在殯儀館相送,“不能留下遺物,沒有死的尊嚴,死就是死了”,疫情早期火葬場人手不夠、拖尸車不夠、焚尸爐不夠,尸體須盡快焚燒;早期混亂結束后,才有專家草擬報告,提出設法保存死者遺物,給死者及家屬更多人文關懷和尊重(2月16日)。方方還認為,質疑者需要了解當時每日死亡人數、尸體由醫院到火葬場的過程、死者遺物去向、醫院和火葬場的處境、鋰電池不能燒也來不及消毒時的處理方式、全國多少家火葬場援漢等,并稱“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會看到,但不是我拿出來,是照片的主人拿出來”(3月20日)。

  不論殯儀館無主手機的場景是否真實存在,方方渲染“慘烈”以將民眾的悲憤引向對政府的控訴的企圖終究沒有成功。輿論的關注焦點沒有順著方方的思路向前推進到追責的地步,反而圍繞“慘烈”場景的真實性原地打轉,輿論中不少人對方方別有用心捏造“慘烈”而憤恨不已——憤恨沒有被引向政府,反而被引向了自己。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權與分裂心態:日記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一)“被援助”的生活

  方方的批評者認為方方不能代表武漢人,因為方方過得就不是大部分武漢人的生活。的確,方方住在文聯大院,在日記中也從不回避疫情之下“被援助”在她的生活中占據的比重之大,而許多的“被援助”是大部分武漢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方方不但不回避“被援助”,甚至還享受這種“被援助”,“被援助”的頻繁度以及某些項目招致輿論場上的巨大爭議。

  經筆者梳理,《方方日記》中提及的“被援助”項目包括:

  (1)20個N95口罩——中國新聞通訊社總編輯、校友夏春平送。(1月28日)

  (2)一碟熱氣騰騰的生煎包子——鄰居送。(1月29日)

  (3)三包口罩——讀到方方微博的責編小袁送。方方又將口罩分給因缺口罩而發愁的同事。(1月29日)

  (4)青菜——來拿口罩的同事送。(1月29日)

  (5)洪山交管局警官送侄女到機場返回新加坡。(1月30日)

  (6)菜——鄰居女兒買菜順便帶來一些。(2月6日)

  (7)香腸、腐乳等一堆東西——同院姨侄女送。方方感慨再關一個月也吃不完,她感受到災難之中大家同舟共濟,她表示“很感謝,也很溫暖”。(2月6日)

  (8)一袋食物(肉,蛋,雞翅,蔬菜水果)——各小區每家隔三至五天出去采購,同事丈夫采購時為方方和她的鄰居楚風家也買了,直送家門口。方方稱她屬于易感人群,而楚風腰傷難動,因此成為照顧對象。方方說她家食物從未如此齊全,以她的食量夠吃3個月。(2月12日)

  (9)口罩、酸奶牛奶、巧克力——網上接受中新社副總編夏春平采訪,下午來照相時送來。對同事說值班日過來把巧克力拿給孩子,因為孩子說“方奶奶是活雷鋒”。(2月22日)

  (10)仟吉系列“工匠面包”一箱——老板陸先生送。鄰居道波幫方方拿回家,方方順手分送她一袋。方方說她們之間平時常交換食品,住文聯大院不缺吃的。(2月25日)

  (11)饅頭、花卷——同事冒雨送來。方方感慨,自己多年來常得到鄰居和同事照顧,倍感幸運。(3月2日)

  (12)愛心菜(幾棵生菜)——社區送。方方說,被惦記被關愛的溫暖感很足。(3月4日)

  (13)健康手表——快遞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是誰。日記中希望對方“留個言,私下好表達謝意”。這只手表方方“折騰一下已經用上,感覺不錯”。(3月7日)

  (14)幾條魚(已殺好,蔥姜蘿卜已備好)、干果、信——成都劉先生請他的武漢朋友送來,讓方方煮魚湯喝。通過日記看到方方有糖尿病,特意買干果來。方方對此表示“慚愧”和“感動”。(3月8日)

  (15)風油精、一堆中草藥——方方說頭疼,同事讓天天在外奔波服務的丈夫送來。(2月19日)

  (16)幾罐雞湯——同事的丈夫送來,方方感到非常意外,但也笑納。(2月20日)

  方方如此頻繁地“被援助”、脫離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狀態本身,就是一件可爭議之事。在大部分普通民眾靠著團菜和志愿者的幫助而維持生活的時候,方方卻受著來自鄰居、同事和各種朋友不斷的供養。支持者認為這只不過反映方方作為一個作家,對社會各行各業接觸面廣,積累的社會資本多、人脈廣而已,因此無可非議。批評者則將這種現象定性為“權貴之間送來送去的人情”,當然方方支配他人源源不斷輸送資源的“權貴”地位是自致性的,但即使如此依然不改其“權貴”的性質。這種看法在支持者看來,毋寧表現的是批評者的“羨慕嫉妒恨”。

  (二)特權與分裂心態

  不過無論如何,退休的方方與一條寵物狗安居文聯大院,在疫情期間依然過著脫離大部分武漢人生活樣態的養尊處優的生活。她一面在日記中為疫情中的受難者而哭,甚至號召全體武漢人為自己而哭,一面自己卻表達著自己接受援助后感到的小幸運、小感動、小慚愧、小意外,字里行間透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心態。她會為自己而哭嗎?會為天天在外奔波服務卻還要想著為她送中草藥、送雞湯的同事丈夫而哭嗎?顯然不會。

  有批評者說方方“每天都有送魚送肉送面包的,吃都吃不完,哪能真正體會普通武漢人的艱難生活”。但支持者反駁,在“同情地理解”的邏輯之下,自身即使不生活在底層,也不一定不能代表底層人說話,不一定描繪不出底層人的鮮活生活。誠然,要理解一個階層,并不一定要成為一個階層的人,前文也論證過方方其實也知道一線工作者工作的辛苦和艱難,也知道疫情之下眾多武漢家庭的處境,在日記中對他們的描述也不可謂不生動。但方方的問題出在,她一面享受和笑納不斷“被援助”的生活、一面卻又號召全民同悲,這種分裂的心態顯露出她為眾人哀慟的虛偽,以及慫恿眾人哀慟的別有用心。

  這個問題突出反映在方方對“20個N95口罩”的接收上。記載這件事的日記出現在1月28日,當時武漢疫情阻擊戰正處在醫用物資短缺的緊要關頭,而天天在家獨居、聲稱自己行動不便的方方,卻心安理得地接收了中新社總編輯贈送的20個N95口罩,然后又在日記中為前線醫生的巨大犧牲而哀哭,無怪乎有批評者稱方方在日記中流下的都是“鱷魚的眼淚”。“哭”在方方的日記里成為一種慫恿和煽動他人達到她政治目的的工具,巨大犧牲正好為方方達到政治目的預備武器彈藥。在這個邏輯下,方方接收20個N95口罩時自然心里不會有絲毫猶豫和不安。

  更大的爭議聚焦的是1月30日的日記所載“方方侄女被警官護送至機場”一事。1月30日,方方通過日記“感謝洪山交管局派肖警官送侄女到機場返回新加坡”,并稱“有急有難找警察最靠譜”。在武漢市已經實行私車禁行令的情況下,洪山交管局派警官護送方方侄女,顯然有洪山交管局濫用公權之嫌。而“有急有難找警察最靠譜”的說法典型反映出一種扭曲的“服務型政府”觀,這種說法分明是倡導市民在生活中放棄在本應由自己處理和解決的問題上的自我責任,加劇市民對自我責任和政府責任邊界的認知錯位,極易產生號召市民生活中“等靠要”、“自己不去解決,都坐等政府幫忙解決”的效果。特別是在當時一線人員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無視自己能夠使用公權力的特殊性而類推建議民眾“有急有難找警察”,簡直就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也許是為了洗白洪山交管局的責任,方方在3月12日的日記中又澄清說:“我認識洪山交管局輔警小肖,詢問可否去機場,肖警官用私家車送機。……我真是守規矩,特意去咨詢。”并且還“感謝武漢警察不僅白天工作在一線,還用休息時間給處于急難中的武漢市民、在漢滯留人員以幫助”。從“洪山交管局派”改口為“我認識交管局輔警小肖”,本來由交管局背的鍋又被方方借助“感謝”甩到了輔警小肖頭上,“濫用公權”的性質轉變為“私用特權”。有支持者為方方辯解稱,方方只是用了她的影響力,是她自己努力的結果,也是服務型政府對公民的基本福利,與特權無關。然而,所謂“特權”是一種超出一般權力限度的狀態,它的產生方式并不影響和改變這種狀態本身的屬性。當時許多醫護人員都無車接送,還有許多即使報警都無法出行住院的人,這就是大部分普通民眾的一般權力狀態。方方既然能一個電話就能指揮動一名輔警打破私家車禁行令,用自己的私車送一個外籍人去機場,這種個人能量當然屬于超出一般權力限度的“特權”。方方一面痛恨特權,一面又流暢自然地使用著特權,這種“雙標”自然引起輿論中的一場罵戰。

  另外,方方的改口,以及為何不由新加坡大使館來撤僑、為何中午抵達新加坡的撤僑飛機在方方的日記中卻是清晨落地等疑問,毫無疑問加深了批判者對方方在日記中所載事件真實性的懷疑。

  五、新聞背后的政府、一線人員與民眾:日記中的新聞事件述評邏輯

  有批評者說《方方日記》是新聞搬運機,并不能讓讀者獲得更多信息。但盤點和總結方方搬運了哪些新聞,分析方方選取什么角度評論這些新聞,無疑對把握和評價《方方日記》極為重要。根據筆者的梳理,《方方日記》大體上涉及以下23種新聞,其中如“次生災害”等的新聞種類中又包含若干條具體新聞消息。

  表1  《方方日記》涉及的23種新聞

 

