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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劉伯承遭批判始末

吳國發 · 2020-05-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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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簡單介紹了建國前劉伯承與彭德懷的矛盾;再詳細敘述了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的反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由鄧小平領導、彭德懷指揮,重點批判了劉伯承,其次是蕭克上將,再其次是粟裕大將。最后,文章說明,毛主席對劉伯承和粟裕一直很欣賞、信任。

  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劉伯承遭批判始末

  吳國發

  (2020年5月22日)

  作者按:2006年6月中央檔案館解密的部分中央高層領導檔案顯示:中國十大元帥在和平年代里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的人,不是彭德懷,而是共產黨的“軍神”劉伯承元帥。我根據有關文章、信息,編寫了這篇文章。

  內容提要:本文先簡單介紹了建國前劉伯承與彭德懷的矛盾;再詳細敘述了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的反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由鄧小平領導、彭德懷指揮,重點批判了劉伯承,其次是蕭克上將,再其次是粟裕大將。最后,文章說明,毛主席對劉伯承和粟裕一直很欣賞、信任。

  關鍵詞:教條主義  劉伯承  彭德懷  粟裕  蕭克

  偉大的革命家和軍事家,現代軍神

  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劉明昭,四川開縣人(今重慶市開州區)。劉伯承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教育家,號稱中國共產黨的“軍神”。

  劉伯承在辛亥革命時期從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戰爭、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劉伯承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15軍軍長,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建國后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26年(除朱德外任政治局委員最長的元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4歲。

  劉伯承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邁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彭德懷與劉伯承存在矛盾,由來已久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在歷史上兩人之間存在矛盾,而且矛盾時隱時現。但這種矛盾并非出于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分歧。這種矛盾在戰爭年代各據一方的情況下,并無大的沖突。全國解放,軍隊任務隨之發生改變。在和平環境下,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這種矛盾就會帶入工作關系,由此而產生激烈的沖突。

  彭德懷與劉伯承的矛盾起源于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后,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此前,關于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論。林彪、彭德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協助指揮軍事,但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則堅決主張毛澤東離職。爭論中,劉伯承支持了“洋派”。隨后,劉伯承又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他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么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江西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伏龍芝軍事學院是蘇聯最著名的軍事學府,與美國的西點軍校齊名。由于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劉伯承,讓他指揮紅軍,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這樣,劉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并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臺。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先發制人、主動出擊,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并命令紅軍強攻南豐。結果紅軍損失很慘。彭德懷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

  彭德懷并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只是想“圍城打援”。彭德懷固執地將蘇區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事后,彭德懷的話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紅軍本來就存在著游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后來,他認識到自己對“游擊戰”的觀點偏頗,及時反躬自省,并反對長征初期李德的軍事教條主義。劉伯承認真向毛澤東討教,并且逐漸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軍事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

  全面抗戰爆發后,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于內。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000多人,拔除敵偽據點千余個。“百團大戰”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么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通知彭德懷與劉伯承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軍隊干部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劉伯承這個報告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后,過分強調正規軍,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在敵眾我寡時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

  劉伯承的報告一出,便引起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認為,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識和評價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隨后,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樣,就引起了彭德懷對劉伯承的不滿。

  劉伯承創辦領導軍事學院,成就卓著

  劉伯承歷來很重視軍事教育和干部培養。早在中國革命的瑞金時期,劉伯承就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在紅軍長征期間,任紅軍大學總教官。

  新中國誕生后,劉伯承堅決辭讓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主動提出創辦軍事學院,從事軍事教育事業。

  1950年下半年,劉伯承得知中央要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干部的陸軍大學時,立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劉伯承懇切地說:“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干部的培養。而培養干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干部的培養。我愿意辭去在西南擔任的一切行政長官的職務,去辦一所軍事學校。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么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毛主席、黨中央很快批準了劉伯承的請求。

  1950年11月,劉伯承受命在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躊躇滿志,打算把軍事學院打造成為“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

  為了辦好這所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諸軍兵種合成的高等學府,劉伯承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常常是"三更燈火五更雞",宵衣旰食,手不釋卷。

  劉伯承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我軍諸軍兵種齊全的培養軍官的院校體系,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他在教育訓練軍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

  1956年1月,劉伯承創辦和領導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該校由創辦之初的4個系發展為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員譯員由290名增至1300多名。1月11日,毛澤東陳毅元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羅瑞卿大將(時任公安部部長)、譚震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陪同下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1956年,由于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六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癥。于是,他向中央軍委請假治療,并建議由學院的副院長陳伯鈞代理院長,副政委鐘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

  彭德懷揭批軍事學院教條主義,中央支持

  抗美援朝戰爭基本結束,1952年4月,彭德懷回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從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彭德懷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那時,劉伯承對彭德懷非常尊重。他給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定期綜合報告,每次都要寫明“請彭副主席轉交毛主席”,從不越權上報。

