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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 :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困頓與探求(1927—1932)

李志毓 · 2019-12-21 ·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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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激進青年的鎮壓,更助長了國民黨內和整個社會中腐敗勢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氣的青年紛紛向共產黨靠近,最終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從青年主體的角度研究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左派青年對個人出路與國家社會前途的探索,將有助于理解中國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摘要:大革命失敗后,大量非共產黨的國民黨左派青年也遭到殺戮。劫后余生者,仍在繼續探索革命的道路。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青年的激進化有其自身的主體訴求,并非政黨"操縱"的結果。國民黨對激進青年的鎮壓,更助長了國民黨內和整個社會中腐敗勢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氣的青年紛紛向共產黨靠近,最終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從青年主體的角度研究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左派青年對個人出路與國家社會前途的探索,將有助于理解中國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目錄

  一、大革命失敗后的困頓迷茫

  二、對改組派從追隨到幻滅

  三、繼續探索人生與社會的出路

  結語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大批革命青年慘遭殺戮,劫后余生者亦流離失所,陷于彷徨苦悶之中。“訓政”體制下的國民黨雖竭力壓制激進思想與民眾運動,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人們對形形色色左翼思想的探求,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大量聚集在都市中走投無路的、貧困的知識青年,在精神上痛感壓抑、憤懣,渴望新的革命理論與行動。有學者認為,“五四”后中國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學運的逐步政治化,先是激進化,繼而革命化,最終喪失了自主性,遭到政黨把持,而學運的政治化,“當然是一個壞現象”。然而,若深入大革命失敗后的歷史情境,仔細考察當時中國的內外環境、青年的生存處境和心靈感受,則會發現,知識青年的激進化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能否正視青年的激進化并有效吸收、領導激進知識青年,將他們變為政黨的群眾基礎,將直接影響一個政黨的生存和發展。

  以往人們研究中國革命與激進知識青年,多關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與左翼文學運動。事實上,在大革命后的幾年中,在共產黨之外,還有大量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者和行動者,還有廣闊的、有待被開掘的左翼思想與行動的空間。例如許多堅持留在國民黨左派陣營中的知識青年,既反對“清黨”后的國民黨,也不認同中共的工農武裝割據,同時又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要求改革腐敗政治,渴望探尋國家與社會的出路。從青年主體的角度,探討大革命失敗后知識青年的分化,研究追隨國民黨左派的青年,關注他們的苦悶及其對個人生涯和民族國家前途命運的探索,將有助于理解為什么國民黨官方壓制激進青年和民眾運動的政策無效,什么樣的青年容易為國民黨左派的路線所吸引等問題,呈現中國革命的多重光譜。

  一、大革命失敗后的困頓迷茫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對左翼青年的殘酷迫害在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展開,舉國嘩然。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在致方君璧的信中說:“蔣一面購買流氓毆打九江、南昌、重慶的黨部,一面唆使部下槍斃從事農工運動的同志,近日越做越兇,竟然派人到四川殘殺民眾,死者千余。在上海又強行繳收工人糾察隊之槍械,死傷數百。翌日市民為示威巡行,蔣又令兵開機關槍掃殺千余。真不相信,我們革命軍的槍炮,竟然用來殺戮為革命努力的民眾。……張作霖、吳佩孚所不為的,他竟為之。”

  天津《大公報》1927年4月29日發表社論,為全國青年“請求保障”:“今寧漢分裂,且已動殺,此后因軍事之變遷,地方勢力每一變更,即須流血尋仇報復,必無已時……嗚呼!吾人誠厭聞所謂左右國共之爭,而實不能不代吾全國青年請求保障。夫不論左右國共,除其中少數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從事其間者,寧非為救國救民來乎?縱心思幼稚,局量偏淺,手段凌雜,而指導者之過也。至不在黨之學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國之建設,終須賴全國有志青年奮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階級所能辦。則對于各方殺機之開,勢不能不大聲疾呼,極端抗議!”

