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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央對民眾運動的壓制與消解(1927—1929)

齊春風 · 2019-12-17 · 來源:激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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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在黨內汪派與元老派有關繼續與取締民眾運動的爭議中已倒向后者,于是對民眾運動采取兩面手法,表面上擁護,以搪塞輿論;實際上通過嚴密掌控民眾團體、轉換民眾運動的內容來對之進行壓制和消解。

  作者︱齊春風

  整理︱林皋赫

  國民黨執政以后,實質上背離孫中山晚年確定的三大政策,但與拋棄聯俄、聯共政策不同,國民黨中央口頭上不但從未反對過民眾運動,相反,還口口聲聲宣稱擁護民眾運動的政策不變。然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在黨內汪派與元老派有關繼續與取締民眾運動的爭議中已倒向后者,于是對民眾運動采取兩面手法,表面上擁護,以搪塞輿論;實際上通過嚴密掌控民眾團體、轉換民眾運動的內容來對之進行壓制和消解。它這樣做,一方面與其反共造成的意識形態缺陷有關,另一方面與其階級屬性密不可分。國民黨中央名存實亡的民眾運動政策使其統治基礎受到嚴重削弱。

  四一二政變標志著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背棄了孫中山晚年推行的三大政策。但是,懼于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建政伊始的國民黨中央不但沒有四處宣揚改弦易轍的決絕,反而反復強調“清黨”反共有不得不然的“苦衷”與聯俄、扶助農工政策維持不變的決心。對于聯俄政策,直到1927年12月14日,在得到蘇俄駐廣州領事參加中共廣州起義的證據后,才宣布對蘇俄絕交。

  國民黨中央更忌憚民眾運動在道義上的正當性,它完成“不要民眾”的過程宛若一場漫長和隱秘的“系統工程”。說其漫長,是因為直到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國民黨中央才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抽出民眾運動革命式的內容,代之以與社會現實妥協的內容;說其隱秘,是因為盡管國民黨中央曾一度“暫停”民眾運動,但它始終沒有公開否定過民眾運動,而且還時刻不忘標榜贊助民眾運動,它通過嚴密掌控民眾運動的領導權和嚴格規定民眾運動的活動范圍,力圖從實質上扭轉民眾運動方向,從而達到取消階級斗爭式的民眾運動的目的。

  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對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政策的變化多有涉及,但對其政策變動背后的派系紛爭和思想分野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視。本文利用海峽兩岸最新的資料,對國民黨中央對待民眾運動的兩面手法作一比較細致的分析。

  一、暫停民眾運動

  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此后該黨應采取的執政路線多有闡述,給人的印象是,除了不得不“清黨”反共外,大革命時期所揭橥的“扶助農工”、“擁護民眾運動”等政策不但不會改變,還會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

  1927年4月13日,蔣介石發布《告國民黨同志書》宣稱要“努力民眾工作,為本黨黨員急切之責任”。4月17日,又發出布告,“此為阻止少數分子發生叛亂行為,并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所有一切農工主要團體及各級黨部,皆照常進行,毫無更張”。4月18日,國民黨發布《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宣言》標榜“兩年以來,本黨仍繼續總理領導國民革命之精神,從事于扶助農工民眾團體組織之發達”。4月21日,蔣介石發布《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書》,“謹提四事,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相約”,其中第四項即為“喚起民眾,擁護農工”。8月18日,蔣介石與酆悌等談黃埔同學會事,提出“革命應以喚起民眾為基礎”9月20日,蔣介石發表《告別同學書》,要求“黃埔同學不但要扶助農工,而且立志要到農村、工廠里實地去做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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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擁護民眾運動并不是蔣介石的真實想法,他的上述表態口是心非,只不過是暫時還沒有機會將其真實態度表露出來而已。1927年12月11日,中共發動廣州起義,給蔣介石壓制民眾運動提供了借口。蔣于13日發表談話,表示:“在本黨未確定計劃以前,一切民眾運動都應暫時停止,靜待本黨與政府對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確定方針。”

  為順利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先后采取了拉攏汪精衛派及與胡漢民結盟的策略。胡漢民也愿意借機重返國民黨權力中樞,他著重在理論上闡述國民黨的新路線,表示“數月來,屏置一切而注意下之三點:一、三民主義之闡揚,二、民眾運動之理論與其方略,三、黨之組織與運用”。關于民眾運動,他反對階級斗爭式的、革命的民眾運動,明確表示“破壞工作完成,須接著開始做建設工作”,“中國民眾運動,決沒有適用階級斗爭理論之余地”。與此同時,他還認為民眾運動須接受國民黨及政府兩方面的領導,“黨必須一方為民眾團體的訓練指導,使其能自由對于國家社會問題表現其意思,貢獻其能力,一方為政府的監督指揮,使其扶助民眾相互的利益,其權力得為民眾的權力,其政策得為民眾謀福利的政策”。胡漢民對民眾運動的態度,為蔣介石所贊賞,因此,盡管蔣左拉汪精衛,右拉胡漢民,實際上更傾向于胡,對汪派則只是籠絡而已。

