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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劉洋|“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發展經驗研究方法論

趙劉洋 · 2020-06-02 · 來源:開放時代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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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黃宗智為主要代表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是從中國大規模非正規經濟實踐切入,既不同于主流理論的認知,同時又深刻揭示社會不平等的歷史根源。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20年第3期】

  【內容提要】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事實挑戰了以科爾奈為代表的西方轉軌經濟理論既有認識,而解釋中國發展經驗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流派分別將資源稟賦結構、產權制度、地方政府行為激勵機制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盡管其在不同層面關注中國經濟實踐,但最終還是回到“市場主義”解釋邏輯中。以黃宗智為主要代表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是從中國大規模非正規經濟實踐切入,既不同于主流理論的認知,同時又深刻揭示社會不平等的歷史根源。此種研究進路具有三個緊密相連的特征:悖論現象分析基礎上的理論概括、現實問題分析背后寬闊的歷史視野、貫穿研究始終的實質正義理念。此進路的主要意義不僅在于其從實踐機制層面深入剖析被主流理論所忽略的關鍵實際,更為重要的是可為我們構建具有主體性的社會科學理論提供多重啟發。

  【關鍵詞】“實踐社會科學” 中國發展經驗 悖論社會 經濟實踐 政企關系

  一、引言

  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事實挑戰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既有認識。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盡管西方經濟學界對于所有問題幾乎都有不同看法,然而在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問題上,主流經濟學家都有一個驚人的共識,即采用基于“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所謂“華盛頓共識”,其主要思想是“消除政府的干預和扭曲,以創造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高效、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林毅夫認為原蘇聯東歐國家市場經濟轉型的“休克療法”實質上是“華盛頓共識”版本之一,因其主要論點是:

  私人所有權是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體系的基礎;真正的市場競爭需要一個真正的私營部門;轉型經濟體中的國有企業遇到的大多數問題可以通過快速的私有化來改善;私有化必須在國有企業改組之前進行;經濟轉型需要全面、爆炸似的價格放開;收緊政府財政紀律以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使價格對資源配置起到導向作用及市場機制更好發揮作用。

  然而,采用“休克療法”的原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的實踐結果卻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樂觀預測恰好相反。

  在最初十年中實施休克療法的這些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每年163%,烏克蘭則達到每年244%,中歐、東南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累計產量下降了22.6%,獨聯體國家下降了50.5%。俄羅斯2000年的GDP只是1990年的64%,表現最好的與1990年相比只增長了44%。同時多數國家基尼系數增加。除最初十年中這些國家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外,總體而言這些國家在改革中遭遇到很大困難,其典型事實如產出下降、資本收縮、勞動力轉移、貿易方向轉變、結構改變以及制度崩潰和轉軌成本增加。

  “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實際預設了“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主張將政府排除于市場之外,將市場轉型視為線性式,有明確目標和清晰結果的非此即彼的轉變,否定了兩種經濟體制之間互動、交叉與融合的可能。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并未采取“休克療法”,也并未有清晰明確的藍圖,而是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路徑。然而,正是不被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好的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林毅夫依據其自身經歷曾指出:

  中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有效的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在私有產權的基礎上,由市場決定價格和資源配置;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但漸進、雙軌的轉型不僅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還會滋生腐敗,是比計劃經濟還糟糕的制度,當時中國推行的卻是這種被西方學界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事實證明,中國采取的漸進式改革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

  在1978—1990年的12年間,GDP每年增長9.0%,貿易額每年增長15.4%;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城鄉差距有所縮小;中國經濟還承受住了東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并對其迅速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還使GDP年均增長率從1979—1990年的9.0%增長到了1991—2012年的10.3%。

  西方主流轉軌經濟學理論對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

  從理論上而言,以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又譯亞諾什·科爾內,曾長期執教于美國哈佛大學)為代表的主流西方轉軌經濟學理論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影響深遠??茽柲握J為社會主義體制明顯不同于資本主義體制,理解前者的關鍵在于認識到官僚協調體系在社會主義體制中的主導地位,其不同于依賴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達到經濟效率最優化的協調機制。其理論邏輯在于預設社會主義體制是與資本主義體制根本對立的“制度范式”,二者內在經濟機制對立且無法調和,唯有實行私有化變革才能解決其弊端,因此其最后又回到當時西方主流觀點:“局部改革永遠不能突破自身,必須要有體制上變革。”然而符合科爾奈的理論模型預期的原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結果是令人失望的,“這一時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出現了惡化,William Easterly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失去的二十年’”??茽柲畏穸?ldquo;官僚協調”與“市場協調”存在良性互動的可能。

  而既有的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經驗的解釋,往往突出的是市場協調的一面。黃宗智將這些解釋概括為以下三類:

  一是新古典經濟學論點,其主要依據的是市場是唯一最佳資源配置的機制這個“公理”或“信條”,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方才遵循經濟規律而側重輕工業,由此充分利用了中國勞動資源特別豐富的“比較優勢”;其次是當代影響最大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中國采納了私有化和市場化,尤其是穩定的財產權利法規,由此減少了市場上的“交易成本”而促進了經濟發展,國家介入經濟只可能導致反面效果;其三是中國地方政府變成類似于企業的實體的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始于農村工業化,是被“地方”(鄉和村)“政府”行為變成類似于市場經濟中的私有公司在“硬預算約束”下經營所推動的。

  正如黃宗智所認為的,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解釋都面臨同樣的困境,都不能解釋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主要動力變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競爭下為外來企業所提供的大力支持。黃宗智指出,正是伴之而興起的龐大非正規經濟才是中國 GDP 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也是其日益加劇的社會與環境危機的來源。依據西方主流理論解釋中國實踐,最大的問題在于其以二元對立的概念來認識實踐,恰恰忽略了實踐本身的復雜性。

