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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雄關漫漫歌——新工人樂團專輯《從頭越》聽后感

崔柯 · 2019-12-18 · 來源:新工人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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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說,著眼于“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理想”之間的落差和裂隙,召喚能夠彌合兩者的新主體,是貫穿新工人歌者創作實踐的主線。

  漫漫雄關漫漫歌

  ——新工人樂團專輯《從頭越》聽后感

  崔柯(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從頭越》是“新工人樂團”的“第一張”正式專輯。

  “新工人樂團”,前身為“新工人藝術團”“打工青年藝術團”“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樂團的歷史,探察成立近20年來樂團創作實踐的“常”與“變”,進而理解《從頭越》的“內”與“外”。

  

  2002年勞動節,“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成立,2003年更名為“打工青年藝術團”,出版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為勞動者歌唱》(2007)《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夢想》(2009)。2009年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此后出版專輯《放進我們的手掌》(2010)《就這么辦》(2011)《反拐》(2012)《家在哪里》(2013)《與機器跳舞的人》(2014)《勞動與尊嚴——新工人藝術團吶喊十年精選專輯》(2014)、《掙脫枷鎖》(2015)《紅五月》(2017)。2018年,新工人藝術團巡演期間,“經過婁山關,巡演到遵義,在那兒開了個會,明確了‘城鄉文化互助’的新路線,團隊名字由之前的‘新工人藝術團’更名為‘新工人樂團’,更專注于音樂發聲。”2019年勞動節,“新工人樂團”發行EP數字專輯《新工人》。2019年9月,出版專輯《從頭越》。

  從“打工青年藝術團”到“新工人藝術團”,再到“新工人樂團”,歌者的初衷未改,其作品一以貫之立足新工人群體的勞動與生活狀態,以勞動者的視角對社會現實問題做出回應。不過,名稱的改變,亦表明歌者在不同階段對現實問題的認識,以及對團體的期許和定位有不同側重。下文將涉及“樂團”不同時期專輯中的作品,為方便論述,筆者采用“新工人歌者”,而不用更廣為人知的“新工人藝術團”,也不用或許較多聽眾還未熟知的“新工人樂團”,來稱呼這一秉持“為勞動者歌唱”宗旨的團體。

  梳理新工人歌者創作發展的脈絡,2009年出版的第三張專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是具有“承前啟后”意味的一張專輯。

  專輯同名曲目《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夢想》的主歌部分,以并舉對比的形式,唱出了新工人群體之“世界”和“夢想”:

  我們的世界是狹小的九平方,從早到晚不停地奔忙。從鄉村到城市從工地到工廠打出一片天地來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世界是長長的流水線,趕貨加班加點不知疲倦。付出了青春淚水和血汗,省吃儉用寄錢回家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世界是鋼筋混泥土,高樓大街橋梁都是我們雙手來建。臟苦累活兒沒日沒夜地干,順利拿到血汗錢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世界是孤單和寂寞,背井離鄉四處漂泊。城市燈火輝煌我心空空蕩蕩,夢里時常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

  我們的世界是別人的冷眼,冷漠與偏見我習以為常。我一不偷二不搶心底坦蕩蕩,頂天立地做人要有做人的尊嚴。

  我們的世界是烈酒和鄉愁,天南地北四海皆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個好漢需要三個來幫。

  我們的世界是沒有硝煙的戰場,瘋狂的機器它轟隆隆地響。工傷事故職業病痛苦和絕望,平安健康有保障是我們的夢想 。

  我們的世界是矮矮的村莊,孩子們在這里玩耍學習歌唱。同在一片藍天下共同成長,總理說的話也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世界是同一個世界,我們的夢想是同一個夢想。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創造一個新天地是我們的夢想。

  …………

  “我們的世界”,即新工人的生活現實,包括生活空間(狹小的九平方)、工作場所(長長的流水線、鋼筋混泥土)、心理世界(孤單和寂寞)、現實境遇(別人的冷眼、冷漠與偏見)、社會交往(烈酒和鄉愁,天南地北四海皆朋友)、子女生活和教育場所(矮矮的村莊)等方面。