  “清黨”在中國大地上留下了幾萬具青年的尸體。被殺害的不僅有共產黨員,還有許多“純粹的國民黨左派”。因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的身份是公開的,共產黨的身份是秘密的。那些“反赤”的人,并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左派。黃埔軍校的左派學生甘竹溪致函汪精衛說:廣州“四·一五”事變,“被捕學生至千余人之多,而遭槍斃者,皆左派同志。”國民黨左派青年極為狼狽,“欲進而加入C.P.,又為C.P.所忌,謂為投機;欲退而加入右派,于事不可能,且深非所愿。……因此人心動搖,群各鳥散。能歸、有家者則歸家,不能歸、無家者,則落于贛鄂之間,潛匿不敢出”。中山艦艦長、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也致函汪精衛說:九江警備司令部槍決了26人,其中僅有五六人是共產黨員,“余皆為本黨左派同志及無辜牽涉者”,請求汪迅速頒布命令,今后各地“捕獲人犯”,須由人民團體參加會審,以免一再濫殺無辜。

  寧漢分裂后,南京、廣州的革命青年群趨于武漢尋找出路,然而短短三個月之后,武漢也“分共”了。大革命失敗了,原有的革命機關紛紛解體,從這些機關中拋出的革命青年,頓時陷入流離失所。他們很多都是舊禮教的叛徒,是逃離家庭投身革命的,此時既無家可歸,又無路可走。寧漢合流后,左派領袖汪精衛為表示不與腐化勢力妥協,宣布下野。曾仲鳴在致方君璧家書中說:“舊官僚及政客大活動……四兄此次下野,最大原因是不愿與一般無聊及腐化份子同污合流。此去甚宜,因不去,則許多革命青年都以為要據要津,與反革命、不革命者妥協也。”

  1927年10—11月間,汪精衛與一些反對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群集廣東,喊出“左派團結起來”的口號,試圖聯合左派軍人張發奎,重建廣東政權,10月29日經香港到廣州,曾仲鳴對方君璧說:“是左派勢力大有可為。” 11月7日,顧孟馀、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等反對南京的國民黨中執委員同船赴港,返粵籌商黨務。廣州特別市黨部機關刊物《黨聲》出版“迎汪專號”,發表宣言,號召國民黨左派青年繼續革命。宣言說:自國共分裂后,少數革命的國民黨青年在共產黨與腐化分子的“夾攻”中掙扎,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流浪的流浪,“匹馬單人,孤軍奮斗,領導無人。痛念革命前途,血淚為之齊下”,如今汪回粵的意義,就是要領導國民黨左派,重振革命的大本營。

  然而1927年12月11日中共的廣州起義,粉碎了汪派的計劃,并讓他們背上了“引共”和“灰色共產黨”的聲名。起義被鎮壓后,白色恐怖開始變本加厲地反攻倒算。1927年底到1928年春天,恐怖的氣氛籠罩了各地。左派青年既無組織庇護,又無革命理論以理解當前革命的挫折并展望未來,暴露于赤裸裸的空虛、絕望與恐懼之中。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左派青年楊玉清,在日記中寫道:

  很悲慘的消息傳來,使我食不下咽……未必革命終是騙我們的嗎?……我此后的生活委實難辦,我瞻念我的前途,無任惶悚!(1927年12月18日)

  報載何羽道被槍決,追回往昔,斯心不勝黯然。……林可彝同時被槍決。據我所知,林也不是共產黨……殺人的人,口口聲聲是要殺盡共產黨,而處處死的都不是共產黨,國民黨的前途將奈何!(1928年1月7日)

  今天是孫總理逝世三周年紀念……我們的總理,簡直成了野心家謀私利的一座偶像……(革命同志)被反革命者施以殘酷的手段而抑郁、而逃、而死了!反革命者又擺起革命的架子,帶上革命的花冠。(1928年3月12日)

  這兩天很憂憤,直若重病煩擾我、摧殘我一般,我的全身,起了萬丈的波濤,把我攪亂的不堪。我做了許多夢,白晝間和黑夜間,茫茫大地,尋不出我的出路來。我好比走到懸崖絕壁,一片峰巒橫亙在我的前面。……無路可走比走荊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這種的痛苦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1928年3月29日)

  二、對改組派從追隨到幻滅

  1927年12月,戴季陶在中山大學做了題為“青年之路”的系列演講,后編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他從人生觀、世界觀、到現實政策闡發,系統解釋了國民黨的青年政策。他要求青年“虛心平氣”回到學校,從學問中尋找自己和國家的出路。他說:“只要青年們的言行沉靜著,現在社會上固然少了若干紛糾,同時在將來社會便多了許多生氣。”他希望那些搞政治的人,不要再發那“錯誤而又自私自利的民眾狂”——把青年當作爭權奪利的工具;他要求青年有愛人、愛國、愛民的心胸,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恢復中華民族的固有道德,糾正新文化運動提倡個人主義所導致的革命青年虛無、放縱的弊病。

