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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周昆下落不明之謎

朱曉明 · 2019-12-09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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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八路軍第115師參謀長周昆的下落不明,始終是個歷史之謎。對于他最后的記載是攜款逃跑,脫離革命隊伍。身為八路軍的高級將領,深受毛澤東的信賴,前途遠大,他為什么會鑄成大錯?他最終去了哪里?

  林彪手下三桿槍

  1902年10月,周昆(原名周緒昆,后在井岡山朱德下達作戰命令時改名)出生在湖南省平江縣,從小便受到養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

  1927年4月后,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派毛澤東去湖南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周昆參加了秋收起義,被編進了3團第3營。

  9月9日,總指揮盧德銘、1師師長余灑度率修水1團誓師起義,10日抵達修(水)平(江)邊界。同日,任班長的周昆被安排在3團駐地銅鼓近郊站崗加強警戒,迎來了一個自稱姓毛的年輕人要找團長,但在趕赴銅鼓途中被反動民團追捕丟失了證件,周昆他們誰也不認識,盤查后只得押送他到團部。團部有人認出這是前來指揮秋收起義的中央特派員、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毛澤東,團長蘇先駿批評周昆有眼不識泰山,毛澤東卻表揚周昆警惕性高,這是周昆與毛澤東的第一次見面。

  9月11日,第1師各團按預定計劃分兵三路會攻長沙。北路的1團在攻打平江時遭同行的4團叛變襲擊,損失很大,轉奔瀏陽。南路的2團攻萍鄉城不下,就先占了安源,再克醴陵,后在攻占瀏陽縣城時因麻痹遭敵突然反攻,全團潰散。中路的3團,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從銅鼓向瀏陽開進,先攻白沙,又取東門,但在優勢敵軍的反擊下,也被迫撤出。周昆在攻打白沙的戰斗中機智勇敢,為突破敵軍防線立下大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9月19日,秋收起義隊伍在瀏陽文家市會師,毛澤東根據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情況,決定放棄進攻長沙,揮師南下以求發展。原警衛團部分官兵不同意向湘南山區進軍,當時爭論很激烈。平江農民自衛軍的人堅決擁護毛澤東進軍農村保存實力的主張,周昆表現十分積極,主動做那些“只想進城(長沙),不想進山”的人的思想工作,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在行軍途中,毛澤東看到周昆的背包鼓鼓的,經詢問得知背包里藏有幾本書,頓時大喜,常來借閱,并與周昆交談相熟。周昆讀過師范,有知識,懂得多,能力強,又不怕死,自然受到了毛澤東的喜愛,遂有心教育培養。

  9月29日,起義部隊余部來到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對部隊進行了整編,將1個師縮編為1個團,即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下轄兩個營7個連,另有團部幾個隊,共700余人。成立了黨的各級組織,把支部建在連上,廢除打罵、體罰,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開端。當時周昆編在1團第3營8連任排長,是這偉大歷史時刻的參與者,因在隊伍中意志堅定,行軍作戰表現積極,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連隊支部的骨干。

  此后,周昆跟隨毛澤東進軍井岡山,開始創建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湘南農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朱、毛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5月稱工農紅軍第4軍。紅4軍是全國第一支正式紅軍,其28團為南昌起義部隊余部編成,31團由秋收起義部隊余部編成,這兩個團是紅4軍的核心,最有戰斗力。

  在接下來半年多的開辟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中,周昆始終跟隨毛澤東的步伐,積極投身建立蘇維埃政府,打破國民黨軍的進剿,根據地不斷擴大。在1928年“八月失敗”后,紅4軍主力28團團長由1營營長林彪升任,在31團的周昆,也升任為3營7連連長。比較起來,林彪是黃埔4期,有著較高的軍事素養和指揮水平,講究謀略,心性沉穩,不打無把握之仗。而周昆當時已26歲,較之十幾歲就參加紅軍的人來說,顯得成熟穩重,而且性子慢,可以說是謀定后動、行且堅毅。在28團和31團的多次協同配合作戰中,周昆對小自己5歲的林彪印象很好,也是佩服的。

  1929年初,紅4軍主力挺進贛南,取得了瑞金大柏地戰斗的勝利。不久又揮師東進入閩,殲滅敵郭鳳鳴旅,攻占長汀城。紅軍軍威遠震,士氣高漲,隊伍不斷成長壯大。3月中旬,紅4軍在汀州進行整編,組成3個縱隊,縱隊相當于團,下設支隊(相當于營)、大隊(相當于連)。周昆所在的紅31團,改為第3縱隊,他先后任第6支隊(原3營)副支隊長、第5支隊(原1營)支隊長。同年9月,紅4軍在閩西上杭再次整編,3縱的原第5、6支隊改為第7、9支隊,增編第8支隊。周昆即為第7支隊支隊長,黨代表先后為歐陽健、朱良才。