  “我們的夢想”,則包括個人理想(打出一片天地來)、生活責任(省吃儉用寄錢回家)、現實訴求(順利拿到血汗錢、平安健康有保障)、個人尊嚴(頂天立地)、對下一代生活的期望(同在一片藍天下共同成長)等。這些,說是“夢想”,不若說是應得的權利和保障,本應是“我們的世界”之內理所當然的組成部分。可以說,描繪新工人群體生活和工作的現實,他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訴求,以及兩者之間由于種種原因尚且存在的落差,是新工人歌者創作的主要內容。這一內容,是其“為勞動者歌唱——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宗旨的體現,《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夢想》這首歌,以及這張專輯,較為集中全面地呈現了這一內容和宗旨。

  在《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夢想》之后次年發行的專輯《放進我們的手掌》中,“新工人藝術團”的名字取代了“打工青年藝術團”。與“打工青年”相比,“新工人”這一名稱,更符合這一群體生活和工作的實際,更明確地表達出了他們的訴求,也彰顯出一種更主動積極、自我賦權的主體。這一主體不再是“北漂的過客”,亦不是以實現個人成功為目標的城市追夢者,而是希望依靠社會主義基本理念,“團結起來,建立集體”(《怎么辦》,收入2011年《就這么辦》專輯),對現實有所能動性實踐的主體。在此后幾張專輯中,新工人歌者表現出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思考,他們要把漂浮在空中的“勞動的價值”“放進我們的手掌”(《放進我們的手掌》,收入2010年《放進我們的手掌》專輯),“唱大地、山川和人民”(《我的吉他會唱歌》,收入2011年《就這么辦》專輯),并將目光投向處于同一境地的勞動者,將改變現實境遇的希望寄托在勞動者自身。如果說,此前漫漫冬夜里“疑惑著漫漫寒夜該怎樣去度過”的“我”從送來一車煤的老鄉身上“終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熱”(《煤》,收入2007年《為勞動者歌唱》專輯),還是樸素的情感萌發,維權“根據地”六里橋(《六里橋》,收入2007年《為勞動者歌唱》專輯)、團結起來討工錢的工地現場(《團結一心討工錢》,收入2004年《天下打工是一家》專輯)、“攜起手來,共同拼湊我們的理想”的社區姐妹行(《社區姐妹行之歌》,收入2009年《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夢想》專輯)還只是自發組織的維權形式的話,那么在《就這么辦》專輯中,“團結起來,建立集體”的呼喊,則在“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夢想”之間,構建了一個橋梁。在2017年的專輯《紅五月》中,更是唱出了“火紅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場”的宣言。

  或許可以說,著眼于“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理想”之間的落差和裂隙,召喚能夠彌合兩者的新主體,是貫穿新工人歌者創作實踐的主線。

  二

  與《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時隔十年,更名為“新工人樂團”的歌者,出版專輯《從頭越》。

  如果說,從“打工青年藝術團”到“新工人藝術團”的轉變,意味著一種新主體觀的確立,那么,從“新工人藝術團”,到“更專注于音樂發聲”的“新工人樂團”,有什么轉變和發展呢?

  專輯十首歌曲,除了舊曲新編的《想起那一年》,有9首新作品。

  新專輯自然還是延續了此前一以貫之的“為勞動者歌唱”的主題。2016年加入新工人歌者團體、此前做過12年礦工的新成員路亮創作演唱的《礦工兄弟》和《這個冬天》,用新工人歌者常用且嫻熟的描繪“典型環境”、塑造“典型人物”的方式,連帶出對新工人整體境遇的思考。《礦工兄弟》是一首飽含切身情感,又有著自覺追問、意味復雜的作品。歌曲首先描繪了“礦工兄弟”工作的“典型環境”(“上班下班兩頭都不見那太陽”)、做出的貢獻(主觀上看似沒有遠大理想,工作源自對家庭的責任,實際在為社會默默奉獻),繼而發出了對“皮帶運送著那青春的夢,用烏金做成了鐵飯碗”的礦工兄弟之偉大還是渺小的追問。歌曲有追問,有吶喊,源自自身經歷的情深意重,亦有對勞動者的價值和意義的重申,具有打動人心、促人思考的力量。《這個冬天》,則以“冬天的皮村”這一“典型環境”入手,描繪了歌者由寒冷的天氣和蕭索的環境而生發出的孤寂與追問。