  戴季陶對青年問題的理解,體現了一些國民黨人重建中國社會倫理秩序與文明傳統的責任感,但他們試圖壓制而非召喚青年的政治熱情,無視青年的主體狀態,無視青年是有著獨立思想與情感的“人”,而非政客的“工具”。青年的激進化,并非受了共產黨的煽動,而是有其自身的利益訴求和青年對國家、對社會的熱忱。正因為缺乏對于青年“主體性”的理解,盡管南京的國民黨理論家試圖以傳統道德糾正現代個人主義的弊病,但是,關于傳統道德如何能真正落實到個人的身心感受中、使主體自覺地擴大、成長,體認到個體與民族、國家、乃至人類命運的聯系,學會在更廣闊的世界中理解生命的意義,這些復雜的問題,他們都缺少深入的思考與設計。這使得他們所提倡的傳統道德懸在半空中,成為一套空洞的意識形態,無法吸收青年心中“真紅”的熱情,也不會得到熱血青年的真心擁護。

  在當時的社會上和國民黨中,有許多左傾的青年,陳璧君的親戚陳春圃(1925年曾保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就是這樣一個青年。曾仲鳴曾在致方君璧函中抱怨:“春極親共,而又掛著國民黨招牌,太不老實。我以為既覺得共產理論對,而中國革命必須經過階級斗爭、紅色恐怖,不如老老實實的說‘我加入共產黨了’。而現今一般人偏不如是,暗為共產黨盡力,明仍冒國民黨名義……”楊玉清日記中也寫道:“據我曉得的,在京閑住的革命青年不在少數。廣州不能容,武漢殺得一塌糊涂,各地都呈現著恐怖和高壓的現象。名義是革命的區域,實際上依然是反動勢力布滿了整個中國。新青年沒有出路自然是不消說的,就是稍有氣節的舊人,也只有仰屋興嗟!革命的領袖人們,政府的當局,不注意這些地方,每天只是坐在屋子里面高談濫調有什么益處呢?”

  既“親共”而又留在國民黨中,反映出他們想在共產黨與反動的南京當局之間開辟出一條革命的道路。憂憤已極的楊玉清,選擇了這一條路,決心“盡匹夫之責”,改造國民黨。他雖痛感政治的黑暗、國民黨的支離破碎、黨員的普遍懈怠墮落,似乎無論怎樣努力,都是白費心力,“仍欲于黨務有所盡力”。他在日記中寫道:“煩惱是無用,憂憤是無用……不能消極的死,還只有積極的干!雖然是黑暗包圍了四周,自己仍然要將一線之光明保持著,照耀著自己,照耀著人家,盡自己的力量去照遍黑暗。結局還是總理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28年5月,楊玉清由范予遂推薦,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訓育科工作。在1928—1929兩年中,為國民黨起草了《訓育人員須知》《青年運動方案大綱》《三民主義要略》《中國革命史略》等一些條例和小冊子。

  同情革命的散文家孫福熙,曾在《貢獻》雜志上介紹過一位國民黨左派的青年,名叫陳春然。他由鞋店學徒出身,自學考入了上海公學大學部,愛好文學,常在《南華文藝》、《藝風》等雜志上發表文章,出版過小說、散文和詩集,因讀孫中山的著作受到感動而加入了國民黨。“清黨”后,他悲哀地感到國民黨“已經成為死尸”,但它的主義和政綱政策還是中國所需要的,因此決心成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孫福熙筆下的陳春然,是一位筆挺、英俊、思想濃厚而行為嚴峻的“近來不可多得的青年”。文中說:在一個思考成了最缺乏的德性、失望成了最時髦的衣衫、誠實的人格外吃虧的年代,他雖感到悲哀,卻未染上“失望的流行病”。他主張民主政治,相信群眾利益至上,信仰三民主義。這些特點,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基本品格”。

  這些“左傾”青年的存在,成了孕育國民黨改組派的土壤。成立于1928年冬,以陳公博、顧孟餘等“粵方委員”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要求在“分共”的同時,延續國民革命,恢復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精神。在1928—1931年間,他們短暫地收容了國民黨黨內革命青年“真紅的狂熱”,成為他們重新踏上征途的一個臨時的、脆弱的橋梁。

  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中國政治光譜中,改組派位于南京派和國家主義派的左邊、中共和第三黨的右邊,是不偏不倚的中間派。他們肯定革命、反帝、民主的口號,關注社會平等,支持民眾運動,但反對暴力革命,他們承認中國有階級,但反對階級斗爭,認為黨的作用在于調和而非激化階級矛盾。他們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占主體的社會,自己便是小資產階級中的一員,要替小資產階級說話。還認為小資產階級需要革命,也能夠革命,中國革命應該通過維持、鞏固、擴大小資產階級,而不是消滅它,來完成建國的任務。