  1928年2月3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蔣介石對此次會議特別重視,親自于2月1日在預備會上提出《關于黨務案》,對民眾運動多有著墨。他首先斷言“今日本黨毒仍遍于全身,驅逐少數共產分子于黨外,而沿用其所執持之理論、所采取之方法,是昔者以共產黨操縱國民黨,今則以國民黨繼承共產黨”,并認為民眾運動的對象和方法與大革命時有了很大的不同,“昔在軍閥壓迫之下,本黨民眾運動之對象為軍閥,故以革命的立場,對軍閥所統治之一切,無所不用其破壞。破壞工程越大,建設障礙越少,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也。今在本黨統治下之各省區,舊有對象既經消滅,建設時期又在眼前,若復以破壞為目的,何異自毀其櫝而碎其玉?故今后本黨在民眾中,其目的為建設的組織、建設的宣傳、建設的訓練,不特共產黨之方法應徹底湔除,即本黨青年黨員之幼稚行為,亦須根本糾正”。關于國民黨的機構調整,他主張廢止中央及各級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設組織、宣傳、訓練三部,于必要時得設特種委員會輔助之。

  果然,蔣介石與陳果夫、丁惟汾聯名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提出《改善中央黨部之建議》,在開頭也官樣地說了幾句“本黨為代表全體被壓迫民眾利益的黨,而喚起各階級被壓迫民眾共同奮斗,更為本黨所主張唯一無二之革命方略”,“良以黨而無民眾運動為后盾,則黨將或為空疏的政治組織”,“黨的工作與民眾運動互為表里,不可須臾離也”,隨后轉入正題,指“民眾運動有離黨獨立之傾向”,五部的設立導致“層出不窮的相互間之糾紛與沖突”,以“黨的組織不集中,宣傳不統一,以及黨員與革命民眾無深切之訓練”為由,提議改組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照舊,海外部并入組織部,訓練事宜獨設一部,農工商青年婦女各部,則合并為一民眾運動委員會。

  2月4日,蔣介石又提出《對于黨務政治之徹底更始案》,老調重彈,指責共產黨把持民眾運動,“為糾正過去民眾運動之錯誤,應由中央從新制定民眾運動之理論與方略,其要點在注重民眾實際利益之增進,避免幼稚破壞之動作。……在中央未曾確立民眾運動之理論與方略以前,各項民眾運動,非得有中央黨部之許可,不得自由舉行”。關于整理黨務,“改正中央及各級黨部之組織,所有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等,凡是含有分化作用,足致紛擾之各部,一律廢除之,而于組織、宣傳兩部外,另設訓練部及民眾運動委員會,以謀切實整理”。

  2月6日,蔣介石所提各案“次第通過”,“暫停”民眾運動在國民黨的決議中得到確認,中央黨部原先設立的農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婦女部等五部,以其“有礙本黨代表國民利益及易受共黨之利用”,決議予以取消而代之以民眾訓練委員會。民眾訓練委員會推定經亨頤、朱霽青、戴季陶、蔣介石、何香凝、王樂平、丁超五、陳果夫、李石曾九人組織,以李、經、朱、何、陳五人為常務委員,顯然這是一個雜糅元老派、汪派和蔣派的拼盤組織。

  會議在舉行中氣氛緊張,“新舊二派,壁壘森嚴,每議一案,輒起爭執,爭執之烈,幾不相容”。兩派關于民眾運動的觀點涇渭分明,水火不容,據親臨會議的中央黨部秘書王子壯回憶:

  猶憶十七年春,在南京召集之二屆四中全會,對于民眾運動有激烈之爭辯,大致有兩種顯然不同之主張:一為辦黨之中委,王樂平可為代表;一為元老派,李石曾為其代表。前者主張本黨應以民眾為基本,干部自當領導民眾作積極之奮斗,蓋本黨自始即為領導各界民眾從事革命的斗爭也,故主張設立民眾運動委員會;同時元老派則反對之,其言曰,在野之黨為運動民眾以奪取政權,今我黨既統一全國,為何還要運動民眾,在此時運動,目的何在?豈能運動民眾來反對自己嗎?最后調和兩派,成立所謂民眾訓練委員會。后以胡(漢民———引者注)先生前來主持黨務,元老派之主張完全勝利。

  蔣介石認為“民眾運動委員會”與“民眾訓練委員會”只一詞之差,無關緊要,他事后曾辯解,“民眾運動和民眾訓練,沒有什么大分別,訓練中一定有運動,運動中一定有訓練……民眾運動和民眾訓練之爭,現在想起來,是沒意思”。

  但是,蔣介石的輕描淡寫掩蓋不了國民黨中央如是改組的目的所在,明眼人早已看出兩者之間大有不同:

  這種名詞的改變……影響卻大,因為第一從性質方面說,民眾運動是自動的,民眾訓練是被動的;民眾運動是民眾于必要時自己起來行動,民眾訓練是黨對于民眾加以訓練。如果改民眾運動為民眾訓練,是有漠視及抑制民眾本身自動的行動之嫌。……第(二一一引者注)從范圍方面說,民眾運動可以包括民眾組織和民眾訓練,而民眾訓練不過是民眾運動的一部,民眾組織和運動的能力如果幼稚,黨自然應加以訓練。然而,切不能以黨對于民眾的訓練代替民眾本身的組織和運動。從以上兩點觀察“民眾訓練”的名詞,應該取消而改為“民眾運動”,并改各級黨部之民眾訓練委員會為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下設農工商學婦各組,俾各有執掌,以專責成。