1、1月7日百步亭四萬人聚餐(1月28日)
9、次生災害(2月14日,23日,3月2日,7日,8日,9日,15日,16日,17日,19日,21日)
17、愛心菜事件(2月19日)
2、1月21日省里舉辦大型歌舞聯歡會(1月28日)
10、中心醫院(3月3日,9日,11日,13日,20日)
18、垃圾車運肉(3月13日)
3、市長摘帽子事件(1月28日)
11、喊假事件(3月5日)
19、七字遺書(2月21日)
4、硬核防疫(1月30日)
12、王廣發、李文亮表彰,李文亮調查(3月5日,19日)
20、漢罵事件(2月22日)
5、方艙醫院(2月4日,6日,7日,12日,25日)
13、志愿者舉旗拍照(2月13日)
21、中醫有效(2月22日)
6、火神山醫院(2月4日,15日)
14、走“馬”換“蔣”(2月13日)
22、留學生回國(3月17日)
7、朝令午改(2月25日)
15、感恩事件(3月7日)
23、代金券(3月21日)
8、拉網式排查(2月21日,25日)
16、艾芬事件(3月11日)
 

  本文不擬按照新聞事件的順序重述方方的日記內容,而是試圖將方方通過陳述新聞事件想要表達的看法做一歸納。

  (一)疫情初期政府反應遲緩、行事僵化

  方方在1月28日的日記中追述的1月17日百步亭四萬人聚餐、1月21日省里舉辦大型歌舞聯歡會確實都反映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要官員沒有及時宣布進入災害治理的“運動”狀態。

  不過從政治實踐的邏輯來看,地方主官只有在綜合衡量各種技術條件、權衡多種治理目標之后,才能判斷官僚體系進入“運動”狀態的最佳時機,讓維護社會穩定和預防病毒傳播這兩個政策目標之間達到平衡。專家組一直強調對新冠病毒認知的有限性,根據臨床案例在前期給出可防可控的意見。官僚系統不愿輕易改變常規運作的固有惰性,再加上處在“臨近春節”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時間,政府以穩定大局、保證經濟正常運轉為重,為減少不必要的聯想和恐慌而選擇不貿然取消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活動,這種保守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專家組的建議往往也只是政府決策中采納的一部分。日本等國家對待疫情的做法,其實也與武漢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如出一轍??只胖粫斐舍t療資源的擠兌和醫療體系的崩潰,交叉感染也將大幅提升死亡率,這也正是鐘南山院士宣布人傳人之后武漢所出現的狀況。

  不過,方方指出的行事僵化問題也確實存在。單向的負責制與自下而上的問責性的缺失,使穩定和績效壓倒了知情權與風險防范,地方官員習慣于接受自上而下的指揮,他們自主判斷和行動意識不足,沒有指示就不知道怎么辦,也擔心自主行動萬一出問題遭受秋后算賬。因此,打破地方政府反應遲緩和中央政府全面動員的極化狀態,從根本上改進應急管理體系,已經成為學界和政界的共識。

  當然方方不會深入思考政府反應遲緩和行事僵化的原因,她引述這些新聞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做學術探討,因此也沒有必要進行深入思考。她的日記只需要站在上帝視角用“馬后炮”的語言,高高在上地“憑直覺判斷”問罪于政府,指責政府“愚蠢”“不善變通”“沒有常識”“不實事求是”,判定百步亭萬家宴、歌舞聯歡會“基本上算犯罪行為”就可以了。不需要復雜的邏輯,將問題引向問罪和指責政府官員,這是方方的一貫套路。

  (二)政策執行教條化

  突出這一看法的內容集中在1月30日的日記中。方方在該日記載了三個反映“硬核防疫”過程中政策執行教條化的新聞事件:一是一個農民夜半三更被擋土墻外不讓通過,無論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讓過;二是一個腦癱兒童因父親隔離,一人在家獨居五天后餓死;三是許多武漢人在外像喪家犬一樣到處被驅趕。方方評論說,“執行防疫規定固然不錯,但是不能執行得連基本人性都沒有了”,“為什么我們的層層官員都可以把一紙文件教條化成這樣?”。

  方方將政策執行中存在的教條化問題點明出來,并沒有什么問題。許多民眾在得知這些新聞事件之后,也會產生這樣的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說,方方的日記中確有機智地為民執筆之處。若從學者的角度來看,缺少人道主義的“硬核防疫”體現的是基層治理能力的問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本質上是基于恐慌而產生的非理性治理行為。就全國范圍來說,各地區的基層防疫存在兩種形態,一種是中西部地區廣泛采取的封路、封村甚至封戶的“硬核”措施,另一種是以江浙滬為代表的沿海地區采取的技術化防疫方式。日記中的新聞做所以多出現于中西部地區,也正是因為這些地區長期以來基層組織不被激活,基層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能力弱化,導致治理中缺乏對人民群眾的有效組織動員,于是在疫情突發之后近乎本能地采用了簡單原始甚至有些粗暴的手段。因此“硬核防疫”的問題出在基層行政與民眾的關系層面,不全然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

  反觀方方在日記中的表述,方方僅僅是拋出了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似乎在她的語境下是全國性的、整個官僚體系內部共同存在的嚴重問題。所有人都贊同執行中不能沒有基本人性,不應該把文件教條化執行。但是關鍵問題是,為何會產生“應然”與“實然”的差距?可見方方的日記沒有推進人們對問題的思考,相反卻有可能讓人們在對日記的閱讀中放大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估計和想象。批判政策執行官員的不滿情緒就在這種對“應然”與“實然”的對比敘述和反差呈現中被進一步激化。

  (三)領導無作為

  方方特別關心新冠疫情的次生災害,她在日記中透過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未復工健康人的生存窘境、泉州隔離酒店坍塌事件、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等記錄著次生災害的具體表現。比如有關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方方提到有些透析病人和癌癥病人無處求醫進而哭訴甚至跳樓(2月14日),有朋友的親屬患膽管癌無處醫治結果活活痛死(3月21日)。為何如此?方方引述一個朋友的來信說:“封城之前那些無作為的領導心中完全無數,封閉快二個月了對眾多老齡慢性病患者,癌癥,以及急癥患者完全無應對措施,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換句話說,是領導的心中無數、毫無作為導致了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

  在“領導無作為”這樣的看法之下,方方急切地提出她自己的建議,比如將非新冠病人移送外省,倡議政府補貼這些同樣是在顧全大局的病人(2月14日)。同樣,當她得知許多企業因疫情倒閉(3月2日),湖北農民工有可能被其他地區農民工取代進而失業(3月2日,7日,9日,15日,16日),她迫不及待地轉發微信群關于分區域解除部分無疫情地段限制、通過包車政府對接或志愿者服務對接的呼吁書(3月2日),倡議政府許多事務可以同步進行而不必依次排隊去做(3月 16日)。當她得知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她則建議在統計人數、查看健康碼后以一省一輛車的方式將這些外地人送到其省會,由當地指定酒店隔離(2月23日)。當她得知“各國都在給百姓發錢”,她也在日記中轉述她看到的有關湖北應該發一些代金券的建議(3月21日)。此外,她還曾提議用(或轉達他人提議)用中藥“雜煮”和“閉門法”應對感冒(1月29日)、征用各級黨校(2月2日)、在火神山運作前轉運傳染病人到鄰省治療(2月2日)、改“黨建考核組”為“考核監督組”(2月19日)、開啟“江中隔離模式”(2月21日),以及聯合手機運營商建立國家緊急狀態的反饋機制(2月25日)等等??梢姟斗椒饺沼洝分械?ldquo;建言獻策”不可謂不多。

  有批評者指出,方方整天指揮政府怎么做,忽視政府的努力,其邏輯是“沒人通知我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就要噴”。其實從后文筆者的分析將會看到,方方并不是忽視政府的全部努力,她的眼中依然有“做事的”政府部門,特別是一線工作者。她的不信任和批判,主要集中在管理層的領導身上。對“領導無作為”的認定,使她選擇性地屏蔽了有關領導所作所為的正面信息的獲取,進而導致她“馬后炮”地提建議,于是激怒一些批評者諷刺她自我感覺“是社會管理達人,比中央智庫還厲害”。

  (四)領導不善主動擔責卻樂于自我表彰

  有三段新聞信息體現方方的這種看法。一是有關中心醫院要求醫務人員之間不許公開談病情(3月3日)、在不具有防護設施的情況下飛蛾撲火般救治病人后成批倒下(3月3日、9日、11日、20日)的新聞。日記突出中心醫院醫護人員的傷亡慘重,將責任直指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申明他們決不能以“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認識”為由推卸責任,而是理應站出來懺悔、引咎辭職。在方方眼中,這些領導不做實事(“沒有他們,中心醫院其他人,一樣可以繼續堅持抗疫”(3月9日)),在網上追責呼聲不絕于耳(3月13日)、醫院醫護人員接連去世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不擔責、“還能坐得住”(3月20日)。而即使這些領導被追責免職,也很有可能“換一個地方,再度出山”(2月13日),領導的臉皮簡直是厚得不可理喻。

  不僅如此,記述王廣發和李文亮同入政府表彰的先進人物行列的第二段新聞(3月5日,19日),更顯示出一個給武漢留下“可防可控”四個字與“人不傳人”搭配起來讓武漢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人,即使“欠下武漢人一筆債”讓“三千枉死者的靈魂無法安息”(3月5日),卻不但不承擔責任,反而仍可獲得表彰。方方從不質疑李文亮等八人自行披露傳染病的合法性問題,也不追問李文亮當初披露傳染病信息是否具有為社會“吹哨”的動機,因此以李文亮為象征的正義之人與以王廣發為代表的邪惡之人同列先進人物,自然是難以接受的荒誕事實。

  除此之外,武漢領導要求人民向黨和國家感恩的第三段新聞(3月7日),更是將領導“樂于自我表彰”的邏輯體現到極致。方方在日記中直陳“天天學習”的領導們“學反了向”,并說道:“對于奉獻者,對于武漢人民,用怎么樣美好的詞匯去形容都不過分。政府,請你們收起傲慢,謙卑地向你們的主人——以百萬而計的武漢人民感恩。”在方方眼中,一線的奉獻者始終是可愛的,而害怕擔責還樂于自我表彰的領導是可鄙的、令人生厭的。

  (五)向上負責、形式主義與層層做假

  方方帶著“官員只向上負責”、“形式主義”和“層層做假”的眼鏡搜尋新聞事件,只要新聞事件表現出相關跡象,她就立刻將新聞事件與她預設的價值判斷進行關聯,然后展開架空分析。這樣的論述手法強行將局部的具體個案事件與一般性的價值判斷牽連在一起,就難免出現以偏概全和批判對象的擴大化,出現偏離批判目標群體的大面積誤傷。