  改組派主張以黨治國,但不要求黨員有“黨性”,不要為了“組織”而壓抑“個性”。他們寄希望于國民黨通過自我更新完成政治社會革命,不要顛覆現存的社會結構,因而對于關注公義又恐懼暴力的城市小知識分子,特別有吸引力。改組派主張恢復被南京政權停止的民眾運動。他們重視青年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的痛苦和要求,在學生要求開學、反對增加學費的運動,擇師運動,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反日、抵制日貨的運動中,經常可以看到改組派的身影。它曾被稱為國民黨中“最左傾的革命集團”,陳公博曾被譽為“革命時代第一流的政論家”。有的左派青年說:讀了陳氏政論文章后,“像暑天里喝了一杯酸梅湯,有說勿出的涼快舒服”。

  1928年秋,改組派在上海創辦大陸大學,設大學、專門兩部,有社會學系、法律系、政治經濟系,聘請了許多左翼學者任教,如許德珩、李達、鄧初民、施存統、劉侃元、張申府、陳啟修等等,對于傳播馬克思主義起了不小的作用。大陸大學的學生說:“學校的政治氣氛比較濃厚。不少教授在講課和講演中接觸現實政治問題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學生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不僅關心這些問題,而且有政治活動。”時人評論:大陸學生,“論數量,雖僅有二百余人,論質量,實出人意料之外……已在國內大學畢業的學生也有,曾任省縣黨部的委員也有,甚至連國外留學生慕名而來的亦有,一時風起云涌,凡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們,莫不爭先恐后地跨進了大陸之門”。大陸的教職員,都是改組派,“非‘改’不用,幾成了一家的天下”。至于課程,“早也是革命理論,晚也是革命行動,‘革命’!‘革命’!幾成了大陸師生們的口頭禪。”

  1928年5月,日軍為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上,制造了“濟南慘案”。南京當局為不干擾“北伐”,采取了屈辱的妥協退讓方針,這在各大城市的青年中掀起了反日民族主義浪潮。1928年5月5日,南京各團體在金陵大學禮堂開會,議決成立“反對日本暴行大同盟”。中國學生總會通電全國學校,一律罷課3日,組織救國學生軍,要求國民黨恢復民眾運動。武漢、天津、長沙等地都組織了“外交后援會”,要求國民黨嚴正交涉、對日經濟絕交。南京、上海、杭州、廈門、廣州等地的學生紛紛罷課,上街宣傳反日運動,追悼死者,舉辦募捐慰問活動。5月9日,上海市學聯在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全市學生反日運動大會”,有四百多所學校的十萬多名學生參加。

  青年自發的反日運動,引起了各個黨派的注意。1928年5月15日,共青團中央發出通告說:“濟南慘案”的嚴重性較“五卅”實甚十倍,但中共黨團在此次爭斗中所表現的力量“異常之弱”,對群眾的公開宣言發得太遲,反日政綱未能快速散布到群眾中去,各級干部不能運用群眾的戰線打入國民黨主導的團體、工會中,導致反日運動大體上是國民黨左派領導的。為了奪取群眾,中共必須利用國民黨左派提出的恢復民眾運動、力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等口號,將反帝斗爭與反國民黨的斗爭結合起來,一切國民黨左派的民眾團體,“必須打入進去”。改組派則迅速把握到了反日民眾運動中所蘊含的熱烈民氣,喊出了“恢復民眾運動”的口號,將反日運動與反蔣運動結合起來,擴大了改組派在青年當中的影響。山東省各地的國民黨基層黨部中一時充斥改組派,他們領導著反日抵貨運動。

  1928年7月中共江蘇省委的一份報告中說:“學生群眾在濟南事件發生后,更顯明認識了國民黨的反動,在短時期中確實很熱烈的鼓起反帝的熱情。”學生“分化甚烈”,“大部分都左傾,大多數都不滿于國民黨。但終因我黨沒有很好的領導學生運動,所以在最近許多搖動的分子徘徊于陳公博派、譚平山等的第三黨等等歧路之間,而陳公博派和第三黨對智識分子之宣傳品如雨后春筍,充滿了上海各種書店……客觀上這確實是表現了一般民眾對國民黨之不滿。”改組派喊出的“恢復民眾運動”等口號,雖然“是一時欺騙民眾的掩眼法”,“但這些口號,確是一般民眾所需要的東西,確成了現時廣大群眾行動的共同目標。這種現象不但是上海,即南京、蘇州以及各縣的學生群眾亦莫不皆然!”

