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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思想論析——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為中心的考察

徐田 付東東 · 2020-05-30 · 來源:毛鄧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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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直重視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引導億萬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的問題,“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一支勞動大軍”。少數民族群眾有效地“組織起來”,對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力水平提升以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至關重要。

  作者:徐田,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付東東,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教,法學碩士。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2期

  [摘 要]《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是毛澤東在致力于推進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引導億萬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背景下主持編輯的。該書收錄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與農牧業生產經營的典型案例,展現了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的思想,主要包括:建立少數民族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為農牧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載體;加強少數民族地區黨支部與干部隊伍建設,為農牧業生產經營提供堅強保障;釋放少數民族群眾主體性活力,推進農牧業生產方式變革等。這些思想與實踐對促進新時代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效銜接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合作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實踐證明,促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團結、穩定與繁榮,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謀求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責任與擔當。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進行了前瞻性思考。1955年9—12月,毛澤東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收錄了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的典型材料,其中不乏來自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代表性案例。該書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思想,既展現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干部群眾投身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高度熱情,更描繪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愿景。其中,注重建立少數民族農牧業生產合作社,注重發揮基層黨組織及干部隊伍的核心作用,注重釋放少數民族群眾主體性活力等主張,對促進新時代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效銜接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建立少數民族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為農牧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載體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社會主義農牧業改造,離不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引導。此外,在農牧業生產管理、農牧民勞動力分配以及農牧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彰顯了組織化載體的優越性。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編輯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與農牧業生產經營的鮮活案例,展現了社會主義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對實現民族聚居地區團結、穩定與繁榮的載體作用。

  (一)以農牧業互助合作改變少數民族地區生產經營方式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多在我國中西部廣大鄉村,與漢族地區相比,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處于較低水平。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與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社會主義鄉村改革中,尤其是在工農業生產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與漢族地區之間的差距逐漸顯現出來?;诖?,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編入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行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農業生產經營的典型案例,展現了適合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農牧業合作社體制。

  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行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農業生產經營具有如下特質:

  一是以農牧業合作社為載體,有效組織勞動力生產要素,促進農牧業生產技術革新與集約化經營?!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以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牧業合作社為范例,闡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對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粗放式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過程及成效。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通過牧業生產合作社“解決了個體分散經營時代的盲目經營和勞動力不足的困難,使牧民增產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與此同時,面對個體牧民在牲畜飼養、管理中存在的不良習慣,牧業生產合作社建立起放牧、防疫等專人負責制,提高牧民的牲畜繁殖率、成活率,“用細致科學的管理方法,代替過去粗放的靠天吃飯的經營方法”。農牧業生產合作社以其獨特的組織優勢,克服了個體牧民難以克服的困難,贏得了牧民的廣泛認同,激發了牧民從事牧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為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提供組織載體,進而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水平提升。

  二是通過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建立有效的農牧業生產與分配機制,發展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生產關系,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水平提升創造條件。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分配機制,既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分配,也要統籌好勞動力與畜力的分紅占比?!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收錄了青海省循化縣在農牧業合作化過程中兼顧貧農、中農利益的材料,使他們“齊心團結搞好生產”。此外,在處理勞動力與畜力的分配占比問題上,《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縣山水坡農業合作社為代表性材料,贊揚它們“實行按土地分攤股份基金和牲畜價款折頂股份基金的經驗”。通過兼顧勞動力、土地、畜力等生產要素的分紅占比問題,農牧群眾的勞動報酬得以增加,勞動積極性進而大大提高。

  在毛澤東看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堅持了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干部與群眾共同積極探索的結果,其實質是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釋放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性活力,這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

  (二)增進民族團結協作推動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

  “大雜居,小聚居”是我國各族人民長時間交往、交流與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空間分布格局。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與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進程中,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干部群眾打破了民族之間的界限與壁壘,探索了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創新做法。

  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以及建構互助合作網的做法,毛澤東給予高度關注,他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將“民族雜居地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及“互助合作網”歸納為重要的單元板塊。對浙江省、貴州省、青海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多民族農牧群眾打破族群之間界限,建立“聯合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及構筑“農牧業生產經營合作網”的做法,毛澤東通過“本書編者按”表示肯定。在《合作網的制度應當在全國推廣》一文中,針對浙江省余姚縣龍南鄉創造性運用“社長碰頭(群眾叫做‘網會’)、各種專業會議、田間參觀檢查、個別聯系”等方式“建立中心社和互助合作網”的做法,毛澤東明確提出:“合作網應當普遍地建立起來,使之成為制度。”