  劉伯承專心致志地領導軍事學院的全面工作,學院的軍官教育培訓工作順利推進。此時,劉伯承毫無思想準備地卷入了—場“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旋渦之中,且首當其沖地受到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1956年8月,軍事學院的一個學員給彭德懷寫信。11月,戰史系教授會主任蔡鐵根給鄧小平寫信。他們反應學院存在教條主義的錯誤。彭德懷看了蔡鐵根的信,立即批示:“蔡鐵根同志給鄧小平同志的信,應發給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

  與此同時,主管全軍院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上將率領一個工作組到了南京,在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舉行一系列座談會。然后,張宗遜向中央軍委寫了調查報告。在報告中,他肯定了幾年來院校學習蘇軍經驗的成績,同時指出學習中的片面性,把許多不適用于中國軍隊的東西也學來了。彭德懷看過這份調查報告,感到南京軍事學院存在問題,必須親自去了解,以便著手解決。

  1957年2月21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專門報告他準備同副總參謀長陳賡大將、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等10余人,到南京軍區檢查國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學院工作、軍事訓練、軍內關系、軍民關系等。毛澤東于25日批復“同意”并附注:“請注意軍中思想動態,政治教育情況。”

  彭德懷一行于2月27日到達南京,第二天即開始了解軍事學院的教學情況。他和陳賡、譚政一起,聽取學員和領導干部的匯報,與學院訓練部門和其他機關干部交談。每日聽完匯報,在吃飯時間和晚上,彭德懷、陳賡、譚政三人交換意見。3月2日,彭德懷等人聽取學院領導干部集體匯報。劉伯承院長由于在上海休養,沒有參加。彭德懷在聽取匯報后,談了自己對學院教學工作的意見。這次講話,便是后來引起很大爭論的《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

  彭德懷回到北京,對這篇講話記錄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給毛澤東,并附信:“這次我在南京著重了解了軍事學院的情況,同他們的教職學員分別座談了三天,感到該院在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學院是訓練我軍高級干部的學校,對于全軍的學校和部隊影響很大,所以我特別向該院黨委講了一次話,著重提出該院應當展開反教條主義的工作。”毛澤東在25日批復:“退彭。此件已閱,同意。”

  彭德懷還把這篇講話稿送給了鄧小平,鄧閱后轉送周恩來。后來對這篇講話,彭德懷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績的”改為“成績是顯著的”) ,作為《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匯報》中的一個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各位領導人。

  在這篇《匯報》的前一部分,彭德懷肯定了學院的成績,并詳細列舉了學院的各種成果。接著,他具體指出學院教學工作中的缺點,說:“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當然就軍事學院的歷史和客觀情況來看,就現在的事實來看,產生了現在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于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

  彭德懷的這篇《匯報》指出:“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對于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后,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就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后于客觀實際了。”這就直接指向了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元帥。

  這篇《匯報》打亂了軍事學院正常教學秩序。院黨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組,全體學員停課一周,學習貫徹《匯報》精神,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

  對彭德懷的《匯報》,劉伯承采取了積極、慎重的態度。他雖因腦部舊傷復發一直在上海治療,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陳伯鈞、鐘期光召開院黨委擴大會議,學習貫徹《匯報》精神,并做出了《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提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認為缺點和錯誤的性質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對于彭德懷的講話關于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批評,委婉地陳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劉伯承于1957年7月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校五年多來,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領導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最后,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斗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我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1957 年7月,中央決定: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為基礎,在北京組建高等軍事學院;劉伯承為首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南京)軍事學院和(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劉伯承在信中寫道:“原來就是殘疾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虛脫癥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復糾纏,已經難于看書提筆,休假也多……。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學院這么重要的新職,并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后,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際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準。中央軍委任命廖漢生中將接任軍事學院院長,鐘期光中將任軍事學院政委;葉劍英元帥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李志民上將任政治委員。

  1957年夏季,彭德懷元帥發起、黨中央同意,開始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央任命鄧小平中央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在鄧小平的領導和彭德懷的指揮下,全軍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政治運動,進行“兩條建軍路線”的斗爭。

  彭德懷說:“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劉伯承不僅是軍事學院的院長兼政委,而且是軍委訓練總監部的首任部長。顯然,劉伯承是彭德懷反教條主義的主要打擊目標。

  領導訓練總監部工作的是葉劍英元帥,所以葉劍英也成了彭德懷的批判對象。

  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揪出”了一個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干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

  反教條主義斗爭相當殘酷。蕭克為軍事學院辯護。黃克誠大將(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氣憤地說:“要多開幾次會”批判蕭克。蕭克遭到連續四個多月的批斗。有一天他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那些人不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責醫生“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

  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教條主義,元帥檢討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舉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接著是八屆五中全會,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有1000多名高級干部參加。會議由彭德懷主持。

  彭德懷首先講話。他說,要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開好這次會議。他宣布了軍委擴大會議的議程:一、如何貫徹總路線、大躍進;二、檢查軍隊在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三、軍隊怎樣貫徹“四大”,進一步開展整風;四、戰略方針,戰爭準備,組織編制,科技研究等。

