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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私人武裝鎮壓到“工會規避”咨詢:美國反工會產業的歷史

夕岸 · 2019-12-21 · 來源:澎湃思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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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媒體爆出谷歌雇傭了一個反工會咨詢公司,并在感恩節前報復性解雇了四名參與去年“集體出走”和工會組織工作的員工。這是今年即Kickstarter后,第二家解雇工會積極分子的科技公司。在一眾壟斷科技集團和獨角獸中,谷歌曾是對旗下工人參與社會運動容忍度較高的公司,如今面對科技領域蓬勃發展的勞工自組織,也終于撕下了進步主義的假面。在美國,以咨詢公司為名目存在的反工會組織是資方干擾勞工動員的標配,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百多年來反工會產業的演進。盡管和勞工運動的起落往往齊頭并進,反工會產業上的公眾關注和歷史研究遠遠不及前者。媒體樂意八卦《愛爾蘭人》中美國工會和黑幫藕斷絲連的政治交易,卻鮮有挖掘歷史上反工會行業背后根深蒂固的政商黑網絡。

  20世紀初的私人武裝與罷工監視

  自現代勞工運動伊始,就有了對應的反工會產業,而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其產業濃厚的社會運動屬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是發達工業國家中唯一一個企業采用私人代理人和雇傭軍解決勞資矛盾的國家,歐洲則一般只派出國民警衛隊等正規軍。這種民間代理人模式在美國其他社會運動中也很常見。社會學家艾薩克·馬丁在關于富人減稅運動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缺乏與工人階級斡旋的經驗,富人基本都是找代理人幫自己干臟活,這些代理人往往深諳社會運動的斗爭方法,不少還是后來“叛變”到保守派陣營的激進無產者,他們從當時的女權和勞工運動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1850年由蘇格蘭移民Allan Pinkerton創辦的平克頓偵探事務所,是反工會的歷史上繞不開的核心代理人。自成立伊始到19世紀末,平克頓雇傭的工會打手和間諜參與了至少70起關鍵的勞資沖突。其最著名的戰役發生在1892年,受卡耐基鋼鐵的委托,300名平克頓雇傭軍和罷工工人發生交火。卡耐基最終成功瓦解了工會,也間接導致鋼鐵工業的工會組織停滯了近半個世紀。平克頓的雇傭網絡如此成熟,以至于當時國家能力還非常有限的美國政府都通過其來打擊境內割據的匪幫勢力。這段故事經過改編,最終出現在了荒野大鏢客2的游戲主線劇情里。

 

  20世紀初歐洲移民涌入美國大城市和國際左翼無政府思潮的傳播,迫使企業雇傭大量的私人武裝,從而讓美國的勞工斗爭變得極為血腥。1909年,賓州Pressed Steel Car 來自16個不同國家的八千名工人以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為名罷工。綿延近兩個月的罷工成了移民工人、資方雇傭的同樣多是移民的罷工搗亂者,和地方警察間的大混戰。盡管最終IWW贏得了談判權,沖突最終導致22人死亡。IWW這場帶血的勝利也同時刺激到了美國政治精英和資方,間接導致十年后司法部利用帕爾默大搜捕對IWW進行毀滅性清洗。

  雇主得以有恃無恐地雇傭私人武裝,也反映了當時美國政府的默許態度。20世紀初的美國政府對雇主購買軍火幾乎不加任何限制,導致私人雇傭軍的裝備逐漸達到堪比正規警察甚至軍隊的水平,甚至還出現了私人武裝和軍隊合伙從同一軍火商購買裝備、互相分享軍火商信息的情況。1912-1921年間西弗吉尼亞州的煤礦戰役(West Virginia Coal Wars)中,雇主的裝備精良程度就趕上了并肩作戰的正規軍警。

 

