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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張國燾錯誤的一次重要會議

田仲群 · 2019-11-25 · 來源:中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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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旋于3月23-31日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共開了八天,其中25日休會一天。這次會議有兩項議程:一、研究國民黨三中全會后黨的任務;二、討論張國燾的錯誤問題。

  清算張國燾錯誤的一次重要會議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錯誤問題的情況介紹

  田仲群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旋于3月23-31日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共開了八天,其中25日休會一天。這次會議有兩項議程:一、研究國民黨三中全會后黨的任務;二、討論張國燾的錯誤問題。這里只將會議討論第二項議程的情況作出介紹: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于3月26日完成第一項議程的任務后,從3月27日起到31日止,共用五天的時間研究了“國燾同志的錯誤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人,按會議記錄的順序是:毛澤東、洛甫、博古、張國燾、朱德、凱豐、林伯渠、林彪、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郭洪濤、高崗、吳亮平、董必武、肖勁光、羅榮桓、傅鐘、馮文彬、劉長勝、杜理卿、廖承志、李見珍、劉亞樓、劉群仙、王林、周興、徐特立、王觀瀾、朱光、毛齊華、胡耀邦、蔡樹藩、阿金、周純全、邵式平、何畏、戴季英、羅世文、樂華民、莫文驊、郭潛、何長工、王維舟、陳賡、李井泉、倪志亮、曾希圣、謝富志、康克清、劉轉連、張振坤、譚家述、譚玉林、楊秀山、余代生。此外,從會議記錄中看,還有袁克福、周光坦、丁武新、段家石到會發言,揭發問題。這樣,參加這次會議的共計六十人。

  27日會議開始,首先由張國燾作報告,朱德作副報告,接著由周純全、凱豐、傅鐘發言;28日,傅鐘繼續發言,之后何畏、王維舟、謝富志、倪志亮、李井泉發言;29日,羅世文、彭德懷、廖承志(又名何禮華)、林彪、余代生、賀龍、袁克福發言;30日,康克清、毛澤東、周光坦、邵式平、何長工、丁武新、樂華民、陳庚、莫文驊、戴季英、段家石、任弼時發言;31日,博古、洛甫發言,之后博古提出請有關同志表態,接著周純全、何畏、張國燾相繼表了態,最后博古又講話。許多同志的發言水平很高,內容極其豐富。原在四方面軍中工作的傅鐘、王維舟、倪志亮、李井泉、陳賡等同志,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在發言中具體揭發了張國燾所犯的許多駭人聽聞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比如:“肅反”殺人問題;軍閥主義作風隨便打罵士兵和群眾的問題;進行小組織活動,分裂黨,分裂中央的問題;造謠挑撥一、四方面軍干部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親,重用提拔忠實于他的人,打擊陷害對他有意見的人;隨便處死白軍派來的談判代表和投誠紅軍的人,等等。對于這些情況和問題,這里不能一一進行介紹,下面僅將毛澤東及當時黨中央和紅軍的主要負責人的講話要點作一摘述:

  張國燾在會上做了長達四千五百多字的報告,檢查了他犯錯誤的經過和事實

  他的報告的結尾(第五部分“總結”)中承認:“我在四方面軍的領導發生了很嚴重的錯誤。在鄂豫皖時,路線是正確的,錯誤是嚴重的,在川康錯誤更多而嚴重,但路線還正確。以后,便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的錯誤,軍閥主義的錯誤。原因由于對政治形勢估計不足,對黨的領導的忽視。”

  “這種錯誤不簡單,過去犯了家長制度、不發展自我批評,對群眾關系不好,采取行政自上而下的關系,沒有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對蘇維埃政策的錯誤;對落后現象沒有克服;對政治工作、黨的工作注意不夠;對白區黨了解不夠,這些過去工作已有它錯誤的來源。”“南下問題,不僅政治上是反黨反中央,而且戰略上是錯誤。”

  “這種錯誤是農民意識流氓無產階級的俘虜,是很嚴重的,如不糾正,要阻礙黨的一致,阻礙革命的發展。這種痛苦的經驗,是花了很大代價得來的。”

