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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有關毛澤東主義的文章選編

迎春 · 2019-12-13 · 來源:烏有之鄉
毛主席誕辰126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是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是歷史上形成的,有確定的內涵,主要是對于馬列主義的運用;而毛澤東主義則是指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即過渡時期)的馬列主義,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毛澤東主義對于指導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有關毛澤東主義的文章選編

  

  毛澤東誕辰126周年紀念即將到來。前幾天我寫了一篇《最好的紀念方法是討論繼續革命理論》,作為毛主席麾下一名戰士,要首先把自己有關繼續革命理論的部分文章重新匯編,提供大家討論、批評。

  我認為繼續革命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馬列主義,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應該稱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應區分為兩部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毛澤東有關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如新民主主義論和農村包圍城市等。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是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是歷史上形成的,有確定的內涵,主要是對于馬列主義的運用;而毛澤東主義則是指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即過渡時期)的馬列主義,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毛澤東主義對于指導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有的人非常不愿意看到匯編文章中的一些觀點、詞匯,但是,我想在我們這個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家,應該不會被刪除、甚至于封網。希望把文章中有爭議的觀點、詞匯,公開出來讓大家討論、批判,以此提高廣大群眾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

  由于這些文章前后間隔十幾年,又是從不同角度論述毛澤東主義,重復之處在所難免。

  

  一,漫談毛澤東主義——紀念毛澤東逝世32周年

  (載于《社會主義本質探索》)

  二,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紀念毛澤東誕辰109周年

  三,毛澤東總結社會主義——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以上載于《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

  四,毛澤東指引向共產主義進軍——紀念毛主席誕辰125周年

  五,毛澤東領導共產主義革命

  

  

  一,漫

  ——紀念毛澤東逝世32周年

  毛澤東逝世快32周年了,有人要我講一講毛澤東思想。我不是研究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但是看過一些有關的書籍與文章,而且親身經歷建國以來的一系列斗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的理論有些想法。現在的年紀和身體不允許再收集大量資料,進行詳盡地研究,只好將現有的想法、資料整理一下,供有志于研究毛澤東理論的同志參考。不過我要把原來大家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改稱毛澤東的理論,即包括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兩部分,而毛澤東主義就是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文討論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以叫《漫談毛澤東主義》。

  一,為什么要提出毛澤東主義?

  過去我也曾提過毛澤東主義,別人說人們都用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已經習慣了,就用老概念吧!我順從了,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用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但是,后來反復想想,認為不妥,不用毛澤東主義不能說明毛澤東的理論發展的兩個階段,也不能表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地位,因此,這次就提出毛澤東主義這個題目。當然,早就有人提出了毛澤東主義,我們的鄰國尼泊爾,共產黨就有毛澤東主義派,公開打出了毛澤東主義的旗幟。這里只談談我對毛澤東主義的認識。

  1,從毛澤東對自己所干的事的概括說起

  毛澤東晚年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781—1782頁)毛澤東的一生干了多少事,從不同角度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但是他只概括為兩件事,可見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多么重要!

  對于這個概括,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評說:“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 《谷歌》對毛澤東的概括有以下的說明:“毛澤東說他一生干的這兩件事,簡單點說:第一件事就是奪取了全國政權,第二件事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也涵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李銳的用詞則更明確,他寫道:‘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等等。

  對于以上的說法,我認為毛澤東的自我概括是符合實際的。他是偉大的革命家,他的概括也是以革命的性質劃分。他說一生干的兩件大事,就是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以政權為劃分的標準。當然,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確實開辟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一個新階段。與此對應的理論建設,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指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毛澤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馬克思主義。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對象。

  2,    為什么要提出毛澤東主義?

  過去我們都把毛澤東的理論稱作毛澤東思想,這里又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概念,這是為什么?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的區別,就在于前者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后者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前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后者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兩者的聯系,就是都源于馬克思主義。

  一般地講,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是指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我國民主主義革命所形成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主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雖然在某些地方也有發展,但沒有增加新的、系統的理論。而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階段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寶庫系統的、新的貢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所以稱為毛澤東主義是符合實際的,也是科學的,以此與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區別開來。

  關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這已經是人們的共識,用不著做過多的說明。這種共識本身表明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

  人類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在這個歷史時期還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特別是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階級斗爭?還有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等等一系列理論問題需要回答。毛澤東回答了這些問題,形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新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就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

  早在1948年,吳玉章同志就提出“毛澤東主義”的概念,毛澤東當即指出:“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03頁)但是,到了1967年,兩報一刊編輯部(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文章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上述這些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斗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等等,是經毛澤東本人批閱“可用”后才發表的(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第431頁)。可見,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有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用毛澤東思想概念概括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理論,顯然不科學。因此,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分別開來是正確的。

  按照這樣的區分,這里所講的毛澤東主義,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有關新民主革命的理論就不涉及了。把毛澤東的理論分成兩部分,即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目的是突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兩者統一在毛澤東的理論之內。

  3,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的聯系

  毛澤東的理論,無論是毛澤東思想或者是毛澤東主義,都源于馬克思主義,都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的應用與發展。不僅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用,毛澤東主義也是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繼承了馬克思、列寧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原理。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實際經歷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他們不可能對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科學地總結、概括。但是,馬克思從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的分析中,在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歌達綱領》時,提出了一些科學的預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21頁)在經濟上則預言:“----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福利。”“-----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等等。這些對于后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對于毛澤東主義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列寧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了一些總結與概括。我認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最重要、經典的概括,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文章中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等等,按他自己的話說,“-----把我認為是這個問題上最重要的思想,簡單扼要地敘述一下。”(《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89頁)列寧在他生前最后的兩篇文章,《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都是講國家機器的。他說:“我們的國家機關及其改善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遠未解決同時又急待解決的問題----這些機關僅僅在外表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黨的機關里也有”等等。(《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693、705頁)這和毛澤東反對的官僚作風、官僚主義階級等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毛澤東反復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等等。”(同上書)

  可見,毛澤東主義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由于列寧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不久就逝世了,沒有可能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更多的分析,建立完整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而列寧的后繼者斯大林又在理論上犯了錯誤,這一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毛澤東的身上。

  二,毛澤東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人類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在完成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以后,還有沒有階級斗爭?還有沒有兩條道路的斗爭?還有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社會是個什么性質的社會?這一系列的問題有待回答。正像毛澤東所說的“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6頁)毛澤東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逐步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科學地回答了這一系列的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

  1,形成

  A,起點

  時間要從建國前說起。

  在革命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33、1438頁)這些論斷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起點。指出國內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是說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而后一句則是說斗爭的形式也將發生變化。

  在由西柏坡進駐北平時,毛澤東比喻為“進京趕考”,提出“不當李自成”等等,是繼續革命的形象說法。歷來我國的農民革命,只是改朝換代,勝利者繼續當官做老爺。而毛澤東則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傳》1893——1949  第917頁)毛澤東把奪取政權,僅僅看作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開始顯示出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與一些民主主義革命者的根本區別,也提出了“繼續革命”的命題。

  B,              苗頭初顯

  建國初,他就反復強調反對官僚主義作風,從這里出發,以后發展到反對“做官當老爺”;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后提出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科學概念;一直到晚年的《重要指示》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最初讀到這一段話時并不理解。現在看我國到處都有“老板”的時候,才深深地體會到毛澤東的遠見。

  民主主義者只是推翻一個官僚制度,建立另一種官僚制度,而共產主義者則是要根本消滅一切官僚主義制度,徹底消除官僚。毛澤東在建國初期的反復強調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就顯示了共產主義者與民主主義革命者的區別。

  1951年末,建國才兩年多,毛澤東就提出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毛選》五卷  第53頁)劉青山、張子善兩個貪污分子被判死刑,震動了全國。

  1953年初,他又強調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73頁)可見,土地改革才結束,新中國剛建立不久,毛澤東就注視著干部隊伍中存在著貪污、官僚主義的問題,而且作為一個“大問題”對待了。

  1956年蘇、匈事件后,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  第325、326頁)

  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而且是矛盾推動社會發展。在講到“關于少數人鬧事問題”時,他強調:“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395—396頁)

  總之,在我國最終完成農業集體化之前,毛澤東就提出了不要形成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的問題。

  C,在國際反修斗爭中逐步形成

  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逐漸形成了毛澤東主義。

  斯大林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嚴重歪曲了社會主義的現實,阻礙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我國現實了農業集體化以后,社會上還存在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性質的社會,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而當時我國剛剛現實農業合作化,還不可能總結自身的實踐經驗,得出科學的結論。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并提出了“和平過渡”的問題,顯示出修正主義的苗頭。以后又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等,把“和平共處”說成為對外關系的“總路線”,赫魯曉夫甚至在回答阿根廷《號角報》社長的問題時說:“要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轉引自《十年論戰》第261頁  吳冷西著)即實現所謂的“三無世界”的狂言;對內則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理論等,形成了完整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隨著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理論的發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評價也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半修正主義”和以“赫魯曉夫”命名的修正主義。他指出:“現在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板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十年論戰》第290頁)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這一斗爭的實質。

  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以及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等一系列文章,由有關國際問題的斗爭,逐步引申到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問題。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分析了當時蘇聯社會的階級關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階級斗爭,以此為標志,表明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理論的形成。在這篇文章結尾《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的部分中說:“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呢?------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內容”,共十五條。其中最突出的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等,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

  由于這場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以中蘇兩個大黨領頭,而且是兩個大國的執政黨之間開展的斗爭,其規模之大,震動之強烈,影響之深遠,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是,有人卻把這場偉大的斗爭說成為:“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用講了許多“空話”來概括這場反對修正主義斗爭,既避免了人們進一步深入探討斗爭雙方的是非、對錯,抹殺了這場重大的原則爭論,也抹殺了毛澤東主義的形成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應該說是一種高超的政治技巧。

  2,發展

  毛澤東主義在國內的反對修正主義斗爭中得到了發展,主要是提出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和確立了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的斗爭形式,以及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理論,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重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

  就在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斗爭的同時,毛澤東開始考慮國內的防修反修問題。1964年,毛澤東就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00頁)“毛澤東在幾年來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似乎也感到在國內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十年論戰》第562頁)正是在國內的防修反修的斗爭中,毛澤東主義得到了發展,主要有以下幾點:

  A,             運動的重點

  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中就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繼續重申這一論斷。到了毛澤東的晚年,他對這問題的說法更明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

  毛澤東還把矛頭直指黨中央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后來他在會議上說:“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等等。(《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90、1395頁)

  一個取得政權的政黨搞運動,把重點放在自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而且公開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從政治方面看,實際上是一場反對把“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反對“公仆”變成“官員”的斗爭。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的、重要的貢獻。