  改組派的政治路線重視青年知識分子,以吸收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中心任務。針對那些青年被共產黨煽動、淪為政客工具的論調,陳公博寫了《革命青年有后臺老板嗎?》一文,批評這是“心理上的反革命”。他說:“五四運動的當中,北京段政府也這樣說,學生背后有后臺老板,政府的命令真是三令五申,不是告誡學生要沉靜讀書,就是告誡學生不要受人利用。不料當日段政府的揣測,又不祥的搬到京滬來。”陳公博經歷過五四運動,他說五四運動“實在找不出什么后臺老板”,若硬要找出的話,那么“愛國心的驅使就是后臺老板”。他也看到了站在青年當中、躍躍欲試的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說“青年的革命性是不能壓抑的,青年的愛國心更不能壓抑的”,國民黨如果不能勇敢地站起來,領導青年,那么,“這群青年而有力的革命兵士”就要跑到國民黨的對方去了,“黨就要覆敗了!”

  全盛時期的改組派,在全國各省市和海外支部中共有一萬多人,成員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南京的改組派組織成立不到一年,就發展了五六百人,主要成員是大學生和機關職員。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軍事學校,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中,都有改組派的秘密組織。上海的改組派有七八百人,在各大學都有分部和小組。上海交大在上海市學聯的首席代表吳其鈺是改組派,他當選市學聯主席后積極在市學聯發展組織,“整個上海市學聯都被改組派把持了”。后來吳其鈺又以上海市學聯首席代表的身份,當選全國學聯主席,聯合其他各省的改組派,控制了全國學聯。

  在山東,改組派奪取了教育機關,從上到下地發展組織。1928—1930年間,山東省教育界的改組派勢力很大。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曾致電蔣介石說:改組派控制了山東省教育廳,“廳內職員有重大嫌疑者數人”,最高干部均為改組派,他們計劃“奪取山東整個教育”;山東省濟南一師的訓育主任劉子斑、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的校長徐軼千等人,均受改組派成員朱霽青指揮;日照縣縣立中學校長尹樹生,“亦為改組派中堅分子”;“前山東指委會所辦之訓練班,有二分之一傾向改組派”。

  陳公博認為,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青年運動的一大錯誤,就是“完全狹義的學生運動”。學生既不具備獨立的經濟基礎,又不能深入群眾,“在社會中變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行動純粹靠一時的熱情,熱情既過,個人便各自尋出路”。因此,改組派向知識青年發出了“到農村去,到工廠里去,到下級黨部去”的號召。陳公博說:“我以為青年只有一條出路,即是‘往下去而不是往上跑’……必得到下層民眾(中)去才是革命工作。”在1928—1931年間,許多改組派的青年都加入了工會,或在改組派黨部所辦的工友夜校教課,對風起云涌的城市工人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

  改組派對一些國民黨下層軍官也產生過影響。一位曾參加改組派的軍校學生牟龍光回憶說:中央軍校里有個叫羅翹秀的戰術教官,“肯與學生接近”,頗得“學生的信仰”。有天羅教官約他和另一些學生去家中,拿出《革命評論》給他們看,問他們覺得怎樣?他們說:“改組國民黨,反對蔣介石獨裁,我們是贊成的。”當天幾個人都填了表,舉行了參加改組派的手續。這是中央軍校的第一批改組派成員,以后又陸續在中央軍校第六、七兩期和軍官研究班、要塞炮兵班中發展了一些成員。

  1931年寧粵對立時,有報紙評論說,改組派“注力于下層工作”,自汪回粵之后,“青年黨徒之歸來者,不下千余人……分布于各黨部、各軍隊之中,于原有之潛勢力外,又新添多數之力量……表面雖莫展一籌,實際已有無形之進步”。但是,改組派并未貫注全力于夯實下層的組織與軍事基礎,他們不能建立革命的武裝,只能訴諸利用軍閥發動對蔣戰爭的“快速”奪權手段。這使得一場原本包含著國民黨自我革新訴求的改組運動,最終蛻化為一系列的軍閥戰爭與派系競逐。這是“改組國民黨”理想的墮落,也是改組派最終被真正的革命青年拋棄的原因。

