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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認同的邏輯、挑戰及其推進路徑

孫沖亞 高福進 · 2020-05-30 · 來源:毛鄧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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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根基,不僅具有科學性、革命性、人民性特質,而且具有與時俱進的實踐品格。歷史和實踐表明,增進革命文化認同,能夠抵御歷史虛無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侵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幸福團結凝聚共同的思想基礎。

  作者:孫沖亞,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高福進,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2期

  [摘 要]革命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特殊歷史形態,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譜系中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推進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有著重要作用。增進革命文化認同能夠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支撐,為保護文化安全筑起“防火墻”,是推進執政黨自我革命的底氣所在。當前,革命文化面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內源性”挑戰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解構性”危險。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方位下,要不斷增進革命文化認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自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侵蝕、掌握和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幸福團結凝聚共同的思想基礎。

  [關鍵詞]革命文化認同;社會主要矛盾;意識形態;話語權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我國在制度和治理體系上具有多方面顯著優勢。其中,通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就是突出優勢之一。革命文化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旗幟,也是其不斷帶領人民奪取勝利的精神家園,為新時代筑牢共同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提供了精神支撐。作為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革命文化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革命文化并沒有隨革命場景的退場而失去意義,反而由于植根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而開辟出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新時代,革命文化把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人民幸福作為價值關懷和理想追求,由此為凝聚全國人民共同奮斗,增進價值認同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養。

  一、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的邏輯理路及價值意蘊

  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價值理想、精神追求和政治使命的集中體現,革命文化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紅色基因、思想脈絡,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科學性、革命性、人民性等特質。革命文化產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僅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而且始終堅持服務黨的中心任務的價值導向。堅持和發展革命文化,把握和凝練革命文化的精神實質,有利于增進人們對于革命文化的認同,進而凝聚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共識。

  (一)革命文化的生成邏輯、實質特征及其價值指向

  革命文化是在特殊歷史語境下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革命特征。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深受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謀求人民幸福,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起,就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在這一過程中,革命文化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化范疇中的一種特殊形態開始孕育、萌生。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首次提出“革命文化”這一概念:“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在闡述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時,毛澤東還引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由此豐富和發展了革命文化的實質內涵。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語境中,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譜系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在實質內容還是在服務目的上,二者都具有同構性。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因此,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文化同樣具有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等特質。

  所謂“民族性”,是指“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也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這就是說,革命文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為崇高目標,因此能夠激發人民群眾的民族情感,增強人民群眾反帝斗爭的自覺意識。

  “科學性”指這種具有革命特性的新文化能夠破除封建思想、權威迷信,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的一致”。具體而言,就是在革命活動中,革命文化一方面要求必須堅持唯物主義,尊重“自然科學”,從而反對“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另一方面,要求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鑒別,剔除一切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事物,保留其中“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

  “大眾性”也即“民主性”,這一特征說明了它的廣泛性。具體說來,革命文化必須為全民族中絕大多數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發展成為他們自己的文化。此外,依據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在邏輯來看,革命文化還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特征,反對盲目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錯誤思想,要求必須辯證地對待其他文化,以期達到“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的目的。

  革命文化是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對于革命活動起著重要的精神支撐和價值導向作用。毛澤東曾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于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從中國革命歷史的長鏡頭看,革命文化自發展出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等特質,就開始內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再次闡述了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他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說明,取得革命勝利不是只靠武器裝備精良,關鍵還要依靠運用武器的戰士的文化素養?;诖?,我們黨歷來重視革命隊伍的文化教育,通過創辦“抗大”、“夜校”、黨校、行政干部學校等,逐步開展和加強革命群眾的文化教育事業。為了使文藝工作更好地服務革命任務,毛澤東還要求大規模地開展“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從而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地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事實表明,革命文藝作為革命文化的重要內容,在造就革命隊伍、開展文化革命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二)新時代方位下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的價值意涵

  隨著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革命文化逐漸發展出具有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不同形態,并且集中體現為黨的革命精神,例如上海建黨精神、嘉興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這些意涵豐富的革命精神,在生動地刻畫出中國共產黨人追求崇高理想的群體畫像的同時,還熔鑄成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精神最鮮明的性格特征。作為共產黨人精神家園的重要載體,革命文化具有科學性、人民性、革命性的理論品格和實踐指向,不僅在戰爭年代激勵著無數革命先輩英勇奮斗,而且對推進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同樣有著重要作用。

