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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毒品為武器: 美國對華冷戰宣傳的新媒介(1950—1962)

張勇安 · 2019-12-17 · 來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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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麻醉品局逐步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過程中,毒品的戰略價值被挖掘出來,后經生產加工,搖身變為 “冷戰武器”。爾后,共產主義想象不斷演化和升級,毒品甚至被視為“紅色中國摧毀美國的秘密武器”、“共產主義”威脅“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強大武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參戰,中美對抗從幕后走向臺前。美國政府、國會兩黨逐步達成共識,開始推行全面對華遏制戰略。美國對華冷戰戰略的決策機制、實施過程和影響要素等,國際學術界已經多有研討。然而,關于美國對華冷戰共識形成的社會文化基礎、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generation)過程、轉換路徑等內容卻關注不夠。事實上,技術官僚及其領導的聯邦行政機構常常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戰時期更是扮演了極為特殊的角色,他們以其熟知的工作內容為素材,借助各類平臺與渠道參與政府決策行動,通過與媒體及利益集團合作影響公共輿論走向,致力于美國冷戰戰略的“知識”建構。美國聯邦麻醉品局局長兼美國常駐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利用熟知的“毒品知識”,把毒品與冷戰、反共聯系起來,炮制新中國向“西方自由世界傾銷”毒品的不實指控,藉此抵制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和參與以聯合國為平臺的國際事務。毒品、冷戰和反共被嫁接起來,安斯林格成了美國對華冷戰的重要推手之一。本文以美國新近解密的國際組織事務局、聯邦麻醉品局、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機構的多元檔案為基礎, “自下而上”地考察技術官僚冷戰知識武器的建構路徑和方法,探討毒品如何成為美國對華冷戰宣傳的“武器”,進而重新審視技術官僚在冷戰時期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

  一、麻醉品委員會中的  “中國代表權”問題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下屬的麻醉品委員會成立于1946年2月18日,它是聯合國重要的9大職能委員會之一,共有15個成員國代表組成。與聯合國其他職能部門一樣,1971年10月前,中國作為重要成員國在該委員會的代表權由臺灣“國民黨集團”占據。

  1950年12月1日,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第五屆會議召開,來自15個成員國的代表在美國成功湖參加會議。安斯林格以財政部主管禁毒工作的官員和國務院負責毒品外交事務的官員的雙重身份,代表美國政府參會。同時,美國政府還選派了兩名顧問陪同:一名是財政部海關總署官員約翰·巴爾克利(John W. Bulkley),另一名是國務院經濟和社會事務辦公室的喬治·默洛克(George A. Morlock)。

  正如美國政府會前預料的那樣,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代表權問題必將成為與會各方爭議的焦點之一。麻醉品委員會會議上,蘇聯代表瓦西里·佐卡洛夫(Vasily V. Zakuaov)提出一項倡議,希望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取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成為委員會委員。佐卡洛夫的提議得到南斯拉夫、印度、波蘭和英國等4國代表支持,但卻遭到加拿大、美國、臺灣“國民黨集團”、埃及、法國、伊朗、墨西哥、秘魯和土耳其等代表的反對,另有荷蘭1國棄權。

  事實上,麻醉品委員會會議召開前夕的11月30日,美國國務院在給安斯林格的指令中特別強調:作為美國政府在麻醉品委員會的代表,安斯林格應該對“任何取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權的提議或任何涉及中國共產黨政權代表權席位的提議”表示強烈抗議。

  顯然,美國政府不希望蘇聯在麻醉品委員會上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而希望將這一問題交由聯合國的主體機構或者根本就不要討論此問題。不僅如此,美國國務院還預見到可能出現的變數,并為此做了相關預案。國務院指示安斯林格:“實際上,在考慮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提議之時,也應該慎重意識到安理會正在進行的爭論。”

  美國國務院希望把中國代表權問題與對新中國政權的承認掛鉤,同時提醒其他國家的代表聯合國安理會中有關此事的爭論,借此阻止中國恢復合法席位。而隨后的會議,美國政府基本上都采取類似立場。1951年4月6日,美國國務院在給即將出席麻醉品委員會第六屆會議的安斯林格的指示中,再次申明了既定立場。