  與私人武裝并存的是滲透到每個工人組織單位的間諜和線人。這些代理人不僅針對普通工人下手,還會挖掘工人的社會網絡,從勞工的親屬朋友身上找到瓦解罷工的突破點。比如不少女性代理人會訪問男工的家庭,向其伴侶哭訴參與罷工將如何毀滅一個家庭的未來。有時候,平克頓這類資深機構派出的線人可以一直被提拔到工會上層,直到真正罷工時才露出真面目。盡管1935年通過的瓦格納法案判定公司雇人監視勞工屬于不正當行為,各種違法監聽和跟蹤手段依然大行其道。當時國會針對勞工問題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引述了一起驚人的案例:密歇根蘭辛的一家通用汽車廠秘密雇傭了七個線人來破壞工會動員,最終除去這七個人,所有工會成員都被資方精準定點清除。委員會調查取證發現這七個人居然互不相識,因為通用汽車為了減少叛變可能讓他們對不同的中介公司負責。

  方興未艾的反工會產業養肥了一批野心家。被人稱作First King of Strikebreaker的Jack Whitehead曾經是匹茲堡鋼鐵行業的熟練工,后來轉而從事打擊自己行業勞工的活動,直到1901年退休。僅通過成功干預一次罷工,Whitehead可以坐收一萬美金報酬(約等于現在的三十萬)。他是歷史上第一個通過調用異地人手來鎮壓工會運動的組織者,其使用常備軍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用。緊接著Whitehead成名的是紐約的James Farley,他在軌道交通業埋下了深厚的人脈,聲稱可以隨時調集七千到八千人參與各類反罷工。1905年,他僅用不到一周就搞垮了紐約地鐵工人罷工,并將成功經驗復制到了芝加哥和三番。與前任Whitehead類似,Farley退休時的個人財產同樣翻了幾百倍。不過和Farley昔日的下屬,真正的反工會之王Pearl Bergoff比,這些數字都算不上什么。直到1936年Byrnes Act(伯恩斯法案)判定跨州運送反罷工勞力為重罪,Bergoff在三十年職業生涯中參與了三百多次罷工。早在1907年,因為成功擾亂紐約垃圾運輸工的罷工,紐約市政府就一次性獎勵了他2.4萬美金。Pressed Steel Car沖突后,Bergoff身價暴漲,企業支付的酬勞一次可高達兩百萬。他用獲利在臨近曼哈頓的新澤西 Bayonne 蓋了當地最大的一棟辦公樓。

 

 

  失業大軍,黑人勞工與精英學生:反工會產業的雇傭體系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企業對干預罷工的高需求催生出了成熟的打手和線人雇傭產業鏈。1930年代,福特汽車公司旗下有專門鎮壓勞工運動的私人武裝,估計人數為3500到6000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軍隊。在紐約等工業密集的大城市涌現出數量匹敵出租車行的私人事務所,用于在全國范圍內調集人力為企業尋覓適合的代理人。紐約著名中介公司Berghoff Bros. & Waddell一手遮天,聲稱可以在72小時內糾集一萬名社會閑雜人等。

  這些社會性人力能夠被迅速調集起來,首先和當時的結構性和季節性失業狀況息息相關。1870到1920年間,受機械化的大規模普及,冬季時段鐵路停工,夏季木材廠停產等的影響,每年平均有70萬勞工有好幾個月都處于失業和沒有社會保障的狀態,其中大部分是因為項目結束而被徹底解雇。這些沒有穩定就業的勞力不得不在境內長途遷徙尋找零工。歷史數據估計,當時美國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十年內都會更換常駐地。因為交通不便捷,很多勞工抵達招工的新城市后才發現職位早已經招滿,于是不得不再次上路或者露宿街頭。這些剩余勞力成了反工會產業的絕佳雇工,他們走投無路,不怕受傷,容易取代。久而久之,主要大城市涌現出很多不成文的工會打手雇傭點,比如紐約的秘密據點之一就是專供工人階級男性居住的旅店Mills House,這里也是當時LGBT群體躲避警察追捕的場所。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圓環內,流浪漢聚集的Randolph街成了絕佳的招募地,而底特律的主要據點則是市區綠地Grand Circus Park。

