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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彈研制體系的初步建立(1956~1965年)

姜玉平 · 2019-12-17 ·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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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彈與航天科技工業是中國較早形成研究、設計及生產體系的高科技工業之一。 1956年3月,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果斷做出創建導彈事業的重大決策并組織實施。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導彈科研與工業體系,不僅在自主設計導彈[本文中的導彈主要指地地彈道導彈。]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且開始研制人造衛星、開展航天活動。中國導彈事業在創建初期得到過蘇聯的幫助,蘇聯專家指導中國技術人員按照蘇聯提供的設計圖紙制造導彈,但沒有傳授設計方面的內容。[1]關于中國在蘇聯援助下掌握導彈制造技術,以及通過仿制學習并掌握設計技術進而實現自主設計的目標,已有一些研究做過較為系統的梳理[參見李成智:《中國航天技術發展史稿》中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322頁;姜玉平:《“國防新技術協定”與中國導彈科技工業的初創》,《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導彈科研與工業體系是中國迅速掌握導彈設計技術并形成自主發展的導彈工業的關鍵所在,這主要是早期創建者精心謀劃與艱苦創業的結果。中國從哪些方面布局建設導彈科研體系?為何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由仿制生產轉型成為自主研制導彈的國家?對于這些問題,目前學界尚缺乏系統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對中國導彈研制體系建立的過程進行梳理,以揭示中國導彈研制體系形成的歷史圖景及其背后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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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中國導彈研制體系初步方案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后,在蘇聯的援助下我國迅速建立起鋼鐵、能源、機械等基礎工業和航空、電子等國防工業,為發展國防尖端技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同時,在原子能、噴氣技術等尖端技術領域聚集和培養了一批優秀專家,開展了一些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開始考慮發展尖端技術問題。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做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2]隨后,創建導彈事業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

  1955年10月,應用力學與噴氣技術專家錢學森自美國歸來,進入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負責籌建力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力學所)。11月,中科院安排他到東北地區考察工業情況。11月24日,錢學森在哈爾濱考察時提出想見見他的兩個朋友,即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以下簡稱哈軍工)任教的莊逢甘和羅時鈞。哈軍工院長陳賡知道這個消息后,次日清晨特意從北京趕到哈爾濱。[3]25日,錢學森到哈軍工考察。其間,陳賡問錢學森中國是否能夠研制導彈,錢學森立即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錢學森回到北京后,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副主席向其征詢了發展導彈武器的意見。[4]

  1955年底,哈軍工火箭武器教授會(即教研室——筆者注)任新民等3人以及第二機械工業部[1952年第二機械工業部成立,主管兵器、坦克和航空工業。1958年,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和電機制造工業部合并為新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主管民用機電。第三機械工業部更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部長趙爾陸分別向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遞交了建議研制導彈武器的報告。[5]看到任新民等人的報告后,彭德懷立即責成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與錢學森聯系,請其研究分析中國發展導彈武器的可行性和需要解決的難題。萬毅、錢學森及有關人員一起研究并形成了《關于研究與制造火箭武器的報告》。[6]1956年1月20日,彭德懷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該報告。[4](p.612)會后,彭德懷將報告提交給中共中央。

  在中央軍委的積極推動下,中共中央將發展導彈武器列為研究的重大問題。

  1956年2月4日,周恩來在葉劍英[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陳賡的陪同下會見錢學森,并委托他起草組建導彈科研機構的報告。2月17日,錢學森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7]當時,導彈工業被視為航空工業的組成部分,《意見書》提出了創建中國導彈研制體系的計劃。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已開始仿制蘇聯設計的飛機、坦克等武器裝備,但還未達到自主設計的程度。對此,錢學森指出:“我國現在航空工業是十分薄弱的,我們在最近才從飛機修理階段轉入飛機生產階段,有了飛機工廠和噴射式推進機廠。但是這兩個工廠現在完全依靠蘇聯供給的圖紙,自己還不能夠設計新型飛機,更不能做出為設計用的工程及科學資料”。[7]他在《意見書》中提出:“健全的航空工業,除了制造工廠之外,還應該有一個強大的為設計而服務的研究及試驗單位,應該有一個作長遠及基本研究的單位”。錢學森把為導彈工業服務的研究分為“為設計而服務”的研究和“長遠及基本”的研究兩大類,并指出了兩者的區別:“為設計而服務的研究有很大的計劃性,必要在某一時間內完成某一工作,因此往往重點放在解決一定的問題,而不放在完全了解這問題的機理”;“長遠及基本研究的重點放在完全了解一個問題的機理,因而我們不能把時間限制過于嚴格;也必須要把工作定得靈活些,可以隨機應變,探索新方向”。“長遠及基本”研究的單位可以設在中科院,如力學所以及從事高溫材料、電子學、計算機、自動控制等研究任務的研究所。錢學森認為,中國創建導彈工業應“研究、設計和生產三面并進”,開始時“重點放在生產,然后兼及設計,然后兼及研究”;研究及設計新型飛機與導彈的機構可以稱為“航空設計院”,其組成包括空氣動力學、材料、燃料、結構、火箭推進機、沖壓推進機、透平式推進機、控制系統、運用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及試制工廠、試飛站等。[7]

