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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愛華 | 論抗戰時期毛澤東的和平思想及其意義

李愛華 · 2020-05-31 ·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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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毛澤東的和平思想,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武器;為建立新中國并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的中國化開辟了歷史進路。

 

  摘要

  抗戰時期是毛澤東和平思想的形成時期。他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以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最終消滅一切戰爭的堅定態度;闡明了抗日戰爭是為“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戰的偉大意義。為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力促國共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合力共同御敵。對各種“假和平”陰謀,他也做了揭露抨擊,堅定了人們抗戰到底的決心??箲饡r期毛澤東的和平思想,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武器;為建立新中國并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的中國化開辟了歷史進路。

  

  關鍵詞

  毛澤東;抗戰時期;和平思想

 

  作者簡介

  李愛華(1953-),男,山東聊城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研究”(13AGJ002)。

 

  毛澤東是偉大的軍事戰略家,也是一個偉大的和平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戰爭與和平理論為指導,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也為爭取中國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貢獻。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中國人民開展了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這一時期,毛澤東寫了許多論述戰爭問題的軍事著作,他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指導“打仗”上。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從不只是一味地講戰爭和打仗問題,而往往是把戰爭與和平問題交相并論,由此就形成了毛澤東意涵獨具的和平思想?;谶@種思想,也演繹了毛澤東為爭取和平而運籌帷幄、決勝疆場的實踐歷程??箲饡r期是毛澤東和平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對這一時期他爭取和平的思想與實踐進行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史學價值和現實啟示意義。

  一、闡明對待戰爭的科學態度

  戰爭與和平是相反相成的關系,認識和平問題離不開對戰爭問題的認識,甚而可以說,正確的和平觀就是基于對戰爭的科學認知而生成的。中國自近代以來,深陷于外患內亂的戰爭危局之中,如何認識與對待戰爭成了國人頭等要事。所以,講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和平思想,首先要把這一時期他對戰爭問題的認知說清楚。

  毛澤東是以馬克思主義戰爭觀指導中國革命、推進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中國化的主舵手。他在青年時代就關注世界風云,發表了諸多抨擊帝國主義野蠻戰爭、揭露《凡爾賽和約》非公正的強迫本質,及贊譽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1918年11月無產階級革命的評論[1]。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領導者后,更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戰爭觀來分析認識戰爭問題,從而形成了系統而科學的戰爭觀??箲饡r期是毛澤東戰爭觀成熟的時期,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其一,深刻剖析了戰爭的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爭根源在于私有制和階級的存在,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滅,戰爭將最終退出人類歷史舞臺。毛澤東秉承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對戰爭的根源作了科學剖析。他指出:“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2]“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么戰爭也沒有了。”[3]這就是說,私有制和階級的存在是產生戰爭的根源,階級利益是引發戰爭的決定性因素。當階級利益出現分歧且矛盾尖銳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時,便不可避免地要爆發戰爭。所以要消滅戰爭必先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只有導致戰爭的根源不存在了,戰爭才能徹底消失。

  其二,科學揭示了戰爭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曾肯定過克勞塞維茨從政治上對戰爭本質的揭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專門研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還組織過一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4]。所以,毛澤東對戰爭本質有著全面深刻的認識和闡發。他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本身就是政治的表現,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戰爭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也就是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5]。因此,認識戰爭的性質,特別是判定它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就是看戰爭是哪個階級的政治體現和繼續,是為哪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其三,正確區分了戰爭的類別。戰爭以其性質不同可以區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這一問題雖然早自奧勒留·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開始就提出了,但在如何確定戰爭性質和劃分戰爭類別的標準問題上,許多人一直含糊不清,甚至是不正確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確立了劃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正確標準,那就是要看戰爭是哪個階級“政治的繼續”,這個階級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毛澤東對此作了諸多的闡述,如:“古人說:‘春秋無義戰’。于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6]“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7]“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于后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8]“世界上只有非掠奪性的謀解放的戰爭,才是正義的戰爭。共產黨決不贊助任何掠奪戰爭。共產黨對于一切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則將挺身出而贊助,并站在斗爭的最前線。”[9]毛澤東的論述既科學說明了區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標準,又堅定表明了共產黨人對待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不同態度。

  其四,鮮明表達了消滅戰爭的態度。毛澤東稱戰爭是“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終究要把它消滅的”;但是要達到消滅戰爭的目的,不能只是基于反戰的愿望,或只是進行反戰的宣傳,而要用革命戰爭反對反動戰爭。就此毛澤東指出:“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10]他還說:“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11]毛澤東還強調指出,進行消滅戰爭的革命戰爭,決不能盲目蠻干,而要研究戰爭的規律,“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12]。當然,共產黨人研究戰爭的規律,不是單純為了進行戰爭,而是“出發于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志愿,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界線”[13]。