  B,              斗爭的形式

  毛澤東提出了全新的斗爭形式,即自下而上的動員全體人民進行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在斗爭中自己教育自己,這也是一個新貢獻。

  在確定運動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性質,確定重點之后,“毛澤東正在考慮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關鍵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眾放手地、充分地發達起來,揭露舊體制中存在的一切‘陰暗面’,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氣騰騰的大風大浪的局面來,而這依靠原有的機構、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13—1414頁)所以,他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中指出:“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么廣泛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  第385頁)

  另一方面,他對當權派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他們接近群眾,不脫離群眾,受到社會主義的教育。如要干部參加勞動;下基層蹲點;軍官下連隊當兵;辦“五。七干校”等等。

  在存在階級統治的人類歷史中,有哪一個統治階級的領袖敢于發動群眾,反對自己“官員”脫離群眾,反對“當官做老爺”?只有毛澤東!這也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

  C,              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社會上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而過去我們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斗爭,是由于“人還在、心不死”,總之,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造成的。毛澤東在晚年的《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這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斗爭與經濟制度聯系起來,揭示了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不僅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條道路斗爭的客觀必然性,也說明社會發展最終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所以,“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而不能按人們的主觀意志任意改造,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理論,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D,由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形成與發展是和與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結合并行的,因此,這一理論具有鮮明的指導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不夠完整的缺點。如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系統研究還沒有開始等等。

  三,內容

  前面已經涉及到毛澤東主義的一些內容,這里再集中地闡述一下。

  1,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內容。

  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斯大林就宣布蘇聯社會已經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從此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似乎就成為一個鐵的結論。因為,當時只有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才是社會主義社會,其他國家都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斯大林的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就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的論斷,在理論上似乎也可以說得通,于是由此得出結論:共產黨人不用繼續革命了。

  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武器,觀察、研究了現實的社會主義世界,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得出了與斯大林不同的結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歷史階段,在這一歷史時期始終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得出共產黨人必須繼續革命的結論。這一論斷不僅改變了斯大林的錯誤理論,開創了新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理論,從而也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關于階級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在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240頁)后來,他系統地闡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還有沒有階級斗爭?應當肯定是有的,還是存在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講,年年講,月月講------。”(《同上書》第1251頁)

  這一論斷正式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和1967年11月6日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文章中,被概括為“毛澤東同志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內容之一,這兩篇文章都是經他本人審閱后才發表的。

  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還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呢?

  首先從經濟關系方面看。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指出了商品、工資制度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根源。由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他還反復強調,列寧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等。實際上,當時不僅我國農村,也包括原蘇聯農村,都存在大量的私有經濟,如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包括養雞、養豬等等,而且這些私有經濟在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中還占有一定的地位,更別說當時的集體經濟還沒有過渡到全民所有制。而斯大林過早宣布社會主義不存在階級斗爭的經濟基礎,確實是“犯了一個大錯誤”。公有制經濟與殘存的私有經濟并存,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極終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307頁)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同樣適用。現在理論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變革,如原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社會的演變,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等,很少有人、包括一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從經濟關系方面探尋這種社會變革的終極原因,而往往是從人們的思想認識中尋找,所以,這里要特別強調毛澤東晚年的有關理論問題指示的重要意義。

  從政治方面看。毛澤東反復強調列寧說的:“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486頁)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階級斗爭的表現。雖然共產黨執掌政權以后,政權里沒有資本家了,但是,仍然存在著一批脫離生產的干部,這些干部既可能成為人民的“公仆”,也可能倒退成為資產階級的“官員”。列寧、毛澤東對于這種“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對于干部問題都特別重視。毛澤東在分析存在階級斗爭的原因時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489頁)等等。他一再批評有些干部存在“當官做老爺”的傾向,本身就是階級斗爭在政治方面的表現。

  從思想、包括傳統的習慣勢力方面看。

  社會主義社會是由殘存著私有制經濟的社會,向著全新的、完全公有制的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這個過程是人類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過程,人們的思想和傳統的習慣勢力必然與新社會的現實發生矛盾,不僅是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要和逐步實現的共產主義現實發生劇烈的沖突,就是工人階級也會對全新的共產主義關系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因此,思想領域的斗爭是一個長期的、激烈的過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指出:“我們現在是處于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但是就性質說來,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有幾億人口進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系都在起變化。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的小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都發生了變化。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公有制。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存在決定意識。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于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403頁)當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向徹底消滅私有制,一切物質財富歸社會所有,根據人們的需要進行分配,所有的物質財富都像毛澤東時期的公費醫療那樣:人們患了感冒,就供給銀翹解毒丸、通宣理肺片等藥品,不存在買賣關系,商品貨幣最終消亡;勞動成為人們自覺的活動、成為人們生活的最大樂趣,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存在國家機關、不存在所謂的“官員”,管理人員不再是獨立階層等的時候,人們對于社會的這些變化,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公有思想與私有觀念之間的斗爭,新的社會現實與舊的習慣勢力之間的矛盾等,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思想領域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內容。所以,毛澤東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求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

  綜上所述,列寧指出的社會主義是具有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經濟、政治結構的過渡性的社會,一個生長著的共產主義與衰亡著的資本主義斗爭的時期,是消滅階級的過程,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既然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無產階級反對復辟與資產階級復辟的斗爭必然貫徹整個歷史時期。所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預言:“------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天下大亂,達到天下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第12冊  第73、71頁)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都說明他預見這一斗爭的反復過程。可見毛澤東主義正是對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我國與另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事實,反復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科學性。但是,修正主義者一直反對這一科學的論斷,不僅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者也反對,不僅過去反對,至今仍然反對。

  2,              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必然出現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

  社會上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必然要反映到共產黨內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雖然歷來就有,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斗爭的意義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

  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前的任務是搞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卻存在著兩條道路。修正主義者要走資本主義老路,可是又不能不頂著共產黨的牌子,利用共產黨的組織,因為,公開復辟資本主義后,資本家根本就不要修正主義者執掌政權,像戈爾巴喬夫那樣拋棄共產黨,不僅當不了共產黨的總書記,更當不了總統,只能搞個基金會什么的,搞不好有些共產黨的領導人還要被送到法庭受審呢?修正主義者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總理雖然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代表,但是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區別就在于前者總是要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點。修正主義者要利用共產黨組織,又不敢公開說明要走資本主義老路,就只有修正馬克思主義,像人們常說的“打著紅旗反紅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都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因此,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存在著真假社會主義道路的斗爭,批判修正主義就必然成為這一時期斗爭的主要形式。

  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這一斗爭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發展的前途,所以,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共產黨基本上不管社會生產,專門搞階級斗爭,奪取政權,斗爭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要不要運用暴力革命而展開;但是在共產黨執政之后,斗爭則主要圍繞著發展生產的問題進行。

  在社會主義社會,假馬克思主義往往把發展生產作為他們的旗幟,說什么:“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等等。關于這個問題,我曾寫過一篇《唯生產力論的最新表演》的文章,專門進行了批判,這里就不重復。修正主義把發展生產作為旗幟,冒充馬克思主義,也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決定的,具有必然性。為了說明這種客觀必然性,有必要著重說一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特點:在社會化大生產、公有制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生產是有組織、按計劃進行。

  社會生產從來就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與生產關系生產的統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就是生產汽車、飛機等物質財富和生產雇傭勞動經濟關系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還揭示了生產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按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的話說,社會生產一方面是社會的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則是生產的技術方面,是兩者的統一。(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182頁)而資產階級學者至今還不懂得、也不承認生產關系,不懂得生產關系是社會制度的基礎。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活動一般是由私人組織,即使到了資本主義后期,出現資本主義國有經濟,仍然是雇傭勞動制度,基本上還是由董事會之類組織管理經濟。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則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的經濟活動,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組織、有計劃地統一安排生產,必然要有組織社會生產的機構,如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等。這種經濟機構的職能就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公有制的條件下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的生產。

  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是組織社會生產的機構,是要解決人們(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解決人們如何改造自然的問題;而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等則是解決生產關系、生產發展的方向的組織:是發展雇傭勞動關系,還是發展公有制的經濟關系等。這是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組織,分別解決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兩個方面的問題。而修正主義者就是要用混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區別,用物質生產代替生產關系,把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等社會斗爭、階級斗爭的工具,變成組織生產的工具,改變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掩蓋社會存在的兩條道路斗爭,以達到他們走資本主義老路的目的。毛澤東對此說過一段話:“你(指華國鋒,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引者注)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斗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么。”(《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595頁)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形象的說明。

  修正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斗爭,必然用組織社會生來替代。而共產黨的任務則是反對經濟發展中資本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方向。原蘇聯共產黨在否定了兩條道路的斗爭之后,“赫魯曉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黨’,并且借口‘按生產原則建立黨的機構’,把黨分割成了什么‘工業黨’、‘農業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說,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重于政治’,是為了‘使共產主義建設整個進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問題和生產問題居于黨組織活動的中心,居于黨組織整個工作的首位。’赫魯曉夫說:‘我們直截了當地說,黨機關工作中主要的東西就是生產。’”(引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我國修正主義者的說法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等,還有什么“發展才是硬道理”,判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標準也不是雇傭勞動關系、經濟制度,而是生產發展的快慢、生產水平的高低等,與赫魯曉夫所說的:“黨機關工作中主要的東西就是生產”完全一致。是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實現了公有制,組織社會生產是社會組織的一項經常、長期的工作,但是,這種社會組織已經不存在階級性,與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是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組織,兩者的任務也根本不同,絕對不能混淆。共產黨、無產階級的政權不承擔組織社會生產之類的技術性任務,而只是堅持在生產發展開展兩條道路的斗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生產發展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在當今生產日益社會化的今天,資本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已經表現的十分明顯:一方面是大量生產力不能充分發揮,大量商品沒有銷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貧苦人口,買不起商品;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用專利制度,限制先進技術的推廣,另一方面大量落后的國家仍然在采用中世紀的技術等等,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的經濟危機,再一次表明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才能保證生產穩定、持續、高速地發展。

  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在否定社會主義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是一脈相傳的。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我們學習斯大林的文章時,看到布哈林提出“快快發財吧”的口號就很詫異,“快快發財”不是資本家的口號嗎?共產黨的理論家怎么會提出這樣的口號?當時在理論上也搞不明白“社會主義”與“快快發財”之間的區別;等到赫魯曉夫提出“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時,我們的理解還不深刻;及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和當前現實生活的教育,才深刻地理解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存在兩條道路斗爭論斷的深遠意義。