  接著朱德作副報告,指出:今天國燾同志的報告,比以前的文章是進步了,尤其是對南下問題上承認更誠懇,但對于錯誤的來源與實質,還沒有說清楚。

  在鄂豫皖蘇區,反立三路線,表現上是反對了,但沒有用布爾什維克方反對立三路線,而是站在右的立場反左。右的來源就是這時產生的。

  肅反問題的確是很嚴重的。對群眾關門,命令群眾,強迫群眾,對白區根本不要群眾,養成最狹隘的農民觀點。中央派去的人不相信,老的黨員不敢用,因此形成了這一時期干部相當困難。在這時,國燾同志完全成為個人指揮黨。國燾同志的錯誤是不相信黨,不相信階級。這是思想上如此,并不是因為指定他作中央代表才這樣。因為國燾同志需要這樣個人的黨,不需要布爾什維克的黨。蘇維埃,黨,紅軍,都是有組織原則的,但國燾同志并沒有要這些原則,他費了很大力氣,并沒有把工作做好。國燾同志的錯誤,是從鄂豫皖時期起,一貫的形成了路線的錯誤,他并不是遇到了中央才突然發生錯誤,而是由于歷來的錯誤。及與中央會合后,他因堅持自己的錯誤,才發生與中央對立的錯誤。有些人以為國燾同志是老同志,但是錯誤是一貫的。還有,國燾同志引證列寧的,如說:“三個人監視一個知識分子”。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所以他也可以反對中央。這種自命列寧,實是污蔑列寧。不過他對國際還是尊重。他對于蘇維埃政策沒有很好應用,蘇維埃的組織多是用強迫,很少開代表大會。對于肅反,錯誤很嚴重,四川同志說:紅軍不來,我們還發展了一些黨員,紅軍來了把我們殺光了。同志們帶武裝來不優待罷了,我們總不應該要他們的命。這種把革命同志當反革命是罪惡。有地方,把整個地方肅光了。群眾說:“白軍殺,紅軍又殺”。這是多么嚴重啊!另外,堅壁清野,就是燒房子,的確燒了不少。盲動主義還是燒土豪的房子,也不燒農民的房子。

  在會合時,他對中央極不尊重,自命為列寧,這也是他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來源之一。自宣布“中央逃跑”后,更是蔑視中央,根本不顧到中央的威信,只有到現在,才把中央威信提起來。后來,他召集會議,反對中央。我說:我是總司令,我不好參加。國燾同志罵中央,當然我也是在被罵之列。從阿壩會議到松江會議,反黨反中央做了不少的罪惡。在松江會議上,我指出:“不要與中央對立。”在這個會議上,的確是有些改變,說一方面軍還是有些好的,要學習。對十二月會議,相當的接受了些,但還是不敢放膽去做,對劉湘不敢派人去接洽。自西康直到這里,統一戰線工作沒有很多的成績。

  當二方面軍會合時,他們討論,要向二方面軍去宣傳中央的錯誤。我說:“不要宣傳,無論如何弼時同志是宣傳不到的。”他不相信,而且發火,說我向他進攻。老實說,我是向他進攻了一下。以后在西北局討論,很多人都主張三個方面軍會合,下層干部都有這樣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些轉變。后應過不了黃河,才轉而與我們會合。

  國燾同志是個老黨員,人很熱心,但是他的思想是機械唯物論,只看形式不看內容,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只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地去做,做出來結果,對群眾對革命沒有利益。放棄黨的領導,想自己另造一個黨。這是寶貴的教訓。我希望國燾同志承認錯誤不僅從事實上承認,而且要從哲學辯證法去了解。

  這一經驗是很寶貴的,應以列寧主義為中心,把黨放在前面,不要忘記了黨。只有相信黨才能領導革命,脫離了黨的立場是沒有出路的。這次會議,用不著攻擊與擴大,而是他的錯誤事實俱在,要自覺的徹底的了解。

  希望這次會有很大的成績。彭德懷在發言中說到:國燾同志的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經過同志們的發言,說明鄂豫皖、通南巴以及南下時的錯誤,都是一貫的。國燾同志以為機械唯物主義比唯心論好些,這就是他錯誤發生的重要根源。

  他在大革命時,不贊成與資產階級聯合。就現在看,他是要和半封建聯合的。對南昌暴動不贊成。他在六次大會,是以小組反對國際路線的。他在反對對立三路線時有些轉變。他在汕頭殺過兩個同志,認為不要緊。他這些錯誤,在蘇聯學習時并未克服。