  其五,精辟闡發了戰爭與和平的關系。毛澤東認為,“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能夠轉化為和平,和平也可能轉化為戰爭,“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14]。戰爭與和平互相轉化的“同一性”,就在于它們都是“政治”的表現形式,都是一個階級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戰爭與和平決不會無休止地互相轉化下去,因為它們得以互相轉化的“同一性”是在“一定條件下”才存在的,這個“一定條件”就是“階級社會”。從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趨向來說,必將最終消滅“階級社會”,從而消滅戰爭,使人類進入“永久和平的時代”[15]。

  總之,毛澤東戰爭觀的基本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對戰爭、消滅戰爭,由此為他和平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為抗日戰爭的開展和推進做了理論準備。

  二、為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戰

  無論講戰爭還是和平,都不能抽象地泛泛而談,必須立足于本國實際來分析認識并采取正確的態度和行動方略。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一直在為反對戰爭、爭取和平而艱苦奮斗。雖然那時清王朝已被推翻,并宣布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中國仍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中國共產黨先是與國民黨合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但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于1927年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懂得了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從而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毛澤東領導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探索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然內戰未消,外侵又起。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1932年1月日軍又發動了對上海的進攻,1935年日寇還在華北地區策動組建親日的偽“自治政府”。日寇全面侵華的罪惡圖謀已昭然若揭。但是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于不顧,不積極抗日,反而仍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從1930年—1934年,國民黨軍先后對共產黨開辟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五次大圍剿,迫使中共中央和紅軍不得不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仍不罷休,又調兵遣將,沿途圍追堵截,極欲達徹底消滅共產黨及工農紅軍之目的。

  當此國難當頭、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之際,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了抗日救亡的義旗。1931年九一八事變剛發生后的9月20日,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并通電全國。在這兩個重要文件中,都譴責了日寇侵華的暴行,提出要加緊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淞滬抗戰爆發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于1932年4月15日發布《對日戰爭宣言》,強調要“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16]。為動員全民族奮起抗戰,毛澤東又連續發表了多篇關于抗戰的報告和電文,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1月28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1936年3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等。這些報告和電文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決心,論述了抗戰的基本要求和戰略部署,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全面推進。

  1937年7月7日,日本又挑起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也由局部抗戰轉化為全面抗戰,抗戰局勢更加嚴峻。為堅定中國人民的抗日信念,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其中著力闡明了抗日戰爭與爭取永久和平的關系,他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17]毛澤東的論述,深刻闡明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所蘊含的偉大和平意義,不僅要爭取永久和平的新中國,而且也為爭取永久和平的新世界作出巨大貢獻。這種崇高的和平追求,極大地激勵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斗志。

  在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軍民一直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戰的勝利,贏得永久和平而浴血奮斗。由紅軍改編后的八路軍、新四軍始終奮戰在抗日前線,創造性地運用多種作戰方式,到處英勇殺敵。在全面抗戰的8年里,中國軍隊對日軍進行大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余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日軍在中國戰場傷亡150余萬人,戰爭結束時中國接受投降日軍128萬多人[18]。另據統計,這期間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共對敵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19]。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也付出了難以估量的巨大犧牲和經濟損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中國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鮮明寫照。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時又指出:“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20]這段話,既總結了中國人民抗戰的重大意義,又展望性地表明了中國人民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的志愿和決心。

  三、力促國內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促成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中國共產黨首先呼吁停止國共內戰,實現國內和平。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宣言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21]宣言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動和廣泛響應,為推動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思想基礎。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就是要爭取建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組建包括一切抗日力量在內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之共產黨考慮把自己領導的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為敦促國民黨放棄內戰、積極抗日,中共改變了以往“抗日反蔣”的提法,轉為“督蔣抗日”,提出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向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及全體武裝力量和愛國同胞發出抗日通電,呼吁“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22]。

  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地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23]毛澤東還明確表示:“現在全國人民盼望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之心是迫切到了萬分,他們相信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24] 10月26日,毛澤東等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又發出了《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奉勸他們在“國勢垂危”之際,“不容再有萁豆之爭”,“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并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復失地”;“尤其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后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 [25]。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再呼吁和積極促動下,全國到處都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一致團結抗日的熱潮。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剿共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親至西北督剿紅軍的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力促西安事變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由此,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組建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目的基本達成。毛澤東就此指出:“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并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26]他還進一步強調說:“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愿意停止內戰的,因為只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27]為有效抗擊日本侵略者,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主動提議實行全國軍政一體,共同抗敵。1937年2月,中共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中提出: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28]他還明確地說:“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29]可以說,為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做出了竭誠努力。