  4月10日,麻醉品委員會第六屆會議在紐約開幕。安斯林格作為美國代表出席會議。為了應對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務院特別推薦美國駐聯合國總部代表團成員詹姆斯·海德(James M. Hyde)作為安斯林格的顧問參加了會議。佐卡洛夫在會上再次陳明了蘇聯政府的立場:蘇聯政府不承認臺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權,因其并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委員會應該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參加委員會的工作。同時,佐卡洛夫特別提醒,他已經為此向委員會提交了一項議案。作為蘇聯代表提議的支持者,波蘭代表布拉丁斯基(S.S. Boratynski)也表示,中國現在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在委員會的席位現被沒有權利代表中國的“個人”所竊據。而安斯林格的顧問詹姆斯·海德則表示:一個技術部門,因為一個已經提交聯合國多個部門的政治問題而影響到其工作,對此,他深表遺憾。在他看來,委員會對中國代表權問題單獨做出不同于其他聯合國機構的決議是不明智且不合時宜的。隨后,他提議暫時擱置蘇聯代表的提案。

  以安斯林格為首的西方國家代表除被動抵制蘇聯代表的提議之外,開始積極尋求所謂的“證據”,進行知識的生產和加工。安斯林格借助其熟悉的領域,從毒品問題入手,指責新中國的禁毒工作。1950年和1951年在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的兩次大會上,安斯林格在新中國代表缺席且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稱中國是重要的非法毒品走私來源國,公然要求中國政府采取措施,關閉境內的海洛因工廠,作為改變中國和日本之間毒品非法貿易的一種手段。以這兩次會議為肇端,安斯林格開始了反華工作,而 “毒品知識”則成為其對華冷戰宣傳的秘密武器。

  毋庸置疑,安斯林格對新中國的不實指控,其初衷是為了轉移國際輿論,削弱麻醉品委員會中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抗議,從而抵制恢復新中國在麻醉品委員會中的代表權。但隨著問題重心的轉移和發酵,安斯林格越來越發現把“共產主義”與毒品聯系起來,不僅可以更好地服務于美國對華冷戰戰略,而且可以為鞏固其在國內禁毒領域的領導地位、加固毒品管制“大廈”提供有力支持。隨后,安斯林格及其領導下的聯邦麻醉品局不斷拓寬渠道,擴大信息源和證據鏈,加速推進反華的毒品“知識生產”。

  二、軍方報告與安斯林格的反華

  “知識生產”

  

  1952年,朝鮮戰爭進入邊打邊談的階段,彼時也正值美國總統大選之年,美國國內反華勢力日益猖獗。3月10日,聯邦麻醉品局從美國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獲得一份報告。報告聲稱:1951年,日本查獲大量海洛因,這些毒品經由香港和朝鮮走私到日本,經其調查,這些毒品主要來自中國。

  對于這一報告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聯邦麻醉品局并沒有深究。4月15日,安斯林格以此報告為主要素材,向麻醉品委員會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聲稱,新中國種植鴉片,生產和販賣海洛因,旨在“通過走私毒品獲得大量外匯以購買戰略物資,資助共產黨地下活動;另一方面通過向自由世界走私毒品來擊敗自由世界人民的意志”。安斯林格試圖說明,新中國種植、加工和走私毒品不僅僅為了獲取外匯以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而且這些資金還會被投入到軍事建設當中。不僅如此,安斯林格還將新中國走私毒品與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聯系起來,嫁禍新中國。在安斯林格生產的知識和話語體系當中,新中國被想象成整個自由世界的“公敵”,新中國也因此被置于不利的輿論境地之中。

  事實上,安斯林格在麻醉品委員會炮制對新中國的不實指控,并非一意孤行,而是得到官方特別是國務院的默許和支持,并迅速成為美國在國際社會攻擊中國的武器。麻醉品委員會會議召開前夕,安斯林格將此報告呈給美國國務院北亞事務局(Division of North Asian Affairs)。4月1日,默洛克復電安斯林格:北亞事務局對于安斯林格即將在4月15日麻醉品委員會上提交的報告沒有異議。

