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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離不開前30年留下的遺產

江宇 · 2019-12-18 · 來源:新時代發展百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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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經濟建設是成功的,雖然這30年經濟發展也存在著曲折和失誤,但是無論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相比,中國都毫不遜色,而且避免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早期面臨的各種陷阱,創造了不少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有鮮明現實意義的經驗。這是歷史的主流。

導讀

  如何評價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經濟建設,這既是一個歷史問題,又是關系中國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當前,一些照搬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傾向于全盤否定這30年的經濟建設道路和成就,這是非常不客觀的。

  歷史證明,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經濟建設是成功的,雖然這30年經濟發展也存在著曲折和失誤,但是無論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相比,中國都毫不遜色,而且避免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早期面臨的各種陷阱,創造了不少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有鮮明現實意義的經驗。這是歷史的主流。

  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體制同改革開放后有很大差別,與近幾十年影響很大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主張也相去甚遠。改革開放初期實施的包產到戶、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發展民營經濟等做法,看起來是對過去的“糾正”,因此一種觀點就自然地認為,既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很快,那就說明以前的經濟戰略和政策是錯誤的。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又出現了另一種觀點,那就是認識到改革開放之前某些做法的合理性,希望從當時的做法中找到解決當今問題的鑰匙。這些不同的觀點常常相互碰撞和對立,影響著改革共識和社會團結,也直接影響著人們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看法。

  只有正確看待歷史,才能正確認識現實。中國要成功地向前走,就必須對歷史做出科學的評價。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講話,第一次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思想,“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這為科學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營造了政治環境。

前30年的成就

  評價一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既要看經濟總量和增長率,但又不能只看經濟總量和增長率,還要看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看經濟發展是否滿足了這個時代國家和人民優先的需要,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協調性,看這個時代給后代留下了什么。

  按照這些標準,新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主權安全,啟動了現代化建設和改善了民生,實現了經濟的較快增長,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普及了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實現了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革,這些成就領先于同期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總的來看,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從沉淪到復興的關鍵轉折時期,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是一個抓住機遇啟動現代化進程的時代。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是成功的,盡管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仍然是低收入國家,但是同1949年時相比,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已經大大提高,和世界的差距已經大幅度縮小,而且為改革開放之后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經濟快速增長

  1952—1978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按不變價格計算,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而舊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1929—1936年,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5%。按照經濟史學家安·麥迪森的數據估算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世界為4.6%、亞洲為5.8%、非洲為4.3%、拉美為5.3%、西歐為4.4%。可見,這一時期新中國的經濟增長遠遠快于舊中國,也領先于當時世界平均水平。

  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后面,而到1978年中國鋼產量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后的第四大鋼鐵生產國;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原煤產量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

  再按照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這三個與經濟增長高度相關的指標來衡量,1952—1978年,鐵路貨運量年均增長8.5%,工業用電量年均增長12.6%,新增貸款年均增長8.2%,其中鐵路貨運量和工業用電量增長率都高于改革開放之后。可見按照實物量計算,新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

  由于這一時期實行計劃經濟,大量經濟活動并沒有進入市場,因而用GDP這一指標實際上還低估了經濟建設的成就。例如,大量農村基礎設施,是在國家投資很少的情況下由農民無償勞動建設的,用實物方式分配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產品,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辦法,將其價值納入GDP統計,數值還會大得多。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大量資源和勞動力是無償調撥的,大量基本工業品的價格是低于市場價格的,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GDP的低估。也就是說,如果按照實際的經濟活動來計算,新中國前30年的增長速度比上述數字還要高。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GDP是在當時國際環境惡劣、周邊戰爭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退出歷史舞臺時,我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更沒有通貨膨脹和失業,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同時,他們還為后人留下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大量外匯儲備和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截至1977年,中國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為后來改革開放時期大規模引進技術準備了條件。

  以上對比清晰地說明,無論同舊中國還是同當時的其他國家相比,新中國成立后GDP的增長以及工農業產值的增長速度都是可觀的。

  中國的工業革命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不僅實現了GDP的較快增長,而且產業結構得到改善,其中最突出的是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和基礎設施,中國從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952年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從21%上升到48%,工業結構從以紡織、食品加工等小規模輕工業為主,轉變為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在這28年時間里,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不變價計算增長了26倍多,達到4100多億元。同1952年相比,1978年主要工業品的產量都實現了快速增長,其中化纖、化肥、原油等對于解決吃飯和穿衣問題發揮關鍵作用的產品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增長超過200倍,鋼材、水泥、硫酸、化肥等主要工業產品年增長率均達到10%以上(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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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 主要工業品產量增長情況(1952—1978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統計六十年》,200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第一版,表1-37。