  然而,在國民黨內,始終存在著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頑固勢力。在日本的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謀求與日妥協的傾向明顯暴露,進而將其政策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上來。他們打著為了爭取“和平”,維護全國“統一”的幌子,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論調,散布所謂“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聽指揮”,“陜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展”,“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欺騙宣傳,不斷制造反共輿論。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還設立了防共委員會。此后,國民黨軍在全國各地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10月,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就是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斗爭[30]。1939年冬至1940年春,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軍向陜西、山西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發起了大規模武裝進攻。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蔣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對國民黨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反共活動,共產黨一方面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對國民黨軍的進犯予以堅決回擊,同時對國民黨污蔑、攻擊共產黨的種種讕言進行揭露和駁斥。1940年至1941年,毛澤東連續發表一系列講演和文章,戳穿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痛斥其反共行徑。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講演中,毛澤東指出:“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強調統一,但是他們的所謂‘統一’,乃是假統一,不是真統一;乃是不合理的統一,不是合理的統一;乃是形式主義的統一,不是實際的統一。他們高喚統一,卻原來是要取消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說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存在,中國就不統一,他們要把全國一切都化為國民黨;不但繼續他們的一黨專政,而且還要擴大他們的一黨專政。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么統一呢?”[31]在《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的通電中,毛澤東又指出:“蓋自汪精衛倡言反共親日以來,張君勱、葉青等妖人和之以筆墨,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統一之名,行獨霸之實。棄團結之義,肇分裂之端。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統一必以團結為基礎,團結必以進步為基礎;惟進步乃能團結,惟團結乃能統一,實為不易之定論。”[32]皖南事變發生后,共產黨也采取了強有力的反擊措施和嚴正抗議。共產黨始終本著顧全大局的原則,同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反對反共頑固勢力,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抗日戰爭得以有效進行下去。

  四、戳穿各種“假和平”的陰謀

  中國人民浴血抗戰,目的就是要“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但并不是一切“和平”論調都是符合這一神圣目的的。在抗日戰爭中,各種“假和平”言行不斷出現,危害甚大。要爭取實現真正的和平,必須揭露和反對各種“假和平”陰謀與伎倆。

  (一)揭穿日本散布“遠東和平”的侵略實質

  日本為給其對外侵略擴張尋找冠冕堂皇的依據,極力鼓吹自己是要“將東亞從西方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現“遠東和平”,企圖以這種欺世論調掩蓋其侵略本性和兇殘行徑。就此,毛澤東分析指出: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占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這就是“不戰而亡人之國”。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我們要堅決反對這種“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我們主張拿后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 [33]。七七事變爆發后,毛澤東又強調說:“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再三向全國警告過,對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詞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34]毛澤東對日本軍閥所鼓噪的“遠東和平”的揭批,教育中國民眾認清了日本的侵略實質,對保有親日投降幻想的人也是迎頭一擊,堅定了中國軍民奮勇抗戰的意志和斗志。

  (二)痛斥汪精衛“和平救國”的漢奸論調

  國民黨親日派一貫“恐日主和”,散布“和則存,戰則亡”的論調。1938年10月,日本狂妄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圖謀破產后,中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減緩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進攻,轉而采取政治誘降為主的策略。11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拋出了所謂和平對話三原則,即中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投日嘴臉徹底暴露,于12月19日出逃越南,公開發電響應“近衛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和平救國”。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決議將汪精衛開除出黨并撤除一切職務。1940年3月,汪精衛在日本謀劃扶持下在南京組建漢奸傀儡政權。汪的叛國投敵引起國人普遍憤怒譴責和聲討,中國共產黨對之亦持堅決抨擊態度。1939年1月28日,毛澤東在《關于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的報告中,對汪精衛一派親日反蔣反共的主張進行了批駁,明確表示“親日派力量不能動搖抗戰”,國民黨開除汪精衛的黨籍,“這是好的” [35]。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剖析了長期以來日本實行的和平誘降伎倆與危害,分析了國內投降勢力的種種借口,提出要堅決開展反投降斗爭[36] 。6月30日,毛澤東為紀念抗日戰爭兩周年又專門寫了《反對投降活動》的文章,再次表明: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公開的汪精衛和隱藏的汪精衛輩的投降和分裂政策,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出賣民族利益,圖謀少數人私利”;“反對投降和分裂——這就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當前緊急任務”[37]。由此,有力地打擊了親日投降派的囂張氣焰。

  (三)揭批帝國主義的“東方慕尼黑陰謀”