  4月10日,助理國務卿約翰·希克森(John D. Hickerson)又代表國務院向安斯林格發送密報:安斯林格作為美國代表,應該充分運用自己職位的便利和權威,保護美國利益;安斯林格代表團的成員應該提高警惕,避免發表和美國外交政策不符的言論;作為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安斯林格有責任保持言論和政策的一致性;對于附件中沒有涉及的話題的討論與決策,應該持保留意見,并主動征詢代表團中顧問的建議,且應及時向美國國務卿報告。顯然,美國國務院非常重視新中國代表權問題,對于安斯林格即將提交的報告也無異議,然恐有意外,故對安斯林格言行給予明確指示。

  安斯林格提交麻醉品委員會的報告在會上引起包括蘇聯代表在內的多方質疑。麻醉品委員會第七屆會議主席、來自墨西哥的羅巴薩(Oscar Rabasa)要求美國代表給予回應。但是,安斯林格除泛泛而談之外,還試圖轉移話題,稱新中國不僅向日本走私毒品,還向美國、泰國等國走私,香港則是中國走私毒品的中轉站。而且,不僅中國,朝鮮也成為安斯林格指控的對象。安斯林格指出,馬島是朝鮮向日本走私海洛因的重要中轉站。面對美國代表的攻擊,蘇聯代表佐卡洛夫直陳,美國此次行動的真實動機“是想把委員會的注意力從打擊麻醉品走私的問題上轉移開。美國代表的發言是充滿惡意的誹謗,是想把問題政治化,是完全照搬了美國媒體有關新中國向日本和韓國走私麻醉品以此來擊敗美軍的士氣、并獲取購買戰略物資資金的不實報道”。實際上,誠如佐卡洛夫指出的那樣,朝鮮戰場上美國士兵士氣低落是因他們深知朝鮮戰爭是不義之戰,美國士兵吸毒問題是其當學生之時就上癮了的,來到遠東后只是沿襲了這個惡習而已。美國代表惡意攻擊新中國,意在轉移世界的注意力,這樣大家就不會注意到美國和美軍在朝鮮戰場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顯而易見,美蘇兩國圍繞中國問題的爭論,隨著安斯林格無端指責的升級,而演變成兩大陣營之間的辯論。

  與此同時,臺灣“國民黨集團”作為最直接利益關聯方積極介入其間,宣稱“可以給委員會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其目的無非是通過誣稱新中國種植、生產和走私毒品,以換取美國支持臺灣繼續占據聯合國席位。法國代表查理·威利(Charles Vaille)和加拿大代表查爾斯·沙曼(Charles Sharman)作為安斯林格在麻醉品委員會中的“老戰友”,更是竭力支持安斯林格。一方面幫助安斯林格反駁蘇聯的批評,另一方面則繼續以安斯林格的報告為基礎指控新中國。

  面對這些反駁,佐卡洛夫要求委員會針對這一次的行動直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溝通。然而委員會以此屬于政治問題而拒絕,羅巴薩主席表示,“委員會并沒有權利干涉政治問題,它可以仔細研讀各國政府提交給秘書處的報告,(但)并不適合討論政府的合法性問題”。為防止問題擴大,他特別強調,會議的討論應限于毒品走私問題,“只要他的發言不是關于這個話題,就會被判定沒有遵守秩序,甚至會被剝奪發言權”。

  在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第七屆會議上,委員會就新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表決,最終以10票贊成、3票反對、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給予擱置處理,委員會決定把這一問題推遲到第八屆會議。面對西方國家的強勢立場與擱置爭議的做法,波蘭代表深表遺憾:“委員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推遲到下次會議,一個擁有5億人口的大國,卻在此委員會中沒有代表,對誹謗自己的言論,無法為自己辯護,真是匪夷所思。”佐卡洛夫更是氣憤地表示:委員會雖然有不討論政治性話題的規定,但是此規定只是針對蘇聯有效,而針對美國借毒品問題攻擊新中國、從而達到排擠中國的行為卻置若罔聞,顯然有失公平,蘇聯對此表示抗議。