  由上可知,錢學森在《意見書》中提出的建立中國導彈研制體系的方案以研究和設計為中心,與此前國內按照蘇聯設計圖紙進行大規模仿制生產的做法具有本質區別,其目標是中國建立能夠自主研制導彈的科技工業體系。這個方案不僅為中共中央進行決策提供了依據,而且其立足于自主研制的指導思想與發展目標堅定了中共中央創建導彈事業的意志和決心。

  發展導彈技術被列為“緊急措施”

  中共中央在研究創建導彈事業的同時,還制訂了一項事關全國科技事業發展的科學規劃。1956年3月,國務院成立了由陳毅副總理擔任主任的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全國600多位科學家制訂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8](以下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

  “十二年科學規劃”確定了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在錢學森的主持下,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項任務“噴氣和火箭技術”規劃。關于這項研究任務的內容,“十二年科學規劃”規定:“首先掌握噴氣飛機和火箭的設計和制造方法,

  同時研究其有關的理論,并建立必需的研究設備,從事高速氣體動力學、機身結構、各種噴氣動力、控制方法以及飛行技術的研究,使在最短期間能獨立設計民用的噴氣飛機和國防所需的噴氣飛機和火箭”。[8](pp.485~486)在這項任務的說明書中,錢學森等詳細論述了發展噴氣和火箭技術的意義、內容、目標、途徑、進度、組織措施等。他們提出:“必須盡先建立包括研究、設計和試制的綜合性的導彈研究機構,并逐步建立飛機方面的各個研究機構”;大體工作進度為:“1963~1967年在本國研究工作的指導下,獨立進行設計和制造國防上需要的、達到當時先進性能指標的導彈”。[9]這項規劃為我國發展導彈技術勾勒了初步的藍圖。尤為重要的是,科學規劃委員會還將導彈技術與原子能、無線電、計算技術、自動控制和半導體一起列為優先發展的“緊急措施”[關于“緊急措施”的提出,詳見姜玉平:《技術科學思想與“十二年科學規劃”——以四項“緊急措施”與力學學科規劃為中心的探討》,《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

  與此同時,“十二年科學規劃”第56項任務“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8](p.503)充分貫徹了為“緊急措施”服務的原則,其中以力學最為典型。力學特別是應用力學,屬于隨著航空、導彈技術發展而興起的技術科學[技術科學介于基礎科學與工程技術之間,是兩者綜合起來的產物。它一方面將基礎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成果轉化為可以直接應用的工程理論,另一方面把工程技術里面具有一般性的問題分離出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為工程設計服務。參見錢學森:《論技術科學》,《科學通報》1957年第4期。]。科學規劃委員會將力學從物理學中分離出來,列為與物理學等并列的8個基礎學科之一,稱其為“一切工程技術的基礎”[8](p.510),并制訂了專門的力學學科規劃。在力學學科規劃中指出:“飛彈火箭的發展開辟了力學工作的廣泛園地,它們的結構、空氣動力學特性、推進機的設計與運用和它們的運動軌道,都是力學家工作的對象”;“氣體動力學與近代的航空工業休戚相關。各種高速、高空飛行器,如飛機、火箭、飛彈,無論翼身或動力部分的設計都需要而且日益依賴于氣體動力學理論的指導。航空已經進入超音速、高超音速的時代,世界科學先進的國家都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研究高速飛行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種種空氣動力學的問題”。[10]在確定分支學科的發展方向時,力學學科規劃提出了大量與航空、導彈技術相關的研究方向,如就流體力學提出了20個重要方向,其中氣體動力學為7個。[10]這主要是考慮到氣體動力學與航空、導彈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十二年科學規劃”在描述流體力學發展方向時指出:“主要是結合高速高空飛行的發展研究高速飛機空氣動力學問題、亞音速飛行和超音速飛行中的邊界層理論,并進一步結合火箭的研究發展高超音速空氣動力學和稀薄氣體力學的研究”。[8](p.510)