  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批判對象擴大化的例證,出現在3月13日她對垃圾車運肉事件的評述中。對于這一事件本身,當然怎么批評也不為過,畢竟該事件確實是協調指揮的嚴重錯誤所導致。但這一事件僅僅是個例,主管官員已被立即問責和處理。方方的日記錯就錯在強行將個例引申到一屆政府、一眾官員這個全體概念上來,大肆談論“一屆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再來一次X冠病毒,依然會延續今年的災難;一眾官員,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著上司,垃圾車拖食品的事情,同樣會一而再。沒有以人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現今官員很大的問題”。但事實是,如果不是民生至上,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會全球領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會取得現在的成績,在疫情期間人們也不會買到充足供應的商品,保持總體穩定的生活。這屆政府為穩控疫情做了很多實事,但幾件處理不當的事情就成了方方筆下罔顧民生的證據,方方這種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維邏輯著實難以服眾。

  “誤傷”則出現在方方對“舉旗拍照”和“居民喊假”這兩個事件的評述中。方方在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了當時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一段視頻:下沉社區的銀行員工舉旗拍照,之后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路邊的垃圾箱。方方也許并不知道視頻中的當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在日記中的表述是模糊的“一群下沉的人們”。她評論說,“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層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們上班一樣,他們用得著打旗幟嗎?”。

  方方只是看了一段視頻,何以判定這群人是“先把形式做足”“先自吹自夸”,而沒有做實事呢?視頻中的那群人在處理防護服方面確實不甚規范,但用舉旗拍照否定他們的一線工作,實在是有失公允。這些下沉社區的工作人員或者志愿者舉旗拍照,可能是為了交接班時打卡留痕,也可能是為了留作紀念,他們并不是政府干部,下基層工作的確不是他們的本行本業。方方只是預設“形式主義”的價值判斷,看到一個有形式主義嫌疑的符號就興奮不已,進而脫離實際展開想象、簡化場景大肆評論。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方方評論走“馬”換“蔣”的領導調動時,再次提到她希望領導“不再搞那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形式主義,不再講那些重復又重復、顛來還倒去的廢話空話”??梢姺椒降闹饕心繕耸穷I導,而不是沖在一線做實事的工作人員。對于“舉旗拍照”一事,可以合理推測也許是方方將這群人誤認為是下沉社區的政府領導干部,于是聯想到長久以來她對政府領導干部形成的印象進而展開了批判,然而結果卻是誤傷了那些原本在一般事業單位工作、只是在疫情期間臨時下沉社區開展帶有志愿者性質的工作的一線工作者。

  方方在3月5日的日記中記述,中央領導人到小區視察遭遇居民樓多人高聲喊“假的”,隨后中央領導立即開會要求馬上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對于這條新聞信息,方方向“可靠朋友”核實了視頻的真實性之后,謹慎表示“我不知道這個小區是否真有做假”。不過這已無關緊要,因為日記主要是借該新聞表達方方多年來形成的一個觀念,即“領導視察之處,各種形式主義橫行”,“層層做假”以致于基層也不得不如此。日記因此贊賞“喊假”的武漢市民,因為“讓自己的聲音成為與他人不一樣的聲音,也不容易”(3月5日)。

  然而方方的論述中有兩點不妥。

  其一,用一個似是而非的一般觀念嵌套對一個具體事件的分析,其實就是在誘導讀者用方方給出的“層層做假”的觀念解釋這一事件,而方方又并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這樣的邏輯誘導就是在誤導讀者,制造問題的嚴重性,將讀者的怨氣引向體制本身。

  其二,在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的情況下,方方贊揚武漢市民“喊假”,佩服他們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讓習慣做假的人再做假時心有所忌,其實已經表明方方傾向于認為小區做假是真實的。但事后當事小區已有居民陳明“喊‘假’者才假”,并分析說物業沒有動機造假、志愿者送菜也不是第一天,“喊假”者只是一些想要低價菜、愛心菜甚至免費菜,甚至借助流量和目光解決小區早已存在的停車費和物業費問題的“剛人”。正是這業主中的少數人,通過“吶喊”放大自己的意志綁架了民意,做著讓真正做事的人寒心的事,注解著“不一樣的聲音未必正義”這一直接可以反駁方方立場的道理。

  因此,方方借由該新聞試圖傳達的觀點,不但與事實并不相符,反而可能有害于基層社會的治理公平。

  (六)一線人員盡力工作,民眾應予理解配合

  表達該想法的日記內容,增添了日記中表面情緒的復雜性,體現出方方的“愛憎分明”:一方面,對行政管理層人員的不實事求是、形式主義和教條執行表達譴責和批判;另一方面,對一線官員和一線工作人員的工作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并在日記中通過表達自己的看法,對部分民眾表現出的不滿情緒進行紓解。

  比如,日記在1月28日記載了一場“市長摘帽子事件”,是說李克強總理來漢考察時,原本戴著帽子在一旁陪同的周先旺市長摘下帽子交給助手。有輿論認為在大災大難面前,總理作重要指示時,周市長還有心思密切關注領導戴不戴帽子這種小細節,是說不過去的。

  不過在日記中,周市長也是“正領著市府眾官員為抗疫四處奔波”的一線官員,“他的疲憊和焦慮一眼可見”。方方推測他“甚至想過事平之后自己將會有什么下場”,必然會有“內疚、自責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類”的心情,但他仍需“振作起精神去面對眼前這件天大的事情”。日記評價周市長是“很本分務實之人,口碑一直不錯”,提議“換一個溫暖點的角度”看待這場帽子事件,比如“或許他覺得,這樣的寒冷天氣,他戴了帽子,而總理沒戴。他比總理年輕,這么戴著,顯得頗為不禮貌,于是摘下來交給助手”??梢娙沼泴χ苁虚L的處境抱有一定的同情態度,也極力引導輿論對周市長進行正面的理解和評價。這也確實引發不少網友對周市長的贊揚,如“看他幾次采訪說話都是實在而且堅決的,無多的空話套話,敢于在最困難的時候面對直播拷問……是最接地氣、最敢于直言的一位實干家”等等。

  又如,當武漢市宣布展開“三天時間找出所有四類病人”的拉網式排查后,方方的日記滿溢對“下面辦事人員”和“區長們”的同情。2月21日的日記說道“武漢有多大,城區結構有多復雜,非小區居民有多少,以及城鄉接合部有多混亂,就算讓辦事人員三天跑一遍都很難,更不說細查”,并補充“武漢歷史上是個碼頭起家的城市,平時散漫慣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這樣的一根筋犟人。從耐心說服,到強行帶離,這一過程要動用不少人,更要花費不少時間”。2月25日,方方更是直言“面對尚有900萬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闊大,眾生復雜,逐戶敲門排查,難度實在太大”,“碰上不肯開門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總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并表達了對防護用具不足的社區人員和公務員在工作中被感染后傳染家人的擔憂。方方表示,“領導們盡量不要把話說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會給他們以時日,而領導作決策,也要給下面辦事的人以時日。太急了恐怕無益”,而她很擔心“那些區長們,不知道三天后,是不是被撤的一個都不剩。但愿主政領導只是想重槌敲山鼓,并非情急下陡坎”??梢娙沼浿型怀龅淖坟焼栕锷{,在遇到一線工作者時,就隱去得無影無蹤。方方的追責問罪對象主要瞄準的是發號施令卻不辦事的領導層,她對“一線辦事者”面對的壓力和困難則表現出十分了解、充分理解的姿態,而民眾和“領導們”似乎都成了她教育和說服的對象。

  再如,當某部門將山東壽光捐給武漢的“愛心菜”送到超市去賣而遭非議,網上流傳向市政府投訴的電話錄音時,方方卻也沒有不由分說地指責政府部門的做事方式,相反她表達了對政府部門做法的贊同態度。在2月19日的日記中,方方詳述了她表達贊同態度的理由:“如果不是直接捐贈給醫院食堂,或是送到有貯藏能力的部門,更合理有效的方式,還是拿去超市,以平價菜賣給市民。超市至少有存放倉庫,有分配能力,有散發渠道。而賣菜的錢,或可以捐贈方的名義交給慈善部門購買醫療物品,或可返款給對方,繼續送來平價菜,供給武漢市場。這是雙贏雙益的事。”她還談到,“自疫情以來,社區的工作人員已經辛苦異常,要求他們把捐贈的蔬菜再分贈到各處,難度實在太大。尤其現在,人手少,車輛少,一卡車青菜來了,處理起來不是易事。捐贈實物如遭浪費,最終浪費的也是捐贈人的好心和善意,以及他們的財產”??梢娫谶@里,方方冷靜理性地分析了政府部門做法的合理性,并且站在社區工作人員做事的角度,直陳“愛心菜”在分配環節易遭遇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對于做事的政府部門和社區工作人員,方方再次表達出她的同情和理解。

  類似地,關于網上一位武漢女性批評社區團購套餐制的漢罵錄音,方方首先表示從領導登門、中百超市整改來看,漢罵起到了效果。但同時她也提到團購管理的不易,批評“有些居民頗難伺候,不只是買生活必須品,還要買整箱啤酒什么的”,“讓負責團購的志愿者們搬運起來累得夠嗆”(2月22日),表現出她對一些居民欲求不滿、提出無節制多樣化要求的反感。在這里,她的立場是站在團購組織者和志愿者一邊。

  還如,在火神山醫院運作初期,日記內容主要反映醫院醫療環境不錯、病人也很樂觀,方方表達了對病人早日病愈、所有事情更加合理有序的期待(2月4日)。即使2月14日有消息稱因大風雨雪天氣,火神山有幾間病房屋頂被掀開,方方在日記中也并沒有借此指責醫院施工簡陋,而是希望病人能安穩轉移,“在大劫難中度過這個小的劫難”(2月15日)。

