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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丹 | “光榮而獨立的人”如何可能——從蕭紅傳記看不做“歸家娜拉”的知識女性之命運

姚丹 · 2020-06-03 ·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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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蕭紅與秋瑾而言,她們倆都夭折于求獨立的路途中,然而死亡并不意味著失敗,犧牲之前,她們始終實踐著自己求獨立的意志,并且達到過自己的“自由”的黃金時代。

姚丹,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文刊于《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3期

 

  蕭紅,因魯迅的褒揚,以“越軌的筆致”為普通文學讀者所知,以《生死場》《呼蘭河傳》等杰作為專業讀者所喜愛,也以不斷“被男人拋棄”的坎坷命運為坊間所同情。近年更有兩部傳記電影《蕭紅》(2012)、《黃金時代》(2014),在電影市場頗引起一點關注。制作者的初衷,顯然是要對蕭紅的一生做一個力求客觀而豐富甚且唯美的展現。然而由觀影效果看,其間所顯示出來的蕭紅的“悲慘”還是很觸目的,電影對蕭紅的同情,超過對她作為作家的敬仰。這種憐憫而非致敬的“熱鬧”,或許并不能安慰蕭紅臨終前所發出的“不甘”的嘆息。早在1980年代,就有學者敏銳地指出,如果吸引讀者的,“不是由于她的文字魅力,而是由于她的富于魅力的性情和更加富于魅力的個人經歷”,如果蕭紅“不是以其創作而受到足夠的尊重”,“那至少也是一種對于她的不公正”。1而40年后的今天,對蕭紅的這種“不公正”依然存在,甚至除了不把她作為作家來理解的不公正,另有一層不公正,就是對她的“富于魅力”的個人經歷的曲解依然廣泛地存在。

  在比起電影而顯得相對冷清的文字出版物中,近年卻有兩部學術性的傳記,對蕭紅的精神世界和藝術能力做了深致的分析與肯定。一部是季紅真的《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現代出版社,2012年),另一部則是日本學者平石淑子的《蕭紅傳》(崔莉、梁艷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兩位女性學者,均十分準確地把捉到蕭紅精神內部高度“自主性”的實質。因此,本文想圍繞這兩部傳記并結合若干篇蕭紅研究的經典之作,談談蕭紅對于人生的自主選擇,以及這種自主選擇與她的寫作之間的獨特關聯,讓蕭紅不僅以“受害者”的身份,更以一個“光榮而獨立的人”2,一個勇者、創造者的形象嵌于中國現代史中。

  尋求保護者的自主選擇

  對蕭紅的誤讀,很大一部分來自對她經歷的過度同情,甚至是對經歷的“艷俗化”理解。蕭紅的“悲慘”經歷,大致被如此概括:“她不斷被拋棄,小時候遭父親白眼,少女時被表哥背棄,茍且了汪某人汪某人消失,愛了蕭軍蕭軍不斷出軌,與端木結合端木總是臨陣脫逃,死前孤身困在沒有醫生沒有護士的外國醫院,連說不甘不甘。”3這大概能夠比較典型地代表人們對蕭紅不幸身世的基本認知,這還是對蕭紅很有共情理解的并不平庸的女學者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共識是:蕭紅終身坎坷,所遇非人,既無善始也未能善終,而在此過程中蕭紅始終是被動受苦受害,基本沒有看到她的選擇的自主性。

  而季紅真和平石淑子卻都認為蕭紅是自主的,哪怕不是完全獨立的。季紅真認為,蕭紅從少年時代起的“掙扎與奮斗”,是在“追求自立和創造的人生價值”,也“還有情感自主選擇的動機”,而“這兩者都要借助升學的方式,離開小城呼蘭才能實現”。4她在人生早期,離去與掙脫的是以父權為代表的呼蘭小城,掙脫的合法方式是求學,求學不成之后能夠借之展開反抗的方式是自由戀愛。概括而言,蕭紅是在通過依靠一個男人來擺脫另一個男人的控制和壓迫。這可以說是蕭紅一生的反抗模式。用平石淑子的說法,就是她以尋找“保護者”的方式,來展開自己的反抗,“自離家出走之后,蕭紅短暫的一生都是與‘保護者’一同度過的”,并且強調“這是她自己的選擇”。5不做“歸家娜拉”,是她最高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可以相對地放低自己另外的要求;這樣的“妥協”,有時候也會被認為是“茍且”。然而,蕭紅的每一次選擇里都沒有茍且和遷就,恰恰是她的不茍且不奴性,導致她一次次地被“拋棄”——在男權話語里看似被動的“被拋棄”,實際是蕭紅的主動選擇。這一點也是兩位研究者與眾不同的共識。