  由于爭執過于激烈,無法達成妥協,會議特意規定,“關于本黨的理論綱領及民眾運動的方針,其重要之點由大會宣言中表示之,不另立專案”。查《二屆四中全會宣言》,有關民眾運動的內容有,“夫吾黨喚起民眾之努力與乎革命的民眾之奮起,其根本的目的乃在求民族全體之生存,而非自尋生存途徑之絕滅;乃在發展中國之產業,而非破壞中國之產業;乃在建設生產之秩序,而非在破壞生產之秩序”,“吾黨所代表之國民的利益,實為吾中國民族獨立平等之生存與發展,而絕非部份的階級利益。……全黨新舊同志之間,不得再有以派別自居,以派別攻人之謬見。尤不得模效共產黨徒暴亂之言行,假借黨部之組織與地位,偽托民眾團體之名義,為法外之煽動,以阻撓本黨政治之施設,與妨礙人民生活之自由”。這篇宣言強調了國民黨執政后民眾運動應與經濟建設相配合的思想,不允許民眾團體從事“煽動”活動,支持了元老派的主張而對汪派有所指摘。

  執政后,為達到嚴密控制民眾團體的目的,國民黨中央規定指導民眾團體的權力屬于各級黨部。1927年5月,上海特別市黨部通告,“頃奉臨時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議決案,嗣后各民眾團體須向本黨部請求備案,其有未經本黨部備案之各民眾團體,一律作為無效”。6月2日,蔣介石明確指出,“各團體須受國民黨指導”。6月底,中央政治會議規定了縣黨部與縣政府的關系,“各縣民眾團體之組織,應由臨時或正式縣黨部指導,縣政府不得干涉。成立后,由縣黨部交縣政府立案”。7月11日,中央組織部發布組字第九號通告《規定各級黨部與各級民眾團體之關系》,規定:(1)凡民眾團體之組織與活動,應按其性質與范圍,受各級黨部之監督與指導。(2)各民眾團體之活動,當地黨部認為不適當時,得由執行委員會議決加以警告或糾正之。(3)各級黨部對于民眾團體不服警告或糾正時,得呈請上級黨部核辦。(4)各民眾團體為發生重大事故,當地黨部認為應緊急處置時,得由黨部知會當地軍警制止,同時呈報上級黨部核辦。(5)各民眾團體對于黨部之警告或糾正認為不適當時,亦得提出意見于上級同性質之民眾團體,轉請上級黨部核辦。直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46次常會依然規定,“領導民眾之權屬黨部”。

  二、恢復與取締民眾運動的較量

  不過,民眾運動不是蔣介石一聲令下就馬上停止的。“清黨”后,國民黨內最熱衷民眾運動的當屬時人稱為“粵方委員”的汪派。

  1928年2月,何香凝指責“本黨有一班同志不明此義,即主張廢止民眾運動,此無異因噎廢食”,大聲疾呼“本黨對于切實扶助農工一節,亦為目前刻不容緩之要圖”。5月11日,何香凝發出電報,認為日軍在濟南的暴行欺人太甚,請國民黨中央各同志繼續孫中山的大無畏精神,努力奮斗,勿為所屈,并從速恢復民眾運動,領導國民抵制強暴,以三民主義戰勝帝國主義。

  5月14日,潘云超、王法勤等致函國民黨中央:“本黨基本政策之一為民眾運動。……民眾運動,即為喚醒人民政治意識之唯一方法,亦即使人民參與政治之最有效的方法。夫革命黨之力量,未有離開民眾之力量者,民眾組織愈普遍愈嚴密,則黨之基礎亦愈鞏固,而黨之主義亦即愈易實現。……本黨之政府,如無人民為后盾,不顧人民意思之向背,不受人民團體之督促,必至成為寡人政府,其弊害殆有不可勝言者。”

  濟南慘案的發生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呼吁恢復民眾運動的隊伍中來。5月19日,駐兗州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各級政訓組織科聯席會議呈報該部主任戴季陶,懇速電請中央,明令準予各級政訓部以組織民眾運動的便利,并準總政訓部有暫時委任民眾團體籌備員之權。5月21日,上海特別市指導委員會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呈送了各區黨務指導委員聯席會議第一次決議案,經該會第八次會議討論,認為關于恢復民眾運動、搜集濟案照片及電請汪精衛、胡漢民二同志回國三案,應請中央核準。

  對于當時的形勢,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秘書賴特才說,“自中央四次會議明令停止民眾活動以后,大家都出來說話,在口頭上、在報紙上,都有恢復民眾運動的要求”。

  濟南慘案的發生確實使國民黨中央的“暫停”民眾運動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動。面對群情激憤不可遏制的局面,它不得不考慮將一觸即發的反日運動的領導權抓在自己的手里。5月10日,國民黨中央制定了秘密的《“五三慘案”宣傳大綱》,規定:“全國民眾及本黨黨員,應集中于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作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反日運動,對于本黨中央的方案確切遵守。”由此,國民黨后來認為,民眾運動事實上已經恢復,實際上恢復的是涉外型的民眾運動,內向型的民眾運動依然在禁止之列。

  要求恢復民眾運動的聲音固然很大,同時要求取締民眾運動、鎮壓民眾運動提倡者的聲音也不遑多讓。

  這些聲音有的來自于上海的資本家。1928年,孔祥熙致電蔣介石:“滬上各界重要人物因謠傳民眾運動又將開始,且純受黨部青年指揮,人心大恐,頃據友人來告,經濟、實業方面領袖人物談虎色變,因而對兄態度疑慮四起。”

  更多的反對來自于國民黨元老派。本來蔣介石想以自己為中心,將國民黨內各派籠絡到自己的周圍,“那只要他是純粹國民黨黨員,能為本黨奮斗爭氣,無論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但他顯然低估了以國民黨元老為核心的國民黨右派的反彈力度。

