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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昌明:我所知道的王洪文

葉昌明 · 2019-11-27 · 來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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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總司”的重要成員大多數還是能較好地自律,在文革結束后經過長時期的審查,發現有這方面問題的人是很少的。

  文革中的工人新干部會有腐敗問題是不奇怪的,有少數人的問題還是很嚴重的,在我主持總工會工作時就直接處理過一些人。最典型的就是當時“工總司”的所謂“二把手”潘國平,總部對潘的幾次“審查”都是由我直接負責的?,F在不講他的那些當時認為有政治錯誤的言論,只是他的侮辱、奸污女性的事實和經濟上金額較大的問題,按當時的法律規定就可刑事處罰了,王洪文曾當面對潘講過“判你十五年不算多的”。當然,對潘的嚴重問題,因為所謂要考慮文革的因素,而把他給包庇下來了。

  在“工總司”總部機關的組長一級人員中,也曾發現過幾名生活作風上有問題的人,后都被清除回廠了。在區縣局級工會(聯絡站)的班子中,一些犯有各種問題的人,在調整班子時也都被清除出去,其中盧灣區的一個負責人因經濟問題還被判了刑。

  雖然有著不少的反面事例,我還是要講新干部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好的,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這與當時文革的整個大環境有關,在上海具體地講是與張春橋對新干部有較嚴格的要求和教育分不開的。文革中,張春橋每次接見“工總司”的主要成員時,總會提出一些對新干部的要求,批評新干部中出現的不良風氣,如對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錯誤思想,坐小汽車成風,不注意節約等,都曾批評過,有時批得還很重。張還在有關會議上明確規定過:新干部上來工作的,人事關系一律不動,還是要在原單位領原工資。新干部的入黨問題,必須在原單位辦理,不能在現工作單位解決入黨問題。他強調這樣做是為了使新干部不脫離群眾和密切聯系群眾,接受群眾監督。

  所以當時新干部中曾流行這樣一句話:(政治上)屁股不要坐錯,(生活上)枕頭不要睏錯,(經濟上)袋袋不要摸錯。因此“工總司”的重要成員大多數還是能較好地自律,在文革結束后經過長時期的審查,發現有這方面問題的人是很少的。

  “年代”一書中,提到了王洪文、陳阿大等人的住房等生活待遇的問題,這里也就我所知道的情況講一下“工總司”(總工會)幾位主要核心成員的生活待遇方面的問題。

  王洪文(搬家、補助費、輕工局物品)

  (1)王洪文在文革中確實調過幾次住房,但應說明的是這幾次搬家都是由市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的,是“機管局”按王的任職變化照章“標配”的。從王洪文在六七年任市革會領導成員和市革會副主任,到六九年任黨中央委員,以后又任市委書記,直至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住的房子也一次比一次好,這只能說是原來舊的一套按職位配房的制度沒有改革,不能完全歸罪于王本人的。

  (2)文革中,王洪文一直是在十七棉紡廠領原工資的。他雖是“工總司”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主任,但從沒有在總工會支出過一次費用。關于他從市委領補助費的問題,我也是在文革后的揭批材料中才知道的。在對王的揭批中,總能看到講王的生活奢侈腐化,領了大量的“特殊津貼”,上海輕工業局成了王的倉庫要什么有什么等等,在某些寫王洪文的書刊中也有這樣的描述。當時我就對這種含糊籠統的說法覺得有些奇怪,經過長期大規模的清查,王到底領了多少錢和物應查得很清楚了,完全可以開列一份詳細清單以證其罪的,但為什么就是看不到這樣的具體材料?最近在“年代”作者處看到了時任市委常委和市委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的張敬標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全市干部大會上的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提到了王洪文領補貼費的事??戳诉@份“交代材料”,我才似乎有些明白了上述的疑問。“年代”中已引用了這份材料,我在此再引用一下。張的交代摘要如下:“據統計,從七一年到去年八月,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共補助一萬一千多元,特別是他到北京后,官越當越高,胃口也越來越大,要的補助也越來越多。其中七四年初到去年八月,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補助竟達七千多元”。按張交代的這份“賬單”可得出:①自七一年到七六年八月,共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一萬一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一百六十一元多些。②其中七四年初到七六年八月,共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七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二百一十八元多些。平均每個月補助一百六十一元,其中部分月均是二百一十八元,這些數字能說明些什么,恐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只想說的是,這份“賬單”在七七年一月就向全市干部公開了(由市委辦公廳印發了四萬份),為什么在以后的批判材料中,在某些人寫王洪文的書中,在提到王領大量的“特殊津貼”時,不引用一下呢?是否這也屬“不宜引用”?(在“年代”書中有個“注”,提到了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對王洪文的待遇問題,毛答可同周一樣,但后王拒絕了“中辦”給他發工資。當然,該“注”只是一家之詞,無法核實,只能供參考的。)

  (3)至于輕工局成了王洪文的“倉庫”,“要什么有什么”。這是否是事實呢?同樣也沒看到過有一張核實過的“賬單”公布出來。但我可提出兩個疑問:①王洪文在北京是住在釣魚臺的,這是國家賓館,不可能缺少該有的應用物品,王還需要輕工局提供什么他個人要用的東西?就是有需要的,也不可能“有什么要什么吧”。②馬振龍(輕工局)給王洪文送過東西,我想這是應該有個“賬單”的。如果馬給王送的東西沒有“賬單”,是一筆糊涂賬的話,市專案組和輕工局在審查馬問題時,肯定不會放過馬的,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而如果查下來確有問題的話,也一定要算馬的這筆賬,追查馬的責任(罪行),但是在審結馬案時,卻沒有聽到過有這方面的結論。在批審馬振龍時,對此事一開始搞得聲勢非常之大,結束時卻無聲無息,似乎沒有發生過此事般,是否有點奇怪?而從王洪文方面來說,王向上海要去了不少東西,這些東西流向了何處,中央專案組肯定也會追查的,但可斷定他們一定是查不下去了,只能不了了之。內情很簡單,因為王要的東西,都是別人向他伸手要的,王為了應付他們,也只能一再向上海要。這一點,我們當時就有所聽說的。

  (4)王洪文是“工總司”和總工會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的幾位主要核心成員都是籌建“工總司”時就在一起的,關系當然很親密的,但王在任市委書記時,并不是像某些書刊中編造的那樣,經常與一幫“小兄弟”一起吃喝玩樂。在我的印象中,王在七二年去中央工作前,只在上海大廈召集“工總司”的主要核心成員吃過一次飯。另一次是在七五年下半年他來滬時在東湖賓館也請我們少數幾個人吃過一次飯(就是文革后大肆渲染的“蟹宴”)。在七五年開四屆人大時,王秀珍帶我們幾個人去王洪文住處,王招待我們吃飯又看了電影。

  我雖然主持總工會工作,但因王洪文不分管工會工作,所以我與他除了開會碰到,平時很少找他的。他到北京任職后,我沒有向他打過一次電話或寫過信。

  摘自《讀革命造反年代有感》,作者為原上海工總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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