  “十二年科學規劃”確定了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初步目標,并在力學學科規劃中要求從技術科學的角度為發展導彈技術探索新方向與新途徑,為中國導彈技術以及與之相關的力學等技術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創建導彈技術研究與型號研制機構

  在醞釀和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的過程中,中科院積極籌建導彈技術研究機構力學所,中央軍委大力推進導彈型號研制機構的籌建。

  (一)中科院力學所成立

  1956年1月,中科院力學所成立,錢學森擔任所長。在建所過程中,錢學森以技術科學思想為指導規劃力學所的研究工作,主要開展探索性研究課題,以解決國防尖端技術和民用工業中的重大技術問題為目標。到1956年底,力學所建立了彈性力學、塑性力學、流體力學、化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運籌學6個研究組。[11]國家決定發展導彈事業以后,錢學森等力學所的領導重新確定了相關研究組的研究方向,希望力學所為導彈等尖端技術發展開辟新途徑,并在研究和解決尖端技術過程中發展力學等技術科學。如彈性力學組主要研究高速飛行器(如超聲速飛機、火箭、導彈)的結構設計方法,并研究由溫度升高而引起的熱應力以及由于空氣與構件互相作用而引起的顫振問題;塑性力學組研究高溫下的機械(如渦輪機)設計問題、高溫下金屬材料的力學性能(蠕變與松弛)及其變化規律,并研究利用這些規律計算機件的強度和變形問題;流體力學組研究高速空氣動力學,針對高速飛行器設計的需要建設超聲速風洞和激波管等實驗設施,另外還開展電磁流體力學、稀薄氣體力學等方面的研究。[12]

  由上可以看出,力學所設置的研究組和研究方向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以學科為中心,既有注重學理研究的長遠考慮,又有明確的應用對象,尤其是緊密結合航空、導彈技術發展的需要,著眼于為發展尖端技術解決重大技術問題;二是設置的大多數學科或研究方向是新興的,在國際上也具有前瞻性,擔負著為國防尖端技術和民用工業發展探索新方向、新路徑的任務。

  (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中共中央對《意見書》進行研究和討論之后,做出了創建導彈事業的決策。1956年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會議,討論航空工業委員會成立事宜。4月13日,航空工業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為主任,錢學森等為委員。[13]5月26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發展導彈武器的決定。[13](p.581)其時,聶榮臻看過任新民等人的報告和錢學森的《意見書》,認為這兩個報告為中國發展導彈工業描繪了藍圖,[14]并將這兩個報告作為籌建導彈研制機構的重要指南,加快組織實施。

  1956年10月8日,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簡稱五院)成立,錢學森擔任院長[1960年3月,錢學森辭去五院院長職務,任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長。]。聶榮臻在五院成立大會上提出:“我們對導彈的研究制造,應采取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輔的方針”[15],這一方針也成為五院的建院方針。后來,五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仿制“1059”[五院計劃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完成仿制蘇聯P-2導彈的任務,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故將這一仿制型號的代號定為“1059”。]獲得成功以后,遵循“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沒有大規模投入生產,而是迅速轉向自主設計。

  在聶榮臻的協調下,五院成立之日就聚集了30多名技術專家和150多名大學畢業生。經過錢學森與其他專家的研究和分析,認為根據我國當時的技術水平和工業基礎,可以從地地導彈、地空導彈和無人駕駛飛機三個方向入手開展研究,并且希望按此設置五院的研究機構。1956年11月23日,聶榮臻批準五院下設10個研究室,即導彈總設計師室(六室)、空氣動力研究室(七室)、結構強度研究室(八室)、發動機研究室(九室)、推進劑研究室(十室)、控制系統研究室(十一室)、控制元件研究室(十二室)、無線電研究室(十三室)、計算技術研究室(十四室)、技術物理研究室(十五室)。[16]五院建院之初,由于技術力量與研制經驗都十分缺乏,因此,五院一方面利用蘇聯提供的兩枚P-1導彈,對其進行測繪、通電試驗和取樣分析,增加對導彈的認識,并開展反設計;另一方面大力培養技術隊伍,開設導彈研究班,由錢學森等專家為大學畢業生講授導彈、自動控制、無線電、電子計算機等方面的理論知識。[17]1957年10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即“國防新技術協定”)在莫斯科簽訂,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4種導彈的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并派遣專家來華指導仿制。[1](pp.94~99)隨后,五院集中精力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仿制“1059”。