  在當時的國民黨內,迎合青年的革命訴求而主動表現出“左傾”的大小政治團體比比皆是,改組派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此外還有第三黨、社會民主黨等。徐謙在上海組織過“共同生活社”,提倡“勞資合一”論。孫科也曾以發動“新左翼運動”自詡,一面要求共產黨合法化,一面“求見好于”社會民主黨,并投資神州國光社,宣傳主張對日絕交、對俄復交,與民眾打成一片等等。這些政治組織出現的社會基礎,正是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左翼青年。無論高層政治怎樣變化,只要社會上有貧窮、痛苦、壓迫存在,青年們對于更公平、更人道、更美好的人類生活的主動探求,就不會停止。

  1931年底,國民黨實現寧粵合流,組成新的中央政府,改組派大員紛紛入閣。1932年元旦,新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長陳公博,在參加國民政府新年典禮后,寫下:“髀肉重生戰馬疲,征袍脫去換朝衣。酒杯澆盡牢愁在,也自隨班習朝儀。”頹唐之情躍然紙上。時人評論說:汪蔣合作,左派大員都得高官顯爵,而滿腔熱血的學生,除少數以特殊關系獲得所謂“革命報酬”外,其余“凡是找到了他們所謂革命的領袖,初一個‘沒辦法’,繼一個‘沒辦法’,終于還是一個‘沒辦法’,真是目擊心傷,欲哭無淚!……要知偉大人物的地位,是犧牲我們無數青年的血淚所造成。”

  上層政客的投機與消沉,讓下層的革命青年深感失望,再次感到革命理想的幻滅。追隨改組派的青年軍官牟龍光便覺悟到:“看來革命與反革命的口號也不過是麻痹人民的,他們當了大官,就合作了,‘革命’不過是為了個人當官罷了……真令人惱極了。我從此到部隊去……改組派的事,從此我也不再過問。”據時人觀察,1932年以后,不僅社會上過問改組派的人不多了,“即其干部中人,好像亦遠不如從前之起勁”,一些大學中的改組派活動份子,竟被共產黨“拉去”。中共山東省委1932年6月的工作報告中說:山東省博興縣“整個國民黨縣黨部完全加入了C.P.”,其中有兩個常委是中共黨員,一個常委是互濟會的,其余是民眾教員館的職員,“區長也加入了C.P.”。

  三、繼續探索人生與社會的出路

  1928—1929年間,因為蔣、桂、馮、閻等新軍閥之間的沖突,給改組派提供了發展空間。在馮玉祥、閻錫山勢力范圍下的山東、河南、平津各省市,改組派發展迅速。但軍閥混戰提供的機遇是不穩定的。1929年10月的蔣馮戰爭中,馮玉祥戰敗退出河南,在馮保護下的改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員和省民眾團體重要負責人都被通緝。省黨部負責人鄧飛黃、劉瀟然、李武僑、張居平、王槐堂、曹煥章、韓秩五、張漢英等人逃到了北京,沒來得及逃走的青年很多被捕。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改組派重新掌握了河南省黨部,馮、閻失敗后又受到沉重打擊,并急遽分化,有的投降了CC系,有的加入了軍統,還有的投奔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底汪蔣合作后,亦有許多改組派成員跟隨進入南京政府。

  在汪蔣合作的南京政府中,汪精衛出任國府行政院院長,陳公博、顧孟餘分任實業、鐵道部部長,甘乃光出任內政部副部長,左/右的派系關系仍然存在。新成立的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負責調查各地民運情況,收集民運資料,為國民黨物色優秀的民運人才,是改組派民眾運動計劃的實施。原改組派成員紛紛進入上述部門工作。陳公博長期擔任民運會主任,副主任王陸一在改組派反對國民黨“三全大會”時,也站在反蔣陣營一邊。民運會二百四十余名職員中,約半數為前訓練部留任,新入職者多由陳公博、王陸一介紹而來。科長、總干事等下級干部許多是改組派青年,秘書蕭忠貞為改組派要員。

  南京特務機關給蔣的報告中說,民運會是改組派“借黨營私,期諸全國民眾團體歸其掌握、指揮裕如”的工具。還說改組派“各地下層亦極為努力”,如民運會秘書蕭忠貞等,“親到京市各地指揮農民、青年運動”,占領黨政機關,拉攏干部人才,吸收群眾,“如此活動半年,則彼等力量深入下層,不易動搖矣”。

