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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加入中共的美國人,兩次蒙冤入獄,堅信毛澤東思想是筆巨大的財富

孫國林 · 2019-12-19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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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之差來中國

  

  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mberg。他從小就常“離經叛道”,常有出人意外之舉。17歲參加學生運動,支持黑人的解放斗爭。19歲加入美國共產黨。1942年應征入伍,按照軍隊規定脫離美共。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軍隊派他去學習日文,準備將來做戰地日軍的工作。但他的叛逆性格使他拒絕了這一安排,堅持學中文,希望將來能夠到中國看看。李敦白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學學習中文,老師中包括張學良的女兒張閭瑛和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努力學習漢語的同時,初步了解了中國文化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這促使他更加渴望到中國去,和中國人民交朋友。這改學中文的“一念之差”,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李敦白被分配到中國的昆明,在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亂紀行為,以及當地中國人向美軍索賠事宜。在這期間,他處理的一個中國女孩被一個酗酒美軍駕駛汽車軋死的索賠案件,深深觸動了他的人性良知:幾經交涉,死者家長僅得到26美元的賠償。而且被保長、甲長層層克扣,到死者家長手上的只剩8美元。這對他觸動很大,一條人命怎么就值這么點錢呢?后來他說: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留在中國。他的工作使他有機會接觸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民,了解中國的許多真實情況,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和黑暗統治的大量事實。

  李敦白來到中國后,有一位中國朋友將他的名字譯成“李敦白”。前后兩個字合起來是中國的“詩仙”李白,中間一個字的意思是“敦厚”。這個名字不僅接近英文名字的發音,而且完全“中國化”,和唐代大詩人李白巧妙連線,他樂意采用。熟人都叫他“老李”。

  受大量事實的感染,李敦白在昆明思想逐漸“革命化”。他常買一些報刊,了解中國的社會、戰爭情況。他最常看的是中共在國統區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均在重慶出版)。他覺得這兩份報刊比較真實、親民。時間一久,他在報童的引薦下竟與辦報人員晤談,進一步了解中共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業績,心生敬佩。

  此外,他還利用美軍的身份,對中共地下黨進行具體的幫助,如購買一些革命根據地急需物品等。甚至,他用美軍的吉普車,把處于危險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轉移到城外脫險。他回憶說:此時他的思想“逐漸革命化”。

  拒絕返美留中國

  1945年11月,駐昆明的美軍準備回國了,李敦白的使命結束,理應隨軍離開中國。可是他此前與地下黨和革命者多次接觸,“逐漸革命化”的思想使他又一次“叛逆”美軍的安排,執意長期留在中國。他回憶說:“在中國,不論是共產黨、國民黨,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還是農民,我都可以接觸。未來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開發,我怎么舍得離開中國?”他留在中國的申請,意外地獲得批準。他設法調到上海工作。

  經地下黨的介紹,李敦白在上海認識了宋慶齡、何香凝、陶行知等社會著名人士。宋慶齡介紹他到設在上海的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當救濟“觀察員”。具體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到災區。他非常高興,從此脫離了美軍的管束。在這里,他聽到許多關于延安和各解放區的信息,渴望能到延安去實地看一下。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糧食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救濟總署的官員在行前對他說:“你到那里以后,要注意收集共產黨的情報。”對此他大惑不解:不是盟國嗎?怎么還暗中搜集人家的情報呢?他在中原解放區的首府宣化店,認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中共高級將領。中共代表周恩來正在和國民黨代表、美軍代表在那里進行“和平調處”。美國的一位將軍把李敦白當成“自己人”,在廁所里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國民黨當局)在這個地區占有優勢,我們讓他們把共產黨軍隊消滅。”這幾句話,讓他看透了美國政策的本質。當天,他就把美國軍官的話轉告給李先念。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誠的,向他表示感謝。同時還開玩笑地說:“你把情報給了我們,你還是美國觀察員嗎?”說完兩人相視一笑。實際上,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不久,李先念率部進行了著名的“中原突圍”,打響了解放戰爭的第一槍。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覺得他的“差事”干得沒勁,打算辭職回國。宋慶齡了解李敦白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建議他回國之前去拜訪一下周恩來。于是,他從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園新村。周恩來建議他到延安去參觀一下,以便回到美國以后,正確地宣傳中國的情況。這一建議使他喜出望外。在地下黨的安排下,李敦白開始了他的紅色之旅。從上海到北平,計劃經張家口轉延安。

