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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余斌 · 2020-05-30 · 來源:建國門學派
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在這部《大綱》中,恩格斯對當時盛行的經濟學說,進行了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看來也是十分深刻的批判。當今的西方經濟學仍然在宣揚的一些主要觀點早就在100多年前就被這部天才的《大綱》批判過了。這部《大綱》盡管主要是涉及經濟學方面,卻是一部早期的帶有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經典著作,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涉及到了。

  摘要

  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被馬克思稱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這部《大綱》中,恩格斯對當時盛行的經濟學說,進行了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看來也是十分深刻的批判。當今的西方經濟學仍然在宣揚的一些主要觀點早就在100多年前就被這部天才的《大綱》批判過了。這部《大綱》盡管主要是涉及經濟學方面,卻是一部早期的帶有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經典著作,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涉及到了。這部《大綱》對私有制進行了前瞻性批判,對競爭進行了天才的分析,直到今天都具有重大的意義。當然,這部《大綱》也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而且其中之瑕已經被馬克思的《資本論》糾正過了。

  關鍵詞: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西方經濟學;《資本論》;馬克思主義整體性

  01

  天才的《大綱》

  恩格斯大約寫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被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稱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1]。其實,能夠完成這部曾經被譯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作品,對于一個沒有上過大學、高中只讀過一年就在家庭的安排下肄業去經商的人而且還年僅23歲,本身就是一個天才的行為。

  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恩格斯對當時盛行的經濟學說,無論是被稱為國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總之也是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加以批判的經濟學說,進行了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看來也是十分深刻的批判。

  這部天才的《大綱》直接刺激了馬克思終身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使之最終寫出了更加天才和偉大的《資本論》。恩格斯晚年在給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一個注中特別說明,他在這部天才的《大綱》提出的一個首創論點即“勞動力的‘自然’價格(即正常價格)和工資的最低額相等,即和保證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絕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相等”,被馬克思在1847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里“采用了”,而且“拉薩爾借用了我們兩人的這個論點。”但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修正了這個觀點。恩格斯也認可了這個修正,這是因為,“勞動力的報酬平均總低于勞動力的價值,這一事實并不能改變它的價值。”[2]由此可以看到,這部天才的《大綱》對馬克思的影響之大。

  馬克思在他研究經濟學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到過恩格斯的這部天才的《大綱》并指出,“在《德法年鑒》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過本著作的要點。”[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自然也多次引用了這部天才的《大綱》。例如,馬克思在寫道“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時就標注恩格斯曾經在《大綱》中寫道:“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只有通過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規律呢?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無意識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4]這表明,馬克思認可了恩格斯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視為能夠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自然規律的說法,并進一步強調這種道路的開辟是強制性的。

  也正是因為對這種自然規律的認識,以及源于《大綱》的對這種自然規律能夠為自己強制開辟道路的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在后來的《共產黨宣言》中在分析了“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的自然規律之后,順其自然地提出了“兩個必然”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

  馬克思晚年在為恩格斯所著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所寫的法文版前言中還提到恩格斯當年所寫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6]因此,這部《大綱》不僅是經濟學方面的天才作品,也是科學社會主義方面的天才作品。

  不僅如此,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恩格斯還對舊唯物主義進行了批判:“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7]。這與馬克思隨后寫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指出的即“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8]的觀點是一致的。

  眾所周知,列寧曾經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成三個組成部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而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馬克思主義的這三個組成部分都涉及到了。因此,這部天才的《大綱》盡管主要是涉及經濟學方面,卻也是一部早期的帶有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經典著作。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這部《大綱》最為天才的一點,是說明了美國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的實質:“貿易和掠奪一樣,是以強權為基礎的;人們只要認為哪些條約最有利,他們就甚至會昧著良心使用詭計或暴力強行訂立這些條約。”[9]既然國際條約完全靠強力來制訂和維持,那么它也必然會隨著強力的改變而改變。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自己的國力,并努力削弱將不平等或不有利的條約強加給我們的霸權主義國家的國力,要像當年新中國用重新簽訂條約來證明自己站起來了一樣,也要用未來重新簽訂各種條約和協定來宣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夢想成真。