  原改組派河南省黨部的負責人鄧飛黃,1932年后在顧孟餘執掌的鐵道部中擔任職工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辦職工教育。他說:“勞動者是群眾生存的維持者,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中國的勞動者)是民族復興的主力軍。”但是,因為中國生產力低下,教育不能普及,勞動者目不識丁,技能簡單,以這樣的勞動階級為建國的基礎,“民生何由而不凋敝,國家何由而不衰弱,民族地位何由而不低下”。鄧飛黃主持鐵路職工教育三年,在津浦、北寧、平漢、正太、京滬、滬杭等主要路段,設立鐵路職工學校約45所,開設識字、寫字、三民主義、國語、算術、繪畫、生產技能、公民常識等等課程。還刊行《鐵路職工周報》,編印工人識字課本,工人小叢書,“純為工人讀物,意在激發工人求學興趣”。

  在興辦職工教育的同時,鄧飛黃漸漸對黨務工作失去熱情,興趣轉向讀書和研究工作。他發起組織了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了《中國經濟月刊》和叢書,除寫論文,還翻譯了一本社會經濟學的著作。這種從黨務工作到學術研究的轉向,反映出鄧飛黃對國民黨政治的失望和厭倦,以及想從學術研究中為中國政治尋找出路的心愿。1935年12月,鄧飛黃受到CC系的打壓排擠,鐵道部長顧孟餘同情他的遭遇,決定派他赴歐考察,增長見識。這使他“多年來想到歐美去留學的希望得以實現了”。1936年2月,鄧飛黃啟程去英國倫敦大學留學,開啟了新的一段人生歷程。

  在經歷了現實政治的復雜、污濁之后,重新回到學校,從讀書和學術研究中探求社會構成之理和中國救亡之道,成了許多有理想、有思考能力的國民黨左派青年的選擇。1929年的元旦,南京中央黨部的楊玉清在自己的宿舍中,寫了一首小詩:

  將送著十七年的舊友過去!復會著十八年新生命的到來!

  在患難之下呻吟過渡的我啊!依然是,依然是有形容不出的悲哀!

  主人們正在那里酣笑!奴隸們正在那里號啕!

  人生的現實之宮堂!再也看不出別的什么,除了牛馬與豺狼!……

  時代驅遣我們努力!歷史吩咐我們向前!

  我們怎么忍啊!我們怎忍醉生夢死!夢死醉生!

  黑暗終會退避光明!繆妄終會屈服真理!

  只要我們的血淚未枯!我們還要滴到最后的一滴!

  從楊玉清1928—1929年的日記看來,這兩年他讀書非常努力,“為的是要在讀書當中找著我的出路”。他所讀之書涵蓋政治、社會、歷史、哲學、文藝等諸多領域,有《總理遺著》《三民主義之認識》《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經濟地理與國際問題》《中國倫理學史》《西洋倫理學史》《人生哲學》《資本論解說》《聯俄討論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茅盾的《幻滅》、蔣光慈的《光慈詩選》、瞿秋白的《新俄游記》,等等。他將一本《新土耳其》讀完后,在日記中寫道:“近東的病夫,與遠東的病夫,在世界革命的進程中,都是最有希望的國家。我遙祝他們將來能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此時楊玉清的思想還比較混亂,無日不被革命理論縈繞腦海,但是只有零碎的知識,而無系統的學問,內心總是充滿矛盾。在困惑和憂慮中,有一些良師益友,引導他走上了繼續求學之路,其中一人是大革命時期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長鄧初民。鄧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和社會學者,曾與許德珩一起發起過革命團體“本社”,與李達一起辦過《雙十》月刊。他告誡年輕的楊玉清:“務須從事細心研究,頭腦放靜,心肝常熱。社會科學,須起碼的讀完幾套書,否則零絮知道一點,無論知道得何等多,仍是無根之草,潮流一來,只有隨風漂泊,極為危險。”楊玉清感到這些話“確實道破了我的病癥,我急應切實履行。”

  楊玉清還有一些共同愛好文藝的朋友,如后來中共黨內著名的作家胡風(張光人)。他十分佩服胡風,對其人格“極其敬仰”,“覺得他的文學的修養,實為普通談文藝者所弗及”。1929年1月,楊玉清來到上海,很羨慕上海的左翼青年居住在亭子間里的生活:“無論什么書,可以自由地看;無論什么意見,都可以自由的發表,會著的人哩,更是種種色色……假定我不為生活打攪,我情愿跑到上海來,藉著這個環境,來鍛煉自己。盡量地讀書,盡量地作文,盡量地接納好的同志,我相信不久的時間,一定能得著很大的進步。”在后來的幾個月中,來上海,住亭子間,“過艱難困苦的生活,死命的讀書,死命的作文,作的文字向報紙發賣,藉以維持日常的生活”,這種想法繼續在他腦海中盤旋。