  元老派因蔣介石拉攏汪派而對蔣起疑、不滿。1927年12月9日,蔣介石得到消息,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都懷疑他已聯汪不反共,將起而攻擊。為了消弭元老派的反對,12月11日下午,蔣往訪張靜江,不料因與蔣意見不同,張已與李石曾前往杭州。12月16日晚,張靜江、李石曾由杭回滬,蔣與吳稚暉談時局,至一時后回寓。夜間蔣感嘆:“老同志離散,政局不安,使人彷徨不置。”12月17日,蔣終于得見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張等稱將提出查辦粵籍中央委員案,勸蔣忍耐勿反對,蔣只有默然。

  1928年1月29日,為了能使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等五位粵籍中央委員出席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設法向元老派疏解。31日下午,中央執監聯席會議開會,在蔣的極力斡旋之下,議決粵方五委員無附共證據,得照常行使職權,暫時緩和了黨內左右派之間的矛盾。

  不過隨后陳公博的舉措使兩派之間一度有所緩和的關系又緊張起來。1928年3月中旬,陳在《貢獻旬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的文章,同時出版了一本名為《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冊子。5月中,陳公博在上海辦起了《革命評論》,攻擊國民黨中央的言論更為大膽,以至于該刊“風行一時”。

  陳公博的公然挑戰讓右派難以容忍,決定予以反擊。1928年4月3日,兩湖舉行會議,程潛、白崇禧主張政府通緝汪精衛、顧孟余等,蔣認為此種主張“在目前徒為敵人張膽,影響于北伐大計者非鮮”,不予支持。5月15日,蔣介石派宋子文勸導陳公博,并禁止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加以逮捕。7月29日,蔣介石接陳公博函,表示要出席二屆五中全會。蔣立即復電阻止,“此時非出席與否問題,不過請兄緩來,以消除誤解而期圓滿”。元老派已按捺不住,不斷向蔣介石施壓,欲借助蔣的武力,將汪派像共產黨一樣消滅。8月3日,吳稚暉、李石曾面見蔣介石,“謂必欲從新清黨,否則不行”,并威脅蔣,如果不答應他們的主張,“今夕將乘車赴滬”。在二屆五中全會即將開幕之際,元老派擺明了蔣如不與汪派決裂即拆臺的姿態。同日,張靜江、李宗仁也先后找蔣介石談話,李并“傳達白崇禧之意,謂只求清黨,雖推總司令稱帝,亦所愿意”置汪派于死地的心情于茲可見。

  8月4日,蔣記載各方對他的批評,其中有謂蔣“近來太軟弱,太不徹底,缺乏除惡務盡的勇氣”,當指他不肯對汪派痛下殺手。8月5日,蔣介石親自到上海遍訪李石曾等人,“與之懇切接洽全會事”,認為“結果尚稱圓滿,惟李宗仁堅持清黨”。其實蔣并沒有使元老派回心轉意,8月9日,李石曾、張靜江已不別去滬。蔣介石專函勸駕,“公等如去,正不能獨自負責,要走大家走”。

  8月12日,蔣介石又一次到上海,“往訪吳敬恒、李石曾、張人杰諸老,再三申述全會諸委員來邀之意。……諸老乃允回京。晚又與諸老相見,公更剴切曉以事理。諸老乃共曰必回”。豈料8月13日,元老們又相率反悔,“張李諸老爽約不來”,蔣只好獨自乘車回京。

  一直沖在反共前線的吳稚暉對汪派仍舊盤踞中央委員之位非常不滿,8月14日,吳稚暉接受記者的訪談,說“事實上黨部是把持在十來個共產黨的朋友手里”,并點了汪精衛、陳公博的名字。

  8月17日,吳稚暉發表《勸黨員不可逞臆搗亂自墮黨的地位》,斥責陳公博“勾結”共產黨釀成廣州起義。陳公博立即發表相同題目的文章為自己辯護,并指責吳稚暉再度清黨以及破壞青年運動。隨后,雙方圍繞“國民黨的改組”、“中國革命的性質”、“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民眾運動的存廢”等問題,大打筆墨官司,直到9月初,在蔣介石的干預下,雙方才偃旗息鼓。

  關于汪派與元老派的分歧及蔣在其中的糾葛,閻錫山的私人代表趙丕廉有著清晰的認識:

  黨務糾紛與其謂左與右之爭,無寧謂新與舊之爭,其焦點在民眾運動。張、吳、李主張商民歡迎,粵委主張青年歡迎。查滬市自五中會議恢復民運說起,二五庫價每百元落價六元,其疑怕可見。介石與吳、張關系太深,聞最近蔣擬請中央倡民運之朱霽青出洋,避免目標,借以調和張吳,已致意于朱,表示可無形停止,不能明白取消。果能做到,或可和緩下去,張、吳、李亦當不走極端。

  趙丕廉體察到的正是此時蔣介石與元老派、汪派親疏關系的實情。在執政初期,蔣介石需要來自于元老派的支持,對他們執禮甚恭,經常吸納、遷就他們的意見。“我在黨內是一個后輩,一切都遵從前輩同志的意見”。在元老派當中,蔣介石最為倚重的是被稱為“商山四皓”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四老”。這些老同志固然給蔣介石出了不少主意,但他們也往往倚仗資格老,強蔣之所難,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只有忍讓而已,“余以年輕資淺之身,而權位反在諸老者之上,此伊尹、周公之所難處者。……余今唯行其正道,不與計較,力避沖突,以待時局之轉移而已”。不過,蔣對元老派也并不是一點不敢拂逆,他可以接納他們對民眾運動的意見,但不肯聽從元老派的意見對汪派大開殺戒。1928年8月27日,蔣抱怨道:“彼老同志輒指左派為共產黨,(必欲一網打盡而掃蕩之,以自快其心)。而不知研究以后之黨應如何處理,不思其究竟與是非,徒重于個人之利害,(且欲強逼人為劊子手,代彼操刀,彼自為謀則巧矣)。然黨中之同志如之何?其可自相殘害,以動搖黨基哉!”