  在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挽留他,幫助籌建新華廣播電臺和新華社的晉察冀分社(臺)的英語廣播,請他擔任英文稿的翻譯、修改和廣播。他愉快地服從這一安排,工作得很努力。他在這里認識了電臺播音員魏琳,不久,魏琳成為了他的妻子。李敦白在張家口工作了一段時間后,組織上護送他們來到延安。

  清涼山的“大鼻子”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終于來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中央分配他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他來到清涼山時,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已合并,社長兼總編輯是廖承志。廖承志親自來到李敦白的窯洞,表示歡迎國際友人參加新華社的工作,向他介紹了新華社的機構、分工、人員和困難問題,并希望他多出主意,幫助改進。聽到這里,李敦白急忙說:“可不是幫忙,這是我們自己的工作,一起來做,一定能搞好!”廖承志聽了很高興,覺得這個美國朋友的覺悟很高,值得信賴。

  從此,在清涼山上人們看到一個中等身材的“大鼻子”工作人員,戴一副近視眼鏡,和大家一樣穿灰色的棉軍大衣,職務是新華社的英語專家。他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不把自己當外人,受到新華社同仁的一致好評。不久,他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得到批準。因為他曾經是美國共產黨員以及在華表現良好,又經中央特殊批準,他成為唯一一名美裔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實,李敦白在張家口時,就提出過加入中共的申請。來到延安后,又鄭重提出入黨要求,終于如愿。

  10月末,斯特朗從外地訪問后再次來到延安訪問。社長廖承志派李敦白擔任翻譯,先后訪問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通過這次訪問活動,李敦白對黨的方針政策有了更加系統的了解,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仰。同時他還把一些黨的文件、資料翻譯給斯特朗,并一起研究如何把它們寫進文章和書中。因此,斯特朗這期間的文章和著作,無不滲透著李敦白的心血。

  當時,經過整頓的新華社分為三個編輯部,即:解放區部、國民黨區部和國際部。李敦白被分配在國際部英語組,專門負責審查抄收外電新聞,擇其要者翻譯成中文,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參考。同時,他還負責審讀其他人翻譯的外文稿,以及中譯英的新聞稿件,工作一絲不茍。1946年底,新華社年終總結評獎時,李敦白被評為甲等模范。他登臺領獎時高興地說:“今年我得了甲等獎,這不算什么;我還要努力,明年要拿特等獎。不管什么獎,都是為了打老蔣。”臺下一陣掌聲。

  在清涼山上,李敦白立下一個永載史冊的重大功勞。1946年9月,《解放日報》發表了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該詩表現群眾反壓迫,求解放的主題,感人至深;詩的形式采用陜北的信天游,清新活潑。中宣部長陸定一立即著文,稱頌這首體現延安文藝座談會成果的敘事詩。李敦白看了,也很喜歡。他主動請示并得到批準,日以繼夜地將它譯成英文,用新華社的電臺向世界播出。為此,他成為以廣播形式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第一人。同時,他也是將延安時期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向世界廣播的第一人。

  當時,黨對李敦白非常信任。總編輯傳達從楊家嶺黨中央帶回的新精神時,李敦白被邀與各部負責人一起聽,有時他還被邀列席編委會。他心里很清楚,這是組織給他的一種特殊榮耀。后來李敦白說:“我在清涼山的那段經歷,終生難忘!”

  延安舞會開眼界

  說來也巧,李敦白到延安后見到毛澤東,是在周末的一次舞會上。那晚,當李敦白被領進舞場時,毛澤東停下舞步,主動走來與李敦白打招呼。顯然,他早已知道李敦白來到延安這件事。他邊握手邊說:“我們很高興地歡迎美國同志來這里工作!”未等李敦白回應,他接著說:“抗日戰爭時,有些人笑我們只有小米加步槍。的確是這樣,可我們還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人。你會發現延安的生活非常簡樸。”意思是提醒他準備吃苦,過艱苦生活。

  李敦白說:“我無所謂。”毛澤東說:“你的中文說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學英文,但對我來說太難了。”“如果我能在學習中幫上忙,倒很樂意一試。”李敦白熱情地說。

  這次巧遇毛澤東,李敦白喜出望外。他說:我簡直無法相信我的運氣竟然這么好,來到延安不久就見到久仰的毛澤東。我一直從報紙上關注他的消息,在斯坦福時學習他的文章,而如今他就站在我面前,與我面對面地交談,這情景如在夢中,令我興奮異常。

