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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與空間生產:新工人樂團與《從頭越》

肖劍 · 2019-12-17 · 來源:新工人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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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新工人藝術團的人們而言,通過藝術和文化創造的方式,鄉村可以重煥生機和活力,而通過藝術機構的建立,工農可以被賦權,成為敘述者和發聲者。在這些努力之下,新工人將在文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而社會上擁有著其他職業身份的人們,也會從他們的視角,去共鳴,去審視,去重新理解自己與社會的關系。

  作者:肖劍,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熱風學術(網刊)》第15期

  引言

  “貧富分化、城鄉分化與區域分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常態”。 正如新工人樂團(2019)在出版2019年新專輯《新工人》時說:“新工人,狹義可以理解為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打工者群體;廣義是指新型的勞動者,隨著社會不斷發展,一些新型勞動形態出現,比如:快遞、外賣、網約車司機、IT行業、辦公文員、自由職業者等等……無論體力勞動或者腦力勞動者,只要是對他人、對社會發展有益的工作者,都是勞動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者不僅指代打工者這個族群,還涵蓋了城市中其他的勞動族群,他們在當今時代所面臨的沖突和掙扎是共通的。汪暉(2014)將“新工人”與“新窮人”群體做了類比。他指出新工人群體是資本主義世界工廠形成過程中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新窮人”群體也同樣是全球化條件下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過程的產物。消費社會下的“新窮人”群體受過高等教育,在都市邊緣聚居,收入無法與消費文化激起的需求所匹配。但同時,他們在文化創造和生產上也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比如由他們主導的對“喪”文化的追捧,就從起初的戲謔的符號延伸到對生活方式的自我嘲諷。

  在過去,新工人群體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幾乎沒有自己的位置,但隨著他們不斷地壯大,新工人群體在文化生產上越來越積極。除了本文中即將談到的新工人樂團與他們的音樂實踐之外,還有其他工人群體的文藝形式頻頻出現:比如打工者創作詩歌的過程在紀錄片《我的詩篇》中得以呈現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分別從兩個視角,即話語生產和空間生產,來談新工人樂團的音樂實踐與文化生產。我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新工人樂團通過歌詞的創作進行了哪些表達?第二,他們在“大地民謠音樂會”中進行了怎樣的空間生產,并帶來了哪些影響?

  新工人樂團的話語生產

  格拉(Guerra) 和 席爾瓦(Silva) 曾說過,無論樂隊給自己取什么樣的名字和唱什么樣的歌,即使看似“毫無內容”,他們都在“嘗試著說些什么”。為了達到明確的交流目的,文字(連同音樂,服飾,舞臺或者觀眾表演等)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傳達信息的工具,以建立和傳遞一種意義。研究音樂歌詞本身, 是一個開端。 當我們聆聽《從頭越》時,就會感受到新工人通過歌唱構建出了不同的維度。

  汪暉. (2014)“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開放時代, 6: 58–79。

  參看http://pre.jiliuwang.net/archives/81561

  喪文化指90、00后的年輕人,在網絡上、生活中表達沮喪的情感,形成一種文化趨勢。 https://baike.baidu.com/item/喪文化/19892924.

  Guerra, P and Silva, AS (2015) Music and more than music: the approach to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in the Portuguese punk.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2): 207–223.

  為了充分地理解樂隊所表達的內容,我用Nvivo質性軟件對專輯里的所有歌詞進行了編碼。按照主題,我選擇了10個關鍵詞(如上圖所示),發現《從頭越》中最為頻繁出現的主題為苦難,其次是鄉愁,接下來是疏離和情誼,有關希望、自由、夢想、堅強和認同的表達也都成為了主題的一部分。其中苦難的表達中有對情緒的抒發,比如“絕望”“沉重”“崩潰”,也有對隱喻的使用,比如“我們說這背包太重了”,還有對具體場景的描摹,比如“上班下班兩頭都不見那太陽”。在情誼的部分, 除了歌唱親情外,還在《西藏南路》中歌唱了不斷流逝的略帶傷感的情感:“親愛的人啊不要發現我,我會走向你經過你忘記你”。新工人樂團對于鄉愁的歌唱則是充滿詩意和情懷的,諸如“溫暖的家”,或是“要帶上一切美好回到夢中故鄉”。從這個角度來看,故鄉是美好的,溫暖的,但同時也是夢里的,暗示著故鄉與現實的差距。這樣看來,在新工人樂團的話語生產中,故鄉是過渡性的,它連接著現在和過去。在其他維度中,疏離感不僅是以“孤獨”直白地表達出來,還通過具體的場景比如“冰冷的床”以及“我就住在五環外東北方的打工博物館你站在高高城市的中央”表現。后者極大地凸現了一種被邊緣化的情緒。與疏離、苦難相對應的話語為希望、夢想和自由,“光明”和“黑暗”成為了其中重要的隱喻手法。同時,關于認同的表達也從一首“我從未找到自己”中凸現了自我認同的缺失,以及“礦工咱兄弟”這樣的歌唱中表達集體認同感。