  我們通過分別分析蕭紅和汪恩甲、蕭軍的關系,可以看到她作為主動者所突進到的前沿。兩部著作,特別是季紅真的著作,對于蕭紅家世史實的挖掘、考證,使我們對蕭紅的早年生活有了更為扎實的認識。此前我們只有一個比較刻板的印象:蕭紅為了抗婚而與父親翻臉。這放在五四以來的“反封建”敘事中,也是很正常的故事,沒有人去細考其中的不合邏輯處:在逃離家鄉后,她為何又“莫名其妙”地與自己早先“拒絕”的婚姻對象汪恩甲同居?而蕭紅與汪恩甲的關系恰是其早期經歷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坊間普遍相信,蕭紅在哈爾濱與汪恩甲同居,懷孕后遭拋棄,是被欺騙的結果,卻無視她和汪恩甲之間實際存在的感情。按照季紅真的考察,蕭紅對汪恩甲本人最初并非全無好感,她曾以未過門的兒媳身份去給汪父戴重孝,“受到汪家和鄉人的好評”6。蕭紅在東特女一中上學時,“她和汪恩甲之間經常通信”,“汪恩甲不久到法政大學夜校上學”,“也可以看出汪恩甲還是一個有上進心的青年,也很在乎蕭紅,不愿意被她看不起”。因而“他們肯定有過相處比較和諧的一段時光”。7后來因為汪的抽大煙等惡習,蕭紅心里對之有所疏遠,遂跟隨表哥陸振舜到北京求學,這對汪家而言是有辱家門的行徑,因而汪家要解除婚約。汪恩甲本人并不愿意與蕭紅解約,這使蕭紅認定狀告汪恩甲哥哥“代弟休妻”的官司必贏,沒想到在法庭上汪恩甲臨場變卦,蕭紅敗訴。8汪恩甲此人之毫無承擔、性格軟弱,令蕭紅大為失望。但當蕭紅被父親“半囚禁”在鄉下,在與父親的對立中,唯一能夠抓到的外面世界的一點“溫暖與愛”,卻又只有汪恩甲。她“多么渴望有人來解救她,把她帶出這個嚴密的牢籠”。在這種心理背景下,“獨自回味往事的時候,她擺脫了周圍人的影響,終于在心理上和汪恩甲和解了”。9蕭紅這段時間的心理感受,留在了她寫的情詩里。這樣,蕭紅后來和汪恩甲同居,就是可以理解的,不是什么“茍且”,而是有著一定的感情和心理基礎的。最后汪恩甲把蕭紅留在旅館里,回去取錢,一去不歸,也仍然是汪恩甲軟弱無承擔的性格人品的必然表現。蕭紅在和汪恩甲的關系中,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不堪。甚至,蕭紅在意志力上可能更強大一些。

  而蕭紅和蕭軍的關系要比她和汪恩甲的關系復雜一些。同是被平石淑子歸為“保護者”,汪恩甲和蕭軍是很不同的。汪恩甲可能并不是十分自覺地充當著保護者角色,除了在金錢上較蕭紅有優勢以外,汪恩甲在精神、意志、才華各個方面對蕭紅構不成太大的壓力。而蕭軍則不同。蕭軍是自覺地充當了保護者的角色,并且對蕭紅的精神構成壓力和傷害。