  在舞會上,李敦白眼界大開。他還見到來跳舞的其他高級領導人。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人走進來,毛澤東沖他招手說:“哈,朱老總來了!”并迎上前去握手。他們坐下閑談時,李敦白坐在兩人中間,顯示出兩位“大人物”對他的尊重,心里很感動。近距離的觀察,他發現“朱德有一張飽經風霜、歲月雕刻過的臉龐。可能是因為經常掛著笑容,使得他即使不笑時笑紋也因年深日久而留在臉上”,比畫像老得多。朱德突然笑著問李敦白:“你身上長虱子沒有?”未等李回答,他接著說:“要是沒長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說完得意地笑起來。此時,有人把朱德請去跳舞,他的夫人康克清走過來對李敦白說:“他可是一個真正的‘行動派’,只要他跳得動,是絕不錯過任何一支舞的。”李敦白說:“我在昆明時,有人對我講過許多有關‘朱毛’的英雄故事,他們把‘朱毛’當成一個人,而不是兩個人。”康克清笑起來。

  簡陋的大屋子舞場熱鬧非凡,戰士、參謀、護士、醫生、記者、翻譯、指揮官、政治官員、理論家們,在一起翩翩起舞;官銜最高的與官銜最低的在一起跳舞,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令李敦白大開眼界。在舞會上他還結識了江青。

  在延安,毛澤東對李敦白印象不錯。194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王家坪會見西方記者時說:中國共產黨并不排外,現在有兩種美國人,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萊、斯特朗這樣的美國人,我們都歡迎。明確表達了對李敦白的贊許。

  毛澤東周恩來向他當面道歉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因是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斯特朗出了問題,蘇方說她是一個“美國間諜”。并且在世界上發展了一個大范圍的“國際諜報網”,李敦白也受她的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蘇聯當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李敦白也抓起來。當時黨中央很不理解,因為沒有發現他絲毫的“間諜”活動,但還是執行了蘇聯的“指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華社隨軍進城,立即開展工作。但李敦白卻被當作“罪犯”押解著進城,同事們依然不知道他犯有何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平反了斯特朗“國際間諜”的冤案。1955年4月4日,被囚禁了6年零3個月的李敦白才被釋放。公安部的一位干部向他宣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調查你的案子,最終發現你是一個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國人民政府和公安部,為這一錯誤向你道歉。李敦白大度地接受了這個以自己的“小屋苦難”換來的“道歉”。除此之外,他還能怎樣呢?這是自己鐘愛的國家的“道歉”啊!

  李敦白被關押,把妻子魏琳也“關”跑了。她忍受不了長達6年丈夫音訊全無的日子,只好選擇離婚。1955年“五一”節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辦公室。

  李敦白上班后不久,就恢復了黨籍,這個“大鼻子”是英語組唯一的黨員。令李敦白高興的是,他在電臺結識了在總編室工作的王玉琳,并喜結良緣。

  1958年9月,斯特朗來到北京定居。周恩來為她舉行歡迎宴會,李敦白、王玉琳夫婦應邀作陪。周恩來誠懇地對他說:“傷害了我們的朋友,是我們的錯誤。”

  1964年1月,毛澤東宴請在北京的外國朋友,斯特朗和李敦白應邀出席。毛澤東對斯特朗說:“當年你在延安的時候,國民黨開始轟炸了。我們擔心你的安全,就讓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會當做間諜被捕了。”他轉身對李敦白說:“你被牽連到斯特朗的案子里,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一個好同志。”毛澤東、周恩來向他當面道歉,承認了錯誤,使他感到很大安慰。

  “文革”沉浮兩重天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廣播局的院子里貼滿了大字報。李敦白的胸中“激情”澎湃。他積極投入運動,貼大字報,檢查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起鬧革命。人們對他肅然起敬,他成了廣播局的風云人物。

  1966年國慶節,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禮遇。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國朋友應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并和毛澤東握手。李敦白回到單位以后,人們擁來和他握手,因為這手是和領袖握過的啊。人們說:“老李,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你啦,還和毛主席握了手呢。”第二天,《人民日報》和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國際主義戰士李敦白”的大名傳遍了華夏。他向人們描述了與毛澤東握手的種種細節,語氣中充滿了興奮和自豪。他的頭腦有些膨脹了。

  1967年2月,廣播局成立了一個“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群眾組織,并奪了電臺的領導權,李敦白當選為頭目之一。接著,由“奪權派”成立一個“三人領導小組”,李敦白被推舉為“一把手”。對于這兩個“頭銜”,他都欣然接受。不久,他有些醒悟了,說:“不管怎樣,廣播局不能由一個外國人負責呀。”但很快他又“昏迷不醒”。4月8日,李敦白在《人民日報》發表《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狂捧文化大革命;4月10日,他又參加清華大學批斗王光美大會,并登臺表態。此外,他似乎“批”紅了眼,又批斗了一批在京的國際友人,包括馬海德這樣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那時,李敦白走在街上,許多人爭相與他握手、圍觀,還有人請他簽名留念,儼然成了北京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回憶中說:“那時我紅得發紫。”

