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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屠川”真相

張獻忠 · 2019-11-30 · 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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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劇減的原因主要是戰亂和災荒。在大動蕩的時代,明(包括南明)軍、清軍、地方武裝、農民軍以及降清后復叛的吳三桂,這些勢力在川蜀大地互相角逐,對百姓也是燒殺搶掠。但絕大部分人甚至學者對清朝在四川的屠殺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清朝找到了張獻忠這樣一個難得的“替罪羊”。

揭秘:“張獻忠屠川”真相

揭秘:“張獻忠屠川”真相

  本文作者張獻忠,天津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他自己解釋:名字是我爺爺起的,爺爺喜歡看歷史演義書。圖源/成都晚報

  由于常年的戰亂,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劇減。萬歷六年,四川省有“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明會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一萬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嘉慶《四川通志》卷十七)。這里丁數系承擔賦役的成年男性人數,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個成年男丁推算的話,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數約為九萬多。百余年間,人口竟減少了30多倍!

  對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無論是清朝官修的《明史》還是私家野史,無不歸咎于“張獻忠屠蜀”。如《明史》說張獻忠“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華書局,1974年,第7976頁)。明末清初的馮蘇、彭遵泗更是直言張獻忠殺光了四川人:

  【“蜀民于此,真無孑遺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引馮蘇《見聞隨筆》)】

  對于“張獻忠屠蜀”,學術界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

  民國時期,大部分史家都認同清初史籍所載“張獻忠屠蜀”之說,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贊同,如蕭一山評論說:

  【“滿漢兵丁所殺,殆不下于獻賊……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處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遺矣。清人紀載胥以此歸之獻忠,殆成王敗寇之公例,其實未必然耳。”(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5頁)。】

  建國后至1980年代前,學界的主流基本上都傾向于重塑張獻忠“農民起義英雄”形象,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了張獻忠殘暴的一面,如謝國楨認為張獻忠“并沒有殺多少人,所殺的不過是地主階級而已”(謝國楨《農民起義與張獻忠》,《歷史教學》1952年第2期)。再如孫次舟認為“記載張獻忠在蜀事跡比較可靠的,是查繼佐《罪惟錄》的《張獻忠傳》。這還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清初原稿,未經后人改竄過”(孫次舟《張獻忠在蜀事跡考察》,《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作者進而根據《罪惟錄》認為張獻忠入蜀后有三次殺人較多,所殺主要是藩王、地主官紳和與清軍有往來的士子。應當說這一階段的主流觀點大都對張獻忠殘暴的一面有所避諱。

  改革開放后,學術界對于農民起義不再一味頌揚,而是多了一些理性和反思。在這種情況下,對張獻忠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化,對其評價也更趨于客觀。但在“張獻忠屠蜀”問題上分歧依然較大,將四川人口銳減的主要責任歸罪于張獻忠,甚至張獻忠殺光四川人的說法依然流行,如鄭光路《張獻忠剿四川真相》“前言”認為,張獻忠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不斷在巴蜀大地‘殺雞取卵’一樣地搶掠、剿殺,造成以成都平原為主的四川重要地區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度破壞,尤其是在大西國的中后期。他的瘋狂剿殺讓四川損失了近200萬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頁)。目前,與張獻忠有關的基本史料比較集中,而且比較容易看到。

揭秘:“張獻忠屠川”真相

  那么為什么分歧還依然比較大呢?下面筆者從兩個方面簡要談談對“張獻忠屠蜀”問題的認識。

  關于張獻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張獻忠傳》,還有數部私修史書和野史筆記。主要有查繼佐《罪惟錄·張獻忠傳》,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吳偉業《綏寇紀略》,毛奇齡《后鑒錄》,李馥榮《滟滪囊》,劉景伯《蜀龜鑒》,馮蘇《見聞隨筆》,彭遵泗《蜀碧》,費密《荒書》,歐陽直《蜀警錄》,沈荀蔚《蜀難敘略》,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以及〔法〕古洛東《圣教入川記》。

  綜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張獻忠確實在四川進行過慘無人道的屠殺。但是我們也必須認清兩點:

  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張,甚至將明、清以及地方武裝對四川人民的屠殺也嫁禍于張獻忠,這一點后文還將進一步闡釋;