  王子壯觀察到,“清黨”以后,“胡先生事實上領導黨內大多數老同志,汪則較接近青年(如彼所組之改組派)。蔣先生立身其間,頗欲以自己為中心,而匯合其他兩方成以完整之組織,終以政治波動,能達到之效果極微”。

  在恢復抑或取締民眾運動的問題上,蔣介石處在左右兩派的擠壓與拉扯之中,他既不能完全漠視汪派的呼聲,明令取消民眾運動,又不能不認真考慮長期以來為他出謀劃策的元老派的意見,況且實際上他傾向于元老派的立場。于是,他對民眾運動采取了表面上擁護、暗地里限制的兩面手法。1928年8月6日,蔣介石到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演講,先說“民眾運動是無論誰也不會反對的”,然后話鋒一轉,“但是民眾運動的方法,確要研究。如果拿共產黨的民眾運動方法,到國民黨里來用,這是不行的。拿俄國的民眾運動,到中國來用,更加不行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俄國的民眾運動方法,也許有在中國用得著的,他們對于民眾,如果不是紀念日,不是中央黨部發了命令,絕對不許罷工、不許游行、不許集會示威的”。由此看來,蔣介石青睞的是沒有罷工、游行和集會示威的民眾運動,這與大革命時期的民眾運動大相徑庭了。

  為應對黨內外反對停止民眾運動的聲浪,國民黨中央開始思考將民眾運動轉換內容,即使這樣,但還是不放心,要給民眾運動加以嚴格限制。1928年8月11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民眾運動決議案》,規定“人民在法律范圍內,有組織團體之自由,但必須受黨部之指導與政府之監督;政府應從速制定各種法律,以便實行”,給民眾團體確立了來自于黨部與政府的雙重領導。表面看,這是將汪派的主張予以實行,實際上是由于符合蔣介石的想法而被采納。

  1928年8月14日,蔣介石記載,“各種議案今日已一一議畢,事雖未能完美,左右兩派皆未能滿足,然盡余之力,而會議得有結果”,并致電白崇禧:“五次全會已于本日完畢,重要議案均能符合我輩之主張。”可見這次全會的決議均按右派的主張作出。

  在國民黨高層對民眾運動的意見日趨保守之際,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也開始陷入癱瘓之境”。1928年5月31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142次常會,朱霽青辭職,決議慰留。8月23日,在第161次常會上,陳果夫請辭民訓會委員,慰留。8月27日,第162次常會收到朱霽青函,“號(20)電奉悉,謹當如命,惟北平既可隨意藉詞解散工會,各地民眾團體,軍政機關何可不效尤?民眾訓會有何工作可言?故無返京之必要”。由此看出,由于意見分歧,民訓會常委紛紛出京,不過問該會事務,該會已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

  1928年10月25日,國民黨中央第179次常會因民眾訓練委員會無人負責,工作停頓,改組該會常會,以戴季陶、何應欽、李濟深、繆斌、胡漢民為常務委員”。陳果夫以“極不愿負此虛名”為由,辭去民訓會常委職務。國民黨指導民眾運動的機關完全落入右派的手中。

  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還改變了長期以來民眾團體歸黨部指導的慣例。1928年10月13日國民黨中央第175次常會決議:一切人民團體之登記、監督、管理,應完全歸市政府。10月18日,在第177次常會上,關于上海工人訓練問題,蔣介石提議,工人訓練歸上海市黨部,工人行政(管理)歸市政府。

  國民黨中央從來沒有公開解釋過這種轉變的理由所在,但從后來的時局演變來看,應該是國民黨高層越來越對黨部不放心所致。在蔣介石等人看來,將民眾團體抓到國民黨黨部手里遠不能高枕無憂,因為黨部的成員多是受到大革命激進思想浸染的青年黨員,他們往往不但不執行國民黨中央壓抑民眾運動的政策,反而與黨中央抗衡,推動民眾運動的熱情高漲不衰。相比較而言,還是政府比較穩健和保守,符合國民黨中央的意志,于是將政府拉進管制民眾團體和民眾運動的陣營中來。

  三、民眾運動內容的抽換

  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前后,蔣介石倒向元老派而與汪派疏離的態度愈發明朗。1928年8月7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發布演講,不點名地批評了陳公博,“現在有許多刊物罵黨部、罵政府、罵老同志,尤其是罵軍人的更多……我們應該告訴出這些刊物的同志們,像這樣的亂罵,對于黨是絕對沒有利益的”。9月2日,蔣介石直接跳上臺面,對陳公博與吳稚暉的紛爭作了裁決,認為陳對中共廣州起義“實不能辭其責任”,要求陳公博“引咎自責,讀書研究,不宜論列黨政,往復詰難”。對吳稚暉則贊譽有加,稱他是“本黨之瑰寶”,要求“全體同志,應絕對尊敬,聽其指導”,“必須絕對尊崇之”。