  為了適應仿制生產的需要,1957年11月16日,五院以六、七、八、九、十室為基礎組建了五院一分院,負責各類導彈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的研制。[《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1987年編印,第2頁。]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為基礎,與五院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室合并,組建了五院二分院,負責地空、飛航和地地導彈控制系統的研究設計。[《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1987年編印,第1~2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的前身為總參謀部通信部電信技術研究所,1952年10月27日由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所和重工業部電信工業局電器工業研究所合并組建,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電子技術研究所。1957年初,改組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與五院合并之前,它擁有無線電波、通信、偵察干擾、防空情報與指揮系統、理化與元件、測試儀器與環境試驗6個研究室和1個試制工廠,總人數約600人。[《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1~2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并入五院,大大增強了導彈控制方面的研究與設計力量。

  綜上,力學所設立了承擔長遠及基本研究的學科研究組,五院設立了導彈設計及為設計工作服務的研究機構,為建立中國導彈研制體系奠定了基礎。

  力學所與五院建立研究協作關系

  力學所在建所之初,根據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需要確定了研究方向,但是與國防科研系統和工業部門的研究協作關系還沒有建立起來。1961年后,力學所遵照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防科委)要求中科院為突破“兩彈”關鍵技術服務的精神,與五院建立了研究協作關系,結合導彈與火箭研制需要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一)力學所回歸技術科學研究機構的工作定位

  力學所最初的定位是技術科學研究機構,主要開展具有應用前景的工程理論研究,以帶動工程技術的發展,但不研制具體的產品。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后,力學所撤銷了原有的學科研究組,將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產品研制任務上,偏離了技術科學研究機構的工作定位。1958年8月,力學所參與中科院開展的“581”[1958年8月,中科院召開會議,決定由錢學森、趙九章、郭永懷、陸元九等負責擬定發展

  人造衛星的規劃,并將其定為中科院1958年頭號政治任務,代號為“581”。]任務,承擔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研制。195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對“581”任務進行調整,停止研制人造衛星,將運載火箭改為探空火箭。此后,中科院停止研制運載火箭和人造衛星,把工作重點轉向探空火箭。[11](pp.229~239)

  1960年3月,中科院制訂了《關于大力發展尖端科學研究三年規劃和八年設想(草案)》,以原子能利用和噴氣技術為中心,圍繞導彈、原子能和人造地球衛星提出了6個方面的研究任務。[18]根據這個規劃,力學所集中力量開展推力為15噸的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洲際彈道火箭彈頭防熱結構、飛行速度為6倍聲速的沖壓發動機的研制。[19]

  1961年1月14~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決定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7月19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聶榮臻《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和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黨組、中科院黨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以下簡稱“科學十四條”)。[20]中科院在貫徹落實“科學十四條”的過程中,要求各研究所回歸本位,突出“三定”(定方向、定任務、定課題),出人才、出成果。

  錢學森、郭永懷[時任力學所副所長。]認真總結了力學所在“大躍進”運動中的經驗與教訓,認為力學所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具體說來,就是要密切關注科學技術未來發展的方向,從中找出必須解決的、同時又與力學所密切相關的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為將來的研制工作做好理論和技術上的準備,這樣可以加速導彈與火箭型號研制工作的進程,使國家有限的資源得到最為合理的配置,錢學森形象地稱之為“接力”。[《郭永懷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2009年編印,第65~72頁。]依據這個定位,他們對力學所的研究機構進行了重新調整,恢復以學科為主線的研究室,積極配合五院等尖端技術研制部門,解決他們在導彈與火箭型號研制中急需突破的關鍵技術問題,積極開展噴氣技術和星際航行技術中有關力學問題的研究,同時進行應用力學特別是新興學科的基本理論研究。[11](p.281)

