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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資本主義下的互聯網發展史

文森特·莫斯可 · 2019-12-17 ·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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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政府/軍事情報部門,大資本才是更應引起公眾警惕的互聯網操控者;應該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對黷武主義、資本主義和信息技術的交叉關系給予更多的反思,并提出應對實際問題的方案。

  節選自《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19年第10期【學術動態】欄目

  內容提要丨本文從互聯網發展史出發,對雅莎·萊文的新著《監視谷:互聯網的秘密軍事史》作了內容上的追溯,在肯定該書歷史敘事的客觀性和現實性以及對于互聯網軍事源頭和社會監視功能的深入剖析的同時,也指出了該書存在的一些不足,最顯著的一點是過于關注和強調軍事力量介入互聯網的影響,從而削弱了對大資本和跨國企業的批判。本文認為,相對于政府/軍事情報部門,大資本才是更應引起公眾警惕的互聯網操控者;應該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對黷武主義、資本主義和信息技術的交叉關系給予更多的反思,并提出應對實際問題的方案。

  作者簡介丨文森特·莫斯可,加拿大女王大學榮休教授、著名傳播政治經濟學家

  譯者簡介丨劉佳平,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講師

  幾乎每年都會出現一個新的詞用來描述網絡世界的狀況。從1973年開始,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很快就被“計算機時代”、“信息社會”以及現在的“監視資本主義”所取代。隨著肖沙娜•朱伯夫廣受好評的《監視資本主義時代:在權力新邊界為人類未來斗爭》一書的出版,監視資本主義成為熱議的話題。越來越多的報道稱,無處不在的監控是大科技公司(尤其是臉譜網和谷歌兩家巨頭公司)商業計劃背后的核心原則,因此在定義這一時期的互聯網發展時,監控是不可忽視的時代特征。在《監視谷:互聯網的秘密軍事史》(以下簡稱《監視谷》)一書中,雅莎•萊文指出,互聯網自創建以來一直都與監視有關。事實上,互聯網最初正是由美國軍方資助研究而誕生的。過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黷武主義、資本主義和信息技術的交叉關系,我完全同意萊文的這一結論。然而,鑒于學界和業界已經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早已不是秘辛。

  萊文是一位在美的原蘇聯調查記者。在出版了關于美國共和黨“金主”科赫兄弟和著名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批判性著作之后,他把注意力轉向揭示互聯網發展背后的力量,及其對當今網絡世界的影響。和他早期作品一樣,萊文的書不僅面向學者,也考慮到普通讀者、活動家。《監視谷》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分別從不同角度考察網絡世界,但二者的關聯并不緊密。第一部分顯然是最有趣的,主要探究了軍事力量對互聯網發展的影響。第二部分討論了互聯網的私有化和谷歌的崛起,但似乎又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特別感興趣,強烈抨擊了該運動政治上的失敗,以及將電腦作為追求自由的終極工具的行為。他還猛烈抨擊黑客和一些另類網絡社群,因為他們接受政府的資金,裝模作樣地支持反政府網絡和行動主義。

  萊文認為,電腦是冷戰的產物,隨著它成為信息處理和網絡傳播的一部分,在面對蘇聯劇變和全球叛亂運動的威脅時,它是維持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關鍵工具。對萊文來說,這代表著“一種幾乎從歷史書中消失的東西”。一些人認為,軍事力量在互聯網的發展中并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他們聲稱互聯網是由舊金山灣區的工程師、黑客和企業家集體發明創造的。還有一些人意識到了軍事介入,但聲稱這完全是為了建立一個可能在核攻擊中幸存下來的通信網絡。通過關注計算機和早期網絡的使用如何為“美利堅帝國”提供支持,本書對主流敘事做出了有價值的修正。但是,就像這本書中的許多論點一樣,這方面的論斷也有些言過其實。

  這可能不是歷史書闡釋早期計算機發展的主要方式,但萊文的論點既不是秘密,也并非完全脫離前人的研究。40年來,美國著名傳播政治經濟學精神領袖赫伯特•席勒從研究大眾傳播和“美利堅帝國”開始,為新型通信和信息技術的軍事化提供了無數重要的描述。其子丹•席勒和我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揭示了軍事—信息綜合體的發展,這是軍工綜合體發展的延續,并且從一開始就伴隨著計算機通信的發展。此外,30年來,安東尼•奧廷格爾在哈佛主持一項有關信息資源政策的科研項目,對軍事力量在網絡世界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研究。事實上,在公認的計算機發展史中,珍妮特•阿貝特發明互聯網時就特別關注軍事對網絡發展的影響。這一部分還涉及其他一些問題,但重要的是,無論在什么問題上,萊文并不滿足于在已知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是選擇宣稱他的研究是對既有研究的質的飛躍,正在開辟全新的領域。