  在正規就業市場受到歧視的南方黑人男性勞工,成了反工會中介們熱愛招募的第二類人員。即使在罷工打手內部,黑人勞力的待遇都顯著更差,為中介公司節省了大量食宿和工資開銷。黑人男性介入反罷工,也符合社會對黑人參與違法暴力活動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黑人反罷工群體的出現,可以激化底層白人,特別是歐洲移民勞工的種族怨恨,有效阻止工人階級跨種族動員的可能性。對資方來說,引入黑人男性簡直一舉三得。

  在紡織、洗滌、通訊等女工占比高的行業,女性勞力同樣會被雇傭為打手。比如1913年,波士頓電話公司曾經用火車從全國貝爾集團旗下的公司調集了2000多名女性接線員,來干擾當地接線員工會的罷工。但總的來說,由于工會和反工會組織對男性氣質同樣程度的推崇,女性打手的使用只局限在特定產業。

  發動勞工斗勞工,是20世紀初反工會的典型模式之一,但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被掩蓋的另一段關鍵歷史,則是當時高校學生大量介入了反工會產業。相比處在社會邊緣,移民或少數族裔居多的失業勞工,資方更喜歡雇傭有錢有閑的高校白人學生。即使是普通大學的學生,也往往來自極為富裕的家庭,他們的出身和工作經驗的缺乏決定了其對普通勞工的訴求難有同情。1905年,一位治安官曾驚訝地描述了他所見到的一名從費城專程趕到紐約當反罷工志愿者的本科生。這名學生就讀于賓夕法尼亞大學,穿著價值75刀的大衣(約等于現在的2200多刀)和6刀(和衣服比好偏宜)的靴子。當時從主要的藤校到州立工學院,都有大量男性學生定期參與反罷工的動員。不少高校的兄弟會和運動員組織甚至將反罷工宣傳成了拓展男性氣質的志愿服務。由于工業巨頭往往擔任私立大學的資方,學生志愿參與反罷工一般會得到校方默許甚至鼓勵。相反,校園內出現的挺勞工話語則會被百般孤立。1919年,哈羅德·拉斯基在哈佛任教期間聲援波士頓警察罷工,遭到學生群嘲和校方警告,很快就被迫自行辭職。

  當代反工會產業的轉型

  比較接近當代形態的反工會產業大約誕生于1940年代初。隨著30年代末一系列立法禁止公然的反工會打手和間諜行為,企業雇傭臨時工暴力干預罷工的成本高企,效率下降,還存在法律風險。同時,戰后經濟的復蘇讓低端流動勞力的供應減少,私人黑幫打手業務漸漸淡出。民權運動的爆發使得黑人逐步被主流工會所接納,他們從反工會中介青睞的對象,蛻變為美國最支持工會的族裔。大學在非精英群體中的擴招,也使得校園文化出現明顯的自由主義轉向,招募大學生參與反工會的難度系數也大幅升高。戰后的郊區化和“白人大遷移”也帶來了不經意的后果:由于單位人口密度下降,只向男性開放的臺球館和搏擊俱樂部大規模停業,強化男性氣質的休閑娛樂方式驟減。連以往作為男性勞力重要社交場所的理發店(Barber shop),也被不分性別的美發沙龍取代。工人階級男性被分散在各自組建的核心家庭,不再成群聚集在城市角落等待零工。