  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毛澤東編入了青海省亹源縣回族自治區回、漢兩族農民組織建立“團結社”進行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材料。應該說,“團結社”的成立,化解了回族群眾與漢族群眾之間的矛盾分歧,增強了兩族群眾之間的情誼,進而提升了農作物的產量。“團結社”拉近了回、漢兩族群眾之間的距離,使大家堅定了“只有互相團結才能得到各民族共同幸福生活的信心”,為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之所以肯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聯合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及構筑“農牧業生產經營合作網”的做法,是因為其戰略目標是通過農牧業生產合作社與合作網實現各民族農牧民群眾的“大聯合”,變革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進而實現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團結、和諧與繁榮。

  (三)提升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激發農牧業生產經營積極性

  農牧民群眾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的主體。農牧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的有效提升,關乎他們對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認同以及整個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積極性的發揮。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的重要論斷。農牧業合作社形成新的生產力,必然有效提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進而激發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介紹了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十二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有效提升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的狀況。通過牧業合作社,根本改變了牧區面貌,提升了農牧民的購買力,使得“人民收入大為增加,到一九五二年,人民購買力,每人平均已經達到二十五元七角,超過一九四九年的三點七倍”。此外,牧業合作社提升了牧區牲畜飼養的管理水平,使牲畜的繁殖率與死亡率“一升一降”,讓農牧民看到了它在推動生產經營方面的優越性,使其“成為牧民所歡迎的形式”。牧業合作社根據生產的需要,使社員適當集中,“改變了過去各戶孤獨生活不通往來的習慣,而且文化、衛生水平逐漸提高”。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充分肯定了農牧業合作社提升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明確了農牧業合作社發展的目標導向。事實上,農牧民群眾在生產生活水平提升之后,都積極主動地投入地區農牧業生產經營活動,農牧業合作社的公共積累隨之不斷增加。

  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黨支部與干部隊伍建設,為農牧業生產經營提供堅強保障

  毛澤東認為,在我國這樣統一的、多民族的、地域廣袤的國家開展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變革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需要各民族地區鄉村干部、群眾同心協力,尤其需要加強干部隊伍與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化鄉村基層黨支部的領導作用。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收入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典型材料,基本體現了他關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業生產經營的思想,為黨領導少數民族地區民眾開展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以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一)發揮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

  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變革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離不開基層黨組織。毛澤東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工作的持續推進,需要不斷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為黨領導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一是基層黨組織領導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迫切性?!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闡釋了云南省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需要基層黨組織的迫切性?!兑粋€混亂的合作社整頓好了》一文介紹了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西疇縣戈木鄉東升合作社前后對比情況。之前基層黨組織缺位,致使農牧業生產經營滯后,農牧民群眾人心渙散,生產生活受到影響。在整頓過程中,“縣委和支部委員以誠懇的態度,向大家檢討過去對合作社的不關心”,認識到基層黨組織領導農牧業合作化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核心作用。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本書編者按”中提出:“所謂混亂,沒有別的原因。得不到黨的領導,當然就要混亂。領導一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在毛澤東看來,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村寨迫切需要基層黨組織在領導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起作用。

  二是基層黨組織引領農牧業生產提高民眾收入。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疏附縣色滿區,通過“黨支部集體研究確定工作步驟”的方式,推動農牧業生產的合作化與組織化。同時,在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發生的重大問題都及時反映到黨支部研究解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烏魯木齊縣、烏恰縣與新源縣,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使得三個縣“社員的情緒很高,生產生上有了改進,收入也有了增加……一九五五年三個社的收入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毛澤東著重對少數民族地區基層黨組織促進農牧業生產合作化及生產方式變革的典型材料寫了“本書編者按”,贊揚少數民族地區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充分展現了基層黨組織在領導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的核心作用。