  同樣地,在方艙醫院運作初期,許多民眾紛紛質疑集中隔離是否增大交叉感染風險(2月4日)、抱怨艙內條件太差之時,方方在日記中解釋說:“只用一天時間建成的方艙,時間倉促總會有點亂。后續的工作應該很快會跟上。這么多人在一起,眾口難調,更何況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煩意亂,總會有的,畢竟舒適度不如自家。”并引述武大馮天瑜先生從負責武展和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朋友那里得知的消息,告訴讀者“方艙內將會安裝多臺電視,設置圖書角、充電島、快餐角,并保證每個患者每天一個蘋果或香蕉,盡量讓患者感到溫暖”(2月6日)。在這里,方方并沒有跟著質疑方艙的民眾一同發牢騷,或是居高臨下地指揮一線決策者“應該如何”,而是站在一線決策者的立場,安慰民眾說許多方面一線決策者其實都已考慮到,并在逐步實施和改善現有狀況,同時教育民眾說“最難的時候已經度過,現在越發不能焦急。讓那些流動病人能安臥室內接受隔離,接受醫護人員治療,對大家都是好事。否則又會有多人加重病癥或倒在路上。我們只能穩住也忍住,只有總局勢控制住了,所有人才能真正得到安穩”。2月25日,方方同樣站在大局觀的立場下,以冷峻的筆調敘述“住進方艙醫院的病人病愈也不愿出艙”的新聞消息。這些病人病愈不愿出艙的原因在于“方艙醫院空間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點都不缺玩伴。此外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還不收錢。遠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實得多”。方艙醫院條件好起來,卻導致這樣一批占用醫療資源的人產生,的確“有點像冷笑話”。按照筆者的理解,方方敘述這段話的立場是譴責這批病愈病人、維護一線治療現場的。

  方方在日記中有關“方艙醫院”的其他段落也遵循同樣邏輯。如2月7日的日記敘述方艙已上正規,效果將開始顯現,方方寫道“現在大家并沒有太多恐慌,只是有些郁悶。隨著方艙生活條件的完善,病人們也開始適應里面的生活”,還插入了一個被她評為“今天聽到的最暖心故事”的“方艙愛情故事”。而2月12日的日記中,方艙醫院的場景里出現了“領導”和象征官方意識形態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的敘述筆調就轉為:“某個方艙醫院里,推測有領導視察吧?一群人站立著,幾十個,其中有官員,有醫護人員,大概也有病人。他們都戴著口罩,對著一個個躺在床上的病人們放聲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評論道:“這歌雖然人人會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這么高歌嗎?想過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沒有?這不是傳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氣嗎?”最后兩句反問確實有失妥當,反映出方方對輕癥患者身體狀態的不了解,也讓輿論批評方方是不是反對方艙唱歌調節氣氛,得出“武漢人沉悶你不安,方艙唱歌調節氣氛你又不安,你就說應該怎么做”的批判論調。但方方的反問,正是在對方艙的場景還原中領導、官員與病人的對立圖式下出現的。方方多半想表達的是對官僚形式主義的批判,因而訴諸于對床上病人個人權利的強調。

  由此分析,方方只有在以一線工作人員的立場組織敘述話語時,才透顯出她仍然會用大局觀進行思維,這一場景中的一線工作人員、一線決策者和民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而一旦場景中出現所謂“領導”、“政府”,方方的大局觀思維就立刻轉變為維護個人權利的個體主義思維,這一場景中的領導、政府多半被放置在與民眾對立的一面。

  六、“作惡”背后的追責邏輯及其自我解構:日記中的政治想象與再審視

  (一)“作惡者”與“瞞報者”

  《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話題,最早是從關于一種微博技術的討論中引申出來的。1月25日的日記談及,這種微博技術可以讓用戶自以為消息已發出,但實際上卻無人讀到。該技術效果被定義為“高科技作惡”。有讀者在方方的該篇日記下評論說,高科技作惡不比瘟疫弱。而通篇日記對于瘟疫本身的作惡所述極少,只有2月15日的日記論及新冠病毒的狡猾,讓治愈者復陽,并出現無癥狀感染者。該篇日記據此稱新冠病毒為“流氓病毒”。

  實際上,方方論及“高科技作惡”、論及“病毒作惡”都僅僅是一種鋪墊。日記認為,“高科技作惡”的背后,是操作高科技的人作惡;“病毒作惡”的背后,則是“比冠狀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官僚系統疾病和社會疾病(1月30日)。被方方稱之為“腦殘者”的“病毒人”須為“病毒作惡”承擔至少50%以上的責任(1月27日),因而“病毒作惡”本質上被界定為“人禍”,是“比瘟疫更毒辣”的“人作惡”。

  當然日記中提及的“人作惡”也有多種方式,比如往電梯和門把手上吐口水、倒賣捐贈物資、攔截醫院急需醫療用品、造謠構陷他人等(2月15日)。然而最為主要也最為嚴重的作惡方式,則被日記凝縮為兩個字:瞞報。日記認為,疫情前期的瞞報是疫情從初始演變為災難的主因(3月16日),瞞報讓防疫工作耽誤了二十天時間。順此邏輯,疫情期間的遇難者就是被瞞報者所殺,而這些“他殺”的亡靈及其家人、所有醫護人員和苦熬日子的武漢人民,以及難以回家的流浪者,就需要找到瞞報者是誰——日記再三強調這一點:

  要一個說法,要一個結果。(2月27日)

  我們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誰在對我們隱瞞!(3月2日)

  瞞報者被方方判定為少數特定主體。而在追問“瞞報者是誰”這一問題之時,自然浮現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為何瞞報”(3月16日)。顯然“瞞報者是誰”和“為何瞞報”這兩個問題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那么方方憑什么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呢?其實日記在對“為何瞞報”這一問題的解釋中,也就順帶說出了她認定存在瞞報事實的理由——市衛健委停報感染人數,且停報的時間段與省市“兩會”時間幾乎完全同步(3月18日)??陀^現象是,通報的感染人數出現停滯。而方方將“停滯”解讀為主觀“停報”,所謂“停報”便是“瞞報”,方方理解的“瞞報事實”就此產生。此后要做的便是理解瞞報的原因。方方聯系自己從1993年開始參加整整25年“兩會”的經驗,對“瞞報事實”進行解釋:

  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所有負面信息媒體都不允許報道,而各部門到了那個時候,幾乎也沒什么人做事,因為領導都去開會了。(1月23日,3月18日)

  把相關事情壓到兩會之后再辦,是習慣性動作。(3月18日)

  盡管人命關天,但開會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1月23日)

  日記討論至此已經相當清楚,市衛健委和媒體是瞞報者。然而,“說謊者為何說謊,受何方指令說謊,知不知道這是謊言,還是明知對方欺瞞,自己則愿意相信欺瞞,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瞞?”“是誰決定不將疫情真相告知民眾?是誰為了面子上的光鮮,欺上瞞下?是誰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確之后?是多少個人,多少雙手,導致了這場災難?”2月27日和3月7日的這兩段連續發問,無疑表明僅僅回答“瞞報者是誰”,找到少數幾個特定主體,還不足以徹底究明災難的責任主體。日記中說“總得有人為此承擔責任”(2月27日),但讓市衛健委和媒體承擔所有責任是不適當的,因此日記將責任主體擴及“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2月27日)以及“瀆職者”(1月29日),并稱如果不能改“兩會”時間就只能改這些責任主體“好面子”的陋習(3月18日)。

  (二)“追責”的必要性、時機和方式

  以下就進入到日記對“追責問題”的討論環節。

  首先,日記指出追責的必要性。方方認為,反思和追責是兩位一體的,嚴肅的反思以嚴苛的追責為前提(3月9日)。同時,如果不追責,政府就會喪失公信力,民心就會受傷(3月14日),官方就會無法向天下人交待(3月23日),并且各種災難會無休無止,因為為政者會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國家兜得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3月14日)。國外開展疫情防控工作的遲緩,也并不能洗脫武漢市應對疫情時對耽延防疫時機的責任。

  其次,日記討論追責時機問題。在疫情最為焦灼的時期,方方的主張是暫緩追責,待疫情結束后再行追責:

  疫情之后,那些不作為的主要官員們自己想好怎么向人民謝罪吧!(1月23日)

  現在不多說,事后看他們自己怎樣出來向人民謝罪!(1月24日)

  事平之后,所有過程該反思的該拷問的該質疑的該懲罰的,都得公開透明地做。讓人人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走到了這一步(1月29日)

  只是現在,我們更希望他們打起精神,懷著贖罪感更懷著責任感,繼續帶領湖北人民走出艱難時日,以此來獲取人民的寬恕和原諒。(1月30日)

  先等城開,再等交待。(2月27日)

  而到了疫情明顯向好的3月以后,方方開始主張趁著人們記憶和感覺尚在,逐步開展事因追查和追責工作:

  現在已是局勢向好之時,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了(3月2日)

  疫情緊急時,沒有人顧及追責,沒時間調查,人們都以體諒之心,放下了所有糾結?,F在局勢轉緩,存放在心的問題便會露頭,就會想要解答(3月3日)

  現在是最應該反思和追責的時候,在疫情向好的此時,急需迅速成立追責小組(3月7日)

  現在,人們記憶尚在,時間細節感覺,都還深刻地存在腦子里。這正是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3月9日)

  現在抗疫已到掃尾階段,大家對前期所發生的事,記憶猶新,這正是復盤的最好時間。而追責,也是必須要做的(3月18日)

  可見方方對追責時機的選擇是經過理性考量的,并非如一些并沒有認真閱讀日記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迫不及待”“非要在戰時煽動人民情緒添亂”。也有評論者認為,抗疫與追責并不矛盾,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這里就牽涉到有關追責的第三個問題,即追責的具體方式問題。

  第三,日記討論追責方式問題。方方認為,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責任絕不可能通過免職或撤職就能了結(2月27日),是否有刑責則需過問法律(3月7日)。但日記中仍然將根據《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引咎辭職”(3月14日)作為追責方式中首先需要進行的第一步。從這里可以看出,方方追責的主要瞄準目標是有可能做到“引咎辭職”的主要領導。3月18日的日記說“不用擔心追責后沒人做事,醫院的能干人應該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繼任的也大有人在”,也表明真正在一線做事的人員并不在方方的追責之列。3月7日的日記將方方追責的目標群體羅列出來,主要包括“主政官員、宣傳部門的主要官員、媒體一把手、衛生部門主要官員、醫護人員大批死亡的醫院官員等”。由于“中國官員少有反思自己,更不談引咎辭職”,方方號召民眾寫“敦促書”敦促官員引咎辭職(3月7日,14日),并強調武漢市民有責任有義務這樣做,因為這是“為枉死者討公道”,若不這樣做則是放棄追責,“將背負恥辱”(3月24日)。

  然而方方的問題出在,她頻頻提及“引咎辭職”,卻罔顧抗疫過程中政府已撤職多人的事實。書記和省長換將,湖北省從上到下處置了數百人,主要領導的更換已經表明了中央“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的態度。既然如此,就不由得讓人發問:方方,你還想干嘛,再槍斃幾個給你助興,還是煽動群眾造反逼宮?