  這30年,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得到提升。1953年全國基礎設施資本存量為202億元,1978年上升為1113億元,是1953年的5.5倍。一個由鐵路、公路、內河組成的交通網已經形成。鐵路里程、公路里程、客運量、貨運量、貨物周轉量等衡量交通能力的指標,1978年比1952年增長了2~13倍(見表3-2),其中,鐵路里程、公路里程和貨物周轉量的增長倍數,還高于改革開放后的30年。30年間,修建了水庫總庫容4200億立方米、人工河渠總長300多萬公里、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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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2 改革開放前交通建設成就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表1-43、表1-44、表1-45、表1-46。

  重工業和基礎設施對國民經濟整體具有帶動和輻射作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離不開改革開放前奠定的重工業基礎。工業的發展還塑造了一支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到1978年,全國職工總數接近1億人,這支技術精湛、紀律嚴明的產業工人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和穩定的主力軍,也是改革開放之后創造經濟奇跡的基礎。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評價道: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羅斯等現代工業舞臺上幾個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也毫不遜色。

  新農村和新農民

  新中國的前30年,開始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的轉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村幾乎全部是手工勞作、靠天吃飯,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而到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包產到戶之前,現代農業需要的化肥、水利、機械化和良種都已經得到顯著改善。一方面,工業的發展,為農村提供了化肥和機械,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單位畝產,機械化雖然對提高畝產作用不大,但是節約了大量勞動力,農村勞動力得以被解放出來發展工商業或進城務工,繼而成為改革開放后大量低成本勞動力的來源。另一方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組織集體勞動,開展農田水利建設,通過全國大協作進行良種繁育和技術推廣,到20世紀70年代末,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年用電量等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年發電量的7.5倍,耕作條件發生歷史性變化。

  現代化和工業化不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而且改變了傳統農村的精神和文化。集體所有制的實現,避免了封建社會幾千年來土地兼并的治亂循環,一直以來一盤散沙的小農社會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舉辦工商業、提供公共服務、管理公共事務、進行民主建設,盡管這些成就還是初步的,但是已經根本改變了傳統農村的社會風氣和文化。中國的農民,從舊中國在政治經濟枷鎖下形成的愚昧、麻木、自私的弱者形象,變成具備健康的體魄、有文化、可以組織起來進行民主管理、把握自己命運的新形象。

  醫療和教育的普及

  人力資本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以健康、教育和性別平等為主要標志的人力資本發展水平滯后,使世界許多國家陷入貧困陷阱,呈現“窮、愚、病”的惡性循環。新中國把醫療、教育和婦女解放作為重大政治問題來解決,優質資源向基層和農村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資本密集型的醫療模式。通過發揮集體協作的優勢,開發了以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和民辦教育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術路線,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8歲,小學凈入學率從25%躍升到90%以上,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出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婦女解放也走在世界前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70年代就下降到2.2左右,超越了低收入國家出現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惡性循環。教育和國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使得昔日的“東亞病夫”成長為一支有文化、守紀律的產業工人和新型農民隊伍,為后來的發展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有生力量。

  健康和教育的改善,不僅有利于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使新中國呈現出同舊中國截然不同的社會風尚。整個社會呈現出團結、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成為物質匱乏條件下激勵人們奮斗的精神動力。新中國依托國有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在城鄉均建立了包括醫療、養老、住房、工傷、喪葬、撫恤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人民不必為基本民生擔憂,降低了經濟運行成本,使大規模集中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社會事業的發展,也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貧富懸殊、脆弱和充滿風險的社會結構,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嚴、有安全感、有希望,為啟動現代化增添了強大動力。

  中國普及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的歷史,打破了“窮國不能辦大教育、窮國不能搞免費醫療”的偏見,超越了西方國家“先實現現代化再建立社會保障”這種伴隨著巨大社會代價的路徑。中國人用實際行動證明:普及教育和醫療并非富國的專利,在經濟落后條件下普及醫療和教育、建設一個不以利潤為目的的醫療體系、一個不以考試和分數為目標的教育體系,也是能做到的。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評價:

  【“1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

  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改革前中國在教育、醫療、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對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

  中國發展的世界意義

  毛澤東時代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歷史的轉折點,是中華民族從沉淪走向自信、從依附走向自立、從屈辱走向自強的時代,在這時代,中華民族開始了偉大復興的歷程。

  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不僅發展了自己,也改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塑造的世界格局,為扭轉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做出了貢獻,具有世界意義。二戰之后,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制度競爭壓力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進行了調整和改良,完善福利制度、縮小收入差距、限制資本特權,社會矛盾得以緩和,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出現了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其中,中國自身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以及對第三世界的支持,是推動全球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對第三世界的支持,使中國獲得了豐厚的外交遺產和道德感召力,而且反過來推動了美蘇兩個大國同中國改善關系,打開了中國同西方進行經濟合作的大門。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的發展壯大,一個有著8億人口的國家實現工業化,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塑造的全球格局的突破。同時,中國還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工業革命之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帶來的殖民化、南北差距擴大的局面。

  總之,新中國的前30年,是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實現起飛的時代,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實現工業革命的時代,是傳統農業向現代集體農業轉型、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轉型的時代,是中國第一次普及醫療和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躍升、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開辟道路的時代。經過30年的發展,一個任人欺凌、四分五裂的弱國,變成具有鞏固國防和民族尊嚴的強國;一個一盤散沙、人心渙散的國家,變成組織起來、民族精神高度凝聚的國家;一個等級森嚴、兩極分化的國家,變成一個人民當家做主、公平正義的國家。這30年,是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團結奮斗的30年,是胸懷理想信念、不信邪、不怕壓的30年,是改天換地、感天動地的30年。

  對改革開放前30年,鄧小平是一位權威的評價者。1979年,他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說:

  【“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

  1980年,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他說: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中國人吃飽穿暖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入市場經濟,實行對外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就有人認為,如果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搞改革開放,中國早就成為發達國家了。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固然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采取的正確戰略,但是也離不開改革開放前打下的基礎。改革開放前的積累,為改革開放后解決吃飽穿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人們的主觀感受看,農副產品的豐富、衣著服飾的多樣化,確實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一方面得益于包產到戶和市場經濟的引入,極大地提高了農民和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農民和企業的積極性不能憑空發揮作用,改革開放前準備的物質基礎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先說吃飯問題。1979年,包產到戶從安徽小崗村迅速推廣到全國,覆蓋率從1979年的1%增加到1983年的98%,同時全國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0477萬噸增加到1984年的40731萬噸,人均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17公斤增長到1984年的390公斤。

  包產到戶促進了糧食增長,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了包產到戶之外,這一時期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糧食征購政策的改變和氣候變化等因素,也對農業增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方面原因是化肥、機械和良種的推廣。首先是化肥使用大幅增加。在氮、磷、鉀三種主要化肥中,氮肥的生產首先需要在高溫高壓條件下生產合成氨,磷肥主要以磷酸鈣礦石和濃硫酸為原料,鉀肥可以從自然界獲得氯化鉀礦粉,但也需要提純和混合。可見,化肥工業的建立和發展,離不開機械、能源、電力、材料等重工業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僅有大連和南京兩個化肥廠,年產量僅6000噸,新中國將化肥列入優先發展的產業,到1965年產量達到172.6萬噸。20世紀70年代初,兩個原因促進了化肥工業的快速增長:一是第二次體制下放帶來的地方工業化,小化肥廠是縣域“五小工業”之一,到1979年我國化肥產量就猛增到1086.3萬噸,是1965年的約6倍;二是1972年我國通過“四三方案”從國外引進13套合成氨和尿素的裝備,就是俗稱的“十三套大化肥”,這些項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產,在時間上正好同包產到戶的啟動時間重合(見表3-3),這樣1984年的化肥使用量又大幅增加到17398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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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3 “十三套大化肥”的基本情況

  資料來源:陳錦華。《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17-19。

  其次是雜交水稻等良種的推廣。這一時期,依托集體經濟建立了覆蓋全國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雜交水稻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1976年到1984年,雜交水稻的播種面積從40萬公頃增加到2670萬公頃。雜交水稻對化肥的要求強于一般水稻,而農田水利和化肥的使用,進一步增加了雜交水稻的優勢。