  外國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共同點,就是只懂得物質財富,不懂得社會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正如赫魯曉夫到美國只看到農場主有汽車、房子,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則說什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他們只知道“貧”、“富”,不懂得什么是社會制度,特別是不懂得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腐朽。所以,他們只看得見物質財富的多少,看不到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的先進與落后,“問題是自己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因此,他們至今反對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論,反對毛澤東主義。

  要辯明真假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武裝群眾,只能依靠馬克思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的斗爭,只有在反復、不斷地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中才能做到。

  3,              由于共產黨是執政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實現復辟最主要的威脅,因此斗爭的矛頭始終要是對準走資派。

  毛澤東非常重視群眾的力量,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是,他也不忽視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早在1956年他就指出:“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經過與國際上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國內“四清”運動之后,總結斗爭的經驗,“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90、1393、1396)等等。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則說得更明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這就明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點,為繼續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

  這一理論觀點不僅具有戰略意義,也是重要的策略思想,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要盡量縮小打擊面,團結盡可能多的人一起革命。運動打擊的重點,首先明確是“黨內”的,其次是“當權派”,最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這就把斗爭的重點限制在很小的范圍。

  4,              發動廣大群眾參與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參與批判修正主義和走資派的斗爭,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毛澤東歷來就堅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這樣,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更是這樣,對此我曾寫過《毛澤東與群眾運動》的文章,也不重復。這里僅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群眾運動一些特點做些說明。

  社會主義時期是最終消滅私有制、最終消滅階級、階級斗爭的時期,也是共產黨、國家機關消亡的時期。要消滅私有制、要使政黨、國家機關最終消亡,關鍵是使干部真正成為公仆,最終消除干部演變為官僚的可能。無論是原蘇聯和當前的中國,在演變過程中群眾最痛的就是干部的腐敗。因為,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干部不僅掌握著政權,而且掌握著財權、文化大權,干部的腐敗,不僅是經濟上無償地占有公有財產,而且必然會利用政治、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壓迫勞動群眾,是和平演變最集中的表現。所以毛澤東說他們,“比資本家還厲害”。為此,毛澤東一方面提出要對干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讓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參加勞動等,促使其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而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廣大群眾成為社會自覺的主人,造成官僚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再生的條件。而要實現這一條,只能靠發動廣大群眾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斗爭,在斗爭中提高勞動群眾的覺悟,成為社會自覺的主人。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爭中,不論是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甚至于生產斗爭、技術革命;也不論是國際的斗爭,還是國內的斗爭,只要是社會性的問題,他都發動群眾參與。最典型的就是讓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在一些“精英”看來,讓“最有沒知識”的農民來管理傳授知識的學校,簡直是“大逆不道”,是天大的笑話;而毛澤東則認為教育領域也要進行徹底的革命。正像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勞動群眾“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舊勢力,而要形成一個大的力量,就需要“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在“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7、16頁)社會主義革命是勞動人民的“最后的斗爭”,要革除私有制的全部陳規陋習,更要鼓動全體勞動群眾參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以后的《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248頁)

  當然,毛澤東強調搞群眾運動,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指導下的運動,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運動就會走上邪路。毛澤東在提倡造反時說:“中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96頁)不少人習慣于官員的統治,反而不適應群眾運動,怕亂等等,這也是習慣勢力與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矛盾。當然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搞群眾運動,只有社會性的問題、事件才需要發動群眾解決。

  5,              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毛澤東反復強調,干革命還是人多一點好,因此,他說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犯錯誤的人,甚至于犯走資本主義道路錯誤的人,這樣才能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資產階級的殘存堡壘發起最后的攻擊。

  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是團結革命隊伍和廣大群眾的理論基礎。

  四,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教導我們,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們共產黨員必須按照毛澤東的教導繼續革命。

  1,              斗爭的目的和重點

  我們斗爭的目的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當前我們要恢復勞動者都能勞動,沒有失業、下崗威脅、沒有兩極分化的經濟制度;恢復勞動者有權運用“四大” 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對官員腐敗、監督干部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等。

  復辟資本主義是一個過程,要揭示這個過程的種種現象:如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產業化的結果;股市、房市的暴漲暴跌;貪污腐敗的盛行;文化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壓制等等,揭示資本主義的腐朽,揭示出現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使廣大群眾從自身的經歷,特別是與毛澤東時期的對比中分清真假社會主義,團結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周圍。

  斗爭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決支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              斗爭的方式

  主要方式是批判修正主義。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我們要斗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揭露修正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面貌,揭露走資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的實質。我們不僅不反對共產黨,而是要清除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清除黨內的“毒瘤”。因此,不需要另外建立什么政治組織,我們的政治組織就是共產黨,我們的任務就是恢復共產黨的本來面貌。但是可以、也必須運用網絡、學術會議等各種方式,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從不同方面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揭露修正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的面目,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武裝群眾。在適當的時候奪了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讓他們靠邊站,使我國社會的發展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前進!

  3,              斗爭的形式就是群眾運動

  這是勞動群眾的“最后斗爭”,是最終解放自己的斗爭,只有群眾自覺的成為社會主人才能實現,因此,這個時期的社會問題,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問題,只要是社會問題,都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指導,依靠群眾自己解決,最終使群眾成為社會自覺的主人。

  毛澤東無論從理論和實踐看,都是豐富多彩、光芒四射。我今天說的只涉及了理論的一部分,而且還不能說是科學研究的成果。我建議熱愛毛澤東的人可以分別進行研究,研究理論,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文化又可以分別研究文藝理論、詩詞、書法等;研究他的實踐,如上井崗山、重慶談判、指揮三大戰役、領導抗美援朝、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等等。總之,對這樣一個千古偉人,值得研究、學習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二,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

--紀念毛澤東誕辰109周年

  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已經歷了三個階段: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他們把社會學的哲學基礎,由歷史唯心主義轉變為歷史唯物主義,使頭足倒置的社會學成為科學,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的基礎,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分,馬克思、恩格斯那時的馬克思主義,可以稱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二階段;毛澤東思想(從內容看,主要是他的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從時間上看,主要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的思想,以下所說的毛澤東思想,都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則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一 ,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歷史條件

  任何有關社會生活的系統的結論——社會學的理論,都是一定時代社會關系的反映,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也是這樣。

  空想社會主義出現在馬克思主義之前。恩格斯在論述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的歷史條件時指出:“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產生的大工業,在法國還完全沒有......剛剛作為新的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采取獨立的政治行動,表現為英國被壓迫的受苦的等級,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08-409頁)

  馬克思主義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從生產方式看,“19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歐各國相繼發生或完成了工業革命,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社會主義認識史》第4頁 俞思念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33頁)。從階級斗爭的狀況看,“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達到了自己的最高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斗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發達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22頁)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期的產物。資本主義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了壟斷階段,金融寡頭的統治已經確立,世界全部領土已經被帝國主義瓜分完畢,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已經成熟。列寧主義就是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毛澤東思想也是這樣。

  1, 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客觀條件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社會主義紀元。但是,當時的蘇聯,是處于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之中的社會主義孤島,時刻面臨著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從1917年至1945年的二十幾年間,就經歷了兩次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在這種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還沒有凸現出來。當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抗擊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而且戰勝了法西斯德國的大舉入侵,社會主義社會由孤立的一國,發展成為一個陣營,包括歐、亞十幾個國家時,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威脅減退,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突出出來。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爆發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內部矛盾突出的表現。回答有關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由于列寧在建國后不久就逝世了,斯大林和他的戰友們肩負起領導建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他不僅領導蘇聯人民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而且抗擊了德國法西斯的瘋狂入侵,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但是,由于客觀條件和主觀思想的原因,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以后,他的思想停滯了,陷入了形而上學,看不到社會主義還存在著矛盾、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在1936年作《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時就說:“......我們現在則是處于新經濟政策最后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已完全被消滅的時期。”“這就是說,人剝削人的現象已被鏟除和消滅了,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奠定為我們蘇維埃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列寧主義問題》第660-661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1957年)在晚年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規律的概念,其中完全排除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內容。由于他處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的地位,由于他的崇高威望,他的這些觀點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一時間教條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受到了阻礙。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大搞修正主義,公開宣揚什么“全民黨”、“全民國家”,從右的方面繼續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在理論上掩護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

  這就是毛澤東領導我國人民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所面臨的客觀形勢。

  2, 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創立的主觀條件

  精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具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是毛澤東創立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的首要條件。

  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矛盾日益明顯地顯現出來以后,毛澤東立刻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選五卷》第372、373頁)“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毛選五卷》第356頁)

  “反右”斗爭開展以后,他又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問題。他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毛選五卷》第475頁)面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沒有精深的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科學論斷。

  具有的大無畏革命氣概、具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是毛澤東創立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條件。

  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創立的。在國際上,面對斯大林的崇高威望,特別是面對赫魯曉夫的反復圍剿,沒有無產階級大無畏的革命氣概,沒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要在那種情況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可想象的。赫魯曉夫利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威望和實力,組織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千方百計企圖壓服中國共產黨,以便推行他的現代修正主義,但是,毛澤東既不畏懼斯大林的威望,更不屈服于赫魯曉夫的壓力,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斗爭、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論,既反對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理論,更反對了“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現代修正主義謬論,并且與修正主義者展開了規模巨大的激烈爭論。在國內,為堅持這一馬列主義理論,也進行了激烈地、反復地斗爭。他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實際,否定了我們黨的“八大”決議的有關基本矛盾的錯誤論斷,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理論;以后在“四清”運動中,又批判了劉少奇否定階級斗爭的觀點,批判了所謂“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等論斷,堅持認為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批判了“三項指示為綱”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什么‘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6頁)在這樣的激烈的斗爭中,沒有毛澤東這樣的革命氣概,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二 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毛澤東思想首先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關于矛盾統一(辯證法)和實事求是的方法;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理論。

  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就是運用矛盾統一的分析方法,結合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如國際上的匈牙利事件和我國的少數人鬧事等等),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且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是繼承馬克思和列寧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21頁)列寧也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理論,就是這些觀點的繼承。

  毛澤東也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其他的一些原理。如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有關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的觀點;有關小資產階級每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的觀點等等。下面重點說明毛澤東思想對馬列主義的發展。

  1, 關于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基本性質

  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從矛盾統一的角度進行了概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由于他身處社會主義社會的時間比列寧要長,看到了社會主義內部矛盾的種種表現,因此,他把這一主要矛盾的理論,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并且把路線斗爭提到了應有的高度,從而抓住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問題: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并創造性地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科學概念,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尖銳課題,這就大大地深化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革命的理論;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理論;最終歸結到政治革命,從而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內在聯系揭示出來,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貫徹其中,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