  第二,張獻忠的“屠蜀”政策主要發生在后期。

  在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前,主要是流動作戰,其間曾兩次大規模入川,一次是崇禎七年二月,張獻忠由河南攻入陜西,在遭洪承疇阻擊后又攻入川東、川北部分地區,兩月后返回陜南;一次是崇禎十三年四月,張獻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線,縱橫整個四川近半年,“倏東倏西,暮南晨北”(無名氏《紀事略》,《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第36頁),使明軍疲于奔命。這兩次入川,張獻忠不僅沒有濫殺,還贏得了四川百姓的支持和響應。

  張獻忠第三次入川到大西政權建立前,雖然在攻城略地中不乏因報復負隅頑抗的守城者而進行屠殺之行為,但總體上來說還比較理性,而且能將頑抗者和歸降者區別對待。在進據四川的過程中,為爭取百姓的支持,分化瓦解敵人,他一方面打著“澄清川獄”的旗幟,一方面明確提出,“歸誠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李馥榮《滟滪囊》卷二),并通告各州縣,“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張獻忠的這一政策確實也收到了成效,有些州縣百姓起而相應,甚至出現了“百姓開門迎賊”(光緒《射洪縣志》卷七《外紀》)的局面。

  大西政權建立之初,亦未曾有大規模的屠殺行為,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穩定民心和恢復政治、經濟秩序的措施。(參見南炳文《南明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0—100頁)在張獻忠身邊的傳教士利類斯和安文思“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法〕古洛東《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頁)的記述也印證了這一點。

  但是隨著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后,四川各地的明軍殘余勢力展開了對大西政權的反攻,清軍也開始向四川進逼,與此同時,大西政權內部叛亂不斷,一些歸順大西政權的士紳也與南明軍相勾結,張獻忠面臨著空前的內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產生了“棄蜀出秦”的想法,時為順治三年七月。張獻忠本欲用金錢“以賞川民……仍舊張官置吏以守此土”,并留一將領在此鎮守,但大西政權的丞相王兆齡上奏說:“而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屢撫屢叛”,主張“將在城人民,盡行屠戮”,“使后有據蜀者,有土無人,勢難久住”。(前揭無名氏《紀事略》第49—50頁)

  張獻忠本來就有極強的報復心理,加之王兆齡的蠱惑,遂展開了對四川的殘酷殺戮。由此可見,各種史料所記載的“張獻忠屠蜀”并非空穴來風。但是,不對史料進行深入辨析,將四川人口劇減歸罪于“張獻忠屠蜀”,這種簡單化的因果推論往往遮蔽了問題的實質。

  僅僅因“張獻忠屠蜀”,不可能造成四川人口幾十倍地銳減。從時間上看,自張獻忠施行屠蜀政策到其被殺,僅半年多時間。這半年多時間里,即使張獻忠真的完全喪失了理性,也不可能屠盡川民,因為他必須將主要精力放在應付南明軍以及地方武裝的進攻上。從空間上看,在大部分時間內尤其是后期,張獻忠并沒有控制整個四川地區,其主要活動范圍是川西和川北一帶,川南、川東主要為南明軍隊和搖黃土軍盤踞。張獻忠對川民的屠殺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邊地區。

  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劇減的原因主要是戰亂和災荒。在大動蕩的時代,明(包括南明)軍、清軍、地方武裝、農民軍以及降清后復叛的吳三桂,這些勢力在川蜀大地互相角逐,對百姓也是燒殺搶掠。明軍“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劫殺,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文秉《烈皇小識》卷四)。搖黃土兵也是“城野俱焚掠”。清軍更是以野蠻屠城而著稱,“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幾乎是盡人皆知。但絕大部分人甚至學者對清朝在四川的屠殺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清朝找到了張獻忠這樣一個難得的“替罪羊”。

揭秘:“張獻忠屠川”真相

  雖然由于清朝極端的文化高壓政策,我們已不可能窺見清軍對四川屠殺之詳情,但從諸多史籍的一鱗半爪中,依然可以發現清軍屠蜀之大概。

  在清軍對關內的征服過程中,常常以“民賊相混,玉石難分”為由,“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在《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12本,1947年)一文中,李光濤更指出:

  【“即如四川之禍,張獻忠據此前后不過四年,清人與殘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吳藩之亂,后先相映蓋數十年,凡不從者,凡不剃發者,凡遁山谷不為編戶之民者,彼皆殺之,然后赤地數千里,此又浮于張獻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蕭一山也持相近的觀點,“川北之平定,在獻忠死后二年,而川東則十余年矣。滿漢兵丁所殺,殆不下于獻賊”(《清代通史》第一冊,第245頁)。李、蕭二氏之論,頗有見地,也印證了筆者的判斷:

  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系其死后半年多時間,而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邊地區,而清軍對四川的征服則長達十余年,所屠之地也較之張獻忠更為廣泛,加之當時清軍是各種力量中最強勢的一方,其對四川屠戮之慘重遠甚于其他各種勢力。

  實際上,清軍的屠殺絕非僅限于在四川,人口的劇減也非僅有四川一省。清軍所到之處,都是燒殺搶掠。崇禎十六年直隸巡撫徐標就曾目睹過從江淮到京城沿途數千里的慘狀,他對崇禎帝說:

  【“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余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張岱《石匱書后集》卷一)】

  戶部員外郎王弘、山東巡撫王永吉也都在奏疏中提到了清軍對中原的屠戮,王弘指出:

  【“蓋東土自戊寅兵燹蹂躪之后,頻罹災祲。百姓死于虜、死于荒十之七八矣。”(《明清史料》辛編第10本,“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第969頁)】

  王永吉也指出:

  【“蓋虜寇、災荒疊出之后,戶口凋殘十之六七。村墟寥落,生聚為難。”(《明清史料》乙編第6本,“中研院”史語所,1936年,第599頁)】

  正是因為“張獻忠屠蜀”問題確實存在,清朝初步統一全國后,以極端殘酷的文化高壓政策為護航,不僅輕而易舉地將清軍對四川的屠殺嫁禍于張獻忠,而且從中還找到了建構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據”——這也是清朝沒有嫁禍于明軍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朝之建立,當從努爾哈赤說起,努爾哈赤雖為女真族,但曾任明朝建州衛都指揮、都督僉事等職。以封建之倫理綱常視之,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顯然系亂臣賊子之行為。誠如李光濤在《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中所言,建州之倡亂,“雖曰明朝之外患,其實建州之淵源,等于內地之流賊,等于中原之叛徒”。在這種情況下,清朝雖然以民族屠殺的方式征服了中原,統一了全國,但很難獲得漢族的認同,其政治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系指政權基于被民眾認可原則基礎上實施統治的正統性或正當性,“凡是建立在價值基礎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輿論承認的即為合法”(法國學者雷蒙·博蘭語,轉引自吳惕安、俞可平《當代西方國家理論評析》,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頁)。中國傳統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儒家一整套倫理基礎之上的,其中又以“仁政”為核心,另外,“華夷之辨”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個方面,清朝顯然都不具備,因為清朝是靠軍事征服而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政權,這就使其面臨著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更為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將“張獻忠屠蜀”肆意夸大、渲染,不僅可以轉移清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且還可以通過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找到一條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徑。基于此,清朝不遺余力地將其與其他各種勢力對四川的屠戮轉嫁到張獻忠及其大西軍身上。清朝一方面不斷強化張獻忠的“殺人魔王”形象,一方面宣稱“明亡于流賊”,進而巧妙地將其對張獻忠的征討和對川民的屠殺說成是“為明復仇”。清朝由此從屠殺者、征服者變成了“替天行道者”,其合法性也因此得以建構。

  【作者單位:天津社科院歷史所,察網摘自《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原標題《“張獻忠屠蜀”與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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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述60年來的張獻忠研究

  作者:馬蕓蕓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

  對張獻忠的研究始于明末,明末余端紫即撰有《張獻忠陷廬州記》。隨后的清代和民國時期,研究者極少,成果寥寥,臺灣和海外的張獻忠研究筆者尚未見到,故本文僅就大陸近60年來張獻忠研究的簡況略疏管見,粗陋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張獻忠研究的簡略回顧