  最后是農業機械的使用。由于20世紀70年代初將小機械廠納入“五小工業”,1970—1977年,我國實現了農業機械的爆發式發展,全國農業機械總功率從1970年的21653馬力增加到1977年的102617馬力,在7年時間里增加到原來的近5倍。1978年之后,盡管由于投入的減少以及分田到戶之后一些地方對農業機械的需求放慢,農業機械化的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到1984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功率已經超過19萬馬力。

  第二方面原因是氣候的變化。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國,也尚未克服氣候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我國在人民公社時期修建了大量水利設施,但這些水利設施只能減弱而不能完全消除氣候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表3-4列出了1970—1987年我國的氣候指數波動情況,數值(絕對值)越大表示天氣越壞,越接近0表示天氣越好。可見,我國1976—1980年以壞天氣為主,而1981—1984年氣候轉好。特別是1978年和1984年這兩年,分別是前后十多年氣候條件最差和最好的年份,人們用這兩年間的糧食產量做比較,來說明包產到戶的效果,會夸大了包產到戶的作用,把氣候變好的影響也歸結到包產到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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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4 中國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1970—1987)

  資料來源:布拉默爾。中國集體農業再評價. http://www.guancha.cn/Rural/2012_08_06_89276.shtml。

  第三方面原因是糧食收購和農村投入等政策的改變。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服從工業化的需要,糧食統購統銷的征購數量多、價格低,口糧僅夠勉強滿足基本溫飽的需要,而且20世紀60年代還要實行三線建設、備戰備荒,需要一定的糧食儲備,這也影響了人均糧食水平。到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形勢已經緩和,三線建設基本完成,重工業基礎已經具備,備戰備荒的壓力減小,國家利用這些有利條件,降低積累率,擴大消費率,得到人民的支持。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國家連續上調了糧食征購價格,減少了征購數量。1978年之后,一方面是糧食征購價格的大幅提高,1979年糧食統購價格提高20%,超購部分再增加50%,18種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8%;另一方面是大幅減少征購數量,放開商品糧市場,1978年到1984年,統購糧食所占的比例從75%急劇下降到26%。1980年,國家財政的糧油價差補貼、超購糧油加價補貼和糧食企業虧損補貼支出共計108.01億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這些措施也有利于激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

  也就是說,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國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同時農業機械化、雜交水稻、化肥等生產要素迅速普及;許多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灌溉工程得以竣工;新的高產良種實現大規模應用;國家又調整了糧食收購政策,提高了收購價格,減少了計劃收購數量;從氣候上,1978年到1981年的糟糕氣候過后,迎來了1982年到1984年的風調雨順。這些因素,都是有利于農業產量增加的。

  那么,包產到戶到底對于農業增產起了多少作用呢?這需要利用當時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就當前的研究來看,既有支持包產到戶是農業增產的主要原因的,也有不支持包產到戶是農業增產的主要原因的。綜合現有的定量研究,包產到戶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的估計在27%~71%。

  同時,也還存在一些研究不支持這些結論。韓(Han)研究了山東即墨縣的情況,發現在集體化時期即墨縣的糧食產量迅速增加,但包產到戶之后,農業機械化水平下降,一些農民把拖拉機拆解下來賣鐵,灌溉也遇到困難。布拉默(Bramall)研究了四川省縣級的數據,發現未包產到戶的縣的產量并不低于先包產到戶的縣。相反,一些縣在包產到戶之后還出現了產量下降。普特曼(Putterman)發現河北某縣在20世紀70年代糧食增產,但到實行包產到戶的時期增產就停止了。黃宗智對長江三角洲的一項研究表明,“去集體化”并沒有導致產量增加。這些結論固然在方法上有所缺陷,但結論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根據目前的信息,我們的結論是:一方面,包產到戶確實調動了農民個體勞動的積極性,有利于解放剩余勞動力,為農村副業市場和鄉鎮企業發展創造了勞動力來源,包產到戶的作用不能否定。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包產到戶的作用夸大化、絕對化。包產到戶并不是農業增產的唯一原因,改革開放之后,農業增產離不開改革開放前積累下的農田水利、機械化、良種改造等基礎,不能把包產到戶和之前的這些基礎割裂開來,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包產到戶,既不能產生“一包就靈”的迷信,也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否則怎么解釋,從封建社會開始,一直到民國,中國農民一直都是單干,“產權”可謂非常清晰,為什么一直都吃不飽穿不暖呢?