  1930年夏,紅4軍擴編為紅1軍團,下轄紅3軍、紅4軍、紅12軍,共2萬多人。紅4軍第3縱隊第7支隊擴組為紅12軍第1縱隊,周昆任縱隊長。同年10月,紅1軍團決定將縱隊、支隊、大隊、中隊分別改稱師、團、連、排,紅12軍1縱隊改稱紅12軍34師,周昆任師長,開始走上紅軍高級指揮員的位置。這是周昆擔任的第一個師長職務,他不會想到,此后他還會被任命為5個師的師長。在整個土地革命時期,能先后擔任過6個紅軍師師長職務的,恐怕只有周昆一人。此后,周昆率部在朱德、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指揮下,參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堅決執行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配合兄弟部隊接連取得戰役的勝利,周昆的軍事指揮作戰才能受到了朱德、毛澤東等最高領導的充分肯定。此后贛西南和閩西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1年10月,周昆率紅34師回歸紅4軍建制,改為新的紅12師,耿凱任師長,他本人調任紅10師師長,這是周昆第一次成為林彪(時任紅4軍軍長)的直接下級。紅4軍的另外幾個師中,11師師長是王良,12師師長耿凱在年底犧牲后,由10師參謀長陳光接任,13師師長是尋淮洲(該師半年后調走),皆是有名戰將。當時在中央蘇區曾流傳這樣一句話:“林彪手下三桿槍,陳光周昆和王良”,即把這三個人稱為對敵作戰的“三挺重機槍”,意味著火力猛烈,戰力強悍,作用巨大。王良出身黃埔5期,是林彪的學弟,也參加過秋收起義,作戰勇敢,善用奇兵。陳光出自湘南暴動,在反“圍剿”作戰中曾救護過林彪,其性情剛烈,指揮能力強。但從個人性情和作戰風格上看,周昆與林彪是最相似的。只是歷史風云變幻無情,林彪和麾下這三位愛將的發展結局都是跌宕起伏,令人感嘆。

  1932年3月,紅1軍團重新組建,林彪為軍團長。王良升任紅4軍軍長,周昆轉任紅11師師長。同年6月,王良在福建武平大禾圩犧牲,周昆接任紅4軍軍長,率部參加了南雄水口、樂安宜黃等進攻戰役。1932年12月,根據紅一方面軍命令,紅1軍團在黎川集中點驗整編,為便于指揮,取消了紅4軍軍部,將原來的3個師縮編為第10、11兩個師,歸軍團直接指揮,周昆改任紅1軍團第10師師長。紅10師前身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井岡山紅28團,是中央紅軍戰斗力最強的主力部隊,把這樣一支英雄部隊先后兩次交給周昆統率,足見上級是何等的器重與信任。1933年春,周昆率紅10師參加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在黃陂、草臺崗戰斗中擔任主攻,協同兄弟部隊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余人,取得了重大勝利。

  1933年6月,中革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在藤田進行整編,改小師小團為大師大團。周昆調任新組建的紅3師師長,該師由中央政府警衛團、紅1軍團教導隊、東南戰區模范團、瑞金模范師編成,原定編入紅1軍團建制,但后來直屬軍委領導,擔任贛南、閩西間防御作戰任務。7月29日,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八一”建軍節,中革軍委授予周昆、陳光等34人二等紅星獎章,這是對他參加革命斗爭的高度肯定和重大獎勵。

  短暫的紅8軍團

  1934年9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已苦戰一年,局勢日趨嚴峻,為準備突圍,蘇區開始猛烈擴大紅軍。中革軍委先是在8月25日命令,以閩贛軍區61團、62團、教導第2團和江西軍區獨立第4團為基礎重新組建紅21師,任命周昆為師長,剛從紅大畢業的紅1軍團紅1師原政委黃甦任政委,該師經補充達4300余人。周昆還沒熟悉好情況,21日,中革軍委又發布命令,以紅21師、紅23師合編為紅8軍團,由周昆任軍團長,黃甦任軍團政委,暫不設軍團直屬隊,軍團首長經紅21師司令部實現其一切決定,周昆、黃甦仍兼任紅21師的師長、政委。紅8軍團成立于興國縣北部崇賢區,因戰事頻繁,沒有召開成立大會。軍團其他領導為:參謀長唐濬、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組織部部長甘渭漢、宣傳部部長莫文驊等,駐8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