  對于張獻忠這位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的研究也頗具爭議。我們自1950年代以來的對張獻忠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在傳統史學研究的方法上引入了社會學、心理學、計量史學等,才使張獻忠研究較之過去有顯著成就。特別是1980年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在成都召開“張獻忠在四川”學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代表30多人,會后編輯出版了《社會科學研究》叢刊《張獻忠在四川》論文集。會上有關專家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的“殺人”問題,得出結論認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主要責任不能歸咎于張;對于在農民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既不能揚李抑張,也不能揚張抑李。

  近60年來對張獻忠的學術性研究成果不多,涉及的領域主要為軍事,而對政治、經濟和文化涉及甚少。論著類較重要的有胡昭曦著《“張獻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綱著《張獻忠大西軍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胡先生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為

  【“張獻忠起義軍的打擊對象是反動勢力,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于他們的反動武裝,這有什么不應該?當然,也要看到,農民義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殺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這是可以從農民樸素的階級仇恨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明的。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起義的革命性,更不能加以夸大,誣說起義軍見人就殺。”】

  四川作家鄭光路也就張獻忠殺人問題寫了《“張獻忠剿四川”真相》(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通過剖析種種“真相”、“謎案”,以獨特視角研究張和明末清初四川那段慘烈的歷史,提出了與胡先生不同的看法。

  袁先生批駁了“八大王洗四川”的傳言,以翔實的資料佐證了張獻忠并非屠蜀的劊子手,而是一個骨子里始終浸透著小農意識的農民首領。袁先生力圖還原一個作為“人”的八大王張獻忠,令人擊節。王先生的《張獻忠大西軍史》,大量引用地方志,資料翔實豐富,出版后引發許多評議,推動了對張獻忠的進一步研究。如《讀王綱著<張獻忠大西軍史>》,《評<張獻忠大西軍史>》,《如何撰寫農民戰爭史——讀王綱<張獻忠大西軍史>感》,《用方志資料研究農民起義的新成果——評王綱著<張獻忠大西軍史>》,《張獻忠研究的新成果——評<張獻忠大西軍史>》等。

  張獻忠研究的論文類難說成果豐富,考證性文章偏多一些,如:《張獻忠入川作戰不是兩次而是五次》、《張獻忠名號、籍貫和年齡小考》和《再談張獻忠入川作戰次數問題——答田尚同志》,《張獻忠在湖北地區活動考略》,《李自成張獻忠永寧會師考實》,《張獻忠屠城與藏金之謎》,《掘楊嗣昌祖墓非張獻忠所為考》等。一些考證頗見功力。

  史論型文章主要有:《關于張獻忠降明問題》,《淺談張獻忠》,《關于張獻忠農民起義的流寇主義問題》,《論張獻忠農民起義在歷史上的作用》,《對張獻忠(崇禎十六年)在“湖廣”活動的估價》,《李自成、張獻忠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的作用比較》,《農民起義書寫了怎樣的歷史——以張獻忠為例》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而亦考亦論的文章中有《張獻忠屠蜀人數疑案》(實為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一)、《張獻忠“原罪論”圣諭——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二》、《張獻忠多面性人格——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三》和《大西政權集中營式管理——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四》等,功力不凡。

二、張獻忠研究的特點

  張獻忠研究呈現不平衡的特點,蓋因歷史資料的緣由,某些方面研究得較為充分透徹,而其他方面則十分薄弱。

  研究相對充分的是其作為農民起義領袖的一面,尤其是他的軍事措施,這類成果較多。論著類首推王綱先生所著《張獻忠大西軍史》。論文類也不少,比如《張獻忠入川作戰不是兩次而是五次》、《再談張獻忠入川作戰次數問題——答田尚同志》、《張獻忠在安徽的重要戰績述論》和《張獻忠在湖南作戰史跡述略》;《張獻忠進軍江西初探》;《張獻忠襲取襄陽戰略初探》;《“圓盤計劃”與張獻忠土地嶺大捷》、《張獻忠三峽戰事述論》和《張獻忠“以走致敵”與黃陵城大捷》;等等。