  (三)追責目標再審視

  值得注意的是,日記涉及追責目標的再審視問題。而這一點恰好構成對上述追責討論的解構。

  從“引咎辭職”的追責方式來看,追責目標似乎限定在主要領導這個群體之內。然而,“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以及“瀆職者”難道就僅僅限定于這個群體嗎?其實,方方在日記中已經給出了答案:“疫情至此是多方合力的結果。” (2月4日,3月18日)追責目標確實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

  方方早在1月31日的日記中就說“迄今為止,尚未見有一個自責和道歉的人,卻只有無數推諉的說法和文章”,2月29日則借用網友提供的詞匯,稱這種推諉為“甩鍋比賽”。實際上,推諉和甩鍋也正是“中空構造”的多方合力的一種體現。其中:

  專家組懷疑有醫護人員感染,打電話問卻被否定(2月29日),第三批來漢專家袁國勇也稱院方似乎已準備好(3月8日),他們掉以輕心,輕率告訴人們“人不傳人”“可防可控”(1月30日);

  醫生則集體沉默,雖已上報,但沒人通知民眾(2月29日),并且由于試劑盒下發晚而無法確診疑似感染的醫護人員(3月8日);

  官員稱聽取專家意見,并且《傳染病防疫法》規定傳染病向社會公布消息,必須是由國家衛健委或是國家衛健委授權省級衛生部門進行(2月29日),在唯上不唯下的邏輯下“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沒有看到文件便寸步不行”(3月2日)“光講套話、光會學習、光會壓制講真話的人”(1月24日);

  國家衛建委則“亡羊補帖”稱1月14日已召開過防疫部署電話會議,表明當時已推測疫情蔓延后果嚴重,但會后卻又完全沒有執行政策,也未將信息通過媒體向大眾公開,更沒有采取任何疫情防控措施(3月9日);

  自媒體隨時“不告知原因”地刪帖(3月6日);武漢兩大新聞傳媒集團“湖北日報”“長江日報”在割裂“愛國家”的大愛與“愛老婆”的小愛并不屑于“小愛”的價值取向下(“七字遺書”事件,2月21日),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從來報喜不報憂(3月18日),不但沒有提醒市民反而誤導市民;記者在疫情前期選擇緘默不語,忘記了關注社會和民生的職責和使命,在警方訓誡8個“造謠網民”后沒有繼續跟進、追問8位網民的身份及其造謠動機、了解醫院醫生正在成批倒下,以致“艾芬發哨子、李文亮吹響了一聲”之后“無人接哨”,“哨音被彩色、笑臉、紅旗、鮮花和歡呼覆蓋”(3月14日);

  最后,我們自己也是自己的敵人或幫兇。比如被訓誡的8位當事人在遭受訓誡后,在明知領導做錯的時候選擇了沉默,即選擇了配合和妥協,且沉默了很久,因為某些原因而放棄了原則。比如拐點還沒來,就急切地“舉著紅旗唱開頌歌”(2月12日);疫情還未結束,“連勝利的書都看到了封面”(2月27日);危機過后,便開啟迅速遺忘模式,“人們一旦輕松快樂起來,就不會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經的苦難,就會努力讓自己忘掉災難中死掉的常凱們”(3月2日)。方方極力倡議疫情后建紀念碑(3月2日)、民間寫手記錄見聞感受和喪親者的悲慘故事(3月9日),其初衷也正是為了給這次災難留下一份集體記憶。

  當追責目標在再審視中擴及幾乎整個社會系統之后,“引咎辭職”顯然不再適用,將一切責任推給政府和少數官員的追責問罪套路自然也不攻自破。

  (四)“瞞報”是否存在?

  在重新審視追責目標的同時,其實我們也應當重新審視追責的邏輯起點,即“瞞報”本身是否一定成立。

  事實上,武漢市不太可能因召開兩會而瞞報:一是直報系統不是唯一的信息報告機制;二是國家衛建委專家組和湖北省、武漢市在疫情之初就一起工作,不存在信息是否上報的問題;三是沒有充分證據表明行政干預的存在,尤其是主要領導指示;四是“對外公布信息”與“內部信息”不可混淆,“兩會”期間沒有向公眾發布信息,最大可能是疫情應對策略決定,而非“瞞報”。

  因此,方方追責的邏輯起點就可能站不住。不過不論是否瞞報,武漢方面的確都需要對疫情負責,但關鍵是要搞清楚責任的性質問題。在現有央地關系下,武漢市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條件瞞報,同時導致疫情演變成災難的追責目標并不限定于主要領導,因此從追責的結果來看,武漢市各單位主要領導所負的責任一定不是全責。

  方方對“人作惡”和“人禍”的判斷,反映出她對中國政府決策背景知識的欠缺,這種判斷更多是基于偏離常識的想象。反過來說,方方這種親和于普通人想象的判斷,很容易誘使普通讀者將地方瞞報作為對疫情的責任判斷,進而使讀者得出與方方一樣的追責結論。不過日記中再審視追責目標的論述線索,則變相瓦解了一味追責問罪主要領導的邏輯,在一定意義上自我解構了日記的政治攻擊性。

  當然我們需要注意,方方的追責訴求主要是針對疫情前期的控制不力。日記對于疫情后期的評價是“沒有瞞報,控制得力”。當有輿論懷疑方艙休艙是“政治休艙”時,方方引述醫生朋友的評論“現在的政治是徹底控制疫情傳播,徹底清零,積極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會要求提前關艙。傳染病是隱瞞不了的!這一重大是非問題必須相信政府!再大的膽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傳染病不徹底控制必然蔓延,誰都隱瞞不了的!”,認為“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3月16日)。當有輿論擔心政府隱瞞數字時,方方再次引述醫生朋友的堅決恢復“不會隱瞞,也沒必要隱瞞!”(3月24日),消除民眾以及她自己對政府的疑慮。

  日記在此處沒有過多分析,只是以原文引述的方式,大段展示醫生朋友代給的結論,因為方方頭腦中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多半只能導出“政治休艙”和“瞞報”的結論。而她此時只能接受醫生朋友的結論,即使她或許還無法將此結論完全消化成她自己的結論。但不管怎么說,她畢竟在日記中如實記述了醫生朋友給出的結論,這一點值得肯定。

  七、義正辭嚴背后的虛偽詭詐:日記中的5組悖論

  (一)寬容異見 vs 亂扣帽子

  “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這句話是方方對領導和政府進行懷疑和批判時一貫的語詞套路,方方以及方方的支持者都主張質疑精神是必需的。而方方更指“容不下別人與他們想得不同,容不得多樣生態”的群體,不是極左便是極右(2月28日)。其中的極左分子被方方定性為禍國殃民式的存在,其特點是“一切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成派結幫,對不與他們合作的人進行各種攻擊”(2月18日)。照此邏輯,方方應當是站在容得下異見和質疑、容得下多樣生態的一邊吧?

  其實不然,方方在日記的多個地方表露出,她自己也正具備她口中“極左”的若干特征。如果說方方在日記中的許多表達屬于“異見”,那么“異見需要寬容,但異見本身不寬容異見”這一問題在日記中就形成一種邏輯自指的悖論。因為方方給一切對其日記內容發表“異見”者亂扣“腦殘者”“五毛”“韭菜”“戰狼”“極左”“小粉紅”“窮屌絲”“網評員”“愛國賊”“義和團”“文革余孽”“紅衛兵”“時代的膿瘡”“文化基因缺陷者”“缺乏共情能力者”等帽子,表現出一副不留討論和自檢余地的架勢。

  筆者的確發現《方方日記》的評論者中不乏在沒有閱讀日記的情況下不分青紅皂白“為罵而罵”、滿是臟話粗口的批評者,也不乏對日記某些內容斷章取義、過度解讀,借其中的一點而高談闊論、販賣私貨的批評者。筆者在通讀了《方方日記》之后回過頭再來看他們的批評,感覺他們的確沒有批評到點子上,甚至有些批評還冤枉了方方、曲解了日記。但方方在日記中以偏概全的批判,以及她所極力鼓動的對政府追責,又何嘗不是在沒有了解事實邏輯的情況下充滿惡意地為批判而批判、為追責而追責呢?方方只允許自己斷章取義、充滿惡意地解讀政府,而不許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在是沒有道理。

  而這種邏輯自指的悖論表現得越明顯,方方的批評者就越多,方方試圖拉黑的對象也就越多,她就越把批評者想象為一股有組織、有預謀的“極左勢力”,于是方方的邏輯自指悖論與負向輿論就形成一個無盡的互強循環,方方在“被害妄想癥”中也越陷越深。在方方眼中,“極左勢力”已然混進網管內部(2月18日),擁有后備隊,是控制了諸多部門的最大黑幫(3月11日,15日,24日),與她所痛恨的官員們結盟并成為官員們的庇護人,讓中國改革難上加難以致必定失敗,而她自己則正是被這些“極左勢力”隨意凌辱的“意見不合者”(3月24日),殊不知她和堂吉訶德一樣,只不過是在向風車宣戰。

  (二)記錄真實 vs 散布流言

  方方在日記中提到,她自己是一個曾被紀委工作人員評價為“廉潔、守規矩、敢于實事求是說話”的人(3月12日)。她認為,作家的責任是記錄真實,“作家寫作的最基本、最高使命是戰勝謊言、見證真正歷史、恢復人類尊嚴”(3月16日)。她曾引述一個醫生朋友向外省人推薦她日記時的評價,稱看她的封城記錄“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2月16日)。在疫情初期,在方方剛剛開始她的日記寫作時,亦有不少讀者在方方的日記下留言,“希望方方老師忠實詳細的記錄下這段歷史”“希望從您這里可以了解到更多客觀的信息”??梢哉J為,不論是方方的價值追求、自我認同還是讀者的期待,這份日記或者說這份封城記錄都應該是記錄真實的。