  客觀而言,以上解釋中國發展經驗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三大派別,都意識到中國經濟實踐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通過對中國經濟實踐的理論化概括可以對西方既有理論認知形成沖擊,進而構建具有主體性的理論解釋。這本應是一個實現理論突破的重要契機,然而西方形式邏輯影響力是如此之大,正如下文將討論的,對中國發展經驗的解釋最終又回到西方主流認知脈絡中。

  面對此種困境,必須尋求出路。實際上,以黃宗智為主要代表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對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概括并不必然要回到西方形式理論中,可以依據實踐構建理論以形成對西方主流理論的沖擊和徹底反思。黃宗智的研究注重從最基本的現實出發,發現中國現實與西方理論之間的“悖論”,通過經驗與理論的緊密連接,概括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解釋。西方理論分析中國會出現諸多悖論,主要在于中國實踐復雜性與形式邏輯之間的張力。西方理論主要基于西方社會實踐抽象概括而來,并且依賴形式邏輯將其普適化,盡管這有助于清晰說明事物的內在邏輯關聯,但同時高度簡化事物本身的復雜性,并制造了一系列二元對立概念和線性因果關聯來理解世界。當代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不是任何一種理論所能完全涵蓋的。近代中國以來的發展過程本身就融合了既有傳統的延續與再生、西方以及革命的多重影響等,因此需要從中國的復雜實踐中概括出更加符合實際的理論。就此問題而言,黃宗智的研究很重要的貢獻是,首先從實踐層面證明恰是政府與市場的互動,才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亦是諸多問題的根源,而這一關鍵的實際卻被主流解釋理論所忽略。就政策啟示而言,并非將政府完全排除于市場之外(這實際上亦不可能),而是如何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

  因此,本文將“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置于具體學術語境中來理解,通過聚焦中國發展經驗解釋的主要流派,突出其如何分析中國漸進式改革中最為關鍵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可以看到三大解釋流派分別將資源稟賦結構、現代產權制度、地方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盡管它們在不同層面關注到中國實踐,但最終還是回到主流單一強調“市場主義”的解釋邏輯中,由此亦將看到形式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復雜性之間的張力。面對這樣的張力,“實踐社會科學”從最基本的事實中提煉出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回到實踐中檢驗,這對我們構建真正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二、形式主義理論與經典社會主義體制分析

  欲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有深入的理解,首先就需要認識經典社會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而在這方面最具影響的就是科爾奈的研究??茽柲蔚闹饕獙W術貢獻,正如孫立平所指出的那樣:“科爾奈經濟理論的重要性表現在,扎實的經驗研究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他意識到 ‘短缺經濟’這樣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獨特經濟現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論內涵,并在其背后發現了‘軟預算約束’這一獨特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以下我們將著重分析的是,科爾奈如何將政府與市場置于二元對立并將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分析納入西方主流理論中。

  科爾奈對經典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分析,最終說明的是唯有徹底私有化才能解決其低效率弊端,實質上是否定政府與市場存在多重復雜關系??茽柲问紫葟臇|歐社會主義體制下短缺現象入手:“短缺或是作為其他現象的原因,或是作為它們的后果,通過無數紐帶與經濟體制的其他環節聯系在一起。”由此將短缺現象抽象化為“短缺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屬于典型“短缺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類型對立??茽柲螀^別“短缺經濟”中的“橫向短缺”和“縱向短缺”,前者主要發生在前述的買方和賣方之間,后者則發生在具有縱向關系的上下級之間,二者緊密相連。經典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短缺經濟”,其根源在于對資源的協調依賴的是“官僚協調”,只要依賴“官僚協調”,就必定會涉及作為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中核心機制的“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這源于經典社會主義的“父愛主義”特征,具有普遍規律??茽柲斡纱藢⑽鞣轿⒂^經濟學中的“預算約束”一般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對經典社會主義中的企業的分析。他認為在經典社會主義體制下企業超出了預算約束,結果是約束將根據不斷出現的超支來調整,企業會經常得到外部幫助,導致的嚴重后果是“企業對所有價格反應都變得遲鈍,對價格反應弱是企業生產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茽柲蔚睦碚撋羁唐饰隽擞媱澖洕鷻C制的弊病。然而問題在于,其將任何國家的干預都置于如此框架中來理解,認為政府介入市場必然帶來經濟低效率。

  科爾奈的理論中作為“制度范式”的各要素緊密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其理論中二元對立思維非常明顯,比如對企業的兩種純粹類型即古典資本主義企業和傳統社會主義企業的分析,科爾奈認為無論是在資源約束、需求約束以及預算約束還是在生產計劃等方面,二者皆明顯屬于對立的兩種類型??傊?,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屬于兩種根本對立的經濟類型,其內在經濟機制無法調和,只能實行根本性的私有化變革,否定政府和市場存在良性協調互動的可能。然而正如蒂莫西·弗萊(Timothy Frye)等學者在分析“休克療法”中為何波蘭和俄羅斯會出現不同經濟結果時,曾頗具啟發性地區別政府作為“幫助之手”與“掠奪之手”的差異,政府與市場實際存在多重復雜關系。