  紅23師是1933年8月在瑞金成立的,開始為中央紅軍警衛師(又稱工人師),1934年2月改為現番號,參加過廣昌防御作戰,損失較大。該師師長孫超群,政委李干輝,經補充全師5000余人。

  紅8軍團的任務是以運動防御,阻止由龍岡向古龍岡推進之敵第6路軍7縱隊的前進,為中央紅軍主力準備突圍爭取時間。倉促組建紅8軍團,可以說是當時中央蘇區“左”傾領導者推行錯誤軍事路線的結果,尤其是掌握軍事指揮大權的李德和唯李德馬首是瞻的博古,不從實際出發,不愿意把新兵加強補充給老兵團,而熱衷于組建新兵團。新部隊成立容易,但基礎薄弱、骨干較少,又沒什么鍛煉,戰斗力與老部隊相比,差的不是一點兩點。

  1934年10月9日開始,紅8軍團經興國古龍岡、梅窖、雩都縣羅坳,進入瑞金。次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1、3、5、8、9軍團連同后方機關共8.6萬余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踏上了艱苦悲壯、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為保守軍事機密,中革軍委給各部隊頒發了代號,紅8軍團為“濟南”,紅21師為“定南”,紅23師為“龍南”。

  長征開始以后,8軍團位于大行軍隊列的右后翼,緊跟3軍團,掩護軍委兩個縱隊,實施大搬家式的轉移。在順利越過敵人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后,紅8軍團變為長征部隊的左后翼,跟隨紅1軍團前進。此時,紅軍已損失約2萬人,紅8軍團減員嚴重,很多新兵掉隊、跑散。對此,中革軍委于11月17日決定將紅8軍團壓縮改編為一個師。撤銷紅21師番號,全部人員組成5個補充營,分編到其他部隊。保留紅23師番號和建制,軍團首長擔任23師首長,即周昆、黃甦改兼紅23師師長和政委。然而部隊還未來得及整編,湘江戰役(即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就打響了。

  11月底,紅8軍團挺進至廣西灌陽附近,奉中革軍委命令,又折回靠攏主力。部隊經過一天一夜急行軍,趕至廣西水車,同擔任全軍后衛的紅5軍團34師會合,繼而又奉令急行軍趕至湘江東岸。30日午夜,敵重兵蜂至,猛烈攻擊阻攔中央紅軍渡江。被敵人攔腰截斷的紅8軍團同敵人展開了激烈戰斗,周昆、黃甦等軍團首長親自參加作戰。經過浴血苦戰,予敵很大殺傷,軍團亦遭受重大犧牲,師團建制已被打亂。12月1日上午,湘江浮橋被炸斷,敵人將主要火力放在了這支最后過江的紅軍部隊上。只能涉水渡江的紅8軍團官兵,面對敵人各種槍彈掃射、炮彈轟炸,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和招架之功,成了敵人的活靶子,整個江面血水茫茫!在紅1軍團積極接應掩護下,周昆、黃甦率部分人員拼死渡過湘江。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到達西岸時,身邊只剩下一個扛著油印機的油印員。當晚,收攏人員,全軍團僅剩1千余人。湘江一戰,整個中央紅軍損失高達近3.8萬人,總數已不足3萬人。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后,紅8軍團損失最大,超過80%,完全喪失了戰斗力,這是“左”傾領導者錯誤指揮的嚴重后果。

  湘江戰役后,毛澤東據理力爭,建議紅軍轉變戰略方向,獲得普遍支持。經過通道轉兵,紅軍西進貴州,紅8軍團跟隨主力于12月17日抵達黎平。次日中央召開黎平會議,解決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問題,確立了新的戰略方針。會后,按照中革軍委12月13日的命令,紅8軍團正式并入了紅5軍團。部隊改編后,周昆、黃甦等軍團領導干部分配到總部及其他軍團工作。

  從9月21日受命組建,到12月18日撤銷番號并入紅5軍團,紅8軍團在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只存在了近3個月的時間,是所有紅軍軍團中時間最短的。而且,沒有任何的建制部(分)隊保留延續下來,可以說是消失的干干凈凈,這也是獨一家!