  (二)力學所集中力量突破導彈研制中的關鍵技術

  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國原子彈研制進入攻關階段,導彈研制也已進入自主設計階段,其中有大量的關鍵技術問題需要解決。聶榮臻希望充分發揮中科院研究力量的優勢,迅速突破尖端技術。1961年1月26日,聶榮臻在聽取五院工作匯報時指出:“中國科學院的二部要為國防服務,重點是為五院和二機部服務。任務由五院和二機部向科學院提出,列入計劃”。[21]

  1961年2月23日,國防科委召集二機部、五院和中科院舉行會議,決定:“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機構承擔的國防科研任務,由國防科委與中國科學院共同安排計劃、制訂規劃;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機構著重理論研究和方向探索,盡可能先走一步,為設計部門提供資料和途徑”。[22]這次會議確定了中科院為五院、二機部研制工作服務的原則。實際上,1960年7月中科院就成立了新技術局,負責管理全院有關國防尖端技術的科研工作。[23]歸口新技術局管理的研究所實行中科院和國防科委雙重領導。

  1961年5月21日,聶榮臻指出:“為了加強二機部、國防部五院與中國科學院協作工作的組織領導,及時解決協作中的具體問題,國防科委應分別主持成立科學院與二機部、科學院與五院兩個協作小組,以便充分發揮科學院有關研究所的力量,更密切地為‘兩彈’服務,真正做到科學院、二機部、五院三家擰成一條繩”。[21](p.778)中科院院長郭沫若也囑咐有關人員:“本位主義不可有,本位責任感不可無”。[24]7月24日,國防科委向中科院、二機部、五院發函指出:“國防科委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與二機部、中國科學院與五院兩個協作小組,以便加強對協作的領導”。據此要求,中科院與二機部的協作小組由劉杰(二機部部長)、錢三強(二機部副部長)、張勁夫(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裴麗生(中科院副院長)、劉西堯(國防科委副主任)組成;中科院與五院的協作小組由王諍(五院副院長)、錢學森(五院副院長)、張勁夫、裴麗生、劉西堯組成。[18](pp.127~128)力學所是中科院承擔與二機部、五院協作研究任務最多的研究所。1961年5月18日,錢學森主持召開五院與力學所科研協作會議,確定了五大協作任務:“液體火箭發動機燃燒,傳熱理論與實驗研究(代號101任務);導彈氣動力學問題研究(代號102任務);導彈彈體結構強度的研究(代號103任務);沖壓噴氣發動機的關鍵理論問題(代號104任務);金屬薄板典型零件爆炸成型的基本理論研究(代號105任務)”。[18](p.127)這五大任務屬于走在導彈與火箭型號研制之前的探索性研究工作,目的是為五院研制中遠程導彈、運載火箭提供設計數據和方法。此后,力學所將這五大任務作為全所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攻克這五大任務中的關鍵技術問題,力學所采取與五院專業研究所對口合作的方式確定101、102、103任務的合作單位,組織5個研究室承擔相關的研究工作。與此同時,五院一分院根據型號研制需要與力學所簽訂了委托研究課題的協議。[《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86~87頁。]

  1961~1963年,力學所主要圍繞這五大任務開展研究工作,側重基礎性、探索性和關鍵性的問題,為五院導彈與火箭型號研制提供技術指引。1964年2月27日,錢學森在力學所懷柔基地與社教工作隊談話時說:“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們是抓實的。當時提法是:十一、十二室搞中程、遠程彈道式導彈結構設計的整套資料;十三室搞高能火箭發動機。八字方針提出后,國家投資有困難,院里也講,以后不做產品了,而是作研究,和五院配合。這樣就改變了工作:十一室和五院空氣動力學研究所結合起來,十二室和結構力學研究所結合起來,十三室和液體發動機研究所結合起來。我們承擔理論性研究課題,五院搞實的”。[25]但是,由于隸屬于不同科研系統、管理體制存在差異等原因,力學所與五院對口合作單位在協作研究過程中聯系不夠緊密,協同程度也不高,101、102、103、104任務的合作研究在1964年初中止。此后,力學所利用承擔101和102任務建立起來的研究隊伍、技術積累和實驗設施,繼續開展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和中程導彈彈頭燒蝕防熱方面的研究。這些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試驗數據,后來在我國導彈和火箭研制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總的說來,力學所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圍繞五院導彈和火箭研制的需要,開辟出一些任務與學科密切結合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在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燃燒、傳熱理論與實驗,導彈氣動力學問題,導彈結構強度和穩定性,金屬薄板典型零件爆炸成型基本理論等領域開展了前瞻性、探索性的研究,[11](pp.293~298)為我國掌握這些關鍵技術做出了突出貢獻。此外,力學所還與二機部開展了協作研究,在核爆炸力學效應等問題的研究中圓滿完成了協作任務,不僅為核試驗的成功進行提供了保障,而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除了力學所,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沈陽金屬研究所、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等也承擔了五院大量的研究課題。如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承擔了液體和固體火箭推進劑的研究任務,研究成果應用于五院研制的多種導彈和火箭。[《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所志(1948~1986)》,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1991年編印,第99~101頁。]可以說,力學所等研究機構與五院相互協作、接力攻關,共同構建起中國導彈技術研究和型號研制體系。