  蔣介石旗幟鮮明的態度,使元老派的怨氣逐步得到抒發,與蔣之間一度劍拔弩張的關系得到弛緩。1928年9月1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戴季陶、吳忠信、陳果夫、葉琢堂、陳景韓、黃郛、張群、楊永泰等先后來見,蔣與他們暢談,“并約同訪諸老同志。下午,同至張人杰家,李石曾、胡漢民、吳敬恒、蔡元培皆在,遂相與商討黨國大計,至午夜始已”。蔣介石觀察到,元老派還沒有完全消氣,“諸老言辭之間牢騷而不合理”。9月17日,“與李石曾、張人杰、胡漢民、李宗仁、李濟深、陳銘樞等晤談,懇切告語,約同回京”。

  經過連日磋商,元老派與蔣介石達成分權協議。與之相反,汪派與蔣介石的矛盾日漸加劇,舉起改組派的旗幟,公開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蔣運用黨軍政力量,對改組派施行一連串大規模嚴厲的鎮壓措施,使其逐漸失去抗衡國民黨中央的能力。在將鼓吹民眾運動的改組派清除出國民黨以后,國民黨中央將民眾運動的內容抽梁換柱就沒有絆腳石了。

  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只規定了民眾團體的領導權,而沒有解決民眾運動的方向和內容問題,國民黨中央對此還是不放心,終于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作了明確規定。

  1929年3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統一全黨思想,蔣介石作了題為《敬吿全體黨員諸同志》的講演,盡管蔣介石聲稱“偏左偏右的理論都是錯誤的”,但他將攻擊的矛頭主要對準改組派,“本黨所代表的民眾,是一切被壓迫的民眾,決沒有階級之分……我們只知本黨有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絕對不承認有代表農工單一階級利益的理論,更不能有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理想”,表明了國民黨中央全民合作的立場。

  1929年3月27日,國民黨“三全大會”通過《對于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決議案》。關于民眾運動,該決議案首先指出過去的三個“缺憾”,“其一,過去所作之民眾運動,并未預先確定民眾運動之根本辦法,而只知單純作喚起民眾之運動,迨民眾既起之后,民眾本身無辦法,乃并作民眾運動者亦無辦法以濟之,結果遂陷民眾于妄動暴動之境。其二,過去所作之民眾運動,只知顧及民眾之組織,而全未顧及人民全體在社會生存需要上之組織,故其結果則只見以一部分少數人民變為民眾之運動,而不見以一部分民眾扶植大多數人民社會的組織之運動。其三,過去軍事時期中所施行之民眾運動方法與組織,甚不完善,故以之施于訓政時期,已立即暴露其不適于實用之大弱點,甚至以軍事時期民眾運動方法上與組織上固有之優點,而仍施之于今日之訓政時期,根本上亦已不適用。誠以訓政時期之工作,已于軍政時期之工作大異其趣,過去工作,在于革命之破壞,今后工作,則在革命之建設也”。在對過去進行的民眾運動進行了一番嚴厲指責之后,給今后的民眾運動畫好了框框:

  1.民眾運動,必須以人民在社會生存上之需要為出發點,而造成其為有組織之人民。

  2.全國農工已得有相當之組織者,今后必須由本黨協助之,使增進其知識與技能,提高其社會道德之標準,促進其生產力與生產額,而達到改善人民生計之目的。

  3.農業經濟占中國國民經濟之主要部分,今后之民眾運動,必須以扶植農村教育、農村組織、合作運動及灌輸農業新生產方法為主要之任務。

  4.本黨對于男女之青年,今后應極力作成學校以內之自治生活,實行男女普遍的體育訓練,提倡科學與文藝之集會、結社與出版,獎勵實用科學的研究與發明。

  由此可見,大革命時期具有革命色彩的民眾運動的實質內容已被剝離殆盡,這次全會確立的民眾運動政策已是“花瓶”式的擺設了。

  既然具有革命色彩的民眾運動實質上已被取締,國民黨中央干脆更進一步,來一個釜底抽薪,取消了民眾訓練委員會這一組織。1929年3月28日,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民眾訓練委員會歸并訓練部案》,決議:民眾訓練委員會應即取消,主管事務分別歸并組織部、訓練部辦理。

  當國民黨完成民眾團體的黨化程序后,卻發現許多地方黨部對中央不僅頗有微詞,而且往往帶頭反抗,在對待結束反日運動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濟案協定》簽訂后,相當多地方的國民黨地方黨部仍繼續推動反日運動,給國民黨中央造成很大的困擾。為在法律上限制反日團體的活動,1929年4月23日,國民黨中央突然發布一道訓令:“世界各國,人權均受法律之保障。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之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應受法律之制裁。各級黨部、各民眾團體,一切舉措,均應恪守此義,無稍逾越。”北平反日會則我行我素,“北平反日會仍然存在,并時發打倒賣國政府及王正廷標語,情形十分惡化”。上海的情況與北平類似,蔣介石致電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濟案解決,對于反日運動亟應妥善勸止與取締,免予外人以口實而增外交上之困難。近聞上海反日會對前所扣各貨尚有多起迄未發還,應即由警備司令部會同黨部,將以前所扣日貨予以發還,以后并須切實取締,不得再有擅自扣貨之舉,違者當以破壞大局論可也”。不料上海市黨部根本不買蔣介石的賬,5月21日,熊式輝致電蔣介石,說明了上海市黨部抗命不遵的情形,“頃接復函云,發還日貨之舉質諸法理事實,均未便辦理,業經本會縷陳理由,呈請中央收回成命”。