  會議沒有按原定議程進行,而是順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趨向發展。50多天的會議,主要是批判軍事教條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林彪元帥在會上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6月的一天,毛澤東主席參加會議,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他說:“教條主義是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關于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澤東批評說:“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教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毛澤東定調后,彭德懷板著面孔在軍委的主要領導人會上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

  彭德懷指的紅軍時期教條主義逼死過革命同志,其實也是一場誤會。長征時,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四方面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大學受訓練。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軍長的余天云入校后,由于文化水平太低,閱歷有限,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了爭執,發展到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校長何畏將他關了短期禁閉。然而,余天云事后想不開,在部隊行至大金川激流時跳崖自殺了。對于此事,連偏愛余天云的張國燾也認為: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

  幾十年后,彭德懷舊事重提,顯然是有分量的。毛澤東為劉伯承辯護道:“余天云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反黨宗派集團”的首領蕭克、李達先后在會上檢討了多次,才獲得諒解、通過。

  陳毅元帥也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陳毅檢討了紅四軍七大排擠毛澤東的錯誤。1929年6月22日,為解決紅四軍黨內軍內發生的分歧和爭論,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舉行。會上,陳毅被選為紅四軍軍委書記,毛澤東被排擠。后來,陳毅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希望把毛澤東請回來任軍委書記。

  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對登載陳毅自我批評的《會議簡報》,毛主席批示:“陳毅是個好同志。”文革期間,人們都以為這是文革初期毛主席的指示。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后,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到軍委指示,拖著病體回到北京出席會議。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豪爽、耿直的陳毅趕到北京協和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你代寫,寫100個字就行了。”可是,迫于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壓力,劉伯承不能不帶病出席會議作檢討。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1000多雙眼睛凝神注視著主席臺上的動靜。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臺前,宣讀自己的檢討。他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感謝同志們的批評。檢討結束,臺下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繼劉伯承在大會檢討之后,主管全軍訓練工作的葉劍英也作了檢討發言。

  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了批判。粟裕在會議上作了檢討。他不僅檢討了近幾年來的缺點和不足之處,而且還把歷史上的缺點,猶如布袋里倒核桃似的,全部亮了出來。例如,建國初期在華東地區工作時,對陳毅同志支持不夠,等等。

  會議圓滿結束,彭德懷做總結講話。對于在會議上受到批判的劉伯承、粟裕等同志,會議沒有做任何書面決議;彭德懷的總結講話中也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

  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結束,余波未盡

  1958年7月22日,軍委擴大會議閉幕,標志著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的結束。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工作會議以及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受到批判,被撤銷國防部長職務,保留政治局委員職務。后來有人傳出毛澤東主席當時在批評彭德懷時說過的話:“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指劉伯承)提前休息,一個(指蕭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這表明,毛主席并不同意彭德懷對劉伯承和蕭克的批判、處理。

  毛主席一直對劉伯承很欣賞,很信任,曾經六次贊揚劉伯承。劉伯承是毛主席贊揚最多的元帥。紅軍長征過大渡河之前,毛主席第二次贊劉伯承:“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第六次是在建國后。革命勝利了,劉伯承功成身退,堅辭不受總參謀長一職,要求去南京創辦軍事學院。毛澤東為之感嘆道:“生不愿稱王,死不愿封萬戶侯。伯承是共產黨人的楷模。”

  劉伯承擁護文革。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和1973年10月的中共十大,劉伯承都被毛主席提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劉伯承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不久,被免去總參謀長職務,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以后升任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倕⒅\長一職,經毛澤東主席提議由黃克誠接任。

  毛主席對粟裕很欣賞、信任,曾經說:粟裕是“人才,將才,帥才”。粟裕被免職后,1961年9月,毛主席接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說:“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帶兵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

  粟裕被批判、降職后,毛主席對粟裕說:他們不用你,我用你。因此,在文革中,粟裕得到毛主席的保護。粟裕擁護文革。1975年1月,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常委,協助毛主席領導軍事工作。毛主席逝世后,粟裕被免去軍委常委職務。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蕭克被降職任農墾部副部長。1972年1月,蕭克被任命為解放軍軍政大學校長。1973年10月中共十大,蕭克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毛主席在世時,沒有對1957年-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重新評價。毛主席逝世后,鄧小平也不同意否定反教條主義運動,因為他是中央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

  1987年,中央軍委紀委在“紀”字1987第十五號(令)通報中,為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

  參考文獻:

  1.      黃禹康:《老帥中為何劉伯承最先被打倒:與彭德懷早有很深誤會》。原載《黨史縱覽》;“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年12月16日。

  2.      黃禹康:《一代“戰神”劉伯承受錯誤批判掛印罷官揭秘》。原載《湘潮》;“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年5月18日。

  3.      尹家民:《1958:軍隊“反教條主義”風波中四大元帥》?!断娉薄?008年第8期。

  4.      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堆S春秋》,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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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哭泣的村莊:一個中國農大研究生的回鄉日記
  1. “10年浩劫”有十大“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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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邋遢道人:6億人月入一千、地攤經濟及其他
  9. ?中印邊境沖突出現傷亡,中國周邊局勢急劇惡化!
  10. 俺看地攤經濟,就像一頭黔之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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