  黎平整編后,周昆回總部隨軍委縱隊一起行動。1935年1月,林彪將周昆要了去,暫時擔任紅1軍團副參謀長。此后,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兩占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過彝民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于1935年6月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8月初,中央召開毛兒蓋沙窩政治局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的番號(1933年底曾取消),任命周恩來兼司令員和政委,被低職安排了大半年的周昆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但周昆在這個職務上呆的時間很短,當時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拒絕北上,公開鬧分裂,紅一方面軍主力迅速北進過草地,到達哈達鋪,于9月下旬改稱紅軍北上先遣支隊,又稱陜甘支隊。10月19日,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吳起鎮。

  率八路軍115師出征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進入全面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同國民黨當局達成合作協議。8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下轄第115、120、129師和總部特務團,全軍約4.5萬人。同時任命了各師的領導干部。

  八路軍第115師以紅一方面軍第1、15軍團和陜南紅74師編成。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師機關由紅1軍團機關組成,下轄第343旅、344旅和獨立團。115師是八路軍戰斗力最強、裝備最好的一個師,共1.55萬人。周昆從抗大步校領導的崗位調整到主力師任參謀長,還是115師軍政委員會5人委員之一,重新回到了戰斗前線。

  8月21日,提前改編的115師在陜西三原縣云陽鎮召開了隆重的出征誓師大會。因林彪、聶榮臻已趕赴洛川馮家村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大會由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主持。115師全體指戰員莊嚴宣誓:“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堅決抗戰到底!”22日,在周昆、羅榮桓的率領下,115師主力分批出發,率先奔赴山西抗日前線。30日,部隊進抵黃河西岸的韓城芝川鎮,31日東渡黃河,向晉東北恒山地區挺進。9月7日,在山西省侯馬車站換乘火車,沿同蒲鐵路繼續北上。當時,為了加快行軍速度,考慮細致的周昆安排師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秉璋以“運輸司令”的臨時頭銜到侯馬車站跟閻錫山的代表交涉,聯系鐵路運輸事宜。日軍瘋狂進犯,閻錫山感到形勢嚴峻,急切希望八路軍上前線,因此,整個交涉過程比較順利。這時,從洛川經西安、運城北上的林彪、聶榮臻也先后趕回部隊,并各率343旅、344旅分兩個梯隊繼續北上。

  正當115師向晉東北抗日前線挺進時,日軍已侵入山西境內,一路經大同進逼雁門關,一路由蔚縣、廣靈經靈丘向平型關方向進攻。部隊到達原平后,羅榮桓率師政治部、騎兵營等部隊東進至河北阜平一帶,開辟根據地。9月23日,八路軍總部命令115師向平型關、靈丘出動,側擊日軍。當日夜,115師師部率主力進至平型關以東之冉莊、東長城村地域。24日夜,林彪、周昆組織營以上干部勘察地形,次日拂曉前完成了平型關作戰的部署和準備。

  9月25日,115師主力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精銳第5師團21旅團輜重部隊一部,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79輛、摩托車3輛。繳獲長短槍500余支、輕重機槍21挺、大車200余輛等大量軍用物資。這是八路軍出師抗日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愛國軍民奮起抗戰的必勝信心。看著滿溝侵略者的尸體和燒毀的日軍車輛,周昆的內心也是激蕩無比,但他絕不會想到,不到半年,他的人生將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10月之后,周昆積極協助師長林彪指揮多次作戰,并抓好司令部建設。部隊游擊晉東北,轉戰正太路,采取襲擊、伏擊等戰術手段,連戰皆捷,有力配合了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的作戰。10月下旬,115師在五臺分兵,聶榮臻率師獨立團等部隊留下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林彪、周昆率領師部和343旅向晉東南轉移,馳援娘子關。11月8日,太原失陷。遵照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115師直屬隊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轉至呂梁山脈之洪洞、趙城地區,開始建立晉西南抗日根據地。

  消失在歷史深處

  1938年1月下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全國師以上各級參謀長會議,主要是各戰區各集團軍參謀長報告抗戰所得教訓及以后補救意見。隸屬于第2戰區的八路軍,當時在國軍序列已是第18集團軍,也被通知參加。八路軍方面派出了4名將領,即總部參謀長葉劍英、參謀處長彭雪楓、高級參謀邊章五、第115師參謀長周昆出席。葉劍英等人先到達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再于1月26日向參謀長會議報到。該會議會期3天,即從1月27日至1月29日,葉劍英代表18集團軍(八路軍)向會議作了口頭匯報并呈出詳細書面報告,周昆代表115師向會議遞交了書面報告材料,將115師自紅軍改編以來入晉對日作戰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并與國民黨軍部隊的高級軍官進行了交流。就是這一次的武漢之行,徹底改變了周昆的人生命運。