  國燾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確實是勝利沖昏了頭腦,犯了左傾機會主義。以后便轉入右傾,遇事都爭后梯隊。在鄂豫皖,因為在左的掩蓋下而轉到通南巴,當時是后梯隊好位置。后因中央紅軍突圍而來,就妨礙了他的后梯隊,所以又要向西移而爭取后梯隊。放棄通南巴是不對的。為什么打勝仗而又放棄通南巴?機會主義的路線在通南巴是形成了的。在鄂豫皖是萌芽,因為當時有沈澤民同志的反對。到以后發展到反中央。他只認識只反中央,沒有反國際。他以為事實只成立第二中央,沒有成立第五國際。他不知道,反黨反中央,同時也就是反國際。

  一、四方面軍會合,在兩河口以前,不知有多么親愛,而我們也熱烈歡迎國燾同志,但是以后關系就弄壞了。當時一、四方面軍的一部,如不是蘇維埃主席去調停,便要發生火并。這完全是自兩河口后,國國燾同志用盡一切政客手腕來破壞團結。在兩河口后,國燾與中央就開始了對立,并非下面的不好,而是國燾的陰謀。這種陰謀只能對付敵人,不能對付自己人。俗話云:害人終害己。請國燾同志想一想。

  兩河口后,機會主義企圖奪取中央。當時給他做總政委,他就統而管之。有一次,一方面要我改編隊伍,但又在底下玩把戲;這種手段是最卑鄙的,企圖把軍事權柄拿到他荷包里去。他的反黨反中央,不是簡單的突變了,而是蓄謀很久的。

  南征與北進問題,我們應該肯定說:北進是對的,南征是不對的。勝利了,是同志們英勇堅決取得的,但不能以此而說是路線的正確。

  張國燾為什么想南進?仍然是爭后梯隊的作用。爭為戰略的后梯隊,是他一貫的計劃。他對胡宗南確實是怕,但四方面軍是不怕的。他這樣做,就是以為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

  他把蘇維埃旗幟卷起來,有人說是“先見之明”。但事實上,他把蘇維埃旗幟卷起來,是不相信統一戰線會成功的,而認為是幻想的。所以,他是無前途的,是機會主義。國燾同志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的第二中央的成立,是因當時打了一個勝仗。他這時是機會主義的最高峰,以后就嗚呼哀哉。他用幾根槍桿子來產生中央,這是糊涂。如果不是糊涂,便是有意破壞革命。我們應該估計到:第二中央的成立,就是國燾路線破產的一天。

  一方面軍為什么分開?中央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應該反對不正確的南下的意見。中央很耐心的給以說服,他總是賴皮的不執行。因為說不服,所以不能不堅決行動。因為如果這時還不堅決行動,那就要跟著機會主義跑,那還成話嗎?國燾身為總政委,竟做出叛黨叛中央的行為,真正該當何罪?!

  最后,說到機會主義的碰壁,他在二方面軍,開始就遇到王震同志的抵抗。昨天在報告中,他也不能不這樣承認。但他并沒有放棄他的陰謀,他像帝國主義一樣,還要企圖最后的掙扎。他在哈達鋪時已遭受到四方面軍中干部的反抗,但他還要西進,以至付了一些代價,甚至有人整連的跑走,留下信說,等到你們真正革命時再見面。這說明一、四方面軍中間沒有什么界限,只有機會主義與國際路線的分別,這是機會主義的最后破產。

  軍閥主義與土匪主義的問題,這不是四方面軍的問題,而是國燾的問題,他的軍閥主義簡直比蔣介石更厲害,卅三軍和十五軍,許多干部都被他以改組派殺了。不但如此,他對五軍的辦法也是不對的。他改編隊伍,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是軍閥手段,他是從蔣介石那里學來的。這是非常痛心的。這是機會主義糊涂的惡果。至于打人,一個總政委隨便打人,這是原則問題。在紅軍建設上,他以為紀律是絕對的。我們說是鐵的紀律。這不是字眼的不同,而是原則問題。絕對紀律是軍閥主義。他認為黨的紀律是自由的:這是沒有半點列寧主義的氣味。如果說是列寧說的,那完全是誣蔑。土匪主義,中央在沙窩會議反對土匪主義傾向。現在根據同志們的發言,豈但是傾向,簡直是不知發展到怎樣的地步?何畏等人慘絕人寰地殘害婦女,強奸婦女,這種土匪主義是發展到什么地位啊!發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國燾路線的機會主義非階級路線的結果。在國燾機會主義路線下的堅壁清野,完全是放火燒房子,是非階級路線。在第二中央成立后,更亂搶群眾東西,殺革命同志等,這都是罪惡。紅軍建設,沒有紀律,沒有無產階級領導,沒有建立政治委員制度。在四方面政治委員只有一人,首先總政委就不知道總政委的任務。在紅軍中沒有開展自我批評。今天同志們發言,如果是以前就不得了,就要進保衛局。干部政策,他是一塌糟糕,沒有耐煩的艱苦的教育干部。不但沒有培養,而且殺了一些進步的干部,干部遭到了不必要的犧牲。西路軍問題就告訴機會主義者,四方面軍不是沒有干部,由于路線的錯誤,葬送了很多干部。