  02

  對當今西方經濟學的批判價值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發出了“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10]的號召,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11]但是,在國內高校,時至今日仍然是西方經濟學的主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仍然處于邊緣化的地位。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雖然寫作于將近180年之前,但它的內容對于我們認識當今的西方經濟學的錯誤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遠見卓識仍然具有巨大的價值,這是因為,當今的西方經濟學仍然在宣揚早就被這部天才的《大綱》批判過的不能成立的東西。

  例如,當今西方經濟學構造復雜的效用函數,用邊際效用來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以排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但西方經濟學的這種觀點早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就被批判了。恩格斯指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絕對確定的東西,至少它在人們還在對立中徘徊的時候肯定是不能確定的。”[12]如果交換價值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那么又該誰來決定物品的效用呢?單憑當事人的意見嗎?這樣總會有一人受騙?;蛘?,是否有一種不取決于當事人雙方、不為當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為依據的規定呢?這樣,交換就只能強制進行,并且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受騙了。”[13]

  恩格斯指出:“國民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出現,一個成熟的允許欺詐的體系、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代替了簡單的不科學的生意經。這種從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貪婪中產生的國民經濟學或發財致富的科學,在額角上帶有最令人厭惡的自私自利的烙印。”[14]而當今的西方經濟學仍然把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作為其學說的不可動搖的基石。

  恩格斯指出:“國民財富這個用語是由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努力進行概括才產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這個用語便沒有任何意義。英國人的‘國民財富’很多,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窮的民族。人們要么完全拋棄這個用語,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義的前提。國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公經濟學等用語也是一樣。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把這種科學稱為私經濟學,因為在這種科學看來,社會關系只是為了私有制而存在。”[15]恩格斯的這個觀點,對今天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主流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經濟學,哪怕是自稱為公共經濟學的學說,都是成立的。這些經濟學說仍然是私經濟學,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這也意味著,今天我們要發展的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公經濟學,那也至少必須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主體為公的經濟學。事實上,在習近平同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6]的號召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正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構建了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真正公共的公共經濟學[17]。

  恩格斯指出:“經濟學沒有想去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因此,新的經濟學只前進了半步;它不得不背棄和否認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詭辯和偽善,以便掩蓋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這個世紀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結論。”[18]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家雖然回應了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但這些辯護同樣是“求助于詭辯和偽善”而不能成立,從而只不過驗證了恩格斯的這樣一個觀點:“時代每前進一步,為把經濟學保持在時代的水平上,詭辯術就必然提高一步。”[19]

  恩格斯還深刻地指出,由于“求助于詭辯和偽善”,“經濟學就具有仁愛的性質;它不再寵愛生產者,而轉向消費者了”[20]。而當今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開篇講的就是所謂“消費者偏好”。但是,馬克思在批判將經濟形態劃分為“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時指出,“人們在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這兩個范疇上強調的并且作為特征提出的,不是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而是不同生產當事人或生產者之間的同經濟相適應的交易方式”[21]。這意味著,當今西方經濟學由于恩格斯所指出的這個不是強調生產過程本身即經濟的特點,而沒有資格稱為經濟學?;蛘呶覀円部梢赃@樣說,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區別,不在于前者多了政治兩個字,而在于前者強調生產過程即經濟,后者強調交易方式。

  03

  對私有制的前瞻性批判

  馬克思對恩格斯這部天才的《大綱》寫了一個極短摘要,其中第一句就是“私有制。”[22]可見,這部天才的《大綱》給馬克思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對私有制的批判。正是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恩格斯還比他和馬克思后來共同撰寫的偉大作品《共產黨宣言》更早地提出了“消滅私有制”:“這一切都促使我們要用消滅私有制、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消滅這種人類墮落。”[23]因此,可以說,這部天才的《大綱》對私有制的前瞻性批判奠定了《共產黨宣言》的基調。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產生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商業”[24],但是,在這種私有制下的商業買賣中,交易雙方的“兩個人總是以絕對對立的利益相對抗;這種沖突帶有勢不兩立的性質,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另一個人的意圖,知道另一個人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第一個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有關商品的價格的事情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商業中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樣允許夸大自己的商品本來沒有的品質??偠灾?,商業是合法的欺詐。”[25]