  同時,他也有了繼續讀書,出國深造的念頭。他說:過去,對“學者的生活”很不以為然,以為一為“學者”,便“和社會不相干的”。經過幾年政治波濤中的掙扎,備嘗痛苦失望、歧路彷徨之后,他開始重新思考學術生活的意義,以為“學者對于社會的貢獻,是比一切的人要大,尤其切實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于是“很有一點要當學者的野心了”

  1929年底,楊玉清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交了辭呈,開啟了赴日留學的生涯。艱苦的留日生活,甚至時有斷炊之虞,但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同鄉、朋友,如張光人、胡業崇(胡秋原)、高叔康、徐佛觀(徐復觀)等人。他們在當時都是窮困而傾心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后來都成了各領域的著名學者。1930年2月,楊玉清與徐復觀同游東京上野公園,彼此暢談,都感到此后要“根據馬克思主義”,把中國社會好好分析一番。楊玉清、胡秋原還結識了正在東京辦《讀書雜志》的王禮錫,王約他們投稿。在接下來幾天的日記中,楊玉清寫道:“草文,約三千字,一氣呵成”;“草文,約五千字。心情如明鏡”;“我要能多讀些書,多有些著作……那時我才真是快樂了。”

  “九一八”事變后,楊玉清因在畢業論文中抨擊日本的法西斯政策,遭到日本當局的逮捕,后在國外友人的幫助下回到中國。1934年,他被國民政府派到巴黎擔任駐法大使館的秘書,工作之余勤奮苦讀,最終拿到了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他與鄧飛黃一樣,在后來漫長的國共斗爭中,都曾幫助和設法營救過一些受難的共產黨員,雖然早年與汪精衛集團的關系深刻,但在1938年底汪精衛脫離重慶之后,都毅然斷絕了與汪的關系。在1949年后,他們都留在了中國大陸,為一生的革命生涯找到了最終的歸宿。

  因政治變革遭遇挫折,轉而探求社會和文化的深層原因及改造方案,這并非大革命后獨有的現象。民國初年,中國的政黨政治實驗失敗,五四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1917年7月,當胡適從海外歸來,船到橫濱,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感到張勛的復辟“是極自然的現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投身大革命的一代知識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是由新文化打造的新的政治主體。大革命后的左翼知識分子由學術、教育、文學、藝術入手改造社會的愿望,反映了知識分子對文化改造社會功能的深刻體認,他們相信文化對于政治具有某種再造能力,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寶貴遺產。

  結語

  那些國民黨左派的青年,以階級分析的眼光看,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青年”。他們幻想以非暴力革命和較少的流血犧牲,達到政治的革新、社會的進步,這是他們在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目睹青年的鮮血澆灌大地之后,尋求個人出路,探索國家、社會前途的一個自然的結果,有其歷史合理性。跟隨他們的生命、情感體驗進入歷史,有助于看清當時中國社會、政治中各種對抗性的力量斗爭、結合、轉化的過程,以及那個時代的青年探索人生、社會命運的歷程。

  國民黨政權在汪蔣合作之后,本有足夠的空間來回應革命青年的訴求,但南京當局始終無視左翼批判思想的合理性,視一切激進運動為共產黨的煽動,視民眾的合理訴求為“反動”而鎮壓,以“剿共”、“抗日”合法化其暴力獨裁統治,對于包括中共和改組派在內的各種左翼組織,施以了殘酷鎮壓。1929年7月25日,蔣介石致電上海龍華警備司令熊式輝:“近來各地共黨及改組派活動甚劇;上海為活動中心,若不嚴厲處辦,無以鎮壓反動,肅清上海共黨及改組派。其就獲有據者,應即處決為要。”這反過來更助長了國民黨內和社會中腐惡勢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氣的青年紛紛向共產黨靠近,撼動了國民黨的統治。

  大革命后的國民黨左派青年,是國民革命的“剩余物”,他們的思想主張、政治口號、主體人群,在組織上、政治上,都與國民革命有傳承關系。國民黨左派雖然反共,卻是共產黨參與塑造的,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對中國革命綱領的設計,所秉持的唯物史觀,均體現了國共兩黨政治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那些“非革命”的“中間道路”。但國民黨左派的政治文化中,又有完全不同于蘇俄和中共革命文化的部分,它是整個中國革命光譜中的一環,可以讓我們更深地理解中國革命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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