  首先,接受“休克療法”模式的結構性調整的國家更符合科爾奈的理論模型預期,其實踐結果卻無法令人滿意,這顯示徹底市場私有化并非必然等于經濟高效率。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曾指出: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正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之時,然而實際的問題在于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反而使得尋租行為更為嚴重。另外曼還提到了斯圖克勒(David Stuckler)等學者對21個后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發現,大規模私有化降低了增長,削弱了國家能力,減弱了產權保護。即使是從審慎的層面來觀察,我們仍然可以確認符合科爾奈的理論的主張徹底私有化的“休克療法”基本上是失敗的。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經驗明顯不同于科爾奈的理論預期,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政府介入市場并非必然帶來經濟低效率。黃宗智用扎實的經驗證據證明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發展的前沿從由地方政府發起、經營或控制的企業轉到外來的投資以及快速擴增的民營公司和私營企業,地方政府的角色則從興辦和經營企業一變而為招引和支持外來的企業”。這一關鍵事實在科爾奈的理論中根本不會被考慮,正如黃宗智所評論的那樣:“科爾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分別是自我連貫一致的體系,所遵循的邏輯是截然對立的,兩者互不相容,兩者的混合只可能導致矛盾和沖突。”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科爾奈不會重視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在他看來權力介入企業必定會導致“預算軟約束”,唯有依賴市場協調經濟才能發展,然而中國的實際是如黃宗智基于扎實經驗證據所指出的,即本世紀頭十年以來國營企業改制為在市場上盈利的國有企業,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問題的關鍵在于,科爾奈的理論認為唯有徹底私有化才能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弊端,實際上是將政府與市場關系簡單化對立并將其普適化,否定二者存在多重實質性復雜關系??茽柲螌ζ髽I經濟行為分析與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宏觀動態模型相結合,構建起嚴密的理論體系,深刻剖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這是其重要貢獻。然而其理論是對現實的高度簡化(將二者簡化為彼此對立的類型)和理想化(適用于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情形),以清晰說明二者邏輯關系,否定市場與政府間存在多重關系。其實市場與政府并非必然對立,抽象理論模型并不等于實踐本身,不能將模型當作實踐。東歐諸國及俄羅斯的經濟實踐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分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取得了突出的經濟成就,與前者形成明顯對比。中國發展經驗沖擊了以科爾奈的理論為代表的主流轉軌經濟學理論。欲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意義有深入理解,我們就需要真正回到中國經濟實踐中,以此深化對政府和市場多重復雜關系的認識。

  三、中國的經濟實踐與中國發展經驗研究方法論

  科爾奈的理論在國內之所以有較為廣泛的影響,重要原因在于其理論是在深入剖析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及其弊端的基礎上提出改革方案的,這與純意識形態爭論不同。而其理論又直接觸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即如何恰當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論。不僅是科爾奈的理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諸多經濟理論爭論的核心仍然是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從張宇等列舉的一些曾經較有影響力的觀點即可看出:最開始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體制的觀點,如蘭格(Lange Oskar)、布魯斯(Wlodzimieyz Brus)、奧塔·錫克(Ota Sik)、科爾奈、諾夫(Alec Nove)等,都曾在中國學界受到重視;國內學者有劉國光等提出體制模式與發展模式的“雙模式轉換”論和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兩條主線協同并行的“雙向協同”改革戰略,厲以寧等提出企業改革主線論和股份制作為企業改革主要形式的觀點,吳敬璉、周小川等提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協調改革”觀點,董輔礽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八寶飯”的混合經濟觀點,衛興華等提出“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模式等;之后是西方的轉軌經濟學理論,比如以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 “華盛頓共識”和激進的“休克療法”,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演進主義范式有蒙勒(Peter Murrell)、諾頓(Barry Naughton)等。盡管具體內容復雜多樣,主流學說著重突出市場協調的關鍵作用以改變封閉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

  這里僅以“整體改革論”的代表人物吳敬璉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析為例,說明科爾奈的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吳敬璉在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驗的分析中,首先提到科爾奈的反思即以“休克療法”和“漸進主義”作為分類來描述市場經濟轉軌策略的不足??茽柲握J為此種分類隱含的標準是速度,而速度不應該成為衡量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他的觀點是從純粹形態而言,向經濟轉型的策略有兩種:一種是有機發展戰略,其主要任務是創造有利條件使私人部門自下而上成長起來;另外一種是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戰略,其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快速地把國有企業改制為私有企業??茽柲握J為依據東歐國家轉型經驗,很明顯前者是正確的選擇,私有部門健康發展和預算約束硬化促進了生產率提高和失業率問題解決。吳敬璉對科爾奈以上分析非常認同,他認為科爾奈的分析對于理解中國經濟改革同樣適用,即以非國有企業成長或國有企業改造作為理論框架對中國經濟改革進行分析。在他看來,中國的增量改革戰略創造了民營企業得以發展的條件,然而經濟出現“雙軌并存”狀態形成了滋生腐敗的尋租環境,也為進一步轉型增加了困難。

  在科爾奈的理論中,改革的關鍵在于政府權力是否介入??茽柲嗡瞥绲氖亲韵露系乃綘I企業發展。在他看來,這樣的發展沒有政府權力的介入,不會出現尋租等行為,俄羅斯等國家經濟在改革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說明只要政府權力介入就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等,所以他主張在改革中完全排除政府權力。然而問題是,實踐層面任何國家經濟發展顯然不是在真空環境中,政府權力不可能真正被排除于經濟之外。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結構、經濟制度以及政府行為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到經濟發展。以下我們將聚焦于中國經濟實踐,分析既有理論如何注意到中國經濟實踐,又如何回到“市場主義”解釋邏輯中。

  (一)中國的經濟稟賦結構與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特別針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所有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這一既定假設。他認為此假設在分析西方社會時或許較為符合實際,在分析轉型經濟中許多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經濟問題時,則存在明顯問題。因此,他主張必須放松現有的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所有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而這將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也有助于重新定義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休克療法”之所以會出現“有休克無療法”的尷尬情況,主要在于其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扭曲的內生性,未考慮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忽略了發展中國家對各種扭曲進行改革時的次優性質。林毅夫強調,分析經濟發展的起點應該是經濟稟賦結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經濟結構上的差異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差異決定的,只有當產業與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相一致時,這一產業中的企業才會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突出發展戰略與資源稟賦結構的契合性,實質上仍延續新古典理論單一強調市場協調關鍵地位的基本理念。