  他在揭示社會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時,也指出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關系:如“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九評》)等等。由于本文主要是闡述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對社會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就不涉及了。

  2, 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和政治革命的主要內容

  首先是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的實際,提出了對經濟領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系統理論。在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以后,還提到農業集體經濟最終要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經濟,再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理論。在我國實行人民公社化時,就明確指出,由“農業生產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已經把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變成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在他晚年的理論指示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仍然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他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可見,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可能復辟的經濟基礎。在毛澤東看來,在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包括工業社會主義化、農業集體化,而且還要將集體經濟過渡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再要把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為共產主義經濟,這就包括消滅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商品經濟等等。可見,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就非常艱巨。

  近一段時間,不少人說毛澤東存在著“空想社會主義”等等。例如,有人說:“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帶有農民小生產者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印記。”“毛澤東也受到中國歷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毛澤東也受到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的影響。”“1958年中國大地出現的人民公社與西方歷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有一定的聯系”(《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1956-1976 第189、191、190頁 許全興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等等。我國的人民公社運動是發生過一些偏差,有一些錯誤,但不是由于毛澤東存在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而是對生產發展的速度估計過快。從理論上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就明確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某種變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只要認真讀讀這個決議,就會承認毛澤東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后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毛澤東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一度要讓農村人民公社的小隊所有制過渡到大隊所有制,但是,從全國看,農業的所有制關系基本上沒有變動,說明毛澤東并沒有為這種觀點所影響,仍然堅持生產力性質決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毛澤東對供給制有好感,但仍然說:“......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這些事實都表明,說毛澤東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錯誤的。他是堅持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辨證統一的觀點,并運用這一理論指導我國經濟關系的革命。

  其次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認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是經濟領域革命的必然要求,因此對這方面的革命也作了深刻的論述,并進行了大量的實踐。1951年電影《武訓傳》演出以后,出現了大批歌頌文章,反映了一些人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歷史上的人和事。毛澤東對此提出了嚴肅地批評,并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群眾性的批判運動。特別是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他對文藝、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抓得更緊了。1963年12月,他在《關于文藝工作的批語》中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436、437頁)以后又在一個文稿的批示中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 第91頁)關于教育革命他也做了很多指示,如說:“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后,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同上書 第149、150頁)“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等等。(同上書 第492頁)總之,毛澤東認為文藝、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必須進行革命,必須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必須為工農兵服務,與工農兵相結合,離開這條路線,就會“跌到修正主義”。這一時期毛澤東有關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一些意見,在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講話的第六講中,有比較系統的記述,可供參考。以后毛澤東又提出“斗私 批修”的號召。總之,他認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是用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戰勝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因此,他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全國人民包括軍人、工人、農民、學生和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都來批判資產階級,把批判資產階級作為全體人民的共同任務。這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深知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權問題,因此他反復地說:“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執政的,但是,在執政以后,就可能滋長官僚主義,滋長貪圖享樂的風氣。毛澤東深知這種危險性,因此在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了警告,要黨內同志警惕“糖衣裹著的炮彈”。建國以后不久,他又提出“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第326頁)之后,在反對國際、國內的現代修正主義斗爭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科學的論斷,豐富了社會主義政治革命的內容。他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科學概念;提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政治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問題。

  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仍然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必然要反映到工人階級內部、反映到共產黨內來。在工人階級、共產黨內部,必然會存在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斗爭。政權是由當權派掌握的,在存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情況下,當權派也一定會分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兩大類。如果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政權,社會主義社會就可能復辟為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政權,是對社會主義社會最大的威脅。

  當權派按權力的大小分,又可以分為中央的、地區的和部門的等等。中央的政權如果由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地區的、部門的某些當權派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央政權可以改變地區、部門的領導;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中央政權,要改變就困難得多了。毛澤東公開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這樣尖銳的課題,不僅在理論上具有重大意義,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在社會主義社會,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可能公開表明他們的階級本質,說明他們要實行資本主義,因而總是要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共產黨、工人階級的牌子,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悄悄地從事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這是由他們所處的地位和階級本質決定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特點。毛澤東緊緊抓住了這一特點,用赫魯曉夫這一具體人物作為代表,概括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具有很強的科學性。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代表人物又不能劃等號。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是共產黨人,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還是黨內、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盡管他們實際上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他們還表示自己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要求,還是在搞社會主義,特別是還有一部分工人、干部辨別不清,相信他們是在搞社會主義,因此,處理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一般要采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而不能采用對資產階級分子的辦法,這不僅是考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本人,更重要的是要正確處理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蒙蔽的群眾。只有處理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才能團結更多的群眾共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一直持這樣的態度。1970年廬山會議以后,他說:“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245頁)林彪出逃以后,他還說:“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47頁)等等。

  毛澤東一方面指出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號召共產黨人、廣大勞動群眾起來反對;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培育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說:“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育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

  第三,要能團結大多數人......

  第四,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

  第五,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

  ......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 第85――87頁)

  為了在斗爭中培育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他要求從基層中選拔優秀的工人、農民、干部,充實各級領導機關,要求各級領導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等等,總之,要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公仆變主人”。

  毛澤東關于政治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徹底消滅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可能性,最終導致國家機器的消亡。有關政治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論述還有很多,如運用大民主,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揭露黨內存在的修正主義,把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所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這些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

  總之,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都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所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

  以上所說的基本內容,并不是新的思想,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講過。當時把這些理論歸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文章說:“毛澤東同志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并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志。”“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上述這些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轉引自《晚年毛澤東1953――1976》第502、504頁 陳明顯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三 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在當時還有待檢驗的話,歷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出現歷史性大倒退的事實,完全證實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

  自毛澤東逝世以后,我們黨徹底地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似乎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成了外國資本家的樂園,成了我國資本家的天堂。外國資本大量涌入我國,是因為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供剝削、有廉價的土地使用、有非常優惠的政策和各級政府的保護,是為了賺取高額利潤,而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人所共知的起碼常識;我國的私營資本,能夠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聚集如此巨大的財富,形成比解放前的民族資本大好多倍的規模,就說明了他們對無產階級的進攻是多么猖狂;與此同時,我國的廣大工人群眾,又重新淪為雇傭勞動。無論外資大規模涌入或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都是在共產黨的支持和保護下實現的,這還不能證明毛澤東關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理論的科學性嗎?還不能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科學性嗎?

  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這已經被二十世紀的歷史所證實;當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再一次表明資本主義是必將被消滅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必將不斷壯大,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一定會發揮更加巨大的作用。

  2002年12月22日

  

  三,毛 澤 東 總 結 社 會 主 義

  ——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一, 毛澤東是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的第一人

  用馬克思主義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的第一人是斯大林,但是,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的第一人是毛澤東。

  毛澤東曾說:“因為搞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不長,真正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斯大林還是第一人。他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其中是否有錯誤可以研究,但它畢竟是第一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敘述共產黨的斗爭歷史,總結蘇共革命斗爭的經驗。這是國際共運歷史上第一部這樣的書。還有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是第一本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書,還是應該讀的。”(引自《十年論戰》上冊吳冷西著第22頁)客觀上是由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不長,有些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主觀上是斯大林的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學和脫離實際的問題,造成了理論上的一些嚴重錯誤,因此,不能說斯大林是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人。

  毛澤東經歷的無產階級專政歷史比較長,矛盾暴露得更充分,客觀上具備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具備科學總結的主觀條件:嚴謹的實事求是學風;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等,是他成為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1,嚴謹的實事求是學風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不是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定義出發,主要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去尋找社會主義,而是從實際斗爭中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反過來又用這種理論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檢驗、發展。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毛澤東主持寫作的第一篇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文章。當時我國的生產資料社會改造還沒有完成,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很短,但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充分暴露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毛澤東及時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有一些天真爛漫的想法,仿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會再有矛盾存在了。”并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進行著的”等等。

  蘇共二十大閉幕不久,爆發了波匈事件。毛澤東又及時總結經驗,主持寫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毛澤東在討論會上說:“在上篇文章中我們講存在這種矛盾(指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引者著)。現在要講這個矛盾不僅存在,如果處理不好,還可能由非對抗性矛盾發展成為對抗性矛盾。蘇波關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十年論戰》上冊第77——78頁吳冷西著)

  他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為進一步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開辟了正確的道路。

  在與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斗爭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寫出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等重要文章,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毛澤東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決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用來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的科學性。他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就運用這一理論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展了“四清”、“五反”運動,接著又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且在運動中不斷總結經驗,加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檢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種嚴謹的實事求是的學風,是毛澤東成為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第一人的重要原因。

  2,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

  毛澤東具有精深的辯證法素養和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寫了《矛盾論》,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運用矛盾的特殊性的觀點,著重批判了教條主義,批判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各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道路必須與各國特點相結合的錯誤觀點;他不僅指揮了軍事、政治、文化和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斗爭,而且進行了理論的概括,寫出《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建國以后,毛澤東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并且指出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等各個領域都必須繼續革命,“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293頁)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特別是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一理論的科學性。

  毛澤東從對立統一的高度,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批判了否定矛盾普遍性的錯誤觀點,批判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錯誤觀點;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結合現實的斗爭,批判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修正主義理論,逐步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分子都聲稱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下,沒有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是不可能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

  3,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毛澤東能夠科學地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僅是因為他具有嚴謹的學風和堅實的理論基礎,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他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毛澤東科學地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就是要從理論上總結“使資產階級絕種”的經驗,并用來指導這一革命的實踐,當然要引起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反對,首先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拼死反抗。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一直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攻擊目標,而當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支持他革命的,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蘇共領導權以后,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矛盾日益尖銳,他們利用列寧黨的崇高威望,利用蘇聯形成的國力,千方百計地要壓服中國共產黨,以至于后來動員各國共產黨的修正主義集團圍剿中國共產黨,一時間形成帝、修、反圍攻中國共產黨的局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但是,“無法無天”的毛澤東,頂住了這樣的狂潮,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擊,不僅反對國際修正主義的圍攻,也反擊國內修正主義的反撲;不僅反擊修正主義的進攻,同時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等的武力侵犯。沒有毛澤東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沒有毛澤東“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態度,是不可能、也不敢直面現實地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不可能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二,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總結

  毛澤東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在不斷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過程中,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階級的歷史時期,是根本改變一切私有制社會關系的時期,包括改變政治、文化和經濟所有領域舊的社會關系。