  最后,關于四軍與卅一軍,現在與群眾關系跟以前是完全不同。卅一軍自純全同志離開后進步更大,他們的學習情緒更提高,組織馬列主義小組會,他們發言,現在講得很多道理。他們打電報,反對國燾路線!他們現在是進步了。這就答復了純全的話,他說:上面路線沒有錯誤,而是下層不好。這是狗屁。打罵人的現象,現在一般的糾正了。國燾同志經過這次會議,一定會很好的了解錯誤。我們很歡迎這樣做,不要機會主義的害怕承認錯誤。

  賀龍發言說:立三路線,上山路線,取消路線下,我干了好幾年,我在軍閥底下搞了幾十年,也沒有這么搞過。

  何畏是亂彈琴的工人,你老實要承認錯誤。

  我在武漢時候要求加入CP,國燾就不準我入黨。后來我官司還是打勝,我加入了。

  南昌暴動八月一日開始,國燾三十一日就打電報來停止我,我就老不高興。要三百畝以上土地才沒收,就是他搞的。他在莫斯科寫個假聲明書,就回來。后來中國革命就吃了他的虧了。

  我在湘鄂西的時候便寫了一個信給他,要求他援助。洪湖蘇區天天打仗,他卻什么也不管。洪湖失敗了,他就有計劃的向西逃跑了。他在鄂豫皖的時候,就準備了石印的布告,向川鄂幾省的布告,他不是向西逃跑是有鬼?

  看見了國燾的向西逃跑,才使得我們也跑。那時有現現成成的蘇區他不要,有什么辦法?!

  究竟國燾怎樣搞個第二個黨?這其中究竟有個什么鬼?那時候你究竟在毛兒蓋有什么心腸?你是要逮捕中央?我是一個軍閥,還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由軍閥進向共產黨,你由共產黨退向軍閥,我老實比你進步!(大鼓掌)你的把戲只有四川最落后的軍閥才干得出來。

  你那時候對二方面軍的態度究竟如何,你老老實實說出來吧?!我那時候老老實實對你放了警戒。這對別人是混蛋,但對國燾是對的。我對你的印象確實不好。

  最后,我說,國燾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根源及實質,要說出來。你成立第二中央的實際企圖怎樣?你對朱總司令的企圖究竟怎樣?你對二方面軍的企圖究竟怎樣?如果你再不承認錯誤,倘若還要做投機的聲明,你再不夠做共產黨員。

  毛澤東發言說:國燾一般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是沒有完全徹底的深刻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純全和何畏也相同。

  關于一般承認機會主義、軍閥土匪主義、退卻路線等方面,我也同意。這一方面的批評是值得歡迎的。少數擁護國燾同志的帶有罪惡性質的錯誤,在長期間內不曾覺悟,即到會合中央以后半年也曾經過艱苦的教育,但在今天還只是一般的承認錯誤。一年半期間獲得如此代價,才達到今天的水平。今天的進步,國燾、何畏、純全的進步,是值得歡迎的。這以后,可以轉變到完全徹底深刻地承認錯誤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響到國燾及其他人。這利益不僅在國燾一人,而且在其錯誤路線下不了解的同志們也可以得到幫助。自然,西路軍的失敗是極不幸的事,但是四方面軍還留有二個軍在這里,還有大批干部在這里,進步的力量在這里,那在將來中國革命是很大的基礎。