  兩首許多創作演唱的歌曲值得注意。《冬天里的游擊隊員》是較為典型的“多式”歌曲,延續《生活就是一場戰斗》(收入2013年《家在哪里》專輯)、《紅五月》(收入2017年《紅五月》專輯)的“革命搖滾”風格,運用“游擊隊員”、“野火”“春風”等典型意象的組合,營造一種近乎革命浪漫主義氛圍。至于《新十月》,或許更適合做本張專輯的名字,“帶著五月后的分裂,繼續上路到達新的十月”的宣言,顯然是對《紅五月》的延續。歌曲糅合古詩和現代派式的語句,在古典與現代的斷裂與沖突中,呈現一種革命和愛情交織,幻滅與理想并存的場景。

  在《從頭越》中,我們依然可以聽出新工人歌者一直在吟唱、召喚的那個主體:他背井離鄉,他飽受辛苦;他滿懷理想,他遭遇不公;他胸懷勞動者的自豪,他相信雙手換來的美好;他背負生活的冷遇,他期望現實終究會改變;他思念鄉村的父母親人,他感動于城市工友的溫暖;他也許會陷入孤獨寂寞冷,但他相信團結帶來的力量;他面對一時的遭遇感到困擾和憤怒,但他并不失卻樂觀昂揚的心態;他有時面對現實迷失彷徨,但他有志為了未來披荊斬棘;他是具體的一個個工友,他也是被歌唱賦權的“新工人”。

  此外,專輯也有幾首歌曲,似乎呈現出一種較為“寬泛”,或曰“曲折”的抒情,即是說,與此前專輯相比,幾首歌曲不是直接呈現新工人群體“典型”的生活場景,更近似某種較為“普遍性”的抒情。《我從未將自己找到》《西藏南路》《報春暉》《起風的夜》,單從歌曲內容本身看,抒情主體近乎一個“旅者”面對生活某個情境而產生的情感抒發或自我追問。以老詩人蔡其矯的詩作為詞的《距離》,則是更為含蓄朦朧的抒情。

  對于這種抒情方式,排除專輯出版方面的考量,筆者更愿意結合歌曲文本內外的語境去理解。

  在2013年出版的《家在哪里》專輯文案中,新工人歌者如是說: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用我們的雙手、智慧和血汗,創造了中國的繁榮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可是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卻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回不去的鄉村,待不下的城市,迷失在城鄉之間。

  城市待不下的原因容易理解。回不去的鄉村的原因,如該專輯第一首歌《春天故鄉》中所唱:“想到了故鄉,故鄉在遠方,干枯的河床,衰敗的村莊。從鄉村到城市,找不到安身的地方,腳步越來越慌張,內心越來越迷茫。”鄉村不是現成的故鄉,而也在現代性進程中被改變了本來的面目。城市的發展依賴鄉村,卻拒斥建設它的新工人群體。

  近年來,過度追求城市化的發展模式的弊端開始明顯地顯露,夸張的房價、交通的擁堵、空氣的污染,以及其他種種,使得一些城市開始主動尋求疏解之道。同時,鄉村建設多點開花,發展呈蓬勃之勢。新工人歌者亦積極介入這一實踐。他們的足跡,除了城市、學校、工地,也有計劃地走向了廣闊的鄉村。2014年,新工人歌者開啟“大地民謠巡演”活動,成員組隊自駕車,走遍全國演出。剛剛結束的2019年巡演,歷時45天,行程萬余公里,深入十幾個省市的村莊演出28場。或許,在這樣的巡演中,新工人歌者進一步發現了鄉村的活力,鄉村的力道,將建設鄉村,進而回饋城市的“城鄉文化互助”作為解決城鄉發展、突破某些瓶頸問題的路徑。有學者將這一實踐稱為“文化的萬里長征”:“新工人群體來自農村,心系家鄉,是連接城鄉的橋梁,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也將成為振興新鄉村的主要力量。振興鄉村不只是經濟振興,也是文化振興,因為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謠是一次文化的萬里長征。”

  在深入鄉村的實踐中,新工人的主體性也獲得了擴展,新時代的“新工人”,不僅是城市的建設者、當代工人文化的實踐者,也是力圖返回鄉村,重建鄉村,并力圖在此一實踐過程中構建“新文化”的探索者。

  如果說,“新工人”這一命名,現實依據是他們“已經離開農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其隱含的實踐場域是“城市”。那么,深入鄉村的行動,拓展了他們實踐的場域,追求一種建設鄉村、反饋城市的“城鄉文化互助”路徑。實踐場域的拓展,使得新工人歌者將新工人群體的未來,放到對城鄉、工農問題的探究中。抒情的“寬泛”,或許是這種實踐維度拓寬的反映。