  在地方黨部不可靠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一面對黨部人員大加撤換,一面規定民眾團體要同時受黨部和政府的領導,將黨部對民眾團體的單獨控制改為地方政府與黨部共同控制。

  1929年6月23日,蔣介石北上,發現平津黨部已落入改組派的囊中,“平、津黨部,完全為改組派之黨部,非我本黨所有也”。他迅速擬定了應付這種局面的辦法,6月25日,致電中組部副部長陳果夫,“務希即日改組其人選,應以政府方面五人,另選老成之青年四人,如稍延后,必誤北方黨務”。次日,蔣介石再致電中央秘書長陳立夫:“此后對各地黨部之方針,如無十分忠實同志可選派,則有不如無。對各處黨部基干之選派,則寧缺毋濫。……黨用干部,則少年不如老成之為妥,以后組織省市黨部,至少要加入政府委員十分之六,不可專用青年,徒為反動派所利用,與其為改組派所操縱,不如信任其政府兼辦黨務,使負專責也。”經過這一系列的操作,黨部以青年黨工為主的狀態就變成以政府官員為主的狀態了,況且黨務人員還是“老成之青年”,這樣的黨部無疑聽話得多。

  四、余論

  國民黨是在明知民眾偉大力量的情況下逐步壓制民眾運動的。1927年4月,蔣介石強調民眾對北伐的助力,他說,“賴民眾的幫助,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首先肅清湘鄂,打倒頑梗軍閥吳佩孚;次奠贛閩浙皖,掃除狡黠軍閥孫傳芳;續清滬寧,大創殘暴軍閥張宗昌”。6月3日,蔣介石在鎮江民眾歡迎大會上講話,“革命精神全靠民眾合作,如果不是民眾大家齊心一致,革命軍即少精神上之助力”。6月11日,到杭州市民大會演講,“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勝利,乃是民眾之力與軍隊之力聯合共同獲得的”。11月26日,他體會到,“民眾雖手無寸鐵,卻為社會最大之勢力”。1928年4月1日,他說,“革命之成功,須博得民眾廣大之同情,而戰事之勝利,需求民眾有力之援助”。

  然而,國民黨的勢力剛從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就自感羽毛豐滿,實行“清黨”,結果是“全國上下一切民眾團體,均入靜止狀態”。

  國民黨中央這樣做,自有其邏輯所在。“清黨”后,國民黨不再認可自己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而自詡全民族的代表。1927年4月18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告民眾書,聲稱國民黨至少有三種與共產黨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為“我們是謀中國全民族的解救,所以要各個社會構成分子共同合作,不是要一個階級專政,使其他的分子不但不獲解救,而且另添一種殘酷壓迫的痛苦”。

  從全民黨的觀念出發,國民黨主張階級合作,反對階級斗爭。1927年5月18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布演講,“我們總理革命主義唯一的目的,是擁護農工的權利……我們擁護農工利益的方法,是要使農人和工人,得到生活上的愉快,同時和資本家交涉,務使勞資雙方均有利益,如有一方面受痛苦與壓迫,我們就要裁制另一方面。與共產黨的利用農工,制造階級斗爭的政策,是不同的。……倘然資本家誤會我們的意思,虐待工人,那我們也要來打倒資本家”。

  1927年7月5日,蔣介石在上海宴請商界,談到應付工潮的辦法,認為雖然“政府與黨負有重大責任”,但“還須請商界提出勞資調劑之適當辦法”,“全賴政府彈壓,不是根本的辦法。根本辦法為何?資本家須為工人幸福著想。工人能夠安居樂業,社會秩序就可安定。工人的利益,間接就是資本家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全部民眾的利益”。

  “清黨”后國民黨在意識形態宣傳上更處于一種極其尷尬的境地,為了宣揚分共的合法性,必須從意識形態層面與共產黨徹底劃清界限,采取“共取我棄,共棄我取”的方針,從政綱政策到組織路線,均改弦更張,將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帶有急進及社會改革色彩的東西統統拋棄,由此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魅力蕩然無存。也就意味著,國民黨在理論上陷入到絕對化的泥淖當中,不能辯證地看待事物。這表現在,一是盡管國民黨曾辯解農工政策在其黨內有深遠的歷史,但揆諸歷史,會發現在“清黨”之前,對于一個長期依靠會黨和新軍起家的政黨來說,國民黨內盛行一時的提倡民眾運動思潮是由外部勢力植入的,提倡民運并非是階級代表的自覺意識與行動指南。以這種心態從事民眾運動,容易將目光聚焦在民眾運動的缺點上,對其改造社會的功能一概視而不見,也即為狂風驟雨般的民眾運動所嚇倒。二是將開展民眾運動與經濟建設對立起來,將執政前的任務視為單純的破壞,將之后的任務視為全盤的建設,并將民眾運動視為破壞行為的一部分。它把民眾運動具有破壞性這一認識凝固化、教條化,執政后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其打入冷宮。1929年2月4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講演《本黨最近之重要問題》,在提到農工運動時說:“目前和過去情形不同,地主和廠主再也不敢在本黨政權之下剝削農工、壓迫農工。我們若是還要獎勵農工的反抗意識,那么其結果必定是農民、工人反轉來壓迫地主和廠主。……何況這樣的做法,畢竟還是農民、工人的損失。譬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如果超過于目前產業界所能允許的程度,又如罷工、怠工,如果影響到產品減少或妨及產業生存的時候,資主方面固然要犧牲,勞動者的工作機會也要減少,結果還是增加工人生活的困難。”2月17日,蔣介石又一次提出,“有些地方天天所宣傳的、所擁護的,乃是罷工、抗租等手段,那就大錯了。……而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況在事實上,如果一罷工,工人就無工可做。一抗租,農人就沒有飯吃。要保護農工,反而妨害農工利益,我們絕對不能如此的”。