  1, 在政治領域,要根本改變“官”(干部)與“民”(群眾)的關系

  自從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出現國家機器以后,就有一支官吏隊伍,這支官吏隊伍運用軍隊、警察、法庭等一整套統治勞動人民的工具,管理著社會。幾千年的人類社會歷史,都是“官”管“民”,“官”管“民”似乎是永恒的規矩。社會主義社會的“官”,本來是為勞動人民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但是,毛澤東總結了國際國內的經驗,發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也有可能變成“官僚主義者”;干部隊伍也可能“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最后他總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而防止和反對中央出修正主義則是最大課題。從“使資本主義絕種”的角度出發,他傾注大量的精力,要從根本上改變千百年歷史遺留下的“官”“民”關系。

  首先是從社會活動方面改變“官”“民”關系

  干部方面,為了防止干部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毛澤東提出了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制度;推廣“五。七干校”的經驗;要求干部蹲點;組織干部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且不定期發動整風運動,整頓干部的作風;甚至于發動群眾開展大民主,對犯錯誤的干部進行批判和審查等等,目的是教育干部、挽救犯錯誤的人;另一方面,又號召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要求根據實現表現,從基層單位中,提拔一批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工人、農民和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包括中央的領導班子等等,目的是要保證社會的發展沿著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

  群眾方面,他號召工人、農民和軍人都要批判資產階級,同時要學政治、文化,兼學軍、工或農等等;要求廣大群眾“斗私、批修”;要求群眾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際上這些都是向著消滅“官”“民”差別、向著消滅國家機器的共產主義的方向邁進。

  其次是在生產活動方面改變“官”“民”關系

  毛澤東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原則,并且把這些原則提到了“憲法”的高度,這就為在生產過程中逐步消滅管理者階層與勞動者階層的區別指明了方向。

  2, 在文化領域,要根本改變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系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地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毛選》第二卷第559、560頁)當時我國進行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還不像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那么尖銳。進入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否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是與工農一起“使資產階級絕種”;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與工農群眾對立,就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毛澤東總結了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發現在文化領域仍然存在著尖銳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把知識分子引導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軌道上,“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根本改變舊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狀況。

  在教育戰線,毛澤東提出教育要革命。他指出學校不僅要讓學生獲得書本知識,而且要消化,讓他們獲得真實的知識;不僅要獲得自然科學的知識,而且要獲得社會科學的知識,特別是大學生。他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第96頁)“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同上書第148頁)等等。他強調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指出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及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等,都是探索學校培養怎樣學生,才能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他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教育問題上的表現;是他關于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文藝戰線,毛澤東強調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為社會主義服務。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引導人們“去接近工農兵,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斗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毛選》第三卷第856、860——861頁)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提倡文藝要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服務;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不要為舊社會的“遺老”、“遺少”、地富反壞右服務;重點要表現活人,表現工農兵,表現英雄人物。他在六十年代初尖銳地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36——437頁)可見,文藝戰線的革命,也是從根本上改變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關系的一個重要部分。

  總之,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各個部門,都存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存在著知識分子為工農服務、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問題,還有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的任務,實際上就是使知識分子工農化,要逐步消滅工農群眾與知識分子的差別。

  3, 在經濟領域,要使商品經濟逐步改變為產品經濟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僅僅是因為“人還在,心不死”,僅僅是政治、思想領域存在著資本主義因素,經濟領域還存不存在資本主義因素呢?毛澤東對這一問題也進行過深入的思考。

  在我國的人民公社運動時期,他曾涉及經濟制度的問題、涉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他說:“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斯大林看不到這個辯證法。”“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第70、54、63頁)當時更多地是強調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實際上這里已經涉及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兩種經濟制度的關系問題。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這個問題沒有進一步展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澤東突出強調商品經濟的存在,是社會主義社會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指出經濟領域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因素。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說:“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說得更明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86、413頁)這就把商品制度等經濟關系和資本主義復辟聯系起來了。由于年齡和身體健康狀況的原因,他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思考,只有留待后人研究。但是,他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聯系起來,把這一理論置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發展。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馬克思、列寧曾預言的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那個“革命轉變”時期完全吻合!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選集》第三卷第21頁)列寧也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第84頁)馬克思、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不就是毛澤東總結的社會主義社會嗎?

  有人認為,毛澤東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所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以上引用的馬克思和列寧的話,證實了毛澤東的總結,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和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大倒退、我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已經充分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總結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經驗的科學性。

  2003年12月17日

  

  四,毛澤東指引向共產主義進軍

  ——紀念毛澤東誕辰125周年

  毛澤東是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兩種社會制度革命的偉大領袖,不僅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領導我們進行了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軍!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也有力地促進了世界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國外的,即中國和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433頁)這是指引我國人民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令;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又一次吹響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沖鋒號”:向消滅商品經濟、消滅私有觀念和國家機器的共產主義社會進軍!雖然我國社會正經歷著曲折,但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引下,繼續在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斗爭。

  一,我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起源

  1,國際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寫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共產主義的幽靈是什么呢?就是 “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這種最后的私有制。從經濟的細胞形態看,就是實現產品經濟,消滅商品經濟。

  理論

  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時的共產主義已經不再是“幽靈”,而是一整套科學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包括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三個組成部分;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一系列的經典著作。

  實際斗爭

  由于資本主義發展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過程,“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經歷了自發地反對個別資本家----展開有組織的經濟斗爭------開展獨立的政治運動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資本主義興衰史》第141-142頁)而且有1871年3月建立巴黎公社、特別是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歷史經驗,和蘇聯這樣一個龐大的新社會實體。這種國際環境,是我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外部條件,是不能不講的重要內容。

  2,國內

  A,共產主義理論的傳入

  19世紀初,中國的大地上還是封建地主占據著統治地位,沒有現代工業的影子,不存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當然也不存在共產主義的幽靈。

  1840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入侵我國,對封建王朝宣戰,用洋槍洋炮打開了“大門”,從此我國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開始出現了一點現代工業;資本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對立逐漸展開。當時國際上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遠遠超過我國經濟發展和階級斗爭的現實狀況。但是,這種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舶來品”,卻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社會的迅速發展,展現出了巨大的能動作用。

  B,共產黨的建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俄國十月革命傳來馬列主義理論,點燃了我國遍地的“干柴烈火”。當時我國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斗爭,貧苦農民與封建地主之間的激烈矛盾,廣大人民群眾與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正如毛澤東所說:“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70頁)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武裝斗爭,用生命和鮮血染紅了大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這一段歷史已經有很多人記述過,這里就不再敘述。

  二,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起點

  1,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動員令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1952年又在一個文件的批語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65頁)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說主要矛盾“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實際上是動員勞動群眾向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進軍!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共產黨奪取政權,就是建設共產主義的起點。

  1952年,毛澤東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上書   第89頁)這就是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令!中國人民就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朝著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觀念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前進。不過當時生產力水平太低,連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人們不敢把自己的斗爭和“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聯系在一起罷了!

  A,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僅是為了極大地提高生產力,而且是發展一種嶄新的共產主義的經濟關系——產品。

  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產品

  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談到商品與產品的區別,涉及共產主義萌芽等問題。他說:“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是買賣”,“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第49、63、70頁)產品就是共產主義的“細胞”,是共產主義“萌芽”。實現國家工業化,從生產力方面看,是用機械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就生產關系方面看,則是增長共產主義經濟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經濟。毛澤東講這些話時,剛建國不久,又值要反對否定商品經濟的錯誤傾向,能夠準確地區別產品與商品;認識到存在共產主義萌芽,聯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充分表明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學風和深厚辯證法的素養。

  為了說明產品與商品之間的區別,我們舉一個實際事例。建國以前,我國火車所用的輪箍,長期依賴進口,新中國成立以后,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封鎖,火車輪箍不能進口,整個鐵路運輸就要癱瘓。為此,國家決定在馬鞍山鋼鐵廠建立輪箍車間,自己生產輪箍。建立輪箍生產車間需要一整套機器設備,則由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國營工廠生產,按時供應馬鞍山鋼鐵廠;而輪箍車間生產了輪箍,又供應鐵路局,保證鐵路運輸暢通。機器設備等是產品,不經過市場進行買賣,而是通過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組成部分訂貨會議聯接。

  產品當時通俗稱為計劃調撥物資。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內在聯系是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商品經濟的實現價值;產品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同志間的互助合作關系,而商品連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間交換商品的關系。所以說產品是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與商品有本質的區別。

  發展國營經濟,從經濟關系的角度看,就是擴大共產主義經濟因素,具有限制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容。

  新中國建立以后,產品經濟隨著國營經濟的發展而高速發展。物質生產領域的企業,不斷實現機械化,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每個勞動力所運用的生產資料相應增多,產品經濟隨之迅速發展。過去,工人運用手搖紡車紡紗,用的棉花少;采用紡紗機器紡紗,不僅紡紗機器昂貴,而且需要的原材料也大大增加。可見,實現了機械化,每個工人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大大增加,在國營經濟的條件下,生產資料絕大部分都是產品(調撥物資),所以,在國營經濟的條件下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產品經濟必定遠遠快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增長得更快,從另一方面看,也是對于商品經濟的限制。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30頁)這種經濟,從生產力方面看,使用的是手工工具;從經濟關系方面看,是個體經濟,是一種落后的自給自足經濟。當時,大量農民還是依靠“雞屁股”下蛋,換一點錢購買針線之類的商品,這種經濟的自發趨勢必然是資本主義。

  面對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我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首先出現的是“原始積累”的來源,這里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增加大量的工人,需要供應基本生活所必須的糧食等農產品;另一方面是提供大量的機器設備等所需的資金。我國的現代工業非常落后,只有依靠廣大農民群眾節衣縮食,提供必須的農產品和資金。

  我國對于小農經濟的改造,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統購統銷、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第一階段:統購統銷,商品經濟運動的新形式

  我國從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首先暴露的就是農產品供應問題。“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現在有極大的矛盾。糧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極大的矛盾,肉類、油脂不久也會出現極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應不上。” “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于社會主義也是極大的推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119、122頁)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從社會的“細胞”形態看,就是對于商品經濟的“限制”。

  小商品經濟運動的形態是:商品——貨幣——商品,這里的貨幣(價格)是由市場的供求決定,需求量大,供應不足,價格就上漲;反之,供過于求,價格就下跌。而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之后,價格由國家計劃規定,不因供求變化而變動。這就是對于小商品經濟的“限制”。這種“限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公有制國營經濟決定的。要發展公有制的國營經濟,就必須“限制”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自發趨勢。可見,對于商品經濟的“限制”,在農業實現集體化之前就開始了。從此,我國商品經濟就出現了新的形態: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不僅計劃收購的和計劃供應的農產品是這種運動形態,國營經濟銷售的商品,也都是按計劃價格出售。例如,當時供不應求的自行車、手表等商品,不管怎么供不應求,價格仍然不變,有的緊缺商品采取發行票證的辦法,限制投機倒把。這些都表現了發展公有制經濟道路的特點,私有制的商品經濟受到占統治地位的國營經濟的限制。