  那么,什么是真實?這是方方在疫情初期的日記中就向我們拋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在評論者與日記的互動中不斷發酵。

  從日記的內容中,筆者梳理出三個答案。答案之一認為,被封殺、被禁言的異見就是真實,就是客觀信息(2月6日,16日)。這種觀點認為,沒有被封殺和禁言的信息,一定含有粉飾遮掩、夸大宣傳的要素,一定是贊美權貴、維護體制的精致利益主義者發出的聲音,是導致體制公信力弱化、疫情蔓延的聲音。在這樣的對立思維框架中,世界上的聲音其實簡化為兩種:虛偽的聲音=公開流通的信息=肯定·宣傳的聲音,真實的聲音=禁言封殺的信息=否定·批評的聲音。“世上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其實只是表明不應當封殺僅存的另外一種聲音,即批評的聲音,而并非容忍和承認存在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因為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被認為等同于以粉飾遮掩、夸大宣傳為目的的第一種聲音。

  其實,方方的日記內容本身就反駁了上述對立思維框架的荒謬性。我們必須明確,方方在日記中沒有批評受難者和一線工作者,甚至對一線工作者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贊揚。按照上述邏輯,方方的這部分言論是虛偽的嗎?想必方方及其支持者們都不會同意。

  另一方面,方方在日記中批評了官員工作失誤、官僚主義作風,指出了官員需要解釋的信息黑洞,并認為既然湖北和武漢的主政官員、專家以及湖北和武漢衛健委都有責任,批評他們是無可厚非的(3月10日)。疫情期間反思體制的應急能力、批評政府系統中出現的形式主義等諸多問題的學者不在少數,媒體上也發表了大量此類文章,并非只有方方在日記中對此進行過批評。這表明,“批評”并不意味著“被禁言、被封殺”。而關鍵的問題在于:“批評”是否等同于“真實”?方方在日記中的所謂“批評”,是否是建立在“認知”包裝的“利益”和臆想編織的故事基礎之上的無端批評和“莫須有”的問罪?從筆者對日記內容的梳理來看,此現象無疑是存在的。

  基于此,方方在日記中的“批評”不但不能反映真實,反而存在捏造事實和編造謊言之嫌,這樣的“批評”被封殺,對于方方來說其實一點也不冤。

  答案之二,則認為真實存在于“現場”之中。那么什么是現場?日記中隱含著兩種看法。其中一種認為,在武漢的個人生活體驗就是現場,因此針對批評“方方不在現場”的輿論,方方回應稱“我就活在現場之中”(2月28日)。另一種看法認為,武漢人的經歷和見聞就是現場,因此方方將日記寫作的功能定義為對各路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記錄轉達,她也曾表明對于某事“眾說紛紜”請讀者“各自判斷”的態度(2月28日)。

  實際上對于“在場者”而言,“現場”之中一定存在主體和客體。對于主體而言的所謂“現場”,其實是在帶有個人生活體驗的主體與客體提供的信息的交流互融中逐漸展開的。輿論中一種強調“沒有親身經歷就沒有發言權”的主張,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思維,它取消了“同情地理解”的有效性,也取消了一切田野調查和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我們應將這種主張修正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復調查核實、力求人物事跡和現象間關聯的真實準確,是“在場者”必須去做的“田野作業”。換句話說,對于“在場者”而言,存在于“現場”之中的真實并非是自在自為的。如果沒有充分的調查和“在場者”的努力,“在現場”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呈現真實”。

  其實方方也并不是不明白這一點。她日記中也曾寫到“盡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無法進一步確認,也就沒提”(2月25日)“我沒有去核實醫生和病人的說法是否有差異,只是如實照錄”(3月20日)這樣的話,表明她深知調查核實、反復確認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她并沒有將這一認知自律地貫徹始終。即使我們相信她的一些信息確實來自她在武漢這個“現場”對一線醫生等人的“電話訪談”或“微信訪談”,但由于并沒有進行交叉驗證,又或者是她對信息的理解錯誤,她通過“現場訪談”得到的消息不但難以還原真實,反而成了“道聽途書”“偏聽偏信”“聽風是雨”,幾近于散布流言。

  答案之三,也是最容易被利用來為散布流言者卸責的答案,是將真實視為個人表達的匯集。方方在日記中對這一觀點并沒有過多闡述,只是在3月4日寫道:“一個人的記錄,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無數個人的記錄,匯集一起,真相便會以全方位形態露出水面。”照此邏輯,方方承認她看到寫到的都只是一個側面,因此勸批評者不必求全責備。而胡錫進在3月19日的個人微博上展開論述了這一觀點,產生了為方方辯護的效果:方方代表了從民間個人不幸感知這個世界的視角,個人的情緒和感受也需要大量訴說,這種訴說可以增進真實感,是宏大歷史的幕布上少不了的顏色,是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在這種“真實觀”下,“真實”被相對化、個體化、主觀化,每個人的情緒、感受、表達都是真實的,或者說分有真實的一部分,就連制造謠言和散布流言在此邏輯下也可以被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也反映了人們的真實情感和內心訴求。最后,記錄真實與散布流言從對立走向了統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真實相對論”的內核就是一種“價值虛無論”,它一旦從純粹的哲學思辨走向現實政治,其終極訴求便是輿論管控領域的無政府狀態。然而任何國家的言論自由都存在邊界。在“無所謂真假”的名義下真假不分、混淆視聽,混亂社會價值觀,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都是極其危險的。何況方方自己也未必真正認同這種“無所謂真假”的真實觀,否則她又何必死咬政府“做假”“瞞報”、屢次提請官員引咎辭職呢?

  (三)譴責體制 vs 享受體制

  關于這一點,其實澄清方方本人是不是體制內的人并不重要。根據方方自己的說法,她不是廳級干部,1992年的正高職稱,退休后就是普通市民,也沒有入黨,現在社保拿退休金(3月12日)。不過就算方方是體制內的干部、是黨員,她也有批評的權利。筆者向來認為“體制”與“批評”并不沖突,這次疫情中“體制”也在積極吸收學界的批評和建議,努力補齊自身的短板。然而,不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就會演變為“指責”乃至不分青紅皂白的“咒罵”。

  方方的問題出在,她對體制的譴責和從體制那里獲得的待遇,正好形成一對相互解構的對立關系,即她享受的便是她批判的。這種對立關系,有可能反映出她的“批評”屬于以偏概全的“指責”。比如,她一方面指責政府官員“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不正視民生問題”(3月2日)“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3月13日),另一方面又享受著正高職稱的退休待遇,吃著政府安排的“愛心菜”(3月4日),在疫情期間仍然過著安穩的大院內生活,后者顯然否證了前者的判斷。

  上述對立關系,還可能反映出方方本人分裂的“兩面性”。比如她一方面表達著對諂媚于體制權力者的痛恨和鄙視(1月31日,3月10日),另一方面其自身又親近體制權力,甚至享受著體制內的特權為她侄女帶去的送機服務(1月30日,3月12日)。

  總而言之,值得詬病的是方方“譴責體制”與“享受體制”所構成的相互解構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典型的“雙標”,并將輿論的戰火引向自己的人格。

  (四)有常識 vs 沒常識

  方方認為“常識是從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頻繁的實踐中拎出來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這句話闡明了常識與深刻的辯證關系,無可指摘。既然方方點明了對于常識的定義,那么讀者往往就將方方預設為一位“有常識”之人。

  而方方口中的“講常識”是指將常識建立在生活經驗上,反之,將常識建立在政治概念上,便是“不講常識”(3月5日)。因此,生活與政治、“講常識”與“不講常識”就進入二元對立關系之中,其背后則暗含實事求是與形式主義的對立,以及個體意志、社會意志與行政意志、政府意志的對立。

  比如,注重人道精神(2月14日)和“人生而平等”(3月5日)是“講常識”,而讓同樣在病痛中求存貨的人無法繼續得到治療、讓一個司機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讓一群人沖過去把有部分家庭成員感染的人家大門用鐵杠封死、讓有病的孩子在大人被隔離后餓死家中(2月14日),則是行政意志之下的“不講常識”;引咎辭職是反映社會意志的“講常識”(3月9日),在政府無預警情況下民間根據“軟情報”的行動是“講常識” (3月5日),在不傷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護自己(3月17日)、在互聯網中找尋現場(3月7日)也都是滲透個體經驗和社會意志的“講常識”,而學雷鋒紀念日讓老人家不夠用(3月5日)、遇羅克因言獲罪(3月5日)、已知人傳人而仍未停止大型演出(3月5日,1月28日)、舉旗幟合影留念(2月12日)、領導視察時做戲表演(2月12日)、垃圾車運肉(3月13日),以及空喊口號不做實事、科層文牘熱衷空洞宏大概念(3月5日),則是方方筆下的“不講常識”。

  但是在中國,脫離個體和社會意志的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的,在國家大力宣導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今天,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在很多時候甚至出現了不得不屈從于個體和社會意志的現象。如果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不做實事的形式主義邏輯,中國也不會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那么,如何理解疫情期間政府的種種在民眾看來似乎脫離“生活常識”的決策和行為表現?最不需要解釋的一種“解釋”,或者說普通人依從生活邏輯就能想象出來的“解釋”,就是類似方方在日記中給出的解釋,即政府“不講常識”。但這種解釋實際上低看了中國政府的運行制度,它將“生活常識”等同于一切常識的總和,然而卻忽視了在“生活常識”之外,還存在事關政治實踐和政策實施的“治理常識”。方方沒有嘗試去深入理解“治理常識”,而是試圖用“生活常識”的邏輯去推斷和臆想“治理常識”,以她自己定義的“生活常識”為準繩去解釋一切,將復雜的“治理常識”視之為“沒常識”。其實,這卻恰恰體現出方方的“沒常識”——對中國政府治理邏輯的無知。