  以此理論審視中國經濟實踐,林毅夫認為中國發展經驗的關鍵,在于改革開放后采取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資源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戰略。此理論延續了他早前關于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關系的研究,實際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以及改革后中國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對于前者的分析是,改革前推行了違背中國資源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發展戰略;對于后者的分析是,關鍵在于改革三位一體(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計劃配置制度、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的傳統經濟體制,使中國所具有的資源比較優勢能夠發揮出來。二者形成了明顯對比:“傳統發展戰略的目標是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壓抑的是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壓抑部門的發展具有矯正扭曲的產業結構和發揮資源比較優勢的效應,由此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巨大增長。”這實際上將改革前與改革后兩個階段的經濟復雜關系簡單對立了。

  林毅夫正確地指出了中國經濟要素稟賦結構與西方國家存在諸多差異,不過由于其所堅持的一套基本理念并不會影響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主張和結論,最后還是回到單一強調市場協調的觀點,實際上未能深入分析政府與市場的多重復雜關系。如果從工業發展角度而言,正如黃宗智根據哈佛大學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權威性計量研究即中國于1952—1980年間工業發展上取得了年均增長11%的成績所指出的,這實際上為改革時期經濟發展奠定了重工業基礎。即使是改革后,政府也從未放棄對經濟的發展規劃。政府關于經濟規劃的考慮是否皆與資源稟賦結構一致?政府行為內在激勵機制與改革前是否完全不同?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發揮,與中國經濟制度改革有密切的關系,這就需要回到關于中國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

  (二)中國經濟制度的體制成本與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對中國經濟制度研究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以科斯(Ronald Coase)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他突出“交易成本”在經濟分析中的關鍵地位,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他不滿于新古典主義形式理論中缺乏實質性內容的做法,因為在這套分析方法中,“消費者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偏好集合,企業被定義為成本曲線和需求曲線,理論只是最優定價和投入組合之間的邏輯,交易發生在沒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在科斯看來,新古典主義理論中企業和市場的存在都是不言自明的既定假設,但并未回答何為這些基礎假設賴以存在的前提,因此他認為“對于經濟學假設應該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即既是易于處理的,同時也是現實的”。他指出:“沒有交易成本企業就失去賴以存在的基礎,只要在企業組織生產的成本小于通過市場展開交易的成本,企業就會出現,而企業規模邊界就在企業內部組織一項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市場開展這項交易的成本之處。”市場同樣如此,在市場交易中需要健全法律規則是為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數量??傊?,他認為“經濟體系所產生的大量制度設計要么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要么是阻止交易成本的發生”??扑沟幕居^點之后被一些學者進一步發展和數學化,新制度經濟學關注制度對經濟所產生的重要影響,這與原教旨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更符合實際??扑怪?,諾斯(Douglass North)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新制度經濟學有重要關系的“現代合約理論”代表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獲得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外新制度經濟學一些代表人物如阿爾欽(Armen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澤爾(Yoram Barzel)、張五常等學者的研究彼此之間形成互相呼應的效果,這同樣有助于擴大此學派的學術影響力??傊?,諸多因素使其成為當今頗具影響的理論派別。

  這里僅以受科斯的理論影響較深的周其仁的研究為例,以此展示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中國發展經驗時的基本思路。周其仁特別欣賞科斯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的關注,這或許與他曾有“上山下鄉”和長期鄉村調查的實踐經歷有關。周其仁強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降低了改革前高居不下的“體制成本”,從而在全球化中發揮出前文強調的“比較優勢”,所以在他看來“體制成本”才是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研究主要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主張在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至體制成本。他指出,所謂體制資本,是指經濟運行所必須支付的一種成本,體制由一系列制度構成,在由社會強制執行的產權和合約的基礎上運行,體制確立、運行和改變所耗費的資源就是體制成本,其性質和變化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以周其仁對農村改革的基本分析為例,在他看來,改革前的體制成本極其高昂且效率低下,在農村變革過程中,關鍵在于降低體制成本。

  改革重新劃定了集體經濟產權的邊界,使第一線當事人有權選用較低運行成本的合適體制,大幅度降低體制成本才打開了充分釋放原本數量充裕的農業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閥門。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和城鎮部門,構成中國高速增長的扎實基礎。

  歸結起來,他認為中國發展關鍵在于體制成本降低:“這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中國潛在生產成本優勢才開始得到激發,中國出口才開始發力,世界才得以發現中國經濟擁有驚人比較優勢。”可以看到,體制成本的概念一方面擴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范圍,另一方面又與林毅夫的“比較優勢”論點連接并相互呼應。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實質上是將中國經濟改革理解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變革,預設了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降低了交易成本,帶來了經濟活力和經濟發展。其理論分析的現實基礎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中國農業領域的改革和私營企業的崛起。國家廢除了原來的農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尊重和保護農民生產的自主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國農業領域變革的內在動力在于農民自身,而非依賴于頂層設計,“摸著石頭過河”的邏輯實質上是國家對農民自主性變革的合法性確認和推廣。私人企業追求利益獲得合法性,國家尊重和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國家權力從中退出,帶來了社會領域的活力和自主性。二是國家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和保障私人產權,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傊?,新制度經濟學派在分析中國發展經驗的過程中,特別強調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義,其預設了國家權力從經濟領域的退出帶來了對私人權利的保護和社會活力。