  由此可見,新工人樂團并非一味地積極,也并非格外地消沉。新工人身份帶來的被剝削感,和城市鄉村的二元結構形成的邊緣感通過話語實踐不斷地蔓延。他們的話語生產體現出了新工人身份的獨特性,但這種表達也能引起其他城市族群的共鳴。過速的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疏離感和鄉愁,是城市勞動者無法擺脫的共通情緒。

  新工人樂團的空間生產

  正如郭春林所說,新工人藝術團的現實感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充滿方言的聲音和詞曲本身就構成了新的組織方式,制造更強的真實感和現場感。其二,新工人樂團義演的場景是企業廠礦或是工地,這種現場感往往變成了現實感。 新工人樂團的空間實踐更多地體現在大地民謠音樂會的巡演上。“大地民謠音樂會”開始于2014年。2019年的全國巡演則開始于9月30號并在11月13號結束。新工人樂團從河北青龍滿族自治縣七道河鄉石城子村開始,走遍小鎮、特色村莊、侗寨、古村、工地、最后從山東濰坊牟家院村回到北京。在國家提倡“鄉村振興”的政策下,新工人樂團的音樂實踐在不斷地重塑村民和鎮民們的主體性。

  (郭春林,形式的文化政治意義—試論新工人藝術團音樂實踐的形式,《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3期。)

  德· 塞爾托(De Certeau)說過,“行走對于城市系統來說,就像言語對于語言或者城市系統,是一種聲明”。 行走會與周遭發生關系,它能“確認、懷疑、試驗、超越、尊重它所‘敘述’的軌跡”(p. 99)。新工人樂團的音樂實踐點亮了鄉村的文化生產與空間生產。與新興的在小城市發生的國際電影節和藝術節不同,新工人樂團作為外來的文化形式能夠迅速地融入到鄉鎮的文化生產脈絡中去。朗朗上口的音樂表達、擲地有聲的音樂節奏,以及熱烈激情的音樂傳遞,都能迅速地感染村民鎮民,讓他們能在熟知的熱鬧氛圍中享受、參與甚至與樂隊一起共同創作。當新工人樂團去往貴州從江美德侗寨后,他們與當地的侗歌隊共同演唱,讓傳統的侗歌音樂和現代音樂交融,并為那個大部分是婦女、孩子和老人的村莊帶來了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開始創造自己的空間,即使這種碰撞的空間是暫時性的。

  新工人樂團巡演的組織形式是眾籌。這種形式既能讓不同身份的人進行經濟參與,也能讓網絡對他們的旨趣和理想進行傳播。當他們進入鄉村時,不僅有當地的老少婦孺參與,也引得在城市打工的人們回到故鄉來,一起品味鄉愁,延續對故鄉的情感。這樣的文藝形式是否能在短時間內影響鄉村的身份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實踐卻能實實在在地喚醒鄉民的身份意識。新工人藝術團的許多曾如此表達:“我們要打破精英對文藝表達的壟斷。通常我們在劇場所看到的演出總是由學過表演的演員來演出的。通過觀看戲劇和戲劇實踐,我看到了精英文藝和大眾文藝的區別,精英文藝把如何表達放到第一位,大眾文藝首先是有話要說,然后才通過一種形式表達出來。”通過巡演,新工人樂團不僅在話語上實踐了大眾文藝的表達形式,也同時在空間上將大眾文藝的表達以鄉村鄰里熟知的一種聚會社交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在鄉村里,人們不需要遵守特定的觀看演出的規則或是儀式,而是以隨意的方式聚集,可以一邊參與活動,一邊拉著家常,可以隨時來,隨時走,變成日常生活中的組成部分。

  結語

  新工人樂團從一開始以歌唱為主,逐漸擴大影響力,不僅成為了共青團所認可的組織機構,也通過眾籌建立了打工博物館、組織了巡演,并在長久的實踐中開始進行社區交流,反思與城市工人緊密相關的文化生產或是身心問題,也與村民們一起關心鄉村的探索和未來問題。對于新工人藝術團的人們而言,通過藝術和文化創造的方式,鄉村可以重煥生機和活力,而通過藝術機構的建立,工農可以被賦權,成為敘述者和發聲者。在這些努力之下,新工人將在文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而社會上擁有著其他職業身份的人們,也會從他們的視角,去共鳴,去審視,去重新理解自己與社會的關系。

  Certeau, D.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例如平遙電影節,烏鎮戲劇節等。

  Altay, D. (2007) ‘Urban Spaces Re-Defined in Daily Practices: “Minibar”, Ankara’. EncounteringUrbanPlaces: Visual and Material Performances in the City. Ed. Lars Frers and Lars Meier.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參看 http://www.xingongren21.com/usershow_15743_25_1.htm; 郭春林,形式的文化政治意義—試論新工人藝術團音樂實踐的形式,《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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