  再說穿衣。解決穿衣問題,在現代社會主要依靠手工業和紡織工業。紡織工業的原料有兩種來源:一種是棉花或者其他可以替代棉花的植物纖維,另一種則是以石油為原料生產化學纖維。洋務運動以后,紡織工業逐步成為我國輕工業的主要部門之一,主要原料是棉花等天然纖維,但是因我國土地面積的限制和糧食生產的需要,不可能大規模種植棉花。1949年全國棉布總產量18.9億米,人均僅3.5米。因此,1952年經濟恢復之后,紡織工業很快就面臨著開工不足的問題,棉紗生產能力只發揮了78%。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靠棉花之外的植物纖維以及化學纖維,來擴充紡織業原料的來源。

  20世紀60年代初,努力的重點是尋找替代棉花的植物纖維,但是效果有限,發展化學纖維成為發展紡織業的必經之路。而生產化學纖維的基礎原料是石油,發展化纖工業必須以石油工業的建立為前提,同時還需要機械工業部門提供重型化工設備。

  我國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一個貧油國,新中國成立初期,軍事訓練和交通需要的石油都保障不上,就更不用說為化纖工業提供石油原料了。直到1959年,發現大慶油田之后,我國才逐漸實現了石油的自給自足。1972年,中國原油產量達到4567萬噸,不僅能夠自給,而且實現了出口。而1971年中國的棉花產量只有4300萬擔,扣除農民自用、軍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之外,能夠用于紡織的只有3100萬擔。1971年下半年,時任輕工業部部長錢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國自己的油氣資源,建設幾個化纖基地,所需的技術設備可以從國外引進。1972年上半年,引進國內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耗資4億美元,投產后每年可生產化纖24萬噸、化肥400萬噸,所需的石油氣、油田氣、石油原料在國內也有保障。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具備了年產38.1萬噸各種化學纖維的能力。可見,新中國解決穿衣問題的歷史也表明,正是改革開放前具備了重工業基礎,改革開放之后才能實現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中國人解決溫飽問題,離不開改革開放,但也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前奠定的重工業基礎。今天一些學者用改革開放之前吃不飽、穿不暖來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發展,這是不科學的。

前30年的遺產和“改革紅利”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在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都是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可否定的時期,兩個時期有著不可分割的延續和繼承關系。兩個時期在具體政策上有很大差異,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個時期面臨不同的國際環境、發展任務和發展條件。現在有條件做的事,以前未必有條件做;適合以前的發展戰略,現在未必適合。不能用一個時期來否定另一個時期。具體地,又有這樣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兩個時期面臨不同的國際環境,決定了對外開放有先有后。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沒有全面開放,是由當時國內外客觀條件決定的。一方面,在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格局下,因我國堅持維護國家利益而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另一方面,我國產業基礎差,不加選擇地開放,難免會像新中國成立前那樣“挨打”。后來,我國國防和經濟實力加強,相繼取得了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建交等重大外交突破,不斷積累實力和擴大國際空間,對外開放的條件不斷成熟。同樣,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也沒有無限制地開放,而是始終按自己的需要,有順序、有步驟、自主性地擴大開放。

  第二種情況是,兩個時期經濟發展面臨不同的階段性重點,決定了經濟建設分輕重緩急。改革開放前,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改善不多。但是,我們必須集中國內的有限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后,重工業已有一定基礎,才有條件調整發展戰略、引入市場經濟、發展消費工業。如果不及時完成這個轉變,就會像蘇聯那樣,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引發各種社會問題。正是前一時期勒緊腰帶、節衣縮食,才換來了后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這是一個先后遞進的過程,不能相互否定。

  第三種情況是,我國發展起點落后,不少做法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對此可以總結教訓,但不應求全責備。改革開放前,雖然存在積累率過高、大鍋飯、束縛個人自由等問題,但是畢竟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保障了民族獨立和基本民生。發展中國家容易出現的貧富分化、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健康和教育水平停滯、社會動蕩、經濟命脈被外國控制等問題,我國都成功避免了。我們堅持“既無外債又無內債”,雖然暫時增加了負擔,但是避免了像拉美國家那樣的債務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在后一時期,我國實行漸進式改革,避免了蘇聯東歐等國休克療法帶來的問題。對這類情況,不僅要看到現實中的不足,更要看到避免了更嚴重的問題。不能做事后諸葛亮,根據想象中的理想模式,完全否定實際中的做法。