  1938年2月初,周昆從武漢乘火車返回山西前線,途經臨汾與從武昌返回的彭德懷、左權會合,彭德懷去武昌是與國民黨當局商談八路軍支援徐州會戰問題的。周昆即向彭德懷、左權匯報了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據當時在場的作戰參謀王政柱(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烽火關山:戰爭年代記事》一書中寫道:“他向左參謀長匯報參謀長會議情況時曾流露不滿情緒,說他在武漢如何‘丟臉’,說國民黨參謀長有自己的小公館、小汽車和小老婆,我們像叫花子一樣。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非常‘小氣’,連雇黃包車的零用錢也不愿多給等等。周的思想表現受到彭德懷副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的嚴肅批評。彭總說:你(周昆)所羨慕的是我們看待問題的根本立場,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做共產黨人的光榮,否則沒有什么兩樣了。”2009年出版的《彭德懷全傳》里對此有更詳細生動的描述。周昆對彭德懷的批評還不服氣,氣得彭德懷拍桌痛罵了一頓。之后,周昆帶著牢騷繼續返程,順便也從臨汾的國民黨2戰區領走了115師這個月的軍餉6萬元(法幣)。

  這之后的事情,115師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秉璋回憶:“1938年2月間,周昆參謀長到第2戰區司令部去開會,領取了6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政府發給我師的最后一筆經費。會后,周昆將一個挎包交給警衛員,說:‘這是重要文件,你馬上回去交給作戰科王科長。’警衛員回來把包交給我,我打開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萬元紙幣。內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說,‘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員帶回,望查收。’周昆攜3萬元錢潛逃了。”

  周昆沒有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倒下,卻因人性的本能欲望與貪婪攀比而屈服。國民黨高官的奢靡生活,讓周昆產生了強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中共黨員的本質,忘記了紅軍的優良傳統,使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他深知,自己的這種行為會導致怎樣的斗爭和批判。也許他后悔過,但再也不能回頭了。

  周昆攜款潛逃后,八路軍總部和115師師部一片嘩然,大家想不通。王政柱講:“(周昆)是被歹徒謀財害命還是逃跑,當時調查無結果。”王秉璋說:“周昆是參加秋收起義后首批上井岡山的老干部,曾任紅8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重要職務。他為什么會突然潛逃一直是個謎,說他貪財吧,只拐走了一半經費,事情沒有做絕。解放后組織上對他進行過調查,當時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調查之后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為。”不知道王秉璋口中的周昆跑回老家平江的依據是什么?這么大的干部,以前是紅軍高級將領,現在是抗戰前線的八路軍師參謀長,能在平江安安穩穩生活嗎?更別說建國后歷次運動的清查了。

  還有些說法,包括去香港了,去外國了,隱姓埋名了,攜款潛逃后露財被人殺害了等等,都只是猜測,沒有任何的證據。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人的無端消失很平常。

  周昆的下落反復查找無果,甚至動用八路軍“前總三分隊”實施技術偵察,也未從日軍和國民黨軍那里偵收到相關情報。但無論哪種去向和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雖然缺乏證據,但人沒了,錢也沒了是事實。為保證繼續發揚紅軍優良傳統和保持我黨我軍的政治純潔性,我黨給予周昆最嚴厲的定論和處理,那就是:叛變革命,攜款潛逃,開除黨籍。

  革命是大浪淘沙,洗盡鉛華無數。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正是在不斷的自律清洗中,純潔隊伍,發展壯大。實踐證明,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如果共產黨人忘記了黨的宗旨,放松了黨性修養,動搖了理想信念,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忽視了作風建設,總是會犯大錯誤,不僅身敗名裂,而且給黨的組織和工作帶來巨大的損害。這就要求我們要牢記使命,不忘初心!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繃緊廉潔自律這根弦,努力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回到周昆攜款逃跑之前,如果他能認識到錯誤,懸崖勒馬,及時反省和自我批評,他的人生軌跡還會正常延續下去。比如,在林彪受傷之后,恐怕115師代師長的職務可能就是周昆,而非343旅旅長陳光了。如果能堅持到新中國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資歷,職位肯定不會低。1955年授銜還在軍隊的話,保底是上將,就是大將也有競爭的資格。但歷史往往沒有假設,發生了,就無法改變,畢竟,誰都得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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