  在恩格斯這部天才的《大綱》發表10多年后,英國議會下院的“食物攙假”調查委員會“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26]這實際上就是承認了恩格斯關于“商業是合法的欺詐”的論斷。在今天,我們曾經、正在、還將看到的許多虛假廣告,也無不證明著恩格斯的這個批判的正確性和前瞻性。曾經有人呼吁,“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這對于從事“合法的欺詐”的企業家們來說,其實只是與虎謀皮的幻想。如果說,在私有制度下的企業家們多少有點道德,那決不是由于“看不見的手”的指引,而是由于出現了制約他們的即對私有制加以限制的力量,比如公眾的抵制和工人階級的反抗,這樣才能對他們的血液進行一定的透析和清潔,增加或恢復一點道德的因素。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進一步闡發了恩格斯的上述觀點,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7]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產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土地無人施肥就會荒蕪,成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動的首要條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們看到,人的活動又怎樣分解為勞動和資本,這兩方面怎樣彼此敵視。這樣,我們已經看到的是這三種要素的彼此斗爭,而不是它們的相互支持;現在,我們還看到私有制使這三種要素中的每一種都分裂。一塊土地與另一塊土地對立,一個資本與另一個資本對立,一個勞動力與另一個勞動力對立。換句話說,因為私有制把每一個人隔離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狀態中,又因為每個人和他周圍的人有同樣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敵對狀態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類目前狀態的不道德已經達到極點”[28]。列寧后來提出的“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勞動使人團結”[29],無疑也是以恩格斯的這一分析為基礎的。顯然,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要想實現民族團結,徹底消除民族分裂的隱患,構建和諧社會,最終還得靠消滅私有制才能做到。

  04

  對競爭的天才分析

  西方經濟學特別崇尚競爭,反對壟斷。但恩格斯早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就指出,競爭與壟斷的對立“是完全空洞的東西。”[30]不僅如此,他還在這部天才的《大綱》中對競爭進行了天才的較為全面的分析。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較小的競爭者群體都必定希望為自己取得壟斷地位來對付所有其他的人。競爭建立在利益基礎上,而利益又引起壟斷;簡言之,競爭轉為壟斷。”[31]因此,西方經濟學鼓吹競爭反對壟斷的做法,就是只許果樹開花不許果樹結果的荒唐行為,也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其唯一的后果就是限制發展中國家從競爭中發展出自身的壟斷去對抗發達國家早就形成的壟斷,從而維護發達國家的壟斷利益,使之避免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壟斷競爭的妨礙。

  恩格斯指出:“競爭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樣的。”[32]這是因為,競爭與私有制都是把個人的利益置于群體的利益之上。“單個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體的利益是要使每個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個人利益是直接對立的。競爭的矛盾在于:每個人都必定希望取得壟斷地位,可是群體本身卻因壟斷而一定遭受損失,因此一定要排除壟斷。”[33]而對這種壟斷的排除,也就意味著對競爭的排除。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明確指出,不僅競爭轉化為壟斷,而且競爭是以壟斷為基礎和前提的。這是因為,競爭以私有制為基礎和前提,而私有制又以對私有財產的壟斷即私有權為前提。“競爭已經以壟斷即所有權的壟斷為前提——這里又暴露出自由主義者的虛偽——而且只要所有權的壟斷存在著,壟斷的所有權也同樣是正當的,因為壟斷一經存在,它就是所有權??梢?,攻擊小的壟斷,保留根本的壟斷,這是多么可鄙的不徹底啊!”[34]