  兩個時期的延續性還表現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給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發展留下了豐厚的遺產,這才是“改革紅利”的來源。

  產業紅利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是國際貿易中的“三來一補”,這與當時已經建立的完整工業體系分不開。完整的工業體系具有公共品的性質,它確保了在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地區范圍內,能夠滿足來料加工的要求。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向市場轉產,國有企業發揮了技術的外溢效應,最初的民營企業的資金、技術、設備和人才都來自國有企業,而不必從頭進行原始積累,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前30年留下的遺產。

  改革開放之前30年還有一個重要遺產就是,經過兩次體制下放而形成的地方工業、農村“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這些企業成為改革開放以后地方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的主體。社隊企業成為鄉鎮企業的前身。1978年中國社隊企業共有150萬家,企業工人有2800萬人,近30%的公社和大隊收入來自社隊企業。1984年廢除人民公社之后,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1984—1994年鄉鎮企業以年均37.9%的速度增長,1996年鄉鎮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近1/3,同時它也解決了全國1/4的勞動人口就業問題,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主力軍。

  人力資本紅利

  新中國前30年為改革開放后培養了一支身體健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力資本大軍。李玲等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計量研究,以評估人力資本水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其主要結論是:健康水平對經濟發展有顯著影響,人口死亡率每下降10%未來五年的人均GDP則上升5%以上。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在原來基礎上每提高10%,人均GDP上升4%左右。生育率(以15~65歲婦女為基數)在原來基礎上每下降10%,人均GDP上升約3.8%。生育率越高的地區,經濟發展速度越慢。由此可見,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前30年我國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是改革開放后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和動力。

  外交紅利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以經天緯地的大手筆,為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使得中國能夠在開放中避免成為他國的附庸,獨立自主地進行開放。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陸上還是海上,所有重大的安全威脅都消除了。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之后的和平,是在改革開放之前30年努力備戰備荒的基礎上得來的,是以戰爭遏制戰爭、“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辯證思維的體現,因此,不能把改革開放之前“革命與戰爭”時代主題的判斷和改革開放之后“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對立起來。正因為前30年的努力,所以到1985年,鄧小平同志才能有底氣宣布,世界大戰短期打不起來,中國可以進行和平建設。

  改革的社會和政治基礎

  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實行公平優先的發展戰略,努力縮小三大差別。一個公平的社會,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點和強勁的內需。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只有0.18,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市場經濟有公平的起點,是比較接近理想狀態的市場經濟,工人、農民、私營企業主都能從市場化改革中獲益。公平還有利于擴大內需,前30年“高積累、低消費”的國民分配格局一結束,強大的國內需求就表現出來了,80年代消費品市場迅速擴張。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費品消費接近飽和、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開始出現內需不足。

  社會保障制度降低了勞動力成本。改革前,我國已經有了低成本、廣覆蓋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勞動保障制度仍然低成本地有效運行,而且覆蓋職工及其家屬,使得民營企業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車”,不需要支付勞動保障成本。公共服務部門的市場化尚未開始,醫療、教育、住房的成本較低,使得企業可以用較低的工資水平雇用工人,從而形成所謂“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農村集體所有制也支持了農村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為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為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線。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大大降低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提供了低成本的土地來源。

  最后,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家也保持了穩定和一定程度的發展。黨和政府有力的執政能力,能夠應對改革過程中的風險挑戰。正是由于黨和政府有崇高威信,人民對黨高度信任,所以在改革初期才能形成全國上下共同推進改革的局面,這是推進改革的政治資源和社會基礎。

  作為本章的結束,提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毛澤東本人是怎么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二十多年歷史的呢?對此,毛澤東自己的評價并不那么樂觀。

  1970年8月,77歲的毛澤東會見了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問他怎么評價當時的中國和共產黨,毛澤東回答:

  【“不怎么樣”,“你說好一點我贊成。你說中國怎么怎么好,我不贊成。兩個東西在斗,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后的。”】

  此前,斯諾還問過毛澤東,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但年輕一代將來會做些什么呢?毛澤東回答:

  【“未來的事將由未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年輕的一代,總是比我們更有知識。”】

  毛澤東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來。新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在正確與錯誤的斗爭中前進、不斷接近真理的過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開國一代告別歷史舞臺之后,在前人的基礎上,新中國又開始了新的偉大征程。

  本文摘編自江宇《大國新路——中國道路的歷史和未來》第三章第1、4、5節,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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