  李敦白這種“紅得發紫”、飄飄然的日子,只維持了6個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廣播局通知李敦白,“離開廣播局,有特殊任務”。當時,李敦白還抱有幻想,等到9月底,他沒有收到天安門國慶節觀禮的請柬,便“覺得有些不對勁兒”。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報》重新發表了去年毛澤東會見外賓和群眾組織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原來所在的那個位置,卻變成了一片黑。廣播局實行軍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證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軟禁。他被作為“五一六”分子受到批判。后來他才知道,這種遭遇是因為江青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可是,當初把他扶到臺上并加以利用的也是江青。

  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鋃鐺入獄,罪名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美國特務。1973年,許多被關押的外國人被釋放,但李敦白又被當作“王、關、戚”分子繼續關押著。1976年末,李敦白發現報紙上關于“文革”的消息不見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有一天,他忽然聽到一個女人在院子里大喊大罵,聲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聲音。他想:“江青進來了,我該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關押了9年8個月零1天的李敦白,被釋放出獄,是“文革”結束后外國專家中最后一個被釋放的人。

  1982年,經過妻子王玉琳的奔走催促,公安部給李敦白作出正式“平反結論”: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國以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有重大貢獻的。1968年入獄,是被錯誤關押審查,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對此,李敦白表示接受,一句氣憤的話都沒有說。

  來往中美兩國間

  李敦白被釋放平反后,沒有回到廣播局復職,而是被先后安排到新華社、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他有一種被 “邊緣化”的感覺,況且年近花甲,他覺得的確老了。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夫婦用“補發審查期間的工資”購票,乘飛機回到美國,他們暫住在姐姐家中。王玉琳織毛衣出售,同時教授中文和中國烹飪,掙一點微薄的生活費。李敦白到學校教課掙一點錢,勉強維持生活。不久,三個“千金”陸續來美國,并找到工作,一家人的生活狀況逐漸改善。他們夫婦都是干事的人,不想虛度時光,商量好“要換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

  機會終于來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要到中國拍電影,找李敦白幫忙當翻譯。他在中國各地為公司辦成了不少事,公司對他很滿意。回國后,讓他講述自己的經歷,在《星期天60分鐘》節目中播出。這樣一來,他在美國成了“名人”。不少美國公司找他們咨詢或者當顧問,開展中美貿易。

  幾次的成功以后,他們摸到了經商門徑,便注冊成立了“李敦白有限公司”。李敦白擔任總經理,妻子是副總經理。為了公司的業務,他們從美國的東部搬到了西部,經常到中國開展業務活動。

  他與中國老朋友見面,總是有說有笑,極少有悲觀和怨恨。他對人生的苦難,更多的是笑對,心是向著未來的。他常說:“回顧過去,當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遺憾和痛苦。不過,我對那些年月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監獄度過的歲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從那可怕的逆境中汲取內在的力量。”回到美國后,他有時間靜下來回憶往事,開始寫回憶錄。后來出版了《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

  2004年春天,83歲的李敦白夫婦再次來到北京,除業務活動外,與不少老朋友聚會暢談。朋友們勸他,只要身體還能支持,多來中國走走,為中美兩國人民做些事。他馬上站起來,學著京劇武生的做派和腔調,雙手抱拳,說:“得令啊!”

  李敦白作為一位美國人,遠涉重洋來中國,真誠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在這個東方大國工作和生活了35年。其間兩次蒙冤,在鐵窗中苦熬了16年。他被平反釋放回美國后,“愛中”之心不改,耄耋之年仍不辭辛勞,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奔忙。誤會、傷害已成過去,美好記憶長存心底。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真誠的國際友人。

  至此,記述延安時期黨實行對外開放方針的系列文章將要結束。我們看到,從1936年斯諾來訪開始,到1946年李敦白到訪,十余年間“紅都延安的神秘來客”一直不斷。他們既有記者、醫生,也有政界、軍界人員,延安吸引了大批外國人。這不僅保證了當時政治、軍事斗爭的勝利,改善和擴大了黨的政治生存空間,獲得世界各國在道義上、物質上的有力支持,而且為新中國的外交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于這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繼承,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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