  三是基層黨組織凝聚民眾力量促進生產經營方式變革。毛澤東對貴州省鳳岡縣崇新鄉以合作社黨組織領導農民群眾“積堆肥、泥水選種、做新式秧田”等生產經營技術革新的做法給予肯定。毛澤東提出,能不能少出毛病,保障增產,就看各級地方黨委的領導重心是不是能夠迅速地和正確地轉移到這一方面。崇新鄉基層黨組織匯聚農民群眾進行生產經營技術革新的強大力量,為農業生產發展提供保障。毛澤東在《鳳岡縣崇新鄉是怎樣在黨支部領導下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本書編者按”中寫道:“這個地方的路線是正確的。”少數民族地區基層黨組織凝聚起農牧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建設以及變革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力量,為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水平提升注入主體要素活力。

  (二)培養政治覺悟高領導能力強的少數民族干部

  少數民族鄉村干部是帶領人民群眾走上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道路及進行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的“領頭雁”。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少數民族干部的選拔與培養。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毛澤東明確要求地方黨委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干部進行選拔、培訓和任用。毛澤東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不難看出,毛澤東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干部,尤其是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干部,對解決民族問題能發揮重要作用。

  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毛澤東注重少數民族地區鄉村干部發揮示范帶動作用,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取得成效。其中關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相關材料表明,培養、選拔、任用具有政治覺悟高、領導能力強的少數民族干部,是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重要推動力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疏附縣色滿區在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中,不斷增強基層少數民族干部領導農牧民群眾“組織起來”的能力。毛澤東在《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的“本書編者按”中對該地區“為了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進行選拔、培養與使用的做法給予肯定。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對培養“為了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政治覺悟高?!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介紹了青海省亹源縣回族自治區回族干部從維護民族團結高度有效解決合作社內回族與漢族社員鬧矛盾的問題。在此過程中,照顧好回族和漢族社員的實際利益需求,使“回、漢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成為一種力量”。此外,該書對多民族雜居地區合作社干部構筑和諧民族關系的新做法進行了闡釋,尤其是對貴州省荔波縣板考鄉布依族、水族與漢族構筑“有事都能彼此商量,互相尊重”民族關系的措施表示贊許。正是少數民族干部以高度的政治覺悟化解民族群眾在生產生活中的矛盾,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才得以順利開展。

  二是領導能力強?!吨袊r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收錄了少數民族干部在領導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以多元化形式激發農牧民群眾生產經營熱情的事例,彰顯少數民族干部較強的領導能力。在激發少數民族群眾參與農牧業生產經營熱情的過程中,貴州省荔波縣板考鄉的少數民族干部因地因時制宜“采取大會報告、組織群眾討論、田間寨壩擺談和家庭訪問等多種多樣的方式”,使水族和布依族群眾進一步明晰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重要意義,促進了農牧業有效擴大再生產。

  三、釋放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群眾主體性活力,推進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多處于我國的中西部,其民主政治、地區經濟與鄉土文化具有獨特性和復雜性,其社會主義農牧業改造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走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道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面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特殊發展狀況,黨中央明確了“慎重穩進”的工作方針,從而促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各項工作健康發展。

  (一)增強少數民族主體性活力符合整體國家利益

  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民群眾主體性活力的增強,能夠為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提供“內生動力”。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特殊性,需要黨的民族政策有效貫徹。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針對部分干部存在的“大民族主義”傾向,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全黨范圍內少數民族工作進行總結,認為幫扶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符合整體國家利益。1953年10月,毛澤東在《和西藏國慶觀禮團參觀團代表的談話》中明確提出:“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在毛澤東看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是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毛澤東肯定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幫扶作用,同時也強調民族平等以及增強少數民族主體性活力,對推進農牧業合作化與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重要意義。1954年10月,毛澤東向全黨批轉了《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強調指出:“只有先進民族的幫助,并不能徹底解放少數民族,因為不進行社會改革,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就還不可能最后獲得完全的徹底的解放,社會不可能向前發展,過渡到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1955年3月,毛澤東再次重申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在社會改革中的重要性,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由此,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顯得尤為必要,并突出了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事實上,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起關鍵作用的是少數民族干部群眾,尤其是億萬農牧群眾蘊含的創造偉力。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對內蒙古自治區、廣西省、貴州省、云南省、青海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少數民族地區農牧群眾增強主體性活力的創新做法高度贊揚。他在《岑溪縣莫壽全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展合理化建議的經驗》的“本書編者按”中,對該地區釋放群眾主體性活力的做法給予表揚,明確提出“這是一個創造性的經驗”。