  對于張獻忠殺人問題,1960年代雖有《關于張獻忠殺人問題的探討》,但在當時階級斗爭理論指導著史學研究的情況下,由于張獻忠被定為農民起義首領,故“屠蜀”一事眾所諱言,乃至曲為辯護,研究難以深入客觀。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對該問題才又開始作進一步反思,研究較為深入一些,有“實錄”,有考辨,但對張殺人的深層歷史文化原因尚需做更加深入的探析。如《對張獻忠“殺戮士子”的探討——兼與孫祚民同志商榷》,《張獻忠的屠殺政策與大西政權的失敗——讀<圣教入川記>等有感》。及至最近10年,對張的屠殺問題又有更為深入的追問,見《張獻忠的一樁公案——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和《張獻忠屠蜀人數疑案》。

  研究相對薄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張獻忠的政權建設。《張獻忠在湖南建立政權的嘗試》、《張獻忠起義政權的科舉考試情形》,這兩篇論述稍顯簡略;不過,《大西政權集中營式管理——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四》對大西政權在成都采取極端嚴厲的集中營式管理模式的緣由和影響作了深刻剖析;遼寧學者張宏杰《農民起義書寫了怎樣的歷史——以張獻忠為例》一文從與歐洲農民運動的簡略比較中,在制度層面對大西政權從起義的政權淪為專制的政權這一衍變的緣由進行了歷史的拷問。

  其二,張獻忠的經濟措施,無論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幾乎均無研究,令人遺憾,僅見《大西政權鑄幣考》一文。

  其三,張獻忠的文化措施,所議寥寥,僅有《張獻忠對待西洋科學技術的態度》和《張獻忠的文風》。

  其四,張獻忠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研究實在單薄。僅見《大西政權與川西北少數民族》和《李自成、張獻忠與傳教士》。大西政權有無對外關系?又是如何處理對外關系的?這一問題為張獻忠研究中的空白。

  其五,對于張的個人生存狀態、對其人性的探討有所突破,但欠深刻全面。《淺談張獻忠的形象》敘述較為粗略,不夠精準。《張獻忠——權力之巔 人性之惡——讀<張獻忠剿四川實錄>》認為身處權力之巔的張彰顯出種種人性之惡,使其在川無法提出合理的政治經濟措施,舉措多端失調,激起各階層反抗,從而導致大西政權無法立足四川,終招敗亡。《張獻忠多面性人格——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三》對張人格中的人性的善、惡兩面都有論及,持之有故,令人信服。

  對17世紀中期以后的中國歷史尤其是川渝地區社會變遷有著重要影響的張獻忠起義,我們研究得不夠、反思得不夠。

  一個內戰,讓美國人反思了一代又一代,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劇烈的沖突呢?南北雙方的美國人怎么就沒有足夠的智慧達成共識以避免令幾十萬生靈涂炭的血腥戰爭呢?迄今這一反思仍未停止。正是這持續不斷且愈益深刻的研究和反思使美國在面臨國內各方利益糾結之時,能產生某種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從而避免內戰。

  對照之下,我們的張獻忠研究甚為遜色,多的不說,僅就影響巨大的屠蜀問題這一項就有不少拓展空間。這種針對平民的屠殺是大西政權的獨有特征還是中國歷次農民起義或歷代王朝建立均易出現的規律現象?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有著怎樣的聯系?與中國古代文化中關于“人”的觀念有著怎樣的聯系?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幾乎皆把張作為農民運動領袖定性,對其殺人之事諱莫如深,甚至為之辯解;1980年代以后對其認識呈現出多重性,對其殺人之事未加避諱,但在對其殺人的深層原因及影響的深刻性上探討得不夠,且缺乏對同時期西方類似農民運動的研究以及對二者的比較研究。

三、為歷史信念而進行的張獻忠研究

  客觀主義史學的代表蘭克認為:“史學家的最高職責是按事件實際發生的那樣來敘述歷史”。然而,由于相關資料的匱乏或真偽莫辨、史學家個人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的影響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歷史研究無法避免地呈現出一定的主觀性、相對性,張獻忠研究亦是如此。

  筆者囿于學識所限,僅引一個方面的問題,即張的屠蜀問題研究的相對性,希望它能成為引玉之磚。張究竟殺了多少四川人?抑或是否確實實行了規模性的屠殺?雖然已有不少考辨,但對這一問題還不能說已經解決,還存在較大爭議,需要繼續努力。