  (五)獨立思考 vs 停止思考

  方方在日記中屢次提及“獨立思考”的理念。她說,“我們的腦袋要長在自己肩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判斷能力”(2月28日),并稱“過去擠壓進我腦子里”的父母教導、老師教導、黨的教導還有報紙和會議文件都是“垃圾”和“毒素”,不僅不能代替自己思考,而且需要進行清理,以使自己從“一個僵化麻木帶著銹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3月18日)。

  從方方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所謂“獨立思考”建立在對自己所生長的水土環境的否定和拒斥之上,只有通過心靈的自我封閉將自己從環境中徹底剝離出來,讓自己漂浮在空中,似乎才能真正消除精神污染。在這種將自己從歷史和環境中連根拔除的思維之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無從談起。

  信從方方所謂“獨立思考”的支持者往往將“否定”理解為“獨立”,認為負面輿論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殊不知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倒向了對負面輿論甚至反動言論的無條件相信,正是這種無條件相信,讓他們在“獨立思考”的名義下真正停止了思考。

  事實上,負面輿論不一定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相反只有本身已經具備辯證思考素質的人、具備對生活和政治的經驗質感的人,才有能力恰當鑒別判斷負面輿論,避免思維被負面輿論所俘虜。什么是獨立思考?筆者認為,盡量抱持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心態,通過廣泛學習和調查獲得各個層面的信息,看到事實的復雜性,站在大多數人福祉的立場上,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進行較全面的獨立思考的基礎。不被自己個人的利益和私欲所左右,不被資本和權力所捆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算得上是“獨立”思考。

  然而方方在日記中的思考是封閉的。她拒絕對話和討論,帶領她的支持者站上道德制高點,用“追責問罪”和“沒有常識”代替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判斷。對批評意見的狂躁情緒、受害者意識,以及引向自我封閉的普遍否定論,帶來的恰恰不是獨立思考,而是“思維休克”。這種思考的停止狀態,正是西方和平演變的謀略所樂見的。停止思考之時,就是對立價值觀和政治訴求乘虛而入俘虜思考之機。這樣的“獨立思考”其實就是向敵對勢力投懷送抱。

  八、假問題之外的真問題:日記的問題根源是什么?

  經過以上七個部分對《方方日記》內容的梳理,我們已經對日記有了整體的認識和把握。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重新來審視《方方日記》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將矛頭直指“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還有一部分批評者認為問題出在方方本人的“光說不做”。那么《方方日記》的真正問題是出在這里嗎?下面我們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偽善的“陽光”

  在不少方方的批評者眼中,《方方日記》就是“負能量”的象征,就是否定前線抗疫,為一線工作人員射出無數流言子彈。有評論說,方方“販賣絕望黑暗和恐懼”“像一個怨婦”“只想發泄自己的不滿”,簡直就是“翻版林黛玉,暮氣森森,盡發牢騷”,至于日記則“沒有任何對武漢人們鼓勵的語言,渲染于事無補的悲觀論調”“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一味地發表埋怨、追責、消極片面言論”。還有評論說,方方只看得到惡,“帶著墨鏡看世界,當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靈黑暗的人永遠看不到陽光,也體會不到陽光的溫暖”。

  然而日記本身真如批評者所說,全是負能量嗎?我們可以從橫向的群體劃分和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這兩個維度,檢視批評者的這一判斷是否正確。

  從橫向的群體劃分來看,日記中有不少鼓勵武漢市民、讓武漢市民看到希望的內容,整個日記的基調也從來沒有否定抗疫本身,更沒有批判和忽視在一線做實事、付出巨大犧牲的醫護人員、警察、清潔工、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群體,反而是對他們贊賞有加,也記述了不少他們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若是以方方沒有描述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工作為由而批判日記,該批評者多半沒有耐心閱讀日記。就算批評者以一線工作人員的視角補充再多突顯一線工作辛苦和不易的細節,也并不構成對日記本身的批判。日記中的“子彈”主要是集中射向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的領導干部,日記的灰暗色彩主要來自對病人處境、疫情中的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描述,而日記的灰暗色彩本身也被方方極力引向對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領導干部的追責問罪上去。

  從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來看,日記的不滿、埋怨和追責主要針對的是疫情前期的處置不力。不論方方主觀上是否甘心,日記對疫情后期的政府表現和疫情的總體向好態勢都持肯定態度,并借醫生朋友的原話打消輿論對“方艙政治休艙”“新增患者歸零存在瞞報”的疑慮。

  因此,《方方日記》的確不存在“全是負能量”的問題,甚至單純從文本字面的意義上說,似乎日記中還灑著些許“陽光”。

  然而,這正是方方的寫作策略和文本的欺騙性所在。如果將《方方日記》理解為一個統一的有機系統,那么“陽光”的部分與“灰暗”的部分絕對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游離的關系。其中的“陽光”其實發揮著俘獲讀者中的溫暖尋求者對方方的信任和情感依賴,將其裹挾并最終推向與體制的對撞境地的作用。

  (二)陰森的“溫暖”

  相比于第一種批評直指《方方日記》本身的能量屬性,第二種批評指向日記對讀者和社會所帶來的效果評估。不過,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在對日記做效果評估時,也多預設了“日記全是負能量”這一有關日記本身的本就有失偏頗的判斷。因此在這部分批評者眼中全是負面發泄、毫無陽光和希望可言的日記,自然只會人們讓大災大難面前人心惶惶,武漢的人們看了《方方日記》只會更加抑郁、更加不安,《方方日記》不光不能為寒冷和恐懼中的武漢人雪中送炭,反而是在雪上撒冰。甚至有批評者稱“在她筆下武漢已然是人間煉獄”,他身邊有人說看了方方的日記“想殺了作者殺光身邊所有看不順眼的人”“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于是抵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虛假場景所傳遞出的恐怖信息,經網絡上數千萬讀者放大后,驚慌失措的人流擠占本就不堪重負的醫療資源”。

  但是方方分明告訴過讀者,武漢“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煉獄,而是個安靜的美麗的磅礴大氣的城市”(2月2日)。方方的立場從來沒有與一線工作者對立,也在日記中的多處告訴過讀者,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有多么辛苦,一些愛斤斤計較、扯皮拉筋的居民會為一線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工作負擔,讀者何以因此反而抵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批評者又是否去調查核實過,究竟有多少驚慌失措擠占醫療資源的人流真的是因《方方日記》中關于“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信息而起?

  又有一些批評者將“指出問題”定義為“負能量”,認為只要是指出了問題就是揭露了“陰暗面”,因此批判方方的日記傳遞負能量。這樣的批判顯然站不住腳。黨和政府從來不回避問題,而是敢于直面問題和挑戰。如果害怕揭露問題,只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和光明美好,片面強調政府高效、信息透明、“樂觀主義有理、微觀悲劇無聊”、歌頌災難中的英雄主義而無視普通民眾的犧牲,甚至不允許哭泣,當然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度熱愛光明,乃至讓這種強光損害了我們的視力(3月20日)。如今的時代,當然不是“只能寫歌頌文章,只能寫喜劇,只能寫社會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會問題、描述了人間悲劇以及寫了社會的陰暗面,就是反動作家”(3月19日)的時代。事實上,疫情期間也不僅僅只有方方在指出問題。一線工作者、學界和媒體都在以大量社會已經付出的悲慘代價為背景,通過各種形式紛紛指出制度體系在應急機制方面存在的各種短板。對于這些問題何以發生的追問和反思,是為了改進體制機制,避免災難重演。反思和正視問題的起源,當然不是所謂“陰暗的東西”,相反恰恰是推動社會和國家進步的“正能量”。因此,《方方日記》的問題其實并不在于她指出了社會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那么,方方描述的病人、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慘狀和悲情,屬于傳遞“負能量”嗎?日記在2月16日談到這個問題,方方說“僅武漢死亡人數就是一千多,我的文章才提到幾個?連零頭都不到”。也有評論認為,“至于她說的武漢那些慘狀,也八九不離十,我有朋友在武漢,說的都差不多”。也就是說對于許多在武漢的讀者而言,日記中的慘狀并不出人意料,武漢的讀者也并不一定會覺得這是陰暗負面的內容而愈加抑郁恐慌,相反,“看方方日記,知道還有那么多不曾被報道過的悲催人生,深感自己無比幸福。當了解到還有那么多那么多跟你一樣悲慘或比你更悲慘的人時,會心有戚戚焉,會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更何況《方方日記》中確實存在看似安撫人心和給人以希望的部分,這也是為什么會有讀者在日記下留言說:

  “溫暖平實,很害怕現在普遍的歇斯底里。”

  “如雨后的陽光,給封城中的潮濕陰冷的江城帶來一絲絲溫暖。好歡喜。”

  “每天看到老師的文章,心里就覺的安穩、平靜些。讀著舒服,又有骨氣。”

  “是冬日里的一抹曙光。至于那些亂講的人,夏蟲不可語于冰。”

  “喜歡看你的敘述,像是心里話都有人嘮嘮,閱讀的過程令人撫慰。加油,大家一起挺過去。”

  “方方老師的文章讀起來很溫暖,在這扈氣橫行之時,仿佛一股清泉,真實記錄下每一個凡人的普通生活,雖然心酸無奈,卻也向世人表達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你的文字和你記錄的那些人,讓我又感到人性的溫度。讓我又愿意不管遇到什么都期待春暖花開!”