  英法帝國主義為了自身“和平”考慮,曾對德意法西斯的囂張外侵采取“綏靖政策”。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政府首腦在德國的慕尼黑舉行會議,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英法將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德國,作為德國向蘇聯進攻的交換條件,史稱“慕尼黑陰謀”。面對日本對中國的猖狂進犯,美英政府亦采取同樣手法,與日本暗中勾結,迫壓中國接受日本的所謂“議和”條件。它們還策劃召開所謂“太平洋國際會議”,企圖同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以犧牲中國,達到反共反蘇、維持美英在遠東利益的目的。這種做法被稱為“東方慕尼黑陰謀”。中國的主和派看不清美英的陰謀,也隨聲附和叫嚷“中日議和”。193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強調反對投降活動時指出:“許多所謂主和派分子,他們不但希望各大國出來對日本壓一壓,迫使日本讓步,以便講和,而且還希望各國向中國政府的頭上壓一壓,以便向主戰派說:‘你們看,國際空氣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國際會議是有益于中國的,這不是什么慕尼黑,這是復興中國的步驟!’這些,就是中國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觀點,整套做法,整套陰謀。”[38]1941年5月25日,毛澤東又專門寫了《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一文,強調指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39]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揭批和反對,教育了全國民眾堅持抗戰,使美英策劃的“東方慕尼黑陰謀”難以得逞。這一卑劣伎倆最終以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而宣告破產。

  五、抗戰時期毛澤東和平思想的重要意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14年的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既是中國共產黨抗戰軍事路線的勝利,也是這一時期毛澤東和平思想與方略的勝利??箲饡r期是毛澤東系統探討和闡發戰爭與和平問題、形成毛澤東和平思想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和平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為凝聚全國抗戰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指導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和平思想,是基于抗日救亡的形勢和任務而闡發形成的,是直接服務于中國人民的抗戰需要的。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戰爭的科學認知和闡述,使人們認清了戰爭的根源和性質,確立了以革命的反壓迫的正義戰爭反對反革命的掠奪性的非正義戰爭的正確立場,明確了在強虜肆虐的情況下,要想享有和平的生活,必須奮起斗爭才能獲得。特別是針對日寇猖狂侵華的行徑,毛澤東發出了為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戰的號召,使人們明確了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和發展前景,極大激發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決心和斗志。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力促停止國共內戰、實現國內和平、團結御敵的思想和方略,為了避免抗戰誤入歧途或半途而廢,毛澤東對各種“假和平”陰謀所進行的揭露和抨擊,都為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梢钥隙ǖ卣f,沒有毛澤東和平思想的指導,就不會有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取得。

  (二)為確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全面抗戰的初期,毛澤東就指明了這場戰爭的發展前途,提出了“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的號召;在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又提出了“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目標指向。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谷諔馉幍膫ゴ髣倮?,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備受列強侵掠欺凌的民族恥辱,為捍衛人類和平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重,為建立一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打下了基礎。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消極抗日,壓制民主,還時常挑起反共摩擦,越來越不得人心,其政治統治開始衰落。中國共產黨則堅持積極正確的抗戰路線,始終發揮著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也由弱到強,迅猛發展,得到了全國人民廣泛的信賴和擁護。所以,當抗戰勝利后,中國又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歷史性抉擇時,中國人民必然會堅決反對和摒棄國民黨的反動獨裁統治,而堅定擁護和支持共產黨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中國的主張。在創建“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過程中,形成于抗戰時期的毛澤東和平思想,便必然地發展升華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實施的基礎上,又發展形成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由此可以深切體會到,中國現時期的和平發展道路來之不易,我們應倍加珍惜,始終不渝地踐行。

  (三)為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中國化開辟了歷史進路

  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是寓于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子系統。這一理論子系統與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一樣,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但是它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只有通過具體國家和民族的實踐活動才能體現和發揮出來。就此,毛澤東曾說過:“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40]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演進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對其進行闡發,逐漸形成了對和平的內涵、實質及意義的科學認知,明確了我們“要爭取什么樣的和平”以及“怎樣去爭取和平”的問題,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由思想形態轉化為生動鮮活的實踐形態??箲饡r期毛澤東和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它卓有成效地解決了中國面臨的一個又一個爭取和維護和平的難題,又根據實際發展要求,提出了一些正確而有效的和平觀點和方略,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平理論。

  [參考文獻]

  [1]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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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夏征難.毛澤東研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新詮[J].黨的文獻,2006,(2).

  [5][8][9][11][17][30][31][32][34][37][38][40]毛澤東選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9-480,475-476,582,547,474-476,608,717-718,722,373,572-573,571,534.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9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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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下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668.

  [20][39]毛澤東選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3,804.

  [2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10冊[G].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521-522.

  [22][23][24][25][27][33]毛澤東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6,424,432,458-459,488,485-486.

  [35][36]毛澤東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150,19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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