  第一,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支撐。增強文化自信并非空談,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更深沉、更基礎和更廣泛的自信。在習近平看來,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創造的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來源。這是因為,革命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特殊形態,內蘊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因而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堅定文化自信。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提出了共產黨員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要求,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毛澤東指出,開展革命工作不能全憑一腔熱情,必須“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他看來,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黨性原則的重要體現,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正確分析社會矛盾、革命形勢以及敵我力量變化,進而為革命勝利提供保證。事實上,革命文化內蘊的實事求是精神早已積淀為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在社會主義新時代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歷史和現實表明,堅持實事求是基本原則,能夠促使人們正確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特別是當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事實,能夠促使人們在正確判斷我國所處歷史方位的基礎上,從容自信地應對世情國情黨情變化帶來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而堅定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信心。

  第二,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為保護文化安全筑起“防火墻”。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持一個文明生存、發展的重要屏障。“居安思危,思則有備,備則無患。”(《左傳·襄公十一年》)我們黨歷來重視文化安全,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維護和鞏固文化安全的措施。2014年4月,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上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構建包括文化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體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首先肯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文化安全上取得的重大進展,同時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的問題。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黨中央再次強調必須進一步加強文化安全領域工作。鞏固文化安全最關鍵最要緊的一步,就是喚起人民群眾的愛國意識,變被動防御為主動練好“內功”。愛國主義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意涵,匯聚著中華民族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近代以來,無論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提出的“恢復中華”,愛國青年在五四運動時期發出的“外爭主權”的呼聲,還是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倡議的“建立愛國主義統一戰線”,都體現了沉甸甸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受到這一偉大精神的激勵,無數同胞前赴后繼地投身于革命洪流,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實踐表明,這些偉大的愛國實踐塑造出的革命文化,將會繼續激勵人們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基點上,自覺“沿著革命前輩的足跡繼續前行,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

  第三,增進革命文化認同是推進執政黨自我革命的底氣所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自身革命,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自我革命的優良傳統。習近平指出,我們黨不僅有自我革命的意識,而且有敢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內的勇氣。例如,在遵義會議上,我們黨通過自我革命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延安整風時期,針對根據地存在的學風、黨風和文風問題,全黨自上而下地開展了較為徹底的整風運動,最終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黨內滋生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要求同志們堅持“兩個務必”,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抵御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自我革命是共產黨在正確認識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深刻改造,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魄力和政治擔當。當前,我們國家面臨越來越復雜的風險、挑戰和危險,對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形成了嚴峻考驗。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重視黨的自身建設,不僅告誡全黨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而且發出了“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堅定不移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的宣言。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繼承和弘揚自我革命精神,體現了我們黨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也彰顯了我們黨自覺擔負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使命感、責任感。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革命文化認同面臨雙重挑戰

  文化認同作為一種群體心理現象,一般遵循從初步感知、同情,到價值認同及實踐認同的遞進發展規律。然而,現實世界是由多種因素構成并且總是表現出多變的狀況和趨勢。這就決定了文化認同在實踐中并不總是沿線性軌跡發展,而是極易受所處時空環境的影響。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深層變動、加速轉型的關鍵節點,由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歷史虛無主義泛起等,革命文化認同面臨雙重挑戰。

  (一)“內源性”挑戰: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對革命文化認同影響深遠

  作為上層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由經濟基礎也即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決定的?;隈R克思主義文化觀,文化在本質上屬于人類社會生活及其方式觀點、觀念和概念的表達,“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革命文化產生于特殊的社會環境,其生成、發展及構成都取決于這一時期的社會實踐。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終于使我國擺脫了落后局面,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飛躍。