  其間,蘇聯代表也注意到“話語生產”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特別要求此次大會的會議記錄應該刪除含有誹謗新中國走私海洛因到日本的段落,并提請委員會予以表決。然而,委員會以違反規定為由拒絕了蘇聯代表的表決提議,委員會聲稱對于此文件的討論已經結束,并且表示此文件已經和各國政府溝通過,因而不會輕易更改。蘇聯代表對提議遭到拒絕表示強烈不滿,并對主席裁定提出異議,請求把蘇聯的抗議記錄在案,遺憾的是,委員會主席的裁定以12票支持、0票反對、2票棄權,駁回了蘇聯代表的提議。美國再次利用投票表決的方式駁回了蘇聯代表的提議。實際上,在冷戰初期,聯合國中涉及兩大陣營的重要議題,一旦采用投票表決的方式,作為少數派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處于被動不利的境地。

  實際上,安斯林格與其同盟者對新中國的負面宣傳已經不限于抵制新中國恢復麻醉品委員會中的合法席位,而儼然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遏制中國的新生力量,并與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反華排華勢力互為支撐,所謂的“軍方報告”則成為反華的重要知識來源,爾后,美國對新中國的宣傳措施和方式不斷更新升級。

  三、安斯林格的“知識更新”

  與兩大陣營的論爭

  

  1952年5月,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第十四屆會議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其中一項重要議題即討論其轄屬的麻醉品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會議伊始,美蘇雙方針對是否應將安斯林格提供的關于新中國走私毒品的報告寫入聯合國會議記錄,論辯激烈。美國堅持記錄在案的目的很明顯:一方面,記錄在案意味著美國指控新中國的內容將一定程度上得到聯合國官方的認可;另一方面,美國又可以把這些會議記錄用作進一步攻擊新中國的合法證詞。蘇聯代表表示強烈反對,要求刪除涉及中國的會議記錄,甚至表示,如果聯合國沒有采納蘇聯的建議,蘇聯將以離開安理會的方式來應對此問題。

  對此,美國代表沃爾特·科齊尼格(Walter Kotschnig)一方面極力說明有關新中國走私毒品記錄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另一方面對蘇聯代表提出的刪除記錄的要求進行反駁,指出一旦聯合國接受了蘇聯代表的提議,將委員會的記錄進行篡改,甚至刪除新中國走私毒品的會議記錄,那么此報告將會是一個歪曲事實的報告,蘇聯代表是在讓聯合國偽造記錄。他提醒聯合國方面不要陷入蘇聯代表設計的圈套之中,并且再三要求委員會不要接受蘇聯代表的提議,因為此種做法與安理會的決議大相徑庭。顯然,美國代表在向聯合國施壓,以期蘇聯代表的提議被駁回。實際上,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的報告中,對于中國是否走私毒品的問題,并沒有形成定論。在理事會報告大綱的附表中,提到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是用了“假定原產于中國”的字樣,美國代表引用聯合國官方文件之時,也注意到這些官方文件在談及中國走私毒品的問題時提到“這些鴉片的來源被懷疑是中國”這樣的字樣,就文本而言,聯合國官方文件也承認新中國是否走私毒品還有待查證。

  但問題的關鍵是,與麻醉品委員會會議召開時安斯林格僅僅引用日本方面的報告不同,在經社理事會上,美國代表則開始憑借對新中國走私毒品的完美想象,試圖利用自己炮制出來的所謂的官方文件,甚至包括美國提供給聯合國和盟國的報告,作為指控新中國走私毒品的新證詞。而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通過眾多的官方文件報告,來坐實新中國走私毒品。

  對美國的不實之辭,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捷克代表的揭露更顯直接:美國代表在5月5日的麻醉品委員會上的發言,事實上是在美國政府的鼓動和領導之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誹謗,并且以此誹謗來質疑新中國代表的合法性,以期阻止新中國在委員會中的合法席位;美國代表團不斷運用各種手段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就是企圖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情況之下將理事會帶入歧途并欺騙公眾。同時,捷克代表也提醒西方國家注意,新中國在打擊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提議刪除有關新中國走私毒品的會議記錄,指責美國以此妖魔化宣傳來影響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士氣。