  早在季紅真和平石淑子的著作問世之前二十年,就有一部女性主義研究著作注意到了蕭紅選擇的特異性和蕭軍的“封建性”。這就是如今已成名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下簡稱《浮出歷史地表》)。這部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給予了蕭紅很高的評價。書中把蕭紅稱為“大智勇者”,并肯定蕭紅對一切形式的男權主義——特別是對在左翼陣營中,以不易被人覺察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男權秩序——的反抗。該書還指出,在蕭紅和蕭軍的關系中“蕭軍占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優勢和社會優勢”。1930年代的中國,“整個意識形態充斥血與火的革命、刀槍相見的斗爭,大眾的苦難與暴動與消滅軟弱、堅強無畏”。受“大眾”意識形態的袒護,“蕭軍可以不必愧對自己內在的個性和男性弱點”。而“蕭紅對溫情與愛的需求是不受意識形態的庇護的”,因為“在一個只提‘被壓迫的勞苦婦女’,而不提知識女性的時代,蕭紅的內心呼喚,在整個意識形態中找不到一個微小的支點,甚至,只能占一席被貶抑之地”。10蕭紅離開蕭軍的選擇既是天真的,又是充滿勇氣和智慧的,“借端木而離開主導文化陣營,不啻也是一種對女性自由可能性的探索”。11蕭紅通過自己的選擇,所要否決的是她洞察到而不能忍受的兩個傾向:首先是“在民族危難關頭代表歷史方向的文化群內部的封建性”,與此相連,是她個人在這個文化陣營內部所要“扮演的與舊時代女性無二的角色”。而她所要追求的是被五四喚起的盡管可能“并未存在過”的“人的價值和人的自由”,以及“溫柔與愛”。12這是十分重要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是我們認識蕭紅的基點。

  平石淑子也是如此看待兩蕭關系中的不平等的。她指出,雖然蕭紅尋求“保護者”的努力是自覺的——“她知道在那個時代,女性想要一個人走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主動選擇合適的‘保護者’”。13但是,她并不能確保這些“保護者”會如她所愿,“為自己走上獨立的道路擋風遮雨”。相反,像蕭軍這樣的卻很可能毀滅她的獨立性。蕭軍把蕭紅看作弱者,“對她像對待孩子一般”,而由于兩人最初的關系就是不平等的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關系,因此“蕭紅必須忍受自己的這一地位”。14

  在此基礎上,平石淑子修正了《浮出歷史地表》的一個重要觀點。她指出,“蕭紅一直以來被許多善意的讀者構建成一個經歷了女性特有苦難與不幸的形象”15,這些“善意的讀者”也包括她當作前輩看待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們。她不同意《浮出歷史地表》的一個重要結論:“親情的缺失造成她游離在想象與真實的雙重世界中,蕭紅唯有在想象的世界中才是自由、快樂和純粹的”。16平石淑子指出,“親情的缺失”這個判斷,“在資料方面存在著一些問題”。17如果這個前提不能完全確定,那么這個結論自然是需要做出調整的?!陡〕鰵v史地表》一書把對“溫暖的世界”與“冰冷的世界”的劃分,當作蕭紅原始的“真實”生活。而平石淑子則認為,這種對立其實是作家為了寫作需要而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虛構”。如果她的判斷準確,那么蕭紅人生經歷的黑白冷暖的強烈對比就會淡薄許多,“偶像化”(平石淑子語)色彩也會被減低。這意味著,她引人同情的可能性也將相對減小,進而,蕭紅才華的殊異光芒就可能由此更容易為人所見。

  “大鵬金翅鳥”18的創生力

  在季紅真和平石淑子筆下,蕭紅的人生雖是坎坷的,卻不是悲慘的;作品雖然不按“常規”安排語言和情節,但并非主題枝蔓、結構破碎的。我們所見的,是對人生做出自主選擇并且自覺承擔由這選擇而帶來的殘酷后果的勇者蕭紅,是對寫作效果有通盤思考而非僅僅依靠女性直覺的富于創造力的成熟作者。蕭紅寫作的原動力不是釋放內心“童年創傷”,而是通過寫作確立自我,完成自己的精神建設。

  蕭軍說蕭紅要做一個“超歷史的人”,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她要超于歷史的發展。她所處的歷史時段,中國社會性別秩序還是男尊女卑。就算都是左翼,蕭軍看重的是對社會強力的反抗,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弱的”女性伴侶所構成的壓迫。而蕭紅早就洞察了包括左翼在內的性別秩序的問題,并加以反抗。“超歷史的人”的另一層含義,是她選擇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抗爭意識,通過寫作把自己的屈辱和痛苦記錄下來,而不是選擇性地遺忘。