  “方方日記是我在郁悶中的一個呼吸閥。”

  ——相信這些評論都是由心而發、有感而發,這些是他們閱讀后的真實感覺。這也說明《方方日記》的問題并不出在對慘狀和悲情本身的記載上。

  日記里還存在對于心理疏導方式的探討,比如讓身陷痛苦的絕望者痛快地發泄。那么,這一點屬于傳遞“負能量”嗎?當然也不能這么說。正如方方在3月2日的日記中所說:“誰說哭過、發泄過,就不能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國家將4月4日清明設為全國哀悼日,其實也正是一種全國性的心理療愈機制,讓哀慟者在這一天痛快地發泄,為的是來日的繼續前行。至于記錄就診和死亡的故事對于當事人而言是不是揭傷疤,也是因人而異,關鍵在于引導,而方方也僅僅是建議而已。

  以上所述皆可表明,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方方日記》并不一定僅僅傳遞“負能量”。當然,在《方方日記》這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中,這樣的“溫暖”之所以在日記中存在,其實是為方方向政府追責問罪的主體邏輯服務的。當讀者在這樣的“溫暖”中徹底放松警惕、停止思維之后,方方便可輕易操縱他們的情感和思維邏輯,讓他們與方方一同將矛頭指向體制本身。

  (三)“光說不做”

  還有一種批評意見從對《方方日記》的批判轉向了對方方本人的批判,并將“說與做的關系問題”作為其批判的主要視角。在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強調“既要說,更要做”,其理由有二:一是知易行難。他們認為“話誰都會講,關鍵是做事”,“不缺批評者,缺的是建設者”;二是行更有益,在他們看來,“光說不做,于事無補”,“毫無建設性的指責對黨對國沒有好處”。因此他們建議方方到一線當志愿者。

  但方方在日記中回應稱,她患有腰椎間盤突出癥,曾一度走路艱難,“要求我出門當義工真的不合適。實在承受不起義工的活。萬一跌一跤或再閃了腰,那才是真給政府添麻煩”(3月12日)。這則段落又成為批判的把柄,有批評者稱“她自己一聽要當義工就說腰不好不能走路,平時可是可以在跑步機上跑步和開車出去幫女兒送菜的”。也許她是成心逃避當義工,不過與她能不能真正成為義工相比,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她能不能理解和把握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前文已經分析過,她在日記中多次述及這一內容,加上她有過當碼頭工人的基層經歷,她對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絕對不能說有著很深的隔膜。

  “既要說,更要做”的支持者,推而言之也許同樣會支持毛澤東時代“消滅三大差別”的號召。但在如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仍然處于分工狀態的時代背景下,指出問題、提建議的人不一定必須上前線成為政府官員和各類一線工作者,“學界”雖然需要接地氣,但也仍然具有其相對的獨立地位。況且“說”的意義也許比“做”更加深遠,旁觀者有時會比當局者更精準地把握問題,對于實踐的批評和反思可以反過來指導實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做”。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既要說,更要做”并非方方及其日記的核心問題所在。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判斷,常被批評者所詬病的“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以及方方的“光說不做”,并非《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所在。日記中的“陽光”和向讀者傳遞的“溫暖”的確帶有強大的迷惑性和引誘性,方方借此收獲了許多讀者對她的好感,但這僅僅是問題發生的前提條件。

  筆者認為,《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四)卸除社會責任的“新聞”與標榜紀實的“小說”

  《方方日記》究竟屬于什么文學體裁?從“方方日記”的命名來看,方方寫的是日記。然而日記寫作者在寫作動機中已經預想了書寫內容的公開發表,并且確實進行了公開發表,這與日記本身的私密屬性相沖突,因此“方方日記”顯然不是真正的日記。

  按照方方自己的說法,“方方日記”的體裁屬于“日記體”文學(2月28日)。“日記體”文學是對日記表達視角和書寫形式的模仿和轉用,而不再帶有“私密性”基因。與日記一樣,“日記體”文學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位,從書寫者的個體視角出發,不加修飾地記錄個體能夠感知和體會到的瑣事和即時感想(2月17日),因此是“純粹個人記錄,不可能宏大敘事,非小說非新聞”(2月28日)。

  雖然方方宣稱“方方日記”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說”,但日記的內容卻總是與“新聞”和“小說”脫離不了干系。

  先說“方方日記”與“新聞”的關系。正如前文所梳理的,方方的日記中有大量對于新聞事件和疫情消息的引述,還少不了方方借這些新聞和消息發表個人的政治評價性言論的內容,并且這些內容在作者本身已經具備一定社會影響力的情況下全部公開發表。既然如此,日記中對于新聞和消息的記述就一定要力求真實準確,作者在下筆時就理應具備相當的社會責任意識。前文也分析過,方方并不是不知道力求真實準確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如此,她仍然記述了尚未證實或背離事實的信息。因此,方方必須為她記述的這些虛偽信息負有社會責任。然而,方方卻在3月10日的日記中說:

  作家除了寫作,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適合去承擔社會責任。沒有膽識,沒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膽小,容易焦慮,那何必要他擔呢?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擔,有人享受這種承擔,從來如此。不用去強求人家。這是個人選擇問題。沒有應該不應該一說。

  在這篇日記中,她還說:

  大的報道,總體疫情走向,還是得看媒體報道。從我這里,看不到整個局面,這是很顯然的。初寫時,當然沒有想到這么多人看。

  在日記中信息的真實性飽受質疑之時,方方寫下這段話,貌似論述的是帶有一般性的道理,其實極有可能是為達到盡力卸除自己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效果。引述她覺得真實的未確證信息,并據此聯系自己的所謂“生活常識”而妄加評論,在引起巨大不良社會反響之后,卻又不敢承擔原本雄心勃勃試圖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發生在方方身上的悖謬荒誕之處。

  再說“方方日記”與“小說”的關系。方方曾在日記中坦誠告訴讀者,她的主業是寫小說。她認為,小說經常與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相濡以沫、攜手共行,在附身助人的過程中表達人情和關懷,守護被歷史遺棄的人事和被前進的社會冷落的生命。小說會呈現與弱者同命相憐的氣息,給他們帶去陪伴、溫暖與鼓舞。她說:

  這世上的強人或是勝者,經常是不介意文學的,他們更多的時候拿文學當點綴、當花環,但弱者們,卻經常拿小說當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盞燈,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時的救命恩人。因為在那個時候,只有小說會告訴他,落后也沒關系,很多的人跟你一樣,不止是你一個人孤單或寂寞,不止你一個人痛苦和艱難,也不只是你一個人有焦慮和脆弱。(2月17日)

  雖然方方否認寫日記是寫小說,但不難發現她在日記內容中體現的“日記—弱者”關系定位,與她在此處說明的“小說—弱者”關系定位是何其一致。鑒于這種高度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方方就是以一種寫小說的心態而編織建構她的“日記”。然而方方的虛偽就體現在,她并不承認這種寫小說的心態,反而堅稱她的心態是“紀實”。把“紀實”等同于寫“小說”,這就難怪她的日記善用夸大和渲染局部的手法以偏概全,以致達到真假一如的境界了。

  (五)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前文已經澄清,指出社會和政策中出現的問題本身,并不是“負能量”。與提出問題相比,更為重要的環節則在于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的真實存在、分析問題的發生邏輯。

  然而,方方的日記明顯缺少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真實存在的邏輯環節,更沒有深入事理的機制分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套在所謂“獨立思考”和“生活常識”的觀念指引下,永遠可以獲得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首先,這套邏輯建立在二元對立框架之上。在日記中,“大善”與“大惡”處于對抗關系中,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構成一對處于零和狀態的反襯關系,抗疫大局與個體生命的尊嚴勢不兩立。為了突出二元對立,日記往往通過抽象化、標簽化、臉譜化的手法,將復雜的事實引向簡單的極化狀態,

  其次,這套邏輯慣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日記中常出現以少數群體的利益綁架大多數群體的利益,用局部意義定義整體意義,將具體個案事件強行嫁接一般性價值判斷,用個別地區的政策實施問題否定一屆政府,將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命苦”上升為全體中國人特征的論述思維。然而這種論述思維卻包裝在追求平等博愛的亮麗包裝之下,因此具有較強的欺騙性。

  最后,這套邏輯結論先行,借題發揮的演繹思維是其主要展開方式。“瞞報”和“人禍”是日記的核心結論,這一結論不是從復雜的經驗事實中一步一步歸納得出,在方方的“生活常識”中這一結論似乎就是自明的,方方只不過是打著“反思”和“追問”的幌子卻頻繁運用演繹思維,四處搜尋表現出相關跡象的事例,然后強行貼上她的結論標簽以自我確證而已。因此我們看到,方方善于借題發揮演繹私人經驗,將有關疫情的各種話題都引向對政府的追責和批判,而話題所涉及的事實本身與結論之間往往就是“兩張皮”,存在巨大的邏輯跳躍和思維縫隙,顯出生硬的主觀臆造色彩。

  (六)精神錯位

  《方方日記》最為根本的問題,在于寫作者本身的精神錯位。具體而言,寫作者的精神錯位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二是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的精神錯位;三是方方的國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的精神錯位。

  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通過日記中的若干“雙標”現象突出表現出來。比如她一方面號召全體武漢人為自己而哭,另一方面,自己卻怡然自得地享受各種“被援助”的生活,自外于她筆下要一同痛哭“武漢人”;一方面感嘆醫務人員的物資短缺、表達對于諂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又笑納20個N95口罩、認為親近和使用特權順理成章。

  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存在精神錯位。她的思維仍停留在文革時期,而她的情懷仍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將一切與己異見者視為“極左”的文革思維,顯然違背了這個以多元開放為主色調的時代精神。而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左與右相互拉鋸、國家與個人充滿糾葛的時代,是知識界將站在文革結束后的荒嶺上“啟蒙”大眾奉為使命、知識分子追求英雄文人的幻覺和優越感的時代。但在如今這個中國逐漸找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治理能力現代化被納入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社會信息源高度開放的網絡媒體時代,社會輿論早已超越了左與右的解釋能力,認準單一絕對的至高價值然而居高臨下的“啟蒙”,在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也逐漸淪為一個偽命題。這使得日記在對批判聲音的回應時,帶有更多走向自我封閉的傾向和被害妄想的色彩。

  方方的體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存在精神錯位。聯系她出版過的小說中對土改的否定、形似國民黨黨旗的微博頭像、近日日記在國外出版后她的回應,以及方方筆下“我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命這么苦啊!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總是災難深重?”(2月20日)的設問、從表面的國際主義立場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日記內容(如3月24日),和日記中竭盡全力追責政府甚至呼求民眾寫“敦促書”逼宮政府(3月7日,14日)的表現,方方對政府和黨國體制幾乎不存在發自內心的認同,雖然她似乎表現出對于普通國民的認同。但是在國民國家林立的當下世界,不認同國民國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對普通國民的背叛、就可能為國際競爭對手作嫁衣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下中國,不認同政府和黨國體制、缺乏中國的政治常識,就必落入二元對立的思維網羅,從而走向自我否定、成為“精神跪族”的道路。始于知識結構老化、終于偏離國家和民族立場的反體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記》的最根本問題,更是《方方日記》最大的危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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