  從階級合作的立場出發,蔣介石反對引發激烈對抗的民眾運動。1928年8月6日,蔣介石在《黨部與政府、政府與民眾之關系及其職權案》中提出,“凡一切民眾運動,如與民眾無直接利益,而于治安有害者,必須禁止。一為示威游行,二為群眾大會,三為同盟罷工。民眾雖有表示意思之權,惟過去之游行與大會,對于社會問題只有害而無益。當此赤禍未消之時,更應絕對禁之”。10月19日,蔣接見上海工人代表團,雖然也說了些擁護工人運動的場面話,但仍提出,“不可隨意罷工,即各業工友,在目前環境之下,罷工之手段,亦不可輕易為之”。192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對于關稅感想之宣言及告國民書》,其中提到,“關稅自主以后,國貨不患無出路,商業不患不發達,根本要義為如何增加本國生產品之數量,并提高其品質。今欲實現此策,非全國(各階級)共同一致努力奮斗不可。且應絕對取消階級斗爭的抗租、罷工、怠工、減工之亡國舉動”。將農民、工人的抗租、罷工、怠工、減工等合法行為視為“亡國舉動”。

  至此,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在民眾運動上的右翼立場昭然若揭,1929年2月17日,他在杭州對國民黨浙江省代表大會講演《黨與政府的關系》,明確提出,“在外人看來,左的主張不能貫徹,右的主張正在發揮,其實不然。不過左的主張在中國國家現在實際社會和環境之下,目前有許多是不能行的”。

  國民黨中央由其邏輯出發制定的民眾運動政策當然是錯誤的。一是階級合作無由實現,工農又重回受壓迫的境地。在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政策日趨保守的情況下,它所擔心的“農民、工人反轉來壓迫地主和廠主”的情形根本就沒有發生的可能,相反,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勞資糾紛呈現這樣一種變化趨勢: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糾紛所占的比例日漸減少,而解雇糾紛和由于資方歇業、停業、縮小營業范圍引起的糾紛所占的比例日漸增多,亦即在勞資糾紛中,工人由主動要求改善生活、生產待遇為主逐漸轉變為被動爭取就業、生存權利為主。而“地主和廠主再也不敢在本黨政權之下剝削農工、壓迫農工”的“保票”也不啻廢紙一張,地主和廠主對蔣介石階級合作的一套說辭往往不屑一顧,當地主與廠主侵害工農的利益時,由于抗租、罷工、怠工、減工等農工可以用來抗爭的手段已被視為“亡國舉動”而被嚴加禁止,在侵害面前,工農陷入求告無門、求告無效的窘境。

  二是國民黨也自傷其身。本來90%以上的國民黨黨員是在1924—1927年“聯俄聯共”的大革命時期入黨的,國民黨中央政策的遽然右轉,造成“革命的矛盾,政策的飄搖,黨部的分裂,局面的反動,在在足以使一般青年煩惱、沉悶、灰冷、憤慨、僥幸、投機”,“在本黨容共清黨政策變更之際,各地土豪劣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乘機反動,并厚誣本黨或殘殺本黨忠實同志。……清黨事起,青年適當其沖,而借反共以報私仇之貪污土劣更紛起發動,一時青年人人自危,因誣而被害者極多”。國民黨中央忙不迭地為激進型民眾運動畫上休止符,與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指導民眾運動的乏力相比,執政后更等而下之,表面上對民眾運動的領導權緊抱不放,實際上已拱手讓給了擅長民眾運動的共產黨而不自知。

  三是國民黨中央對民眾運動的壓制只一時有效,長遠來看徒勞無功,并且適得其反。國民黨內并不是沒有清醒認識,浙江全省代表大會即已意識到“今后之民眾運動,固以訓政時期之對象為對象,但在訓政開始之時,帝國主義之侵略如故,封建勢力之驕橫如故,在注意建設方面猶不能竟忘破壞工作”,然而這樣的呼聲國民黨中央根本聽不進去。而且,在基本的社會條件沒有改變的時候,民眾運動火苗重燃的土壤依然存在,國民黨不得不站在民眾的對立面,頑固而徒勞地作著阻遏民眾運動重新興起的努力,既耗費社會成本,又徒增民眾惡感。

  一個靠民眾運動的興盛而重獲生機的政黨在執政初期即處心積慮地將民眾運動拋棄,說明執政后該黨的階級基礎與政黨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關于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這些年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并不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而資本家也不能在政府決策上發揮重大的政治影響。后一句話或許是對的,前一句話則失之偏頗,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十年時間里,大資產階級確實是和國民黨存在著分歧和對立,有時候還相當尖銳,但否定國民黨的階級基礎為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論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國民黨中央與后兩者存在矛盾是因為它顧及的是后兩者的長遠利益,而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這一點應該能夠從蔣介石對上海資本家的反復申說而他們聽之藐藐中一窺端倪。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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