  當然,熟悉新工人歌者的聽眾,依然能從這些看似抒情“寬泛”或“普遍性”的歌曲中聽出他們一以貫之的風格。《我從未將自己找到》由工友胡小海作詞、孫恒作曲、演唱,孫恒的方言演繹,以及與歌詞的迷惑、追問內容不相匹配的鏗鏘有力的曲調,似乎容易聽出孫恒此前的作品《我的吉他會唱歌》乃至《團結一心討工錢》的憤怒卻不失堅定信念的聲音。而從《西藏南路》,似乎亦可以聽出演唱者姜國良的《蒲公英》(收入2013年《家在哪里》專輯)中對“家在哪里”的追問,以及《放進我們的手掌》中對“勞動的價值在風中飄著”的不平之音。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相隔不到半年的EP專輯《新工人》專輯,這張被許多提醒應視為《從頭越》“序曲”的專輯的四首歌曲,則一如此前,呈現出“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夢想”,以及其間的落差。可以說,《從頭越》是一張有“常”亦有“變”的專輯。其“常”,即“為勞動者歌唱——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宗旨,為新工人命運而歌的“初心”;其“變”,是新的實踐場域帶來的“樂團”的工作重心和歌曲抒情方式的調整。

  三

  需指出的是,《從頭越》的音樂風格有較為明顯的變化,音樂編配似乎更加“復雜”,技術更加“考究”。在此前的創作中,作品或采用鏗鏘有力的節奏,曲調朗朗上口,唱出勞動者的宣言;或以簡單樂器伴奏,方言或白話講新工人群體的生活、工作、情感,娓娓道來;或以輕快詼諧的調子,表達樂觀積極的情緒。在這些作品中,音樂更大程度是為歌詞服務的。歌詞直白、通俗、清晰,易于在工地、學校、鄉村等不同場所演出時,為不同聽眾所接受乃至傳唱。

  而在《從頭越》中,音樂較為突出,掩蓋了歌詞。同時,歌詞的修辭性也更強,總體上呈現出音樂凸顯,歌詞不易直接、準確把握的特點。而在筆者看來,是歌詞,而非音樂,更能典型地標識出新工人歌者創作演唱的特點。作為新工人歌者的較長時間聽眾,筆者聽完專輯的第一時間,甚至一度有專輯的“可聽性”遠不如之前的感覺。

  相比筆者粗淺的聽覺經驗整理,劉雅芳更準確且專業地指出《從頭越》的特點:“即便是民謠吉他配唱的歌曲,和弦的聲響也比較高(以前編曲類似的歌曲,人聲會略微突出)。專輯整體的音場在后制上更重視音響效果,帶來的第一層聽覺感受基本上與以往定義的民謠搖滾、抒情搖滾專輯差別并沒有太大。”她亦提出疑問:“我不曉得已經習慣以往“藝術團”音樂風格的聽友、歌友是否能習慣這樣的變化,這個轉變也透露著樂團編制搖滾樂專輯的能力頗為游刃有余。” 如前所說,筆者初聽的時候,確實有不習慣的感覺。當然,這或許是新工人歌者“更專注于音樂發聲”訴求的體現,也或許與歌者“曲折”的抒情方式相關。

  進一步說,作為不習慣這樣變化的聽眾,筆者更愿意理解為:新工人歌者,以及更多的新工人文化的實踐者,在守護、推廣新工人文化的成果的實踐中,在走遍大地探究“城鄉文化互助”路徑的旅程中,積累了太多的經驗,這些經驗,亦需要相應的藝術形式。但在藝術形式層面,或許還沒有現成的、充足的儲備,去充分呈現這些經驗。經驗溢出了形式,所以帶來了一時的不適。

  這種不適,或許也是一種新的創造的前奏。

  近20年來,新工人歌者正是將經驗——包括新工人群體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和自己創造新工人文化的實踐經驗——灌注到獨特的音樂形式之中,創作出百余首別具一格的歌曲,這些歌曲又通過其傳播、接受,推動了新的經驗的生成。那么,有理由期待,“更專注于音樂發聲”的歌者,也將如此前那樣,以“經驗”推動“形式”的創造,進而呈現一種更為鮮活、更具生產性的“經驗”。

  漫漫雄關漫漫歌,而今邁步“從頭越”。

  本文原載于《熱風學術(網刊)》第15期,作者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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