  對于經濟規律的錯誤理解

  這里要說一說我國經濟理論水平低下的事實。在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時,一些經濟學家反對,認為按照計劃價格收購和供應,違背了“價值規律”。在他們看來,“經濟規律”不是存在于現實的經濟活動之內,不是從客觀經濟運動的現象內部尋找規律,而是懸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之外,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不符合馬克思《資本論》中所謂的“等價交換”,就是不符合經濟規律。

  馬克思 在《資本論》中論述的等價交換的規律,是從小商品經濟運動中抽象出的規律;而在公有制國營經濟占統治的條件下,商品經濟的運動形式必然發生變化,存在另一種內在聯系、規律,這是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我國的教條主義者的這種方法論,被長期作為科學的方法被推崇。著名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認為:“就是到了共產主義,只要存在社會化大生產,只要生產還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個部類進行,商品流通就會發生,價值規律就仍要起作用。”他不承認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內在聯系,不懂得社會化大生產,是指生產力,而商品經濟則是一種生產關系。到了共產主義,商品生產關系消亡以后,這種經濟關系的內在聯系也必然隨之消失。可是,改革開放以來,“為紀念孫冶方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重大貢獻,經濟學家薛暮橋、于光遠、許滌新等發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勵基金委員會’”,1985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開始設立并評選,這一獎項還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可見,對于“經濟規律”的這種錯誤理解,至今還奉為圭臬。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的理論界更是歷史唯心主義猖獗,根本不承認經濟發展存在客觀規律,認為經濟都按照長官意志發展,宣傳什么把“夢想”變為現實等等。

  第二階段:農業集體化運動

  在我國手工工具的條件下,能不能實現農業集體化,黨內高層有過一場理論爭論。

  有關實現農業合作化的理論爭論

  1951年山西省委向黨中央、華北局報告:“由于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的自發力量是發展了----向著富農方向發展。”“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必須提高互助組,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少奇同志明確表示:現在采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于搞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在批語中說:“-----已有人提出------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隨后,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劉瀾濤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取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這場爭論就這樣結束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第185、186、187、188-189、191頁)毛主席有關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的觀點,在我國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變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極大地改變了我國農業生產的面貌,改變了河山的面貌。

  1955年,毛澤東做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判了“小腳女人”,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小農經濟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制。是勞動者,就存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是私有者,自發的趨勢是資本主義。所以,毛澤東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在共產黨執政、國營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完全可以組織個體農民向集體農民轉變,既能夠產生一種新的生產力——協作力,又逐步改變農民小私有者的性質。

  1956年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1955年冬1956年春季,我國農村就開始出現農田水利建設高潮。

  “我國農村建立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后,集體勞動這種生產力,從小私有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形成一股洶涌澎拜的巨大浪潮,推動著我國農村生產力的迅猛發展。2億多有組織的勞動者,在農村生產的各個方面都發揮出巨大的能量-----1,農田水利建設----首先是水利建設方面:a,修建水庫-----b,引水上山----c,洼地改造-----d,一個流域的治理-----其次是對土地進行改造:a,深翻土地,加深松土層-----b,改良土壤-----c,平整土地-------2,實驗田、豐產田--------3,集體經濟辦工業------由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到專人負責種植實驗田、集體辦工廠等等,除了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不同外,從集體勞動看,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集體勞動的低級形態——簡單協作,發展到了分工分業的協作”。(《論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變化的物質根源》載《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181-184頁)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十一章《協作》中分析的:“---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開鑿運河、修筑道路、鋪設鐵路等等。”(《資本論》第一卷上   第365頁)。北京修筑十三陵水庫就充分發揮了協作的威力。“----北京的十三陵水庫,庫容為6000萬方,比頤和園的昆明湖大二十倍------在沒有什么機械設備的條件下,由于先后集中了約四十萬人參加勞動,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協作,僅僅只用了160天時間就勝利完成。”(同上書   第181頁)又如,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動員了全縣的勞動力,修筑了長達7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大寨大隊的梯田等等,都是發揮協作威力的“代表作”。我國毛澤東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的偉大成就,不僅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就是現在我們還“吃”著這個“老本”。

  第三階段: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組織的出現,正是協作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由于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有的需要成百上千的勞動力,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模越來越大。由于集體勞動在農村辦工業、試驗田,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的發展,小社、小鄉的界限被突破了,要求建立規模更大的單位來進行組織。這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顯示了不適應的一面。“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農民在著手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植樹造林、同自然災害做斗爭、舉辦農業機械化事業和水力發電事業、改善農村的交通條件和居住條件的時候,已經不能不打破小社、小鄉的界限,有時甚至縣界也不能不打破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最初建立的人民公社,因為它不僅從事農業生產,而且發展工業,所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稱謂已經不適應;它不僅從事物質生產,而且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因此,被命名為“人民公社”;其特點是:“一大二公”。1958年全國共建立了2.6萬多個人民公社,平均每個公社5442戶,23700多人;平均每個公社擁有6萬多畝耕地,這是“大”;其次是人民公社是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生產資料和產品,基本上屬于公社所有,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并且實行的是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等,這是“公”。當時公社的這種“一大二公”的經濟制度,雖然有適應農田水利建設等使用大量勞動力協作的一面,但是,嚴重地脫離了農業、主要是種植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我國的種植業、畜牧業等,是農村生產的主要產業,只適應較小規模的協作,與公社所有制嚴重脫節,這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密切關注農村經濟關系的發展變化,不斷地調查研究,不僅親自到地方視察,而且于1958年10月專門派吳冷西、田家英等人到河南省武修、新鄉縣實地調查,派陳伯達到遂平縣調查,并提出“留有余地”、“壓宿空氣”。他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后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憶毛主席》吳冷西著   第94、95頁)他根據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水平的唯物主義理論,最終將農村人民公社確定為“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公社的這種所有制形式,既能夠適應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和辦工業等的需要,又適應種植業的生產力需要,從而使我國的農村經濟和全國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從經濟細胞的形態看,農業集體化也是對商品經濟的限制。農產品的商品,如糧食、棉花等大部分按照計劃價格收購和銷售;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由集體經濟統一使用,就沒有勞動力可能作為商品買賣了。農業實現了集體化,是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原因。

  “共產風”、“浮夸風”的起伏

  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實現人民公社的初期,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的出現,根本改變了幾千年小農經濟死沉沉的面貌,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都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試驗田的建立,農村工業的出現等等,使廣大農民群眾面臨著一種全新的感覺:水庫拔地而起,水渠迅速建成;試驗田由于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棉花長得小樹一樣高;煙也長得一人多高。(《毛主席視察山東農村》《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   《毛主席視察河南農村》《人民日報》1958年8月12日);番薯地里更是搭架掛蔓,“像個蒼翠的山崗,又像一幢幢綠色的樓房”(《廣東番禺縣訪問記》陳毅   《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出現了從來沒有見過的現象。當年我正在北京上學,曾經和幾個同學到徐水縣參觀,看到毛主席視察過的棉花,確實長得高大,因為密植,自然通風不足,要用鼓風機幫助通風。總之,確實出現過小農經濟時期沒有出現過的現象,因此,人們被這種新現象所迷惑,對于農作物的產量估計脫離實際,十分正常。但是,走資派在鼓勵下,一些具有私心雜念的干部謊報產量,從而造成了全國性的“浮夸風”。毛主席也一度被這種高產現象迷惑過,但是,很快就發現存在謊報的事實,派戚本禹、田家英等人到四川種田,搞清真實的產量,并以個人的名義,給六級干部寫了《黨內通信》,指出:“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根本不用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白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    第235頁)從而逐步糾正了“浮夸風”。

  由于對生產發展的估計過快,對人民公社的性質認識錯誤,一些人出現了否定商品經濟,把集體經濟的產品無償的占有,而且在一些地方還實行“吃飯不要錢”的制度,刮起了一股“共產風”,要求直接實現共產主義。毛主席及時指出:“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種主張是不對的。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56、58頁)毛澤東從新中國建立起,就限制商品經濟,無論是發展國營經濟,擴大產品經濟,還是實現農業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都是如此。但是,當人們否定商品經濟時,他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功底,站出來反對,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最終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避免了更加嚴重的災禍。

  B,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在官僚資產階級的經濟被沒收之后,本來就很弱小的民族資產階級,隨著國營經濟的不斷壯大,廣大農業經濟實現了集體化,1956年就比較順利的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這樣,在我國的廣袤的土地上,就消滅了雇傭勞動經濟制度,既沒有依靠利潤收入的“老板”,也沒有了出賣勞動力的“打工仔(妹)”了。

  總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產品經濟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且不斷壯大:其次,商品經濟的關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量的商品經濟受到公有制國營經濟的制約,出現了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的形態,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受到了限制;

  雖然還存在著集市貿易這種純粹的小商品經濟:商品——貨幣——商品,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而漲跌。但是,這種經濟關系在整個社會所占的比重很小。這些都表明我國的經濟關系在朝著限制私有制商品經濟、向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

  2,對于社會主義理論認識的曲折

  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線的,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必然經歷曲折。

  蘇聯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后,在斯大林領導下實現了農業集體化。斯大林認為在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生產資料已經全部公有化,從此蘇聯社會內部就沒有階級斗爭了;“商品生產------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并且在和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  單行本)由此,出現了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階段,認為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再過渡到共產主義,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增加了一個社會主義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時,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同一個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寫的《共產主義原理》,“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用的都是“共產主義”;而恩格斯寫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說的也是這種社會制度和理論,可見,在他們那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說的是同一種社會,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物,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出現的新社會。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經預言,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后,不可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必然要出現一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他還對過渡時期的經濟和政治進行了分析。那時馬克思對于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等的理論,只是批判舊世界以后對于新社會的一種預言。

  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中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這時的過渡時期已經成為了客觀存在的實際社會。

  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那里,在共產主義社會之外,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形態。有的只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是新生的共產主義因素與殘存的資本主義因素斗爭的時期。毛澤東在總結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以后,得出了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的結論,正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以后又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197頁   第13冊    第486頁    《毛澤東年譜》第6卷  第640頁)“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階級斗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階級斗爭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6頁)