  蘇聯代表也不客氣地指出,這些無端指責是在美國國務院支持下進行的,即便是美國官方支持的報告,聯合國同樣可以懷疑其真實性;蘇聯特別提醒聯合國,聯合國的文件不能被用作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材料。蘇聯代表還指出這樣兩個事實:“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立即于1950年2月2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禁止吸食鴉片;1950年11月1日,政府又頒布法令,麻醉品的使用僅限于醫療目的;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采取了許多措施,用于治療吸毒者。蘇聯代表因此強調指出:“事實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人民的政府,因此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且鏟除了舊社會的毒瘤;另一方面,被美國軍隊占領的領土(朝鮮)情況嚴重惡化。鑒于這些事實,蘇聯代表團一直無法保持沉默,并被迫進行干預,而且擁有確鑿的證據,以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免受美國代表的無理攻擊。”

  同期,英國《泰晤士報》刊載的一篇香港通訊也表示,安斯林格的說法“頗為詫異”。通訊還注意到:許久以來,沒有證據顯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藥品生意,共產黨已經禁止種植鴉片,同時中國從來沒有制造海洛因。美國報告所述的事情顯然與目前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不符的。

  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回擊與批評并沒有讓論辯雙方冷靜下來,把毒品問題真正視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威脅,認真研究真正的毒品來源。相反,毒品問題越來越被裹挾到冷戰之中,美國針對新中國的冷戰宣傳形式不斷升級。1953年4月15日,麻醉品委員會第八屆會議召開,較之此前,一個最大的變化是:“新中國走私毒品”被列為會議的單獨議題。這一調整立即遭到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強烈反對和抗議。他們要求委員會停止對此問題的討論,因為當事國新中國并沒有在場,無法為自己辯護。而蘇聯代表更是直言,美國代表重啟討論新中國走私毒品議題的原因和目的,只是為了政治宣傳,美國代表發言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美國媒體能報道他對新中國的誹謗,占據報紙的大片篇幅,事實證明,這些誹謗完全是捏造出來的。

  對于這些批評和質疑,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積極謀劃,希望對遠東地區的麻醉品走私情況進行調查,而其出發點則是預設這些地區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由中國供應海洛因和鴉片,甚至強調海洛因被用作了“戰爭武器”(as a weapon of warfare)。11月24日,安斯林格致喬治·默洛克的備忘錄中要求確認:“為盡快提供這一信息,我愿意啟動必要的調查”。12月14日,安斯林格得到明確回復。默洛克指出,關于“共產黨中國”的“另一種聲明”須與他們的現行政策相一致,但同時提出兩個問題:“(1)是否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去調查?(2)除日本和香港之外,其他渠道能否獲得更多的情報?”

  考慮到國務院的意見,聯邦麻醉品局最終選定只考察日本、朝鮮、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泰國曼谷。經過實地考察,聯邦麻醉品局駐遠東地區代表韋蘭·施佩爾(Wayland L.Speer)搜集了大量“新素材”,并據此完成了報告《遠東地區非法麻醉品走私》(又稱《施佩爾報告》)。然其預設的目的注定其調查的結論無外乎繼續指控新中國制造和生產海洛因,并有計劃地向“自由世界”販賣毒品,傳播毒癮。1954年4月1日至5月14日麻醉品委員會第九屆會議召開,安斯林格將報告提交大會。這一報告很快成為美國代表繼續抵制中國恢復麻醉品委員會乃至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新的“知識武器”。

  不僅如此,為了能夠掌握中國制毒販毒的所謂證據,安斯林格還積極尋求盟友特別是臺灣“國民黨集團”的幫助。安斯林格借助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開會之際,積極游說臺灣代表,敦促雙方就打擊毒品問題,“特別是針對共同打擊來自共產黨的骯臟的毒品戰直接而持續地交換信息”。對此,“中華民國內政部部長”王德溥予以積極回應,特別批準建立“調查共產黨毒品走私委員會”,任命姚永玲為負責人,具體負責收集走私毒品的數據和信息,并賦予其同美國聯邦麻醉品局進行聯絡和交換情報的職責。不出所料,臺灣方面積極為美國提供相關素材,對此,安斯林格致信王德溥表示感謝,建議臺灣代表將相關材料提交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并要求將材料納入會議記錄。安斯林格同時特別表達了對繼續交換信息的興趣,因為“這對于我們與非法毒品的國際走私作斗爭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當聯合國麻醉品管制機構試圖要求北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提交關于麻醉品問題的相關統計數據之時,臺灣“國民黨集團”卻竭力抵制。1956年2月8日,“臺灣常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致信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表示,“我國政府強烈反對任何要求北京共產黨政權提供統計數據。我國政府不僅是聯合國承認的中國政府的合法代表,而且是1931年公約的正式簽約國。此外,中國政府過去提供的統計材料不僅是臺灣省的,還包括大陸各省的。”在其看來,聯合國毒品管制機構作為執行國際公約的技術部門,應該避免涉足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活動,“所以我們希望立法部門形成決定前能夠尊重我國政府的意見”。是日,“中華民國聯合國代表團”安全事務顧問魏學仁將蔣廷黻的信轉呈安斯林格,同時專函表示:“請求美國政府和您本人對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的立場給予支持”。