  平石淑子指出:“在認識蕭軍之前,她與自己選擇的男性同伴的同居生活宣告破滅,包括懷孕、賒欠住宿費在內的共同生活所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必須由她一個人承擔”。她“作為人的尊嚴和驕傲,全都被社會踐踏、蹂躪,甚至將被抹殺”,“她面臨著人生最大的危機”。蕭軍的出現使她擺脫這一危機,曾一度感受到充盈的“愛戀和幸福感”。但是很快,她重拾的尊嚴又遭遇新的困擾,即“被男人庇護”所必須付出的這種“屈辱”,而這種屈辱蕭紅“必須將之書寫出來”。19也就是說,蕭紅是通過寫出“屈辱”的方式來擺脫屈辱。她既要在《商市街》寫出屈辱,也要寫出自己“作為一個人感受過、思考過”。這或許是一種“強烈的自我辯護”:“自己并非是一個在蕭軍的庇護下的羸弱可憐的‘安琪兒’”。蕭紅“通過創作活動精神方面逐漸成長起來”,從而擺脫蕭軍在精神上將兩人“永遠置于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關系之中”的控制意圖。20

  對于蕭紅而言,寫作并非為了精神療傷,而是在精神上確立自我。如果是“白日夢”式的療傷,需要在作品中塑造一個更為完美的自我。而蕭紅并非如此。她所堅持的,是塑造那個被傷害和打擊的自己;她在文字中也為弱者,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立傳。蕭紅能夠通過寫作完成一個“真實的自我”,以及各種真實的女性形象、弱者形象,也相當于能夠通過寫作獲得主體性并且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賦予主體性。在男權社會里,能夠說出一個“真實的自己”,就是在斷然使用女性的權力。試想多少女性都是在忍辱中按照男性的要求規范自己的行為,設計自己的形象。比如我們熟悉的娜拉,在其早年長達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其精神是被禁錮的。她只能遵守男權社會的各種限制,“不能表現出不幸福,不能對抗丈夫的想法,不能把想法告訴自己的丈夫,更不可能去反抗”。21娜拉“只能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無權獨立思考”,“娜拉的存在沒有被賦予任何意義,她從來都不是主體,只是客體。”22

  另一方面,她對自己“寫作目的”、“才能”和“意志”、“毅力”的自信,也促進著蕭紅的寫作者身份的確立。蕭紅并不認為自己是杰出的天才,但也沒有否認自己有一定的天分。同時,更強調自己的勤奮刻苦——也就是寫作的“設計”而非純憑本能(“天才”)。天才的說法,一方面看似在贊美她的才能,另一方面卻也在貶損她,暗示了蕭紅沒有能力理性地安排作品結構、控制作品走向。蕭紅自比為曹雪芹《紅樓夢》里的“癡丫頭”香菱:“我是像《紅樓夢》里的香菱學詩,在夢里也做詩一樣,也是在夢里寫文章來的”23。此自比,并不是在身份或者智力意義上自貶,而是強調自己的那股“癡勁”,那種沉迷于寫作構思中專注到發癡的狀態;即她的作品構思不僅依靠直覺,也運用了理智。她也拒絕被稱為具有異稟意義上的天才:“中國所謂的天才,是說天生有些聰明,才氣。俗話謂之天分、天資、天稟”。蕭紅想成為的是“外國人所說的天才”,以成就立身,“成就達到極點,謂之天才”。24這是很高的自負,也是很強的自我期許。

  蕭紅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自己的獨立觀察和思考作為后盾。她說的話,經常力排眾議。她在《七月》座談會上說:“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F在或者過去,作家的寫作的出發點是向著人類的愚昧!”25戰勝“人類的愚昧”,這就是她寫作的最大動力。她對魯迅作品的一些評價其實可以移用來理解她的作品。她說:“魯迅的小說的調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說是動物性的,沒有人的自覺,他們不自覺地在那里受罪,而魯迅卻自覺地和他們一起受罪。”26和自己的人物“自覺地”“一起受罪”,這也是作為寫作者的蕭紅的態度。她說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我的人物比我高”。27置身于自己的和作品人物的痛苦中,并認為這樣的痛苦并不是“人”所應該承受的,這就是蕭紅真正的批判鋒芒所向。由此,她的作品自然就跨出了自我療傷的藩籬,在滿是缺陷的人物身上,示現人活在世界上的非人性;又在人物的堅韌中,彰顯了人之自我承擔的堅毅,一如她作品中的馮歪嘴子。