  在這一過程中,革命文化因其具有的時代性等特質,在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凝聚群眾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于經濟發展追求高效率、快節奏,文化由于其意識形態屬性總是表現出一定的遲滯性。特別是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境況下,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這種“錯位”會越來越大。更進一步說,市場經濟雖然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社會生產能力,但它并不具有“先驗的道德合法性”,而是“存在著諸如資本崇拜、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等深刻道德缺陷”。這種缺陷可能導致生產領域、分配領域出現“非正義”現象,消解基于倫理道德之上的社會共識,進而削弱包括革命文化在內的社會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轉化,對革命文化及其認同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方面,從美好生活需要的結構來看,革命文化在人們全部精神需要的價值序位中呈下降趨勢。引起這一現象的誘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根源在于我國生產方式的變革引起人們行為方式發生變化。“既然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身的獨特空間,那么,從一種生產方式轉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然伴隨著空間的生產。”在這個新開辟的社會生產空間中,隨著生產水平的躍遷,人們的各種需要在內容、層次和實現方式上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在新時代,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也在日益增長。歸結于一點,這些變化反映出人們對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更高追求,特別是希望在精神需要上實現躍遷。然而,由于受歷史語境變遷等因素,尤其是受社會上“娛樂化”精神消費傾向影響,革命文化常常無法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多樣性。這些因素交織疊加,勢必會削減革命文化的精神引領和價值導向等功能,甚至導致革命文化被“邊緣化”。

  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將會消解革命文化認同的社會基礎。革命文化內蘊著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要求在社會生產、交換、分配等領域實現公平。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勞動“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等等。也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將會相互協調適應,每個人將會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然而,從價值判斷到事實判斷存在著很長距離,需要處理好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雖然當前我國已經走出了生產力發展不充分的階段,但還面臨“不平衡不充分”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隈R克思的正義觀分析,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將會導致生產、交換、分配領域出現“非正義”現象。所謂生產正義,馬克思指出:“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事實表明,由生產“非正義”導致的社會非正義問題,將會引發人們對社會制度公平公正性的懷疑,以及由此引發的心理落差、身份歧視和隱性排斥等現象,將會削弱人們對社會、民族的認同。而且,在面對來自社會內部認同的“離心力”時,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文化將會首當其沖。

  (二)“解構性”危險:歷史虛無主義沖蝕革命文化認同的思想基礎

  革命文化自孕育、形成后,就一直面臨歷史虛無主義的挑戰。早在五四運動時期,歷史虛無主義便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產生,主張否定傳統文化遺產,實行“全盤西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歷史虛無主義趁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再次抬頭。馬克思曾對這種唯心的歷史觀進行過批判,他指出:“迄今為止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進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唯心史觀否認人類歷史是由生產力及其產生的社會關系所決定的事實,在此基礎上,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否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放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虛假歷史觀,其歷史唯心論實質,從根本上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兩個必然”“兩個絕不會”的科學論斷。

  歷史虛無主義具有不同形態,在文化領域表現為文化虛無主義,使“人的精神價值追求本能化、生理化,否定崇高、正義、奉獻等先進的價值觀念,使個體本能或生理的需求超越社會的歷史的規定”。從現代認同的視野來看,歷史虛無主義是人類文明危機的一種具象。它對一切社會傳統文化均產生了嚴重影響,沖蝕著作為主流意識形態重要內容的革命文化認同。革命文化是具有共產主義特征的文化,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內化了歷史唯物主義、集體主義等基本原則、價值倫理,然而歷史虛無主義卻是以歷史唯心主義、個人主義為實質的錯誤思潮,它“否定民族歷史與文化自卑、丑化社會發展道路選擇與片面解讀歷史以致混淆視聽,否定歷史規律、陰謀論盛行、抹殺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與盲目崇洋媚外等”。歷史和現實表明,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極深,從思想層面解構了人們對于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認同。其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歷史觀上,歷史虛無主義借助所謂“學術研究”之名,隨意解構、架空和評價歷史,用看似學術化的表述對中華文明歷史、中國革命歷史、改革開放歷史進行“重新評價”。歷史虛無主義者通過刻意營造“中立客觀”的假象,去迷惑那些不懂歷史真相的群體。按照他們的觀點審視歷史,最終會得出“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結論,即一部人類史就是西方文明生成、發展和傳播的歷史,其他一切文明都只不過是西方文明的分支。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歷史虛無主義者采取以偏概全的邏輯研究方法,抓住一點、不及其余,設置“理論陷阱”。他們不關心記載歷史的全部事實,而是從歷史零散碎片的材料中精心挑選某些片段,就聲稱明白了“全部歷史真相”。如果按照這一邏輯進行演繹,汪精衛、陳公博的“曲線救國”就是救亡圖存之舉,而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則被視為“禍害”,“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第三,在政治訴求上,歷史虛無主義妄圖顛覆社會主義政權,解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而“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為達成這一目的,他們極力丑化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革命歷史,竭力貶低、矮化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妄圖否定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歷史性、合規律性。