  四、安斯林格同盟者的加入與

  冷戰宣傳的強化

  

  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從旁協助,但勢單力薄,新中國遭致缺席指控,作為受害者和當事國,中國通過外交聲明的方式對此事多次作出正面回應,并且對安斯林格等人誹謗的真實目的進行揭露。新中國自成立之后就開始取締鴉片的種植和生產,清除舊社會留下的毒瘤。到1952年,新中國向世界宣告為“無毒國”。

  然而,美國不僅巧妙利用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經社理事會等平臺指控新中國,同時還積極動員國內外媒體,讓世界反華、排華力量如法炮制。同盟者的加入,讓事件進一步發酵、不斷升級。

  1952年,安斯林格完成一篇名為《內部勞工》(Inside Labor)的專文,隨后以聯邦麻醉品局局長的身份將該文轉給《紐約鏡報》(New York Mirror)編輯維克托·里塞爾(Victor Riesel),并要求刊登在專欄上。該文指出:“聯合國和我們的調查結論均顯示,共產黨中國是世界非法鴉片和海洛因走私的最大毒源”,“共產黨正在通過香港和北朝鮮向外販賣鴉片和海洛因,以此為共產黨的活動提供資金,同時獲得戰略物資。”隨后,這篇誹謗新中國走私毒品的文章,由里塞爾改寫成各式各樣的長短不一的文章,從美國東海岸傳播到西海岸。

  安斯林格與同盟者為媒體提供了大量針對中國的素材,報刊將這些知識源分解和加工之后,四處散播。無形中媒體充當了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擴大冷戰宣傳的重要平臺。媒體的炒作是冷戰中錯誤認知生成和普遍化的關鍵環節,因為對于美國公眾而言,這一時期報刊仍是他們獲悉新中國相關知識與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這樣的觀念一旦形成,新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會逐步 “結晶化”。

  同時,正是因安斯林格的積極游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權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時代》、《讀者文摘》、《聯合早報》等爭相報道此事。這些文章都配以醒目的標題,引用安斯林格的言論指控新中國非法販賣毒品。

  值得注意的是,安斯林格對于質疑其證據和觀點的媒體,則通過不同方式予以批評甚至打擊。諸如1955年10月15日,《國家》雜志刊出一篇名為《鴉片貿易——中國應該受譴責嗎?》的文章,文中因提及“共產黨中國正在鏟除原來的罌粟,改種棉花”而受到關注。11月4日,聯邦麻醉品局駐意大利羅馬第14區主管查理斯·西拉古薩(Charies Siragnzsa)致信安斯林格并附上文章影印件,疑稱該雜志為“親共的出版物”。

  與此同步,安斯林格炮制的針對新中國的這些不實指控,很快就受到美國國內反共院外集團的關注,這些集團的領導人主動與安斯林格接觸,雙方一拍即合。這些富有影響力的院外集團獲得這些資料之后,利用自己的宣傳機器和動員能力大肆宣揚,既以各種形式影響公眾,進一步營造反華輿論氛圍,又企圖左右政府決策。其中尤以1953年10月成立的美國“院外援華集團”的中堅力量“反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百萬人委員會”(簡稱“百萬人委員會”)最為積極主動。

  1955年5月中旬,安斯林格與“百萬人委員會”秘書長也是委員會活動的最重要組織者馬文·利伯曼(Marvin Liebman)有多次書信往來,相互之間傳遞有關新中國走私毒品的信息。安斯林格積極為后者提供相關材料,包括羅德尼·吉爾伯特(Rodney Gilbert)撰寫的題為《紅色中國骯臟的戰爭》一文。隨后利伯曼把該文4000份的復本分發給了委員會成員。