  問題在于,在實際層面中國的產權變革從未采取如“休克療法”那樣的徹底私有化。僅就農業領域改革而言,巴里·諾頓曾指出:“土地制度并沒有因此而變成私有產權制度,雖然土地由農戶耕作,但正式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一個完全的農村土地私有產權制度并不存在。”這里的關鍵,實際是國家保留所有權,出讓經營權。此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大規模招商引資以及改制后的國營企業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關鍵不在于政府是否徹底從經濟領域中完全退出,而應從實踐層面正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思考如何實現二者良性互動,這就需要將目光聚焦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三)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與中國經濟發展

  關于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與中國經濟實踐緊密相關。在科爾奈的理論中這一問題實質上并未得到有效處理,其“預算軟約束”概念未涉及政府內部激勵機制問題。由于科爾奈關于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立場,他對這一問題也不可能有積極的分析。對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關注,和中國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基礎有關:一是中國縣屬企業的發展,二是財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稅制”改革,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規模興起,這些皆不同于科爾奈的理論主要依據的東歐國家的經驗。

  魏昂德(Andrew Walder)以及錢穎一等對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擴展了科爾奈的“預算硬約束”概念的分析范圍,將其引入政府行為分析中。魏昂德指出在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理論中,假定政府具有固定組織特征,實際上政府管轄范圍差異很大,在中國龐大的公共部門中,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地方往往是所有權最明確、最容易執行的地方,預算約束越硬,越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這使官員能夠以多元化方式管理公有制企業,這正如以市場為導向的公司。

  與此類似,錢穎一“中國式聯邦主義”(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觀點依據的現實基礎在于國家實行財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在財政和稅收等諸方面的放權引起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同時兼顧限制地方政府行為并提供促進經濟發展的激勵。而政府財政分權是轉型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帶來兩種影響:地方政府在要素流動性下的財政競爭增加了救助的機會成本(“請愿效應”);貨幣集中化與財政分權引發利益沖突,從而可能加劇預算約束并減少通貨膨脹(“制衡效應”)??傊?,他認為中央分權和地方政府經濟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同樣,周黎安的研究受到錢穎一等學者的深刻影響。他進一步解釋了地方政府間的經濟競爭何以可能以及為何地方政府間會出現差距,豐富和擴展了關于地方政府行為激勵機制的研究。周黎安的早期研究認為,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地方官員之間圍繞著GDP增長而進行的“晉升錦標賽”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勵與增長的關鍵線索。在新近研究中,周黎安用“官場+市場”來概括和解釋中國獨具特色的經濟增長機制和政府與市場的互動模式。這一模式整合并發展了他之前提出的“政治錦標賽”和“行政發包制”理論,擴展了其師青木昌彥(Aoki Masahiko)的“比較制度分析”研究進路。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在地方官員之間圍繞轄區經濟發展的官場競爭嵌入不同轄區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而轄區企業參與的市場競爭又嵌入官場競爭的基本情境中展開。其“官場+市場”模式強調的是政企合作對經濟發展的核心意義,任何一種良性有效的政企合作關系,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提供政府方面的政治激勵、外部的市場約束以及必要的信息反饋和引導機制,中國“官場+市場”的增長模式在總體上提供了這三個關鍵條件。在“官場+市場”解釋模式中,周黎安不僅考慮了地區差異,更從廣泛的全球史意義上突出此模式的主體性價值。

  周黎安的研究顯示出較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在基于經濟實踐的立場上嘗試突破新古典主義理論單一強調市場的基本理念,其解釋模式在中國經驗基礎上嘗試揭示政府和市場良性互動何以可能及其基本框架,這與黃宗智的“第三領域”理論具有實質契合性。在他看來,“政企的密切合作既不是簡單的政府干預,也不是簡單的市場調節,而是政府與市場之間交互作用的‘第三領域’,與黃宗智所強調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相映成趣,促成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合作效應,為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打造了中國式解決方案。”尤為重要的是,二者具體研究中所顯示的學術理念一致性恰如黃宗智所提倡的那樣,即“將西方理論置于其歷史情境中辨析、與其對話和將其重構,來建立扎根于中國實際的新理論概括”。雖然如此,周黎安的研究基本未考慮非正規經濟和社會不公問題。

  四、“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發展經驗研究

  黃宗智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的具體回應,主要從中國大規模非正規經濟實踐切入,不同于主流理論的認知,且深刻揭示了社會不平等的歷史根源。其研究表明,在主流話語中被忽略的中國發展經驗的關鍵恰在于政府與市場的連接,實踐層面二者彼此共存,而非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所認為的非此即彼,因此需要正視的恰是實踐層面二者并存及其實質性多重復雜關系,如此才能深入揭示中國發展的關鍵動力并反思社會貧富分化的根源。其研究進路主要處理的是經驗與理論如何緊密連接,強調從最基本的經驗事實出發,通過與重要理論對話構建解釋理論,再回至實踐中檢驗。經驗與理論的連接既不是以理論比附經驗事實,也不是以經驗事實證實(或證偽)既有理論,而是關注最基本事實與重要理論間的“悖論”關系,依據經驗事實決定對不同理論流派的取舍,在二者緊密連接中構建更加符合實際的解釋概念。

  以此角度審視中國發展經驗,黃宗智認為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既是中國奇跡的關鍵動力,也是諸多問題的根源,彼此共存且來自同一根源。他在分析中國發展經驗時,具有以下三個特征:悖論現象分析基礎上的理論構建、現實問題分析背后寬闊的歷史視野以及貫穿研究始終的對弱勢群體的道德關懷。黃宗智的研究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其從實踐層面揭示政府與市場間多重復雜關系及影響,還在于其具有雙重批判性:一方面以中國發展反思主流解釋理論,另一方面以一定程度的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反思地方政府行為結果的復雜性。二者緊密相連,嘗試“超越左右”。