  在新的歷史時期,歷史虛無主義則以更為隱蔽的手段出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由于具有去“價值化”傾向、“解構性”特征,不僅會侵蝕革命文化內蘊的紅色基因,而且會通過“娛樂化”手段對革命精神造成污染,從而破壞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的“三重邏輯”

  立足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方位,革命文化認同迎來了進一步發展的歷史機遇。在新時代境遇下增進革命文化認同,對于堅定文化自信、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非常重要,需要堅持從物質、思想、話語權三個維度著力。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夯實革命文化認同的物質之維

  文化認同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本上取決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一個國家、民族越是興盛發達,人們在文化認同程度上相應地也就越強烈,反之,文化認同感就會降低。鄧小平也曾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這就說明,革命文化受物質基礎決定,靠物質利益保障。因此,大力發展經濟,提高物質文化生產水平是增進革命文化認同的根本途徑。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必須堅持人民立場,不斷把滿足人民需要作為本質要求。馬克思認為,大力發展經濟,以及“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是維護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需要。為進一步闡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進行過專門論述:“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就規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出于純粹的經濟利益,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中國共產黨繼承和踐行了這一觀點,并且在新時代實現了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思考發展問題,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在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了理論邏輯和價值邏輯的統一,二者都植根于當代改革開放實踐,都把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作為初心和使命。堅持人民立場體現了發展過程的價值正義原則。所謂價值正義,指涉社會發展注重系統性、充分性,既要求全國范圍內生產的平衡,又要求社會財富在分配過程、分配結果上體現公平性、正義性。習近平指出,我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具體而言,就是要堅持共享發展理念?;谥袊厣鐣髁x的價值指向分析,共享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共產主義特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習近平強調,要想實現共享發展,就不僅要把握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的主要內涵,也要把社會主義事業的“蛋糕”做大,并將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趯崿F人的終極價值來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同“革命文化”具有內在一致性,都將“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作為根本指向。因此,這就要求繼續鞏固和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首要位置,筑牢夯實革命文化認同的物質基礎。

  (二)自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侵蝕,筑牢革命文化認同的思想之維

  文化認同歸根結底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其牢固程度不僅取決于物質基礎和經濟發展水平,還受到人們心理、情感和認知的影響。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極大,其歷史唯心論實質從思想層面消解著文化認同的基礎,導致主流意識形態出現被“解構”“重塑”的現象。革命文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不能擺脫被“邊緣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危險。因此,這就迫切需要人們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自覺提高和增強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意識、能力,筑牢革命文化認同的思想之維。

  一方面,應堅持唯物史觀的正確指導,自覺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實踐中發現了唯物史觀,他們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就指出了歷史存在的客觀性,即一切歷史都是由勞動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來,并將以各種形態繼續存在下去。唯物史觀為革命運動提供了科學指南,其中“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則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從價值邏輯上看,唯物史觀堅持“實事求是”,而這同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否定歷史形成了尖銳對立。從方法論上講,“實事求是”反對一切先驗或超驗的猜想,堅持立足社會實踐觀察人類歷史,而歷史虛無主義則完全相反??梢哉f,“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也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曾多次指出必須警惕歷史虛無主義,他說:“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關于如何抵制歷史虛無主義,增進國家和民族認同感,習近平提出了明確要求,既要“牢固樹立正確歷史觀,既不能割斷歷史,也不能虛無歷史”,也要“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換言之,就是堅決維護革命成果,肯定社會主義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最終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復興服務。