  除了指出競爭會轉化為壟斷外,恩格斯還說明了競爭對生產力提高的作用,以及它所造成的生產過剩和人口相對過剩的后果,并提出了對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的認識:“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土地對土地的斗爭,使生產陷于高燒狀態,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關系都顛倒過來。要是資本不最大限度地展開自己的活動,它就經不住其他資本的競爭。要是土地的生產力不經常提高,耕種土地就會無利可獲。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工作,他就對付不了自己的競爭者??傊?,卷入競爭斗爭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這種斗爭。一方的這種過度緊張,其結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競爭的波動不大,需求和供給、消費和生產幾乎彼此相等的時候,在生產發展過程中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產力大大過剩,結果,廣大人民群眾無以為生,人們純粹由于過剩而餓死。長期以來,英國就處于這種荒誕的狀況中,處于這種極不合理的情況下。如果生產波動得更加厲害——這是這種狀態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出現繁榮和危機、生產過剩和停滯的反復交替。”[35]這些觀點,我們在馬克思后來寫作的《資本論》中都能找到類似的論述。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36]。這一論述就是對恩格斯關于“資本不最大限度地展開自己的活動,它就經不住其他資本的競爭”的觀點的進一步闡述。

  更為天才的是,恩格斯把競爭擴展到道德領域來進行分析。恩格斯首先指出,競爭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后一點痕跡:“在這種持續地不斷漲落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必定力圖碰上最有利的時機進行買賣,每個人都必定會成為投機家,就是說,都企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算計別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發財。投機者總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別是指望歉收,他們利用一切事件,例如,當年的紐約大火災;而不道德的頂點還是交易所中有價證券的投機,這種投機把歷史和歷史上的人類貶低為那種用來滿足善于算計或伺機冒險的投機者的貪欲的手段。”[37]然后,恩格斯考察了犯罪領域的競爭:“競爭貫穿在我們的全部生活關系中,造成了人們今日所處的相互奴役狀況。……誰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統計,他就會注意到,犯罪行為按照特殊的規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規律性產生一定的犯罪行為。工廠制度的擴展到處引起犯罪行為的增加。我們能夠精確地預計一個大城市或者一個地區每年會發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兇殺、搶劫、偷竊等事件的數字,在英國就常常這樣做。這種規律性證明犯罪也受競爭支配,證明社會產生了犯罪的需求,這個需求要由相應的供給來滿足;它證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處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會有其他的人來填滿,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會有新來的人填滿一樣;換句話說,它證明了犯罪威脅著懲罰手段,正如人口威脅著就業手段一樣。別的且不談,在這種情況下對罪犯的懲罰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讓我的讀者去判斷。我認為這里重要的是:證明競爭也擴展到了道德領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墮落到多么嚴重的地步。”[38]

  最后,恩格斯指出:“壟斷引起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又引起壟斷;因此,二者一定都失敗,而且這些困難只有在消滅了產生這二者的原則時才能消除。”[39]這也就是說,要消除競爭與壟斷帶來的問題,就必須消除產生競爭與壟斷的(資本主義)私有制。

  05

  結束語

  恩格斯早期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雖然是一部天才的大綱,但它在整體上還是不夠完善的,還存在很多的缺點。恩格斯晚年在致帕普利茨的信中寫道:“您認為把我那本《大綱》翻譯過去是有益的,這使我感到非常榮幸。雖然我至今對自己的這第一本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還有點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現在已經完全陳舊了,不僅缺點很多,而且錯誤也很多。我擔心,它引起的誤解會比帶來的好處多。”[40]

  盡管如此,這部天才的《大綱》仍然瑕不掩瑜,而且其中之瑕也已經被馬克思在這部《大綱》的啟發下開始研究并寫作的《資本論》糾正了。在《資本論》的光芒映照下,這部天才的《大綱》的色彩雖然已經相對地暗淡了,但它的價值仍然高于今天的西方經濟學。而一個高中尚未畢業的學生能夠“不唯書”“不唯‘權威’”地撰寫這樣一部學術水平并不亞于“權威”的批判性著作,對于今天有志于從事經濟學研究的當代中國學子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本文摘自《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4期。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頁。

  [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4-95頁腳注。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頁。

  [4]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頁。

  [5]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1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頁。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頁。

  [10] 習近平:《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 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光明日報》 2014年7月9日。

  [11] 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光明日報》 2015年11月25日。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1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1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2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6頁。

  [16]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頁。

  [17] 參見余斌:《公共經濟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5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444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8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6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8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1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8-459頁。

  [29] 《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1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460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3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3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2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472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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