  首先,政府行為介入經濟并非必然導致經濟低效率。主流解釋理論單一強調市場協調的重要性,不會考慮政府行為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黃宗智指出,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解主要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特別強調市場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關法律所起的作用;魏昂德和錢穎一等則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鄉村企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兩種分析都不能解釋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的經驗,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變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競爭下為外來企業提供大力支持。與此相關的是主流理論堅持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不會正視國營公司在經濟發展中的位置。黃宗智以扎實的經驗證據證明了本世紀頭十年,計劃經濟時代的國營企業改制為盈利性國有企業,在中國GDP快速增長中起到了積極作用。

  可以看到,“實踐社會科學”分析的關鍵在于以實踐中政府與市場并存及其實質性多重復雜關系作為理論構建基本依據,通過對中國發展中悖論現象的分析以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在新古典主義理論話語中,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政府應從市場中全面退出,如此才能保護市場交易主體權利和促進經濟發展,更進一步將“私有化”或“市場化”等同于“發展”而構建出普適化線性因果聯系,這幾乎成為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緊密結合,取得了矚目的經濟成就,這與西方主流理論形成了明顯的悖論關系。新古典主義理論認為對經濟現象的分析應該如自然科學那樣,以精密化數學公式和數量模型研究市場和生產力,排除對政府權力以及生產關系的分析,當然也一并排除道德關懷。在其理論話語中,實際上將對生產關系的分析視為意識形態構建而非學術研究。若從此角度而言,“實踐社會科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啟發我們以經濟實踐作為理論構建依據,正視政府與市場存在多重復雜關系,而非從既定主流理論預設出發,以此構建真正具有主體性的理論。

  因此,從分析起點上,黃宗智的研究恰是從實踐中政府與市場并存出發,這與新古典主義理論單一強調市場不同,二者結合的主要表現就是中國大規模非正規經濟實踐。這被主流話語忽略,然而在中國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又是社會貧富分化的根源。這里形成同樣的悖論關系,即中國發展的關鍵與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緊密連接,而新古典主義理論否定二者間存在多重復雜關系,無法有效回應這樣的悖論關系,對社會公正實現于事無補。黃宗智的研究從中國非正規經濟實踐切入,在總結中國發展經驗的同時,亦蘊含著對中國底層民眾境遇的道德關懷。

  其批判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其研究同時指出,地方政府在龐大的非正規經濟中有意無意地繞過勞動法規,而非經典左派批判的市場,是一定程度社會不公的重要來源。這里非正規經濟所指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等總數達到6.64億的從業人員,占全國7.80億從業人員總數的足足85%(這里算上務農農戶),而法律往往只保護那些正規經濟從業人員,對這些占據絕大多數的非正規經濟從業人員,少有甚至沒有勞動法規保護。通過對勞動法規演變的梳理,黃宗智指出當前中國真正的勞動人民既不是經典左派設想的城鎮工業“無產階級”,也不是經典新自由主義所想象的已被整合納入統一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勞動人民,恰是那些占據人口大多數的非正規經濟就業人員,這部分群體亟需勞動法規重視和保護。他還依據扎實的訴訟檔案證明,當前這一群體多是通過迅速擴展的“勞務派遣”方式在城市工作,而法律是通過區別“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用人單位”與“用工單位”來割開合同簽訂與管理實施、勞動者的“人”與其所作的“工”之間緊密相連的關系;新型的勞務派遣關系中兩者是分開的,即與工人簽訂合同的是中介性的勞務派遣公司,而實際上管理工人的是企業本身,其結果是在法理和司法實踐中留下了一個管理實施不受法律約束的“黑洞”,往往使企業免予承擔相應的勞動關系義務。他指出國家統計機構尚未真正正視非正規經濟就業人員統計,部分原因是當前的主流經濟(以及社會)理論的誤導。從其研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權力與形式主義法律亦有可能緊密連接在一起,從而加劇問題的復雜性。

  黃宗智的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同時注重社會公正而非單一強調經濟指標增長。地方政府圍繞經濟增長采取多項措施,尤其是土地財政和招商引資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此過程中忽視社會公正則易導致一定程度的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在他看來,社會貧富分化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嚴重遏制內需,迫使中國經濟繼續依賴不可持續的出口來推動發展。

  因此“實踐社會科學”與形式主義理論的重要差異,在于是否真正從實踐出發并正視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是否正視政府與市場間多重實質性復雜關系。新古典主義理論以線性式思維來看待中國實際,不會注意到中國變遷過程中的復雜實際和社會不公,因其認為市場化和私有化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未來社會趨于一元化。此種思維方式具有明顯的普適化取向,否定歷史多元性,形成一種泛市場化解釋,忽略制約經濟變遷的最基本社會事實。而在黃宗智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土地-人口關系與市場等會形成復雜互動關系,為經濟發展設置界限并最終影響經濟變遷。新古典主義理論不會注意到中國龐大的非正規經濟從業人員,不會思考中國非正規經濟的歷史根源,而黃宗智在分析非正規經濟與中國發展關系時貫穿著厚重的歷史理性精神,從實踐層面深刻揭示政府和市場形成如此復雜關系的歷史根源,這與形式主義理論研究進路明顯不同。