  五院組建按型號類別劃分的研究院

  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五院通過仿制“1059”掌握了導彈制造技術,并建立了導彈制造及新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全國研制協作體系。1964年6月29日,在“1059”導彈基礎上改型設計的“東風二號”導彈發射成功。[26]至此,五院通過先仿制生產、后改型設計的方式掌握了自主設計導彈的技術,還培養出一支研究設計隊伍,摸索出導彈研制規律,為后續的自主研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27]進入自主研制階段以后,五院一方面開展各種型號導彈的研究設計,另一方面根據型號研制規律探索建立科學合理的研制組織體系。

  在原一分院、二分院的基礎上,1961年9月,五院成立了三分院,主要承擔空氣動力研究與試驗,液體火箭發動機與沖壓發動機的研制與試驗以及全彈試車等項任務。[22](p.142)1964年4月,五院成立了四分院,主要承擔固體導彈、固體發動機和固體推進劑的研制任務。[22](p.152)不過,這些按專業設置的研究院是在仿制過程中從生產角度出發建立的,雖然分工明確,有利于各個專業的發展,然而在型號研制實踐中卻暴露出許多缺點和不足,尤其是存在指揮協調關系復雜、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適應型號研制技術抓總的需要。

  為了使研究機構與研制任務相適應,1964年11月,五院決定對科研機構和試制工廠進行調整,以一分院至四分院為基礎,分別組建了按型號類別劃分的地地和艦地導彈研究院(第一研究院)、地空導彈研究院(第二研究院)、飛航式導彈研究院(第三研究院)、固體地地和潛地導彈研究院(第四研究院)。[《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62~63頁。]“每個研究院主要負責一類型號的總體、分系統的設計、試制和試驗”[17](p.33),即轉變為按型號配套、自成體系的型號研究院。實踐表明,由于方向與任務明確,各研究院解決了型號研制的技術抓總和研究設計問題,提高了研制效率,加快了各類型號導彈的研制進度。

  1961年6月2日,聶榮臻在聽取五院錢學森、王諍匯報導彈發展規劃之后,對如何發展中國導彈工業提出了一些意見。他說:“搞導彈必須具有戰略眼光,做這一步一定要想到下一步”,“要搞三班,從三班倒去考慮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戰略導彈,一班搞近程戰略導彈,另一班搞更遠的型號”。[21](p.780)這個意見經過進一步總結,概括為導彈型號研制的“三步棋”思想,即小批生產、新品研制和預先研究。此后,五院為切實貫徹“三步棋”思想,于1962年2月2日成立了五院科學技術委員會,錢學森任主任委員,任新民、莊逢甘、吳朔平、屠守鍔、梁守槃、蔡金濤6人任副主任委員,下設16個專業組,分別根據型號研制的需要制訂本專業的科研規劃,安排預先研究項目。

  五院科學技術委員會經常把各方面的專家匯聚在一起,討論制訂導彈與航天技術近期、中期、長期發展規劃和預先研究項目,這使領導部門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有了依據,特別是加強了預先研究,為導彈型號研制提供了充分的技術基礎。如屠守鍔1963年4月在五院科學技術委員會首屆年會上所作《地地導彈技術發展途徑與步驟的報告》,成為1965年3月第七機械工業部制訂“八年四彈規劃”的基礎,即在1965~1972年研制中近程、中程、中遠程和洲際四種液體地地彈道導彈。[22](p.157)后來,這個規劃的成功實施使我國掌握了第一代液體地地彈道導彈技術,并奠定了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技術基礎。