  萊文十分關注五角大樓高級研究計劃局(簡稱ARPA)。1958年原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后,引起了美國政界對于空間核進攻的恐懼,因此美國成立了該機構。萊文援引政府文件,確定其形成背后的軍事動機,指出這項研究如何在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規劃和反叛亂中得以應用,即推進美國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軍事利益,例如發展空間武器、間諜衛星,以及在大氣層中爆炸會破壞電子系統的小型核武器。所有這些都與信息技術精密地整合在一起,尤其是通過建立具有足夠冗余度的指揮、控制和通信系統來抵御敵人的攻擊。ARPA一開始很強大,但隨著非軍事化的美國宇航局(NASA)建立了一個民用空間計劃,該機構逐漸式微,其預算也被大幅削減。然而,隨著越南戰爭的擴大,以及人們日益認識到,無論是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還是非洲,打擊叛亂都需要開展隱秘的、心理層面的、以高科技支持的戰爭,ARPA才得以存續,并更名為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以明確其軍事使命。該機構制定了強大的研究計劃,主要是通過與私營公司、智庫和大學合作開展研究。在此,萊文例舉了大量為打擊第三世界國家叛亂而提出的各種軍事干預的動議,并多次引用諸如威廉•戈德爾等激進派對于成功實施互聯網軍事打擊的預測。

  問題是,這些行動大多不幸失敗,盡管有大量的財政和軍備投入,但抵抗力量的非凡軍事才華,導致美國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慘敗。例如,伊格洛•懷特行動一個耗資50億美元的項目,試圖在叢林戰場中嵌入傳感器。這些設備被設計用來探測聲音、熱量,甚至尿液,以追蹤敵人的位置和動向,可以看作是當代物聯網的前身。正如歷史學家保羅•愛德華茲所描述的那樣,這種“竊聽戰場”的昂貴嘗試必然慘遭失敗,因為游擊隊會使用錄音的聲音、人為隨機拋灑排泄物和其他誘餌來迷惑美國指揮官,使之發動的轟炸行動徒勞無功,而游擊隊反而可以隨意穿越被轟炸的地區。同樣,當時ARPA資助的項目主要通過蘭德公司進行,試圖通過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來“了解敵人”,也就是將行為科學武器化,但結果卻是所獲得的知識只會讓越南人民更加堅決地對抗美國。事實證明,這項工作在擴大國內監視范圍方面比在海外戰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特別是針對那些對美國軍事政策提出挑戰的組織和人員。

  接下來萊文的敘述又回到了ARPA和約瑟夫•利克萊德的工作中。利克萊德在現代個人計算機的發展中占有突出地位,包括圖形用戶界面和互聯網。1962—1964年期間,利克萊德主管的ARPA信息處理技術辦公室在分時計算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使多人能同時使用一臺大型計算機;他還主持了在網絡計算方面獲得重大進展的項目。由于利克萊德在最終創建互聯網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萊文試圖分析利克萊德與該機構提供的軍事應用之間的聯系。然而,除了發現利克萊德與一些參與各種反叛亂和戰略作戰行動的人熟識,偶爾在會議上進行互動,以及民用與國防項目之間的一些研究資金流動之外,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二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系。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雖然萊文討論的都是一些軍事目標,但計算機網絡的形成過程也有各種各樣的商業、科研和公共利益的因素,所有這些混雜在一起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互聯網。坦率地說,如果忽略了除軍事以外的其他因素,得出的結論必然是短視的。此外,正如萊文和其他一些人,特別是肖恩•格林斯坦所記錄的,在互聯網開始普及后不久,國家科學基金會就將它私有化了。很明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解體說明了軍方對商業化的態度十分復雜。五角大樓是該公司的最大用戶,但在其分崩離析之際卻沒有施以援手。雖然五角大樓支持計算機和電信業的發展,因為前者相信這會促進對軍方有價值的創新,但它也擔心網絡的去中心化,擔心喪失自身在該領域的影響力,甚至是對新技術及其應用的控制權。雖然軍方得到了它應得的好處,但正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AT&T的解體和互聯網的商業化,特別是不受管制的技術發展,這些技術對跨國企業來說越來越重要。總之,這是一個多維度的問題,在軍事力量的影響這一維度上,萊文給出了完善的描述。但是,他過分強調了這一點,尤其是在證據不全面的情況下,因此導致將軍事力量這一維度本質化。他以一種毫無根據的本質主義削弱了論述的可靠性。