  《呼蘭河傳》中的磨倌馮歪嘴子,他先是不安于自己低賤的身份而娶了城里的年輕姑娘。生了兩個孩子之后,妻子死了。人們就等著看馮歪嘴子垮下去,但“他不但沒有感到絕望已經洞穿了他”,而且為著兩個孩子,他“反而鎮定下來”,“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負著他那份責任”。28平石淑子認為,馮歪嘴子的行為是對社會和歷史的大膽挑戰。他辜負了大家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挺過難關,取得了勝利,“他的行為和成功粉碎了人們的既成觀念”。蕭紅“在這一章中向讀者暗示了這個沒有任何教養和知識的隨處可見的甚至可以說是被人蔑視的磨倌明亮的未來”。29這個明亮的未來,指的是人物精神上的自立。唯有精神自立,才能倔強地活下去,既保持自己的尊嚴,又始終肩負著自己的責任。此乃蕭紅作品貫穿性的追求,用平石淑子的話說,就是對“人”的追求,她通過對比分析《呼蘭河傳》中的人物與蕭紅此前小說如《后花園》中的人物行為軌跡之不同,得出結論:“這部作品看上去似乎沒有明晰的情節,實際上卻是在明確的創作意圖之下巧妙構思而成的。這部作品的主題在于作為‘人’活下去,這不但說明它貫徹了蕭紅自《生死場》之后的問題意識,而且也表現出作者在《生死場》之后通過六年半創作活動更加明確了問題之所在”。30這里有兩點引人注目,一是如上所分析的,將蕭紅小說創作的追求歸結為對“人”的生活意義的追求,蕭紅的文學就是一種“人”的文學;二是對蕭紅的寫作才能(比如“巧妙構思”)的高度肯定。借用周作人對“人的文學”的定義,蕭紅的文學正是由于對于“人”應當有的生活的向往,“對于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者憤怒”,而成其為“人的文學”的。31

  從蕭紅發表成名作《生死場》開始,不擅結構、語言散漫等評價就跟隨著她,幾乎成為定評。其始作俑者當是胡風。胡風說:“第一,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全篇顯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著中心的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應該能夠得到的緊張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寫里面,綜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夠。個別地看來,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個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夠明確地跳躍在讀者底前面。”32這段評價死板地要求以塑造階級“典型人物”為要務,而蕭紅則是自覺反抗、突破這種“規范”,并靈活地寫出了人物的階級意識。蕭紅寫作的散漫,也是她反抗固化正統秩序的一個主動選擇。因為不進入“體系”秩序,反而不容易被馴服,關于這一點,倒也有男性學者發現了此中“奧妙”。雖然他是在談蕭紅的“情欲”時提到的。他說:“蕭紅的情欲是有點變態,她在女性里面其實也是邊緣的,也是弱的。但是另一方面,她這種欲望就難以被男性的話語所書寫,不容易被馴服。她老是找這種邊緣的位置去逃”。33雖然話說得有點粗糙,但指出蕭紅因為邊緣而不容易被馴服,卻一語道出了蕭紅作為弱者的主動性。就胡風批評的《生死場》人物的“不夠典型”而言,換一個視角來看,蕭紅的人物的性格不是不突出,而是十分突出。比如葛浩文就認為“《生死場》一書中有好幾段非常感人,文筆也極生動”。葛浩文指出,蕭紅在此書的開頭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農人對家畜的強烈感情上,“對農人而言,無論是一匹馬、一頭?;蚴且恢谎?,都是他們的命根子,甚至看得比他們的親生子女還要重要。就因如此,所以當趙三失手殺了小偷而不得不賣牛償債時,他的一生就從此完結了。二里半為要加入義勇軍,毅然舍棄了他那心愛的老山羊,這就是他決心獻身抗日的最佳表現”。34蕭紅通過二里半對老山羊的態度的變化,寫出了他內心意識的變化,以“人與物”的互動,來呈現其變動了的精神世界。