  面對既有招募體系的崩潰和工人階級男性氣質的轉型,反工會產業開始采納更為間接和非暴力的模式,依賴風險咨詢、信息操縱和法律漏洞等干預勞工動員,高薪的全職雇員也逐步取代了低技術臨時工,整個行業的制度化、官僚化程度得到增長。相比勞資雙方頭破血流的械斗,會議室中的談判和投票,工廠車間的層級結構和流言蜚語,更能決定當代工運的成敗。二戰后的十多年內,工會規避(Union Avoidance)產業快速成型,最著名的咨詢公司莫過于總部在芝加哥的Labor Relations Associates(LRA),創辦者Nathan Shefferman后來被稱為工會規避之父。Shefferman曾是芝加哥西爾斯百貨的人力資源部經理,因為30年代多次成功阻撓公司旗下工會加入AFL,西爾斯索性給了Shefferman一萬刀啟動資金創辦了LRA。LRA在工業聚集地芝加哥、紐約和底特律設置辦公室,20名全職雇員在全美接單,每年營收超過一百萬美元。LRA開創了著名的 Astroturfing(“人造草皮游說”)策略“投不”委員會(‘vote no’ committees),即設置一個看似是雇員自行組織的反工會委員會來擾亂民意。

 

  LRA的成功為70年代后反工會產業的爆發式增長奠定了基礎。70年代前,全美從事反工會的咨詢公司只有區區100家,這個數字到了80年代暴漲到了一千多家,覆蓋醫療、航空、零售等主要產業。80年代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潮一方面讓工會更難贏得法律官司,另一方面則使得更多資方認為雇傭反工會咨詢公司天經地義。到了90年代,面對工會威脅時,三分之二的雇主都會選擇反工會咨詢服務,這個比例到新世紀上升到了四分之三。

 

  同時,由于整個產業對普通雇員來說都獲利豐厚,吸納有高等教育商科、管理學、心理學、勞動法等背景的畢業生,或者有大型企業管理層經驗的中層領導進入反工會咨詢公司漸成主流。《美國工廠》中福耀方面雇傭專業反工會咨詢員在工人中進行反工會宣傳,被認為是最有效率,又能一定程度維持資方溫文爾雅形象的策略。影片當中展現的一系列反工會動員技術,比如精準報復工人積極分子、召開強制員工參加的閉門會議(captive audience meeting)、手把手向工廠中層管理者教授反工會的宣傳說辭(talking points)、為工人許諾有限的好處和甜頭等,都是當今反工會產業的標準配置。這種轉型體現了戰后美國工作結構的中產、白領化,也反映了管理學、心理學、組織社會學等建制性社科理論對工作場所的知識入侵。不論實際的效果如何,資方和反工會方均相信可以用更科學、量化的方式來控制勞工。這種對歸類和數據的推崇當然也并非首創。比如,將工人按照介入運動程度不同進行分類,從而各個擊破的辦法,早在上世紀初就被United Railroads的管理層和間諜采用,他們給每個工人標注記號,一條線代表工會同情者,兩條線是參與者,三條線是積極分子,通過這種方式成功破壞了旗下工會的組織。不過和當年不同的是,當代反工會產業重分析外還講預測。反工會咨詢員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根據各種已有指標和模型,給客戶做工會脆弱性評估(Unio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預測該企業員工組建工會的可能性,從而防患于未然。平日,咨詢員們實時收集全國的勞工數據、法律條文,分析趨勢、存檔備用。在勞工慶祝斗爭勝利的時候,他們的經驗往往被悄悄作為反面教材寫進工會脆弱性的評估報告。勞工研究學者Edna Bonacich就曾經指出,勞工研究學術期刊的最主要讀者,就是反工會咨詢行業的從業者。