  這本書的后半部分包含了兩個特別有力的章節,一是為互聯網提供基礎的主要網絡構成的私有化進程,二是谷歌的崛起。縱觀美國的通信史,當初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聘請了陸軍計算機專家斯蒂芬•沃爾夫建立互聯網,使人們在美國的任一地點都能接入互聯網,然后將互聯網私有化。由于無需對互聯網的應用進行公共質詢、辯論或研究,網絡在短時間內開始為許多大公司和幾家收取網絡使用費的小公司賺錢。萊文在重述這個事實的時候,大部分內容是正確的,并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語境:亞馬遜、蘋果、臉譜網、谷歌和微軟,這五大公司塑造并控制了當今這個悲慘的網絡世界。在這些公司中,萊文選擇聚焦谷歌的網絡監視行為,特別是它對用戶搜索及其Gmail郵箱的數據進行搜集并交易。他還記錄了這家科技巨頭與五角大樓、情報機構的密切關系,利潤豐厚的合同幫助谷歌提高了收入,也擴大了服務范圍。例如,該公司的谷歌地球繪圖應用程序源于谷歌收購了一家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公司,該公司曾為中情局從事地球的三維計算機建模。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個與軍事情報界密切合作的企業。亞馬遜從中情局獲得了一份6億美元的合同,該合同涉及當時的云計算業務,為該公司成為全球領先的云數據服務提供商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但這些例子并不能說明這些公司有著特別的黷武主義目標。相反,它們表明硅谷既認識到與政府軍事情報部門緊密聯系是提高營收的機會,也認識到這種合作所帶來的政治利益。在這方面,它們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以及AT&T沒有什么不同。后兩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們與五角大樓的密切合作。

  很遺憾,后半部分的其他章節讀起來就像是在批判斯圖爾特•布蘭德(Stuart Brand,技術領域先鋒雜志《全球目錄》的創刊人)或《連線》(Wired,當今最重要的信息科技雜志之一)雜志的擁躉,又好像在抨擊一些人將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轉變為對計算機互聯功能的盲目崇拜。這些故事大多是已經被重復了多次的陳年舊事,最著名的是弗雷德•特納在《從反文化到網絡文化:斯圖爾特•布蘭德、整個地球網絡和數字烏托邦主義的崛起》和約翰•馬科夫在《睡鼠說的話》中講述的故事。萊文也在追捧全球最著名的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特別是他對洋蔥瀏覽器的支持。長期以來,該瀏覽器一直被認為是比谷歌這樣的網絡社交服務更安全的替代品。這部分內容充滿了黑客社群內部關于洋蔥瀏覽器的可信度的激烈辯論,以及該瀏覽器的研發得到了政府的資金支持,這是否必然導致人們質疑網絡的獨立性和阻止國家監視的能力。然而,即便沒有以上這些爭論,人們照樣對任何服務都能保證完全安全的說法持懷疑態度,無論該服務的發展歷史和支持者的聲譽如何。

  關于未來的發展,則需要密切關注這本書的開場白,其中詳細介紹了2014年加州奧克蘭市建設一個耗資1100萬美元的警察監控中心的提議。它被稱為“領域感知計劃”,即收集和分析全城數千個攝像頭的實時視頻信息,并廣泛使用面部識別和車輛跟蹤軟件。所有數據將集中在一個點上,大大加強整個城市的警察監視能力。軍方承包商和谷歌都渴望從這個項目中分得一杯羹。然而,當消息傳出后,奧克蘭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組織都發起了抗議活動,該項目最終被取消。

  這個故事表明,在“智慧城市”運動的幌子下,世界各大城市的軍事化進程正在加速,奧克蘭事件在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有發生。里約熱內盧的IBM公司和新加坡的西門子公司主導研發這些監控中心,這些中心使警方能夠對大多數公共場所和許多私人場所進行幾乎全覆蓋的監視,這些地方安裝了微型傳感器,包括在街道照明設備中安裝的微型感應器,可以實現24小時監控。這些物聯網設備的結合,大數據應用產生的決策算法,以及與云存儲設施近乎瞬時的通信,使奧克蘭項目相形見絀。每一家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投資這些城市技術項目,以加深對世界城市的控制。

  這些事實影響深遠,足以揭示我提出的“下一代互聯網”(the Next Internet)的秘辛。盡管如此,這些系統在打擊犯罪方面的作用還遠未確定,因為傳感器本來是為了保證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取得勝利,而最后卻以失敗告終。特別重要的是,要考慮新的通信技術對基于其之上而產生的互聯網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的不僅僅是揭露秘密歷史,因為這些秘密歷史無論多么引人入勝,都不能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來解決這些技術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關系。因此,必須考慮新技術對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一個更加平等社會的能力的影響。“下一代互聯網”要是為了促進監視資本主義的商業利益,還是公民能夠收回控制權以確保它服務于民主?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加強對新通信技術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并了解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發生的反監視資本主義運動,這些反對者正在努力設計出滿足世界公民需求的全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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