  問題不在于社會主義和過渡時期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關鍵是承認不承認這個歷史時期存在階級斗爭。承認存在著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無論說是過渡時期或者叫社會主義,都必然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階級斗爭的主要對象;階級斗爭的經濟、政治、文化內容;斗爭的經濟根源等等。毛澤東對于這一系列問題上做出回答,并且進行了實踐,形成了繼續革命理論,把馬列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三,新起點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重申過渡時期存在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這就是重新發出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令,而文化大革命則是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新起點。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緊緊地抓住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主線,發動了“五反”、“四清”運動;發起了以《海瑞罷官》為代表的文化革命;最后爆發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領導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是“五反”,(反對貪污浪費,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農村是“四清”運動。這個運動主要是經濟領域的斗爭;接著是發起文化領域的革命:“在‘四清’運動開展以后,特別是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后,從一九六四年夏季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從文藝界逐步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許多方面,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領域內規模最大的批判運動。”

  1965年的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的中心話題是“如果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應該起來造反”。“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這樣情況下發表的。”(《毛澤東傳》1949—1976   下  第1396頁);而任何階級斗爭,最終必然發展為政治斗爭,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總爆發。

  新中國建立以后,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就推行了一條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確保私有財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81、82頁);反對農業合作化;“三年困難時期”主張單干;反對“四清”運動的社會主義性質,說是什么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等等;(參看《毛澤東傳》1049—1976   下   第1372頁)“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文化大革命開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等等。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173頁    第十二冊   第90頁)毛主席不斷地對此進行批評、教育,但他們仍然堅持資產階級的路線,文化大革命就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斗爭的集中爆發;是把我國繼續推向共產主義,還是倒退回資本主義的決死斗爭。

  文化大革命是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新階段:它把國家機器的消亡、與私有觀念的徹底決裂、與私有制的徹底決裂等的理論問題,都作為現實生活的問題,活生生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面前;提出了政治領域消滅國家機器的問題;涉及教育、文藝等文化領域的革命問題;提出了商品經濟、貨幣關系是過渡時期存在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問題,涉及限制和消滅商品經濟的問題;明確了過渡時期革命的主要對象以及斗爭的形式等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采取的措施,如政治方面的建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選拔斗爭中涌現出來的優秀工農分子參加領導工作;干部到“五七”干校學習;取消軍銜制;軍官下連當兵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提出了教育、文藝領域的革命問題,提出了“斗私批修”的總綱等等;特別是他總結了國際國內斗爭的歷史經驗以后,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革命的主要對象,為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總之,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向共產主義進軍,開辟了新的、廣闊的前景!

  四,歷史發展的曲折

  歷史的發展總是在兩個階級的不斷斗爭中前進的,必然是曲曲折折的。過渡時期國內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勢力的斗爭,國際上的兩個階級的斗爭,必然影響國內的力量對比。

  解放前,我國僅有很少的一點現代工業,小農經濟像“汪洋大海”,經濟十分落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國內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壓迫,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在國際共產主義的幫助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我國共產主義戰士,成立了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推翻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并且進行了農業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要不要繼續革命?對于這個問題很多人包括很多領導人都沒有清醒的認識。當時,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在國際上占統治地位: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國內就不存在階級斗爭。所以,中國共產黨也接受了這種觀點,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   上   第531頁)毛澤東在“十三年后重提階級斗爭”,又有幾個領導干部能夠真正理解?!所以,他在《重要指示》中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等等。這個事實,一方面顯現出毛澤東作為領袖個人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把我國乃至人類社會的歷史大大地推進了一步,另一方面又證明任何個人都不能決定歷史發展的進程,最終是由廣大的群眾決定。因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輕松地通過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即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等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   人民出版社   第315、317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就沿著資本主義的、“外向型”老路亦步亦趨的爬行。首先是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單干,為恢復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準備了買賣勞動力商品的條件;以后是引進外資,赤裸裸地恢復雇傭勞動制度;發展“民營企業”,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最后,國營經濟實行“減員增效”,解雇幾千萬職工,實際上也是實行雇傭勞動制度,只不過產權仍然屬于國家。總之,整個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不過還頂著“特色”社會主義的招牌。

  社會的發展變化,除了由國內的階級力量對比外,也與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有關。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緊密的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世界的資產階級打得“精疲力竭”,因此,俄國的無產階級在堅強的俄國共產黨領導下,一舉奪得了勝利;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存在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有關。當時,世界資產階級也被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意大利等發動的戰爭打得“精疲力竭”。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由武裝斗爭轉入和平共處時,經濟水平的差距就鮮明地顯示出來。赫魯曉夫到美國訪問以后,來到我國就大談美國的富裕:“-----一位農場主還送他三頭良種牛,有位資本家還送他一盤古銀幣。他說,美國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汽車,一家都有幾間房子,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結論是,我們跟美國只能在經濟上搞競賽-------毛主席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赫魯曉夫訪美----‘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如此入大同。’”(《十年論戰》吳冷西  上   第21、228頁)鄧小平則說:“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選集》第三卷   第377頁)等等。他們只看財富多少的表面現象,根本不懂經濟制度,不懂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是腐朽、垂死的制度,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等,他們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卻根本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所以,這些修正主義的頭頭,大搞“特區”、“開發區”等,吸引外資,公開搞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把我國的勞動群眾重新推入雇傭奴隸的境地,把全國都搞成資本主義的“特區”。正是走資派這種倒行逆施,用反面的事實教育了勞動群眾,使人們在實際生活的教育中接受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為進一步向共產主義進軍準備了主觀條件。如果說毛澤東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太低,人們還很難把那時的社會與共產主義聯系在一起;現在,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生產關系又重新恢復成雇傭勞動制度。目前,我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嚴重阻礙生產的發展,“下行壓力加大”,債務沉重,都表現隨時有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國際資產階級也是“氣息奄奄”,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至今仍處于蕭條狀態。國際國內經濟的這種形勢,完全有可能再一次爆發新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重新引上繼續革命的軌道。

  歷史將會證明,中國人民曾經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引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錘煉,今后必將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向共產主義進軍,毛澤東的旗幟一定會在中國這片熱土上高高飄揚!

  

  

  五,毛澤東領導共產主義革命

  一,繼續領導共產主義革命的使命歷史地落在毛澤東肩上

  毛澤東從建立新中國開始,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繼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嶄新階段。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的廣大革命群眾正在為實現壯麗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奮斗、前進!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發展進程中------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 (《馬恩選集》第一卷     第271-272、273頁)簡單地說:共產主義革命在經濟方面是徹底消滅私有制,在社會意識領域是徹底消滅私有觀念,在政治方面則是消滅國家機器,即消滅“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是“使無產階級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馬克思、恩格斯當時還不具備這個條件,他們只是在批判舊世界中,提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任務;列寧、斯大林領導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共產主義革命,但是,由于列寧過早的逝世,斯大林在完成了工業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以后,認為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消滅了城市的資本家和農村的富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解決了,國內就不存在階級斗爭,共產主義革命的使命已經完成,不用繼續革命了,只要發展生產力,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斯大林的這種理論有一定道理:馬克思主義非常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而且生產資料公有以后,社會確實不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社會矛盾的性質變了,社會面貌起了巨大變化,而且蘇聯又是最早“建成”社會主義的國家,斯大林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具有巨大的威望。因此,我們黨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觀點,即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以后,社會上就不存在階級斗爭了。一九五六年召開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說:“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求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轉引自《毛東傳》1949—1976   第521、536頁)這些觀點都是斯大林理論的翻版,只不過那時赫魯曉夫已經批判了斯大林,沒有直接用斯大林的名字罷了!

  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在國際和國內的實際斗爭中,發現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以后,社會上仍然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毅然提出了社會主義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論,并且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帶領中國人民繼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開創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這樣,繼續領導共產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毛澤東的肩上。人們常說,毛澤東創建繼續革命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前進的方向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二,繼續革命的內容

  毛澤東作為偉大的共產主義領袖,從社會的實際生活中發現,政治領域存在著干部的官僚化傾向,思想意識領域存在私有觀念,經濟領域的“物質刺激”等等。所以,他一直反對官僚主義,批評“物質刺激”,反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最終發動了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全面進攻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1,消滅國家機器,開展政治領域的共產主義革命

  什么是國家機器?怎么消滅國家機器?

  恩格斯指出:“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馬恩選集》第四卷    第166、170頁)而“最能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列寧選集》第三卷  第195頁)常備軍是由軍官帶領,也是官吏的一種。官吏就是這種“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的主要體現;提出消滅國家機器的任務,就是要使“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官吏,重新回歸社會,或者說是消滅“官”與“民”之間的界限。

  新中國建立以后,還沒有提出消滅國家機器的問題。只有在開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組了政府,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從工農的先進分子中選拔優秀人才加入領導班子,才顯示出消滅國家機器的前景!

  消滅國家機器,在《共產黨宣言》中還只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種認識、設想。至于具體怎么消滅?要通過什么途徑、方法消滅?歷史上還沒有人實踐過,只有在實際斗爭中才能找到答案。

  毛澤東雖然早就指出:“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利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造條件,而努力奮斗。”“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68頁),當時也還只是一種理論認識,那時他只有建立、鞏固政權的經驗,沒有消滅國家機器的斗爭經歷。

  建國以后,毛澤東不斷地反對干部的官僚化傾向。

  在由西柏坡進駐北平時,毛澤東就比喻為“進京趕考”,提出“不當李自成”,實際上就是反對官僚化、繼續革命的形象說法;

  1951年末,建國才兩年多,毛澤東就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并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毛選》五卷  第53頁)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貪污分子被判死刑,震動了全國。

  1953年初,他又強調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73頁)

  1956年蘇、匈事件后,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  第325、326頁)

  1964年在一個報告的批語和批注中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的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并一再號召干部參加勞動,在《為中央批發昔陽縣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材料擬的標題》中,把昔陽縣四級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稱為“偉大范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   第265-266頁、第10冊  第265頁);

  在一次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11頁)會議的文件中更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改變了“官僚主義者階級”之類的提法。黨內走資派、特別是中央的走資派,確實是資本主義殘余勢力在過渡時期的總代表。

  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重申了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論斷。        

  毛澤東晚年,針對人們看不到資本主義復辟的源頭,進一步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明確指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為進一步革命指明了斗爭的方向。這一科學論斷,是繼續革命理論的“明珠”。

  革“走資派”的命,就是在消滅國家機器的道路上前進。

  我國在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消滅了資本家,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在經濟上,勞動群眾成為了社會財富的主人:沒有了失業、解雇的威脅,生、老、病、死、上學、住房等基本生活都有了保障,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消滅,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之間在經濟上的根本對立已經消失,這是逐漸消滅國家機器的前提;在政治上,勞動群眾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開始參與企業和社會的管理等;政權的暴力性質已經在逐步消退,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機構的作用在衰退;所以,毛澤東在實現公有制以后,及時地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要求廣大干部、群眾學會運用說服的方法解決非對抗性的經濟利益問題;讓群眾參加管理社會事務,逐步泯滅“官”“民”之間的界限,實際上是在促使國家機器在國內方面職能逐漸消亡。

  怎么消滅國家機器?