  結語:出走的娜拉之意義

  由于魯迅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樣”之問,對于娜拉出走之后的處境如何,人們普遍心存疑慮。有意思的是,蕭紅,作為魯迅的私淑弟子——受了魯迅作品的感染而走出“父親的家”,終身未返——卻不顧一切,選擇出走。魯迅關于娜拉走后“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判斷,一方面意在警醒年輕人,不要因過于樂觀而忽視叛離舊家庭出走道路之艱辛;另一方面,更是對女性在其時中國社會無路可走的“現實主義”的認知。我們甚至可以把1925年小說《傷逝》的創作,看作魯迅的預警:那些徒有“走出去”的熱情,卻不具備“走下去”的謀生能力以及搏擊意志的年輕人,他們將付出生命代價(子君的死),也將遭遇精神的毀滅(涓生遭受無以自遣的終身悔恨的折磨)。但是蕭紅并沒有被這種“現實主義”的警告所阻止,她向外奔跑的腳步沒有少歇。在對娜拉走后“將要怎樣”的認知上,她記住了魯迅的警告,并力圖以自己的實踐回應魯迅的警告,那就是通過自立的寫作獲得經濟獨立,從沒有路可以走的路上,踏出一條路來。蕭紅受到未能走出家門的小同伴要么夭折35,要么成為“金絲雀”的刺激,而立志走一條出走自立的路。這是一條荊棘叢生的路,卻也是一條光榮的路。其光榮在于勇敢地選擇,并且是以“自由”作為自己前進的目標。這自由,既包括對人生道路自我做主的精神自由,也包括通過寫作賺錢而獲得的經濟自由;既表現于為了求學不顧一切的執著,也體現于情感自主的選擇,更充分展現在她自覺、持續的寫作活動里。

  魯迅在關于娜拉的著名講演中,引用了易卜生《海的女人》里面一個情節,丈夫對要離家出走的妻子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并且還要自己負責任。”魯迅說,于是夫人不走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36魯迅的意思是,如果娜拉意識到出走的選擇要自己承擔一切后果,就不會出走了。然而蕭紅不是魯迅預想中的娜拉,蕭紅一生都是自己選擇,并且自己負責任的,她所走的,是不做“歸家娜拉”的道路。盡管有研究者把蕭紅的成就歸功于魯迅的栽培,“魯迅用賞識、舉薦與護佑成全了蕭紅,也完善了自己在《娜拉走后怎樣》演講中為女人指明的出路———靠自己的才華與努力來擺脫保守家庭的束縛,闖出一條擁有獨立人格的精彩道路與職業人生”。37但我認為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蕭紅最初走出“父親的家”的勇氣和自由意志。女性爭取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女性的政治解放,在魯迅那里,是前者決定著后者的。但蕭紅的道路,似乎顯示出這是彼此互為因果的。如果沒有獲得自主的個體,就很難有強烈的獨立意志去面對爭取經濟地位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就會像《海的女人》那樣選擇退縮。而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的主體,就可以咬緊牙關闖過一道道險關。

  在這個意義上,郭沫若對娜拉的理解也許更接近蕭紅一生道路的真實情況。1942年7月,就在蕭紅于香港黯然離世半年后,郭沫若寫了一篇文章《娜拉的答案》,其中談道:“脫離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該往何處去?求得應分的學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獨立,在社會的總解放中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在社會的總解放中擔負婦女應負的任務;為完成這些任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犧牲——這些便是正確的答案。”38郭沫若這篇文章,是應重慶《新華日報》所約,為紀念魯迅素所敬愛的同鄉鑒湖女俠秋瑾而作。他指出,為完成“社會的總解放”以及“婦女自身解放”而“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做犧牲”的秋瑾,正是回答其后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之問的恰當人選。“求得應分的學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獨立”,秋瑾的路,也是蕭紅的路,更是眾多選擇不做“歸家娜拉”的中國現代知識女性所走的必由之路。僅從作家來觀察,這條路上,五四以來就有廬隱、白薇39、丁玲、張愛玲,她們都以寫作來謀生求獨立,也都在人生途中遇到過與自己能夠展開對話,在精神上既構成壓力又構成某種動力的異性同行者。這些同行者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沒有能夠與她們攜行到最后。就蕭紅與秋瑾而言,她們倆都夭折于求獨立的路途中,然而死亡并不意味著失敗,犧牲之前,她們始終實踐著自己求獨立的意志,并且達到過自己的“自由”的黃金時代。