  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張獻忠研究更多傾向于對其作歷史的肯定,將其定性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推翻明朝暴政的反抗者,如《張獻忠摔皇冠的啟示》;而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研究則寬泛得多,既有對其軍事戰略的解析,也有對其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考察。張獻忠研究范式的轉變以1978年為分水嶺,之前與之后的意識形態影響對史學領域的張獻忠研究有所殊異。

  【“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歷史研究危機后……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史學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中國史學對其研究對象進行了重新定向,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階級斗爭)、經濟(生產關系)和軍事史(起義、革命、戰爭)轉向了社會經濟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的確,我們無法否認“每一部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克羅齊語)“歷史學家的任務是不僅要確定事實,還要解釋它們。”

  誠然,史學家誰不以寫出反映客觀事實而又具真知灼見的文章為己任呢?然而,又有誰的歷史解釋能完全脫離自身所處的時代?誰的文章沒有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為張屠蜀辯解還是之后的對張的殺人方式、數量等問題作精微細致的考查,難道不都是按自己的價值取向來取舍材料、假設立論?我們必然會排除某些事實而突出另外一些事實,而后構建一個敘述框架來容納那些復雜的事件。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所有張獻忠的研究者亦都參與了神話(即對事件進行了變形)的制造。

  正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所言:

  【“歷史客觀性是一個高尚但卻達不到的夢想,這個夢想認為能獲得關于過去的完整的、不偏不倚的知識。然而歷史家不可能客觀地再現歷史事件,因為該事件已經逝去了。有關的記載再完整也不可能全面。材料因而是殘缺不全的。歷史家必須選擇材料。而選擇時,又受到頭腦中已有的有關該事件的結論的影響,因此會按照某一框架來選擇材料。”】

  當然,張獻忠研究者會按自己的框架來選擇材料,無法做到純粹的客觀,但我們并不因此而放棄對張獻忠的史學研究和對這一研究的客觀性追求。我們秉持這樣的信念:隨著更多的證據被發現和某些既定的結論被質疑被推翻,歷史敘述將愈來愈接近歷史真實。

  其實,張獻忠研究在這60年中取得這樣的成果實屬不易,可以相信,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歷史人類學、人口史學、文化心態史等新史學的大潮中,史學家對張獻忠現象的反思與詰問不會停息,相關的研究亦必然會有深入拓展,張獻忠研究定會涌現出更多令人欣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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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獻忠為什么會有大量白銀沉于江口?

  作者:萬明  來源:北京日報

  2015年底以來,多家報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發現為題,對張獻忠江口鎮沉銀作了大規模報道,進一步坐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銀之謎的又一波熱潮。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是重要學術取向,問題是張獻忠為什么會有大量白銀沉于江口?江口沉銀是一個表象,值得追尋的是那背后關乎張獻忠成敗的歷史真相。

  白銀貨幣是一把雙刃劍,加速了明朝政治腐敗、土地集中和賦稅加派的進程,激化了社會矛盾。

  2005年江口古鎮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銀錠,其形制與塹刻銘文都表明是崇禎時期征解的稅銀。江口所沉的這些稅銀,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學界論及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有明朝政治腐敗、土地集中、賦稅加派、災荒頻發等等,但是迄今鮮少關注到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問題。追尋歷史,白銀從貴重商品最終走向了完全的貨幣形態,即貨幣化,是在明代。大規模使用白銀,是明代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發展到晚明,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白銀貨幣不僅是財富的象征,而且成為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

  明初推行寶鈔,禁用金銀交易,白銀不是合法貨幣。自14世紀末開始,隨著民間用銀、官方賦役折銀,白銀貨幣極大地擴展,15世紀末白銀貨幣化在社會內部的膨脹,促使出現了海外貿易熱潮,使得貨幣和財產進一步活躍了起來,喚起了人們新的更大的白銀貨幣需求。嘉靖年間,白銀在社會流通領域中已經占據主幣的地位。此時,一方面出現了國家財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會上從皇族到小民都有對于白銀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會的商業性行為,正說明了無論從國計還是從民生都存在著對白銀的大量需求。16世紀全球化開端,這種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巨大需求形成與全球的互動,導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但我們切不能忘記,此前伴隨白銀貨幣化過程的,是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賦役改革——從折銀到征銀,這是明朝賦役改革有別于歷朝歷代的根本特征。發展到張居正改革,核心是財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兩部重要文獻《萬歷會計錄》和《清丈條例》,證明了白銀貨幣成為國家財政體系主體的趨向,表明中國古代兩千年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的國家財政體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財政體系轉型,標志著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