  黃宗智對二者結合的實踐表現即中國非正規經濟的根源的分析,緊密圍著中國歷史基本實際即土地-人口關系及其所展示的糊口農業經濟下的生存邏輯而進行,從實踐層面深刻揭示出政府和市場得以形成如此復雜關系的歷史根源,而恰是此種區別于西方歷史實際的行為邏輯的多元性,為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提供了堅實基礎。在對華北地區農業經濟演變的經典研究中,黃宗智區別“家庭式農場”與“經營式農場”后發現,兩種農場組織在勞動組織方面不同,但在畝產量層面基本一致,比較兩者的生產率,發現其間差別主要是對人口壓力反應不同。前者主要依賴家庭勞動力,無法根據需要解雇自家多余勞動力,在生存壓力之下,對剩余勞動力不能充分使用無能為力,單位面積的勞動投入遠大于經營式農場,此種勞動力集約化的程度可以遠超邊際報酬遞減而邏輯上甚至可能為零的地步。系統檢視和比較兩種農場的歷史演變后,他發現華北地區在近三個世紀的商品化和人口增長的兩大趨勢下,占總數絕對比例的家庭式農場所依賴的是“農業+手工業和打短工”。其背后邏輯是糊口農業下生存邏輯的長期延續??v然是傳統中國最富裕的長三角地區,農民經濟行為依然顯示出同樣邏輯。長三角地區的過密型增長并未采取在水稻栽培中進一步勞動密集化,因為它已經達到高產臺階,不能無限制提高,面對日益增長的土地-人口壓力不得不尋求不同的出路,而日益轉向勞動更為密集的經濟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蠶,家庭經濟必須同時依賴“種植業+商品化的家庭手工業”,否則難以維系生存。即使是長江三角洲在近代仍然是長期徘徊于糊口水平,小農經濟可在高度商品化的條件下持續,并支撐非常高水平的市場擴張。而大規模非正規經濟群體的經濟行為所顯示的仍然是糊口農業下的生存邏輯。實際上,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和打短工”,“種植業+商品化的家庭手工業”還是當代“半工半耕”,皆說明了生存壓力下單一依靠農業生產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當今中國鄉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即是其主要例證,這些外流的勞動力構成了中國非正規經濟群體的主體??傊谒磥?,正是此種糊口農業才是中國非正規經濟的歷史根源,生存邏輯下的半工半農身份的長期延續與斯密(Adam Smith)以及馬克思(Karl Marx)所描述的西方經濟變遷及其展示的行為邏輯皆明顯不同。由此可見,黃宗智所追求的并非普適化理論構建,而是在對中國社會實際最基本事實的分析基礎上,與各派理論對話,形成新的分析概念,以此推進對經驗事實和理論的認知。中國歷史實際以及基于實際的行為邏輯的多元性,則為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提供了基礎。

  可見黃宗智的研究乃是建立在深厚的歷史分析的基礎上,這也是其與法國社會理論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理論”在學術特征上的不同。布迪厄根據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距離區分認識論中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前者不依賴于主體意志的客觀規則(結構、法則、關系系統等)而處于絕對優先地位,布迪厄認為這實際上肯定了觀察者的認知特權,因其并不考慮與作為客觀化活動的條件和結果的原初經驗相關的距離和外在性問題;后者則完全將本土經驗和其本土表象決裂而純粹關注規則和表象,將觀察者與觀察對象之間的距離絕對化,實際上仍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在對主體行為解釋角度上,布迪厄既批判意志主義以目的論視角完全用意志(如預期利益、意向行動目標等)解釋行為決定而拒絕考慮條件限制的做法,因為意志主義理論以理性決定為惟一依據來解釋“理性行動者”的行為,特別是其偏好在時間中的恒定性和連貫性,也反對結構主義將歷史與社會簡化為“沒有主體的過程”的做法,這等于用一個受制于某種自然史的過時法則機器人來代替意志主義的“有創造力的主體”,使意志完全機械式服從外在結構。因此,他指出以最嚴密的方式對盡可能多的事實做出解釋的邏輯模型雖具有價值,然而若將邏輯模型當作實踐活動的真正原理也就意味放棄真正原理,邏輯模型就會變得虛假和危險。在布迪厄看來,正確的途徑是探索實踐的邏輯,因為實踐邏輯更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包容性等特征,它既不完全合乎邏輯又不完全不合邏輯,既不完全受到控制又不完全是無意識的象征體系方面的本土經驗。以布迪厄為代表的實踐理論對反思社會科學中形式主義理論提供了諸多啟發,這里的關鍵正如秦亞青所指出的那樣,“實踐理論實際上是將知識分為表象性知識和背景性知識兩類,前者導向理性行動,后者導向自發行動。由于行動在大部分時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到背景性知識引導,背景性知識才是行動的主要驅動和基本邏輯。因此,促成行動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是行動者的歷史、經歷、文化和實踐。”秦亞青指出,此種轉向的意義不僅在于挑戰了西方主流理論的理性主義假定,更重要的是為“他文化”語境中的社會理論創新開拓了合法性空間,因為背景知識強調行動者的實踐經驗,實踐經驗的多元本質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論構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布迪厄在自己的具體研究中并未能真正做到他所追求的理論主張,其研究缺乏對歷史變遷的關注。