  新經濟下的反工會產業

  互聯網浸染的新經濟下,由于行業內部形態差異更大,內部分化加劇,反工會咨詢公司在次級市場上的分工也更明確了。一般一個咨詢公司會橫跨多個州,但把工作重點放在幾類行業上,而不是像20世紀初的不少中介公司一樣來者不拒。比如美國私立大學之間往往雇傭同樣的咨詢公司,來阻止旗下研究生建立工會。這次谷歌雇傭的IRI Consultants的強項則是在醫療行業。對咨詢公司來說,在一個公司成功干預了工會,就可以將之寫成個案來吸引同行業的更多客戶,從而形成某種正反饋。咨詢公司內部的全職雇員和兼職顧問也是術業有專攻,他們不僅在行業上有分工,有的甚至針對特定族裔和性別有技能加點,這種勞動分工使得客戶可以獲得高度定制的反工會服務。不過,面對反工會方頻繁的騷擾,工會和勞工方面也相應推出了反“反工會”策略。網絡上可以搜尋到大量Union Busting101的個案,工會網站上一般也會附加如何應對雇主的建議,有心人加以比對學習,不難總結出反工會組織的慣用伎倆。

  70年代后工會力量的衰落,除了制造業的轉型和政治氣氛,也要歸功于日益精進的反工會產業。本文著重提及的咨詢行業是介入反工會最深遠的行業,但這絕不是當代反工會網絡唯一的玩家。這個網絡中還包括海量的法律公司、營銷公司、游說集團、作為顧問存在的前政府雇員、商學院教授、行為科學家甚至心理咨詢師。盡管美國的高等教育更加普及,不少專業的學生成分更為多元,私立高校的商學院、法學院以及與其形成裙帶關系的大企業依然是維系精英再生產的堅固引擎,它們保證了反工會產業將有源源不斷的人才儲備。精英高校的畢業生們盡管不再把干擾罷工當作課余運動消遣,但他們依然可以將之視作一份穩定的白領職業。

  反工會行業不僅聚焦于幫助具體的雇主破壞員工的工會組織,而且積極參與政治,推動反工會立法。比如,2010年以后,美國多個州通過了禁止強制員工繳納工會會費的法律,即所謂的“工作權益法案”(right-to-work laws)。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Janus vs AFSCME一案中的判決將全國所有公立部門工會置于“工作權益法案”之下。這一系列立法和判決的出臺,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反工會行業積極的動員、游說,和全國層面上的周密協調。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決出臺之后,反工會行業的營銷公司、廣告公司蜂擁而上,發起“給你自己漲工資”運動(give yourself a raise),勸說、鼓勵工會會員退出工會、不交會費。

  本世紀即將進入第三個十年,反工會行業的前景看似愈發明朗起來。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最新出爐的報告顯示,如今美國雇主每年花在反工會咨詢上的資金高達3.4億美元。2016和2017年,在四成以上的工會斗爭中,雇主都有違反聯邦法律的行為。自動化造成的空間性、結構性失業,讓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資沖突不斷加強,需要更多反工會從業者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之前沒有工會的領域,比如媒體、科技和零工經濟正在爭取工會代表權。硅谷沒法再用園區里的創新口號和平權標語來標榜自己的進步主義,數字壟斷集團制造的勞工自主性幻象正在一個個破滅。

  更高的客戶需求,更多的可用案例,和更強勁的算法技術加持下,反工會行業恐怕會以更戲劇性的方式延續其生命力。在咨詢公司的建議下,谷歌就注意收集員工的日歷數據,密切跟蹤員工在公司內組織的多人會議。科技公司對雇員身體的日常控制將有效反哺到反工會行業。如果說非暴力化和制度化是這個行業的第一次范式變革,日常化與算法化也許會主導其下一步的蛻變。

  (張躍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Feurer, Rosemary and Chad Pearson. 2017. Against Labor: How U.S. Employers Organized to Defeat Union Activ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onacich, Edna. 1998. “Reflections on Union Activ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2): 129-132.

  Logan, John. 2006.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4(4):651–75.

  Martin, Isaac. 2013. Rich People’s Movements: Grassroots Campaigns to Untax the One Perc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ilbur R. 2018. A History of Private Poli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Norwood, Stephen H. 2003. Strikebreaking and Intimidation: Mercenaries and Masculi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Robert Michael. 2003. From Blackjacks to Briefcases: A History of Commercialized Strikebreaking and Union bu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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