  “馬克思絲毫沒有陷入空想主義,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后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一下子徹底消滅各地的官僚機構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   211、212頁)

  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憑著共產主義者的政治敏感,對干部官僚化的傾向給予了高度關注。

  他總結了國際、國內共產主義革命的實際經驗,一方面不斷地對執政的共產黨干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發動群眾對干部的“當官做老爺”的傾向進行斗爭,實際上就是逐步實現消滅國家機器的任務。

  對于執政黨的干部方面,要求干部學習馬列主義,自覺地消滅“官”與“民”的界限

  逐步消滅“官”與“民”的界限,首先,要求真正的共產黨人、共產主義者,特別是黨的干部要“革”自己的“命”,消除特殊化和官僚化的傾向,否則一定會墮落成為修正主義者,或者蛻變為官僚。

  毛澤東就是自己“革”自己“命”的典范。

  早在新中國建立的前夕,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從河北省的山村西柏坡進入北平時,毛澤東就比喻為“進京趕考”,提出“不當李自成”。毛澤東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傳》1893-1949

  第917頁)”那時就提出了“繼續革命”的口號,充分顯示出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毛澤東,與民主主義革命者之間的根本區別,顯示出毛澤東自我革命的決心。他在進城“當官”前,就定下“革”自己的“命”的決心,并且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反面教員”李自成,這就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革”“官吏”的命。

  毛澤東不僅這樣提出問題,而且在建國以后的整個歷史時期都身體力行地“革”自己的“命”。

  A,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也不接受“大元帥”的軍銜,充分表明他要革命,而不當“官”

  B,不讓自己的親屬當“官”,而是要他們革命

  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前線,死后也不讓運回國內,不因毛岸英是自己的兒子搞特殊。

  不為毛家的親屬謀求“官”位和經濟利益。這和總設計師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形成鮮明對比,

  C,生活簡樸、廉潔,作為一個幾億人口大國的領袖,還穿著補補釘的睡衣:三年困難時期很長時間不吃肉,與群眾同甘共苦。

  D,不斷地學習馬列主義,總結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提高共產主義革命的自覺性。

  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主席,以身作則,首先“革”自己這個“大官”的命,把自己作為普通勞動者,為全體干部樹立了“標桿”。

  同時對干部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讓干部參加勞動、下基層蹲點;辦“五七干校”;軍官下連當兵等。他明確指出:“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九評》)

  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地發動群眾監督“官吏”,防止他們由“公仆”變“主人”;不惜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改組了原來的國家機器,各級地方政權建立了新的革命委員會。主要特點就是吸收了實際斗爭中涌現出的工農群眾優秀代表參加政權機構。中央一級的如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地方一級的則吸收得更多一些,既避免了政權的官僚化傾向,也保證了人民群眾與政權機關的聯系,極大地增加了政權機關的生氣和活力。

  總之,他一方面促使干部自覺革命,參加生產勞動,與群眾打成一片,另一方面發動群眾反對干部官僚化傾向;一方面促使“官員”群眾化,另一方面在斗爭中不斷提高群眾的管理水平,把優秀的分子充實政權機關,逐步磨滅“官”與“民”之間的界限,促使國家機器的消亡。這里所說的消滅國家機器,是從國內的“官”“民”關系角度講的。

  走資派是殘存資本主義勢力的總代表。革走資派的“命”、消滅國家機器,必然會爆發新舊勢力的激烈斗爭;因為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生的、脆弱的勢力,斗爭也必然會出現反復,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這種革命,與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用武裝奪取政權,砸爛舊的政權機構的革命,性質不相同,所以是“文化大革命”。

  在國際上還存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作為防止外國入侵的暴力工具——國家機器,不僅不能“消亡”,而且要不斷加強。

  如果說毛澤東作為真正的共產黨人,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革”自己的“命”,而敢于發動群眾反對干部隊伍的官僚化傾向,把斗爭的矛頭對準黨內的走資派,特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則表現出偉大共產主義革命領袖的膽略和風范。一個取得政權的政黨,要求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群眾打成一片,而且搞運動,把重點放在自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公開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從政治方面看,是一場反對“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反對“公仆”變成“官員”的斗爭,是在逐步完成“消滅國家機器”的偉大任務。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和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壯舉,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的、重要的貢獻。

  2,“斗私批修”,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共產主義革命

  共產主義革命的另一項任務,就是“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就是要完成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任務。

  新中國建立以后,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勢力已經不可能公開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兩黨制之類的資產階級理論。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政治理論上主要只能以修正主義的面貌出現,因此,反對修正主義就成為思想領域斗爭的主要內容;而私有觀念則是修正主義的思想基礎,斗私與批修是“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一個問題的兩方面。

  由于毛澤東一再強調為人民服務,因此,社會上不可能公開地宣傳什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發大財、當老板之類的言論,但是,私有觀念普遍存在是客觀事實。在農村中,社員們流傳著“分(工分)、分,社員的命根”,工人中的“干活吃飯、賺錢養家”,就是私有觀念的表現。而私有觀念作為理論形態的表現,主要就是經濟學領域的“物質刺激”理論,強調以個人的物質利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與此對立的則是“政治掛帥”。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初期,我國曾經刮起了一股“共產風”,有人主張立刻消滅商品經濟等。毛澤東針對這種錯誤觀點,號召學習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一方面強調要承認商品經濟存在的必然性,承認價值規律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批評了《教科書》片面夸大“物質刺激”的錯誤。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也像‘物質鼓勵’過了頭一樣,會變成個人主義。”“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關于產品分配,蘇聯教科書寫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批語》第427、428、807)毛澤東一方面承認私有觀念存在的事實,另一方面著重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出“學雷鋒”、“學焦裕祿”,要求共產黨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與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等,強調“斗私”,就是要求人們“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私有觀念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必然是修正主義。建國以后毛澤東與修正主義的斗爭,首先是從與國際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開始的。從赫魯曉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后,毛澤東就領導中國共產黨與其進行斗爭,寫了“兩”論和“九”評。早在1959年毛澤東就指出:“赫魯曉夫完全沒有辯證法,只有形而上學。社會原因,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新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43頁)

  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毛澤東逐漸注意國內的修正主義問題。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發表講話。在講到國內問題時說:我們現在搞農村十條(即‘前十條’),城市‘五反’,實際上是在國內反對修正主義,打下基礎。這中間,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要推陳出新。過去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推陳出什么東西呢?陳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推出去,出社會主義的東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舊形式要搞新內容,形式也得有些改變。總而言之,老是帝王將相,劉、關、張,凈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現在經濟形式已經改變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毛澤東這個講話,實際上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范圍,把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從城市‘五反’和農村‘四清’進一步擴大到意識形態方面,特別是文藝領域。”(《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30頁)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提出來的。

  幾千年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有唯物主義的東西,有進步的、贊揚勞動人民的東西,但是,占統治地位的是歷史唯心主義的東西,是贊揚帝王將相的東西,是說剝削階級養活了勞動人民,是資本家給工人“創造”了就業等等。無產階級執政、實行了公有制,必然要求意識形態領域發生革命,把顛倒了的東西顛倒過來。毛澤東號召進行文化革命,正是這種必然性的表現,是“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實踐,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共產主義革命。但是,當時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人很少。以后,毛澤東在關于文藝工作的批示中進一步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436-437頁   第十一冊  第91頁)并且對于教育領域的革命也發表了一系列談話,提出“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   第149、492頁)

  “在‘四清’運動開展以后,特別是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作出后,從一九六四年夏季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從文藝界逐步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許多方面,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領域內規模最大的批判運動。這種批判,以學術討論的形式,進行政治性的批判,被當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的對象,在哲學界,以楊獻珍的‘合二為一論’為代表,在經濟學界,以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企業利潤觀’等經濟思想為代表,在歷史學界,以剪伯贊等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論’等史學觀點為代表。”“孫冶方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總結‘大躍進’的教訓,分析了我國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和經濟政策上的失誤。他認為,用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關鍵。他圍繞提高經濟效果這個中心,提出了價值論、流通論、企業論、利潤論等有創見性的觀點。但這些觀點,都被作為‘利潤掛帥’的修正主義觀點遭到否定。”(《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84-1385、1386頁)

  “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共產黨宣言》語)《毛澤東傳》的作者否定這種觀點,說什么:“這種批判,以學術討論的形式,進行政治性的批判,被當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舊的意識形態,必然要涉及其代表人物,而且都是一些“權威人士”,如楊獻珍、孫冶方、剪伯贊,特別是吳晗。這些學術性的代表人物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必然要反抗,這就是“兩條道路的斗爭”,不過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必然爆發的斗爭。而由此引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的政治斗爭了。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提出:“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是帶領我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帶領我們“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3,限制商品經濟,進行經濟領域的共產主義革命

  按照斯大林的理論,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建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叫過渡時期)不存在私有制,也就沒有階級斗爭了;商品經濟“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

  毛澤東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明確指出商品經濟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86、413頁)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分析未來新社會(即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者注)的經濟形態時,認為實現公有制以后不會存在商品經濟;“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里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11頁)但是,“法權”并不是經濟關系,不是階級斗爭和私有觀念的經濟根源。

  列寧逝世早,當時蘇聯社會還沒有實現農業集體化,雖然他一直強調過渡時期存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但是,不可能提出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后,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問題。

  毛澤東總結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認為商品經濟、貨幣關系是社會主義存在階級斗爭和私有觀念的經濟根源,而且,在斗爭的實踐中,對商品經濟進行了限制。關于在經濟領域如何發展產品經濟,限制商品經濟,我們在《毛澤東帶領向共產主義進軍》一文中進行過探討,就不復述。這里僅探討毛澤東是如何限制商品經濟,防止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復辟。

  他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說明商品經濟是過渡時期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不僅如此,他還具體指出了走資派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經濟根源:“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487頁)說明了一些“官員”反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經濟根源:薪水高,占有更多的商品、貨幣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組了原來的政權機構,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吸收了工農中的優秀分子參加政府機構,他們當了國家級的領導,但是,薪水一直沒有變動,仍然保持原來的水平,這也是“限制”商品經濟的一種形式,不過是政治領域的“限制”商品經濟,是防止干部重新演變為“主人”的一種措施。

  總之,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繼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不僅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開辟了前進的道路,也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推進了一大步!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讓我們攜起手來,向著壯麗、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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