  在中外變革的歷史大背景下,明代中國國家轉型開端,貨幣經濟化急速發展。白銀貨幣成為一把雙刃劍,無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敗、土地集中和賦稅加派的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會矛盾沖突的升級。白銀貨幣成為社會財富的集中代表,無形中使貪污更為便利,太監劉瑾被抄家時有黃金12057800兩,白銀259583600兩。明后期財政貨幣化,賦役貨幣化,軍餉貨幣化,到處都要銀子。白銀對于王朝存亡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顯現,而明末農民戰爭是對聚斂白銀財富的明朝腐敗政治的蕩滌。

  張獻忠建立政權,軍餉等費用取之于沒收官府、宗室和官紳所得,打擊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條重要線索。

  江口沉銀的大量白銀源于何處?從已發現銀錠銘文可知,江口銀錠實物是大西軍轉戰湖廣、四川等地獲取的。晚明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政治腐敗,皇族勛戚、貪官污吏利用政治上的特權,大肆搜刮和積聚巨額的白銀財富。皇室、勛戚和官僚豪紳的私有土地——皇莊和莊田急劇膨脹,“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明宗室的人數大約以30年翻一番的幾何級數增加,明后期數以萬計的龍子龍孫的祿米,成為國家財政和地方開支的嚴重問題。藩王宗室的祿米和賜予的莊田,大多通過加派賦稅來實現,莊田遍布地區成為社會矛盾突出的地區。追蹤張獻忠白銀的來源,他建立政權,軍餉等費用取之于沒收官府、宗室和官紳所得,打擊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條重要線索。

  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攻下襄陽,襄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軍需餉銀,聚集在城內。張獻忠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下令沒收襄王宮中的全部財產,并“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華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財富,每年莊田租銀就多達21300兩。大西軍到來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齊集楚王府,向他借銀作為軍餉來守城,楚王卻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間分封諸王時的裹金交椅,說:“此可佐軍,他無有!”張獻忠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見到王宮中眾多金銀財寶,他不禁嘆息道:“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胡子真庸兒!”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

  崇禎十七年六月,張獻忠攻克重慶,處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0000頃莊田,一直是靠陜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攤田畝數加派賦稅取得租銀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憑借政治勢力,霸占大量跨府連縣沃土,積聚了驚人的財富。史載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個王莊,每天由一個王莊提供 “王膳”,一年才輪換一遍,“富無與比”。萬歷年間,蜀王府莊田已經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個州縣土地的7/10。當大西軍進川時,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還舍不得出銀子,居然說自己沒有積蓄,僅有承遠殿一座可以賣了充餉。張獻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權。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張獻忠將蜀王府改稱皇宮。

  大西政權未能建立財政稅收制度,也未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正是張獻忠徒有大量白銀,只落得江口沉銀悲劇的根本原因之一。

  清軍入關后,大順三年九月,迫于形勢,張獻忠率眾50萬退出成都,準備移師陜西。十一月七日,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坡與清軍交戰,中箭身亡。此后江口沉銀傳說廣為流傳,直至21世紀為考古發現所證實。而留給我們的是國家轉型與農民歷史命運的沉重話題。

  崇禎十六年在湖南長沙,大西政權曾發布檄文,宣布“錢糧三年免征”。所謂“錢糧”,在萬歷年間全國清丈田畝統一征銀、明朝財政體系發生從實物與力役為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重大轉型以后,基本上是白銀的代名詞。張獻忠一路轉戰,獲取了大量白銀財富,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權提供了經濟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決龐大的軍費和政府開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權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財政稅收制度。

  財政是政權存亡的命脈,在文獻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大西政權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賦稅的政策,看到的是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依靠沒收官庫和打糧來獲得。這樣一來,盡管張獻忠嚴控財富,部下若私藏金銀一兩,斬全家,私藏十兩,本人剝皮,斬全家,并鑄造了“大順通寶”,但是大西政權不能建立財政稅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堅實的財政基礎;打糧激化社會矛盾,不利于恢復社會經濟發展,更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正是張獻忠徒有大量白銀,只落得江口沉銀悲劇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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