  另一方面,培育愛國主義精神,自覺樹立對黨、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熱愛。愛國主義是革命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精神“良劑”。針對西方國家刻意歪曲近現代中國史,妄圖消除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野心,習近平強調:“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愛國主義凝結著勞動人民對于我國歷史、現實及未來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實踐認同,更是維系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命脈根基。愛國主義從來就不是抽象的,而是歷史、具體的。針對愛國主義“過時論”“民族主義論”等錯誤思想,習近平嚴正指出:“我國愛國主義始終圍繞著實現民族富強、人民幸福而發展,最終匯流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黨、國家和社會主義具有同目的性,都將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作為使命擔當和實踐方向。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踐行愛國主義既是抵御歷史虛無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增強中華民族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榮譽感的重要路徑。更重要的是,在培育愛國主義精神時,我們必須按照習近平所要求的那樣,做到“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輩子的頑強奮斗來體現愛國主義情懷”。實踐表明,只有將自己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去,才會真正形成愛國主義,才會強化對黨、國家和社會主義的認同。

  (三)掌握和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創新革命文化認同的話語之維

  革命文化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政治屬性要求重視和掌握思想領域的話語權。掌握話語權,其實就是對社會輿論、民意思潮進行有效引導,這關涉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的安危?;隈R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分析,話語權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思想和意志,“一個國家要對內對外維護和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就必須借助話語這個載體,通過一定的話語系統旗幟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意識形態主張”。依據政黨發展規律可知,執政黨只有掌握話語權,才能增強其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公信力。唯此,包括革命文化在內的主流文化的認同才能隨之增強。

  提升革命文化的話語權,首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實質。馬克思曾說過:“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說,一種理論和主義能否獲得群眾的認可,并經受人民和歷史的檢驗,關鍵要看它能否從根本上對事物進行闡釋、說明和回答。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理論,不僅在于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堅持實現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關鍵還在于它“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始終把“致力于積極‘改變世界’”作為根本指向。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革命文化中的指導地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革命文化要堅持在科學批判的基礎上,大膽吸收借鑒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特征,它不僅本身就是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結晶,而且否認自己是“絕對真理”或“絕對體系”。因而,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特殊形態,革命文化同樣不能自滿、封閉,而要不斷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從而獲得新的內容。第二,革命文化要在立足世情國情黨情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非常復雜的局勢,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并存,先進和落后的思想交織,特別是出現了“紅色”“黑色”“灰色”地帶交錯碰撞的現象。在這種境況下,必須構建民族的、大眾的現代革命文化話語體系,使之具有真理性、客觀性,又不失親和力、時代氣息,從而發揚革命文化蘊含的科學精神和紅色基因。

  增進革命文化認同還必須創新話語體系載體。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傳播渠道、方式和技術上取得顯著進步,黨的意志、國家政策可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個角落,而人民的疾苦冷暖也能及時反饋給政府。同時,互聯網逐漸成為人們學習、工作、生活新空間,然而,其“不在場”“去中心化”以及“解構性”特征,會削弱公權力的話語權,進而危及主流意識形態安全。“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漢·桓寬《鹽鐵論》)習近平指出,宣傳工作只有積極創新才能破解工作難題,重點是抓好理念創新和手段創新。這就要求在把握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同時,要“提高質量和水平,把握好時、度、效,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讓群眾愛聽愛看、產生共鳴,充分發揮正面宣傳鼓舞人、激勵人的作用”。

  具體說來,就是要做到兩個結合。一是崇高性和大眾化的結合。不僅要進一步凝練、規范革命文化內容,也要善于將革命精神轉化到具體的革命人物、事件以及紅色資源上來,通過采用具有親和力的表述方式、語言風格,使其深入人心、引起共鳴。二是傳統傳播方式和新興媒介的結合?,F代傳播學認為,視覺化傳播在傳播效率、思維方式上要比紙質傳播更有感染力、引導力。因此,可以利用現代傳播手段對革命文化進行視覺轉化,例如,通過主旋律電影、革命史實紀錄片、戲劇等形式豐富宣傳手段。

  在近現代中國豐富的革命實踐中,革命文化在理論與實踐層面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創造性轉化。革命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根基,不僅具有科學性、革命性、人民性特質,而且具有與時俱進的實踐品格。歷史和實踐表明,增進革命文化認同,能夠抵御歷史虛無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侵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幸福團結凝聚共同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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