  五院成立之初的定位是研究設計導彈,試制能力比較弱,許多研究設計出來的產品由分散在全國各工業部門的工廠試制,這給型號的技術抓總和技術協調帶來了很多困難。為了加強五院的試制生產能力,建立配套完整的導彈工業體系,組建導彈工業部勢在必行。但聶榮臻強調,導彈工業部成立以后必須堅持以研究和設計為中心,“要注意現有技術力量不要拆散”,“不要因為體制變化而有所削弱,不要影響當前型號的研制工作。要使導彈工業部基本上配起套來”。[《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45頁。]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的通知》,決定以五院為基礎,從第三、第四、第五機械工業部及其他有關部門和省市抽調若干工廠和事業單位組成第七機械工業部。1965年1月,第七機械工業部正式成立,負責統一管理導彈、火箭工業的科研、設計、試制、生產和基本建設工作。[17](p.35)至此,中國初步建立起包括導彈技術研究、型號研究與設計、試制生產與試驗的科研及工業體系,為后來自主研制各類導彈和航天技術產品鋪平了道路。

  結語

  中國導彈科研與工業體系是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之下,通過制訂科學規劃、組建科學研究與導彈型號設計機構、建立研究協作機制、部署研究任務等途徑創建起來的。這個體系立足于自主研究獲取的新理論與新技術,研制適應國家戰略需要的導彈武器,為國家安全提供了強大的科技保障。回顧這個體系的形成,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其一,堅持技術自主、不受制于人是發展高科技工業的生命線。高科技工業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和戰略安全底牌,必須立足于科學研究和自主研制,建立包括研究、設計、試驗和生產等環節的科研與工業體系。

  其二,中國導彈科研與工業體系的建立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全國資源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這一體系的建立是五院與中科院等科研機構以及航空、冶金、化工、機械等工業部門大力協同、密切合作的產物。聶榮臻曾說:“那個時候,各工業部門,中國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特別是各研究機構,只要分配他任務,就高興得很,引以為榮,所以‘兩彈’上用的一些東西,很快就研制出來了”。[28]

  其三,中國導彈科研與工業體系以技術科學工作為先導,以研究設計為中心,以研制適用的導彈武器為目標。這個體系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走出了仿制階段,轉型成為能夠自主研制各種導彈的國家。與中國其他工業領域相比,導彈工業最為突出的特色在于技術科學工作融入了導彈研制體系,并使其與導彈型號研制銜接起來,成為其中的先導力量。這也告訴我們,現代高科技工業越來越呈現出科學化的特征,高科技產品的研制與技術科學工作正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高科技產品的創新與突破需要技術科學工作作為支撐,沒有技術科學工作的深度參與,就不可能建立真正強大自主的高科技工業體系。

  [參引文獻]

  [1]劉艷瓊:《揭開迷霧——國防新技術協定與蘇聯對華軍事技術轉讓》,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245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338頁。

  [3]《陳賡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頁。

  [4]《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頁。

  [5]《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9頁。

  [6]譚邦治:《任新民院士傳記》,中國宇航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頁。

  [7]錢學森:《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RW-錢學森-3312-1。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540頁。

  [9]盧嘉錫主編:《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1集,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75~776頁。

  [10]《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關于1956~1967年基礎科學學科規劃》,上海市檔案館:A52-2-742。

  [11]姜玉平:《錢學森與技術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3頁。

  [12]《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概況》,中國科學院檔案館:A011-020。

  [1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頁。

  [14]周均倫:《聶榮臻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15]卞琰編著:《聶榮臻元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頁。

  [16]王道力:《中國航天事業創建與發展歷史的回顧》,中國宇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17]《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頁。

  [18]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

  [19]《力學研究所關于發展火箭技術工作的初步意見(1960年10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RW-錢學森-3198。

  [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頁。

  [21]《聶榮臻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3頁。

  [22]《中國航天事業的6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頁。

  [23]《中國科學院》上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

  [24]路甬祥主編:《向科學進軍——一段不能忘懷的歷史》,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頁。

  [25]《錢學森同志對力學所方向與任務的看法》,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RW-錢學森-3197。

  [26]《黃緯祿院士傳記》,中國宇航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頁。

  [27]姜玉平:《“國防新技術協定”與中國導彈科技工業的初創》,《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

  [28]《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822頁。

  [作者簡介]姜玉平,理學博士,副研究館員,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20003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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