  與布迪厄明顯不同,黃宗智的研究具有深厚的歷史感,其以寬闊的歷史視野分析中國社會變遷,對當代中國發展經驗的研究貫穿著歷史理性精神。這樣的歷史視野首先是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因為近代中國的基本實際即是中西糾葛、彼此交雜,中西之間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單純對社會的橫切面進行觀察,無法深入認識中國社會的復雜性,當代社會的復雜狀態實際上是近代以來中國大規模社會結構變遷反復累積的結果。黃宗智的研究特別關注表達層面與實踐層面的復雜關系,這同樣與布迪厄不同,這對認識中國社會同樣非常重要。此外,黃宗智的研究具有明顯的歷史主體性意識,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等與西方存在諸多不同,這樣的實際具有深刻的韌性,中國的未來并不必然如西方,中國問題的解決也應根植于中國社會實際,而不是簡單西方化。此種差異所顯示的其實是背后學術理念的不同,布迪厄仍是一個具有將理論普適化傾向的理論家,而黃宗智特別強調基于實踐基礎上的符合真實的理論概括,無意于普適化理論構建,在他看來后者往往是違背真實的。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實踐社會科學”強調依據實踐對主流形式理論進行反思,然而這并非認為實踐皆是合理的。黃宗智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研究貫穿著明顯的道德理念,這就使得“實踐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是回顧性的,同時也具有前瞻性。與所謂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價值中立”和形式主義邏輯基本將“去道德化”等同于“理性化”的理念明顯不同,這里的關鍵不在于學術研究中是否需要道德理念,而是如何將道德理念與求真結合在一起,并將其作為探尋學術真理的重要動力。黃宗智的研究充滿了對社會底層民眾的道德關懷,希望其得到公正待遇,這也是他對這一問題持續探索的重要動力之一。他在研究中特別強調以儒家準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實踐理性”來反思實踐,以此連接實踐與前瞻性分析以及對中國發展中社會公正問題的深刻關懷。說到底,我們應該正視和直面人類經濟世界與自然世界的本質不同,正如黃宗智所指出的那樣,人間世界充滿主觀性、多元性和偶然性,需要通過主觀與客觀、多元與單元、偶然與規律間的互動來理解。社會科學應拒絕形式主義的方法,從立足于經驗證據之上的歸納出發,應用演繹邏輯從中導出可靠的推斷與假說,再返回到經驗世界中檢驗,這是一個永不停息的過程,其目的是形成在特定的經驗條件下和限定范圍內適用的理論與洞見,而非去試圖構建普適與絕對的真理。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二元對立思維和價值立場分歧,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國實際的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

  五、結語

  二元對立思維顯然并不會隨著冷戰結束而終結,然而在學術研究層面我們需要超越二元對立思維,從實踐中提煉更加符合現實的理論??茽柲侮P于社會主義體制的綜合性研究發表于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伴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西方流行理論思潮是單一強調西方價值,并將西方式線性理論擴展成為“普遍歷史”意義的解釋,科爾奈的理論中二元對立思維與其既往研究相比更加明晰和突出。與此類似的還有如德國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在西方學界的流行,其價值預設是以“市民社會”對抗“政治國家”。幾乎與此同時,黃宗智從方法論層面強有力地反思了二元對立思維對學術的影響。他指出從西方理論來看中國,實際存在著多種“悖論現象”,而正是這種各方并存的確實性對現有理論的因果觀念形成強烈沖擊力。以黃宗智為主要代表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路徑為我們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解釋理論提供了多重啟發。

  首先,經濟實踐對于理論構建有關鍵意義。這里的“實踐”主要是相對于“理論”以及“制度”等而言的具體實踐和制度具體運作。實踐具有開放性,而理論由于強調邏輯自洽往往是封閉的,我們可以依據新的重要實踐提出新的重要解釋,逐漸形成新的理論體系,如此循環往復。實踐又是確定的,我們在此種確定的事實基礎上提出解釋,可以減少價值立場層面的分歧,在相對有共識的層面提出理論主張,能夠促進知識的實質增長。實踐也是復雜的,對立的范疇在實踐層面可以彼此共存,我們依據復雜的實踐提出理論解釋可以對既有理論進行反思。恰如黃宗智所說的那樣,當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是多重悖論的綜合體:既有過密化糊口小農經濟,也有計劃經濟體系下龐大的國營工業體系,以及市場化轉型中的私營企業的興起,當然還包括經過戰略性改組的國有企業;如此復雜的多重悖論綜合體,顯然不是任何一種理論所能完全闡明的。而這也恰是我們可能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基礎,可以對既有主流理論形成強有力的反思。

  其次,理論的作用主要是提出問題,而不在于給出答案。“實踐社會科學”強調依據實踐對理論進行取舍,由于實踐是復雜的,而理論往往單一突出事物的某種特征和某個層面,這就容易出現實踐的復雜性與理論的高度簡化之間的矛盾。我們需要依據實踐對不同的理論進行檢驗和取舍,才能概括出更加符合實踐的理論解釋。另外,其強調在既有多種理論體系之間的爭論和共同信念中幫助我們認識悖論現象,這樣的認識可以對既有的理論認知和因果聯系進行反思,有助于我們構建更加符合實際的重要理論解釋。它啟發我們在主流形式主義理論之外,應同時關注其他理論流派,以更加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更包容的學術心態研究中國發展經驗。

  最后,經驗與理論的連接不在于將理論進行普適化,而在于符合真實的抽象概括。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人們在關于如何認識客觀世界問題上形成了明顯的“主體-客體”二分觀念,并認為主體依據科學方法能夠認識客觀世界中所有事物。與此緊密相連的是,認為研究人類社會而獲得的知識應和自然科學一樣,所以大部分學者往往致力于普適化理論構建工作,仿佛如此,學術工作才有意義。“實踐社會科學”告訴我們,應該正視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差別,正視經驗世界復雜性以及不同國家發展經驗的特殊性。歷史和實踐表明,任何國家的發展經驗皆不具有“普遍歷史”的意義,違背真實的普適化會帶來諸多問題,但是不同國家發展經驗皆可為人類實現更好發展提供借鑒。同樣,理論構建的關鍵在于依據實踐作出符合真實的理論概括,而不在于違背真實的普適化,這樣才能超越二元對立思維和意識形態分歧,這樣的學術才真正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趙劉洋: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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