  1    趙園:《論小說十家》,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13頁。

  2   了解蕭紅、卻并不真正理解她的蕭軍,曾經在晚年如此寫道:“她要做一個超歷史的,從而否認歷史的,光榮而獨立的人!”見蕭軍:《為了愛的緣故: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60頁。蕭軍的這份輯注最初出版于1981年,近40年人們對蕭紅身世的不少看法都來自于蕭軍的描述。他在這份輯注里,肯定了蕭紅的才能,認為“在文學事業上,她是個勝利者!”但是對蕭紅的整個生活卻予以否定:“在個人生活意志上,她是個軟弱者,失敗者,悲劇者。”(同上書,第260頁)

  3   楊遠嬰、張頤武、吳冠平、楊麗華:《黃金時代》,《當代電影》,2014年第11期。

  4   季紅真:《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第188頁。

  5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318頁。

  6   季紅真:《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第281頁。

  7   同上,第282-283頁。

  8   曹革成:《我的嬸嬸蕭紅》,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41-42頁。

  9   季紅真:《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第340頁。

  10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0頁。

  11  同上,第182頁。

  12  同上。

  13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318頁。

  14  同上。

  15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351頁。

  16  同上,第27頁。

  17  同上。

  18  “大鵬金翅鳥”是聶紺弩對蕭紅的美好祝福:“飛吧,蕭紅!你要像一只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里的食客……”參見聶紺弩:《在西安——聶紺弩回憶蕭紅》(1946年1月20日),收入《為了愛的緣故: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第265頁。

  19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171頁。

  20  同上,第192頁。

  21  吳阿敏:《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分析自我意識的建構與喪失——以〈玩偶之家〉中娜拉為例》,《海外英語》,2017年第3期。

  22  參見梁緋:《從理想主義到否定主義——論〈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轉變》,《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23  聶紺弩:《回憶我和蕭紅的一次談話——序〈蕭紅選集〉》,《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1期。

  24  聶紺弩:《回憶我和蕭紅的一次談話——序〈蕭紅選集〉》。

  25  蕭紅的發言收在《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記錄》,《七月》,1938年第3卷第3期。

  26  聶紺弩:《回憶我和蕭紅的一次談話——序〈蕭紅選集〉》。

  27  同上。

  28  蕭紅:《呼蘭河傳》,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65頁。

  29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297頁。

  30  平石淑子:《蕭紅傳》,第299頁。

  31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

  32  胡風:《〈生死場〉后記》(1935年11月22日),《胡風評論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98頁。

  33  楊遠嬰、張頤武、吳冠平、楊麗華:《黃金時代》。

  34  葛浩文:《蕭紅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9頁。

  35  例如蕭紅曾有一個要好的女友開子,因為不敢也不能開口向家庭說出自己心中真正喜愛的人,而又不愿意服從家里的安排嫁到一個自己看不上的農村人家,“終于得了肺結核,青春生命不治而亡。這件事對蕭紅刺激很大,看到殘酷的舊式婚姻的恐怖結果,特別是那些在兩種文化中都處于邊緣、受歧視的女性,命運更為悲慘。”參見季紅真:《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第236頁。

  36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58-159頁。

  37  馬秀英、馬千惠:《魯迅的“娜拉”情結——兼談魯迅與蕭紅的關系》,《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38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新華日報》,1942年7月19日。

  39  楊聯芬對白薇有“革命娜拉”的命名,認為由于白薇“大革命時期在武漢與革命的‘零距離’接觸(她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使其對男性暴力的體驗,有更深的感受”。楊聯芬還指出白薇表現“大革命”的長篇小說《炸彈與征鳥》,“對1926年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從性別的角度,做出了相當嚴厲的審視”。參見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257-258頁。楊聯芬的研究啟示我們,可以將現代文學中的一些女性作家作為“娜拉序列”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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