  (二)鼓勵農牧民群眾積極主動開展多種經營

  毛澤東主張在農牧業合作化及生產經營方式變革中發展多種經營,引導農業剩余勞動力投向副業,拓展農牧業生產經營的廣度。鼓勵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群眾積極主動開展多種經營,可以達到民族間“互通有無”的目的,構筑族際間的生產經營新機制。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收錄的有關“廣寧縣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文章,詳細闡釋了鼓勵農牧民群眾積極主動開展多種經營的情況。該文提出,紅星農業合作社依托荒山連片、勞動力充足的稟賦條件,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前提下,抓好林業加工、水力磨粉廠、腐竹廠、石灰窯等多種經營方式,有利于擴大再生產。毛澤東在“本書編者按”中提出:“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值得各地研究推廣。”此外,毛澤東在《副業問題》一文中,對云南省馬龍縣因地制宜、因社制宜鼓勵農牧民群眾開展農業與副業并舉的多種經營方式表示肯定。該地區的多種經營“為社會增加了財富,發揮了勞動潛在力,保證了戶戶都能增加收入……保證了人人有事可做”。實踐證明,鼓勵農牧民群眾積極主動開展多種經營,對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發展以及增加群眾收入具有特殊意義。

  毛澤東認為鼓勵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民群眾開展多種經營,需要放手基層干部群眾探索嘗試。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編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疏附縣色滿區關于鄉、村干部在建立農牧業合作社過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材料時,對維吾爾族鄉、村干部以及農牧民群眾如何放手建立與發展農牧業合作社以及開展多種經營的“五點有效措施”表示贊許,即“(一)通過總結過去的工作,使鄉、村干部明確建社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二)把辦社的政策方針和具體辦法,交代清楚;(三)幫助黨支部加強了集體領導;(四)加強巡回檢查,及時交流經驗,糾正缺點,具體幫助薄弱的環節;(五)正確對待鄉村干部在建社當中的錯誤和缺點”。毛澤東對廣東省、云南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鼓勵農牧民群眾走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道路,開展多種經營促進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創新做法表示肯定。毛澤東強調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需要發揮各民族群眾的比較優勢與勞動專長,進行民族間的分工、分業生產,不斷發展多種形式經營,實現各民族之間有效融合。一方面,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與農牧業生產多種經營具有資源稟賦的獨特性,不能以漢族地區的方式方法進行“硬套”,也不能置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于不顧,采取消極懈怠的態度。另一方面,要切實激發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群眾參與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農牧業生產多種經營的內生動力,使其積極、主動、有效地開展形式多樣的生產經營活動,不斷促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農牧業生產力水平的提升。

  (三)引導少數民族群眾“組織起來”促進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

  毛澤東一直重視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引導億萬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的問題,“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一支勞動大軍”。少數民族群眾有效地“組織起來”,對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生產力水平提升以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至關重要。

  “組織起來”是貫穿《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條主線,是推動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的有效方式。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毛澤東編入《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使牲畜大為發展起來》一文,對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少數民族干部和農牧民群眾貫徹黨中央“組織起來,發展牧畜業生產”方針,創造性建立牧業生產合作社,迅速提升農牧民生活水平,并使牧業生產合作社顯示出優越性的正確做法給予肯定。他在“本書編者按”中稱贊:“這一篇寫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業合作社參考。”此外,毛澤東編入《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一文,闡述了貴州省荔波縣布依族、水族與漢族農民群眾通過“組織起來”建立起四個各族農民聯合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在“組織起來”建立多民族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布依族、水族與漢族農民群眾在農業生產、日常生活和鄉土風俗上存在差異性,因而對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生產體制與經營方式產生了一些困惑?;诖?,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依靠各民族干部,運用多種靈活的宣傳方式,作好各族農民的思想發動工作”,充分作好民族之間的協商,解決好各族農民生產資料入社以及農業生產經營的收益分配問題。同時,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黨支部根據各民族農民的生活與風俗習慣,采取靈活方式調整安排合作社的農業生產環節。通過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將各民族群眾“組織起來”,實現各族群眾之間分業合作與分工生產,使各族群眾“生產的勁頭也就更大了”,不斷推動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

  在毛澤東看來,少數民族群眾“組織起來”有助于各族群眾主體性活力的釋放,有利于形成推進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的“合力”,有利于構筑穩定團結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進而實現各民族之間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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