  “百萬人委員會”還以這些資料為素材展開宣傳,利用媒體擴大影響力,以制造更大的反華、反共輿論聲勢,包括直接資助將帶有誣蔑新中國走私毒品的廣告刊登在《紐約時報》,以整版廣告的形式刊于《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代先鋒報》上;同時百萬人委員會的支持者要求將這些不實的材料寫入《國會記錄》正文。在這些報道或記錄中,隨處可以看到安斯林格及同盟者的影響。

  更有甚者,1961年8月17日,“百萬人委員會”還推出一部長達30分鐘的黑白有聲紀錄片《紅色中國——法外之國》(Red China—Outlaw),由洛維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解說。安斯林格及其國會同盟者參議員托馬斯·多德(Thomas J. Dodd)和保羅·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眾議員兼“百萬人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周以德(Walter H. Judd)均應邀接受采訪,旨在進一步動員美國公眾輿論關注此事。這部紀錄片在美國全國范圍內發行300份,同時也在地方組織播出,據估計,約有200萬美國人有機會觀看此紀錄片。

  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者運用國家權力和媒體力量生產的“知識武器”,足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毒品、冷戰、反共的合流,制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約翰·麥克威廉姆斯(John McWilliams)甚至指出,1955年,擔心共產主義者使用皮下注射器而不是原子武器進行顛覆,成為華盛頓政治家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故,對于安斯林格及其同盟軍無端指責新中國,很少有政府官員敢提出質疑,即使這些言辭前后矛盾。

  而且,民眾甚或媒體也逐漸接受了安斯林格和其同盟者關于新中國的話語和描述,到20世紀60年代,媒體甚至不再單純停留在被動收稿刊稿,開始主動約請安斯林格撰稿。1961年4月24日至5月10日,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第16屆年會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與以往不同的是,盡管在非法貿易小組委員會的討論中,美國代表團繼續把新中國稱為世界上所緝獲的毒品的主要源頭,然而,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的最終報告沒有對此加以記錄,而是籠統指出鴉片的“主要源頭是泰國—緬甸—中國接壤的區域”。這種表述的變化立即引起北美報業聯盟主編希德·戈德堡 (Sid Goldberg)的注意。他遂在6月19日致信安斯林格,邀請其撰寫一篇1200—1500字的文章,并指出他特別關注“共產黨中國”到底從販毒中獲利多少。安斯林格在收到北美報業聯盟的信之后,即刻要求聯邦麻醉品局代理局長亨利·焦爾丹諾(Henry Giordano)就此事分別征詢國務院和財政部的意見。在獲得首肯之后,8月下旬,安斯林格最終完成了題為《共產黨中國與毒品走私》一文,開篇仍是重復過往的陳詞濫調:“今日的共產黨中國是世界上非法麻醉品走私的主要國家”。

  

  結語

  

  盡管后世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美國把新中國指控為“持續20年的計劃在自由人民中擴大成癮”,更多地是基于反對冷戰對手的宣傳需要,而非基于麻醉品走私的確鑿證據,但是,客觀事實卻被淹沒在安斯林格利用他的強大壓力機構成功推動的“冷戰狂熱”之中。

  聯邦麻醉品局逐步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過程中,毒品的戰略價值被挖掘出來,后經生產加工,搖身變為 “冷戰武器”。爾后,共產主義想象不斷演化和升級,毒品甚至被視為“紅色中國摧毀美國的秘密武器”、“共產主義”威脅“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強大武器”。經過媒體的報道與炒作,新中國儼然成了非法毒品的生產、制造和販運國,而且建立了一套由中央部委直接指揮、運轉良好的走私網絡。一時間謠言四起,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遭到詆毀,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安斯林格和其同盟者希望通過這種輿論戰來誤導國際社會,與美國國內興起的“麥卡錫主義”遙相呼應,協同推進全面對華遏制戰略,打擊新生的共產黨政權,抵制新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不言而喻,冷戰一定程度上成為雙方為“爭奪人類心靈”而進行的有形或無形的戰爭。這種對人類心靈的爭奪既是冷戰的歸宿,又成為推進全球冷戰戰略的重要武器。

  〔作者張勇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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