  對國燾和其他同志雖然一般承認錯誤,但尚未達到深刻水平的現在,各同志們的無情的揭發,可以幫助他們更往前進步。這是黨、紅軍和革命的利益。

  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倘若這些同志不能完全轉到更深刻的水平上,那還是我們的損失。我們歡迎他們的轉變,即使是滔天大罪,我們歡迎這些同志們完全轉變過來。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正確路線也正是如此的。

  國燾同志錯誤的本質,因為大家同志們提出的問題很引起我的興趣。國燾主義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經驗論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東西。國燾同志也只承認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革命運動中的原則概念在他腦中實在不看見的,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腦中沒有貫串一切的觀念。他老是將自己描寫成實際家,恰恰證實自己是真正的經驗論。北上沒有去過,所以他反對。我說阿壩去不得,他卻死也愿意到黃河邊。后來南進的時候,他由經驗中相信走不通了。他要到西去,走不通主要也不是中央的問題。一定等到眼睛看見的東西,老實下雪了,他才相信。我們那次接到捉了蔣介石的事實以后,他就老實舉出幾十點理由要求殺蔣介石。后來眼睛看見日本人要來挑撥內戰了,那他才來承認了。

  反黨的問題也同樣。許多人知道黨是反不得的。國燾一定要自己來反一下,才知道反黨之要不得。

  最后他的認錯觀念。他的認錯是看一步做一步的,只要有一步掩護的可能,他就掩護一下。根據今天開會的經驗,我知道他必定會進一步的。(大笑)我們后來開一個決議給他,他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了。

  因此我主張國燾同志要改正自己的錯誤時,首先要放棄自己的經驗論,否則以后的錯誤會否重復,還是不會有保障的。他只看到局部,不看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所以中國的老生常談就說:“老子連一條牛吃得,微生物吃不得?”國燾不僅需要眼鏡,而且還要帶上望遠鏡和顯微鏡,即是說要帶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望遠鏡。這對各個干部都一樣,否則如國燾一樣,無名腫毒層出不窮,那就糟了。(大笑)

  如對蔣介石的問題一樣:因為我們預見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估計到民族矛盾的變動,所以才安心來估計蔣介石,這是由科學的分析來的,可以預見運動的法則。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才正是國燾同志所缺乏的,因此事務主義便正是國燾的特點,因此他除了十個鐘頭的電話之外便感覺余無別法了。因此我們要準備大事情,就必須首先放棄經驗論。

  關于他的機械論的問題,這特點不論中外都是一樣的。這機械論只看形式,不看內容。共產黨內也有斗爭,這斗爭就是自我批評和黨內教育。機械論永遠不承認這些,只看見外在的矛盾,不看見本質的變化。國燾主義是變了幾遍的,但是機械論不承認這些。即對于內在矛盾和本質的變化老不了解。他的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其基礎是把敵人看作有無窮力量的黑暗的魔鬼,把日本和蔣介石看作是這樣的魔鬼。過去國燾同志只看見兩個高潮之間,于是只爭取后梯隊的作用。這是他為何只看見日本和蔣介石的力大無窮,看不見這其中的種種復雜矛盾。為什么中央的估計能夠是另外一樣?為什么我們有膽子敢到陜西和山西?這對國燾是永遠不能設想的。所以,他以為十倍于現在的力量都不能戰勝日本的力量。他的燒殺主義就是望風而逃,斷絕來路,對中國革命完全絕望。唐三藏取經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究竟還是沿著原路回來的。望風而逃,結果就必須腰靠高山,身居草地才算安穩。西康和弄堂根據地理論,也是同樣。因此中央蘇區之失敗使他大吃一驚。中央還可以擋擋魔鬼,中央也出來了,于是乎他就唯有席卷通南巴,而死都在黃河邊的口號也提出來了。這樣他只有殺蔣介石,讓楊虎城和蔣介石玩外交,而要“集中主力去打胡宗南”。凡是右傾機會主義,都會把敵人的力量看作是魔鬼,把其中的矛盾看不出來。歷史上常例也正是如此的。其實敵人的內部充滿著矛盾,這是我們看到的。

  蔣介石害過恐日病,現在好些了。國燾害的還有恐蔣病和恐日病(十倍于現在力量也不能打勝日本等等)這是證明他腦中以為日本是不可抗的惡魔。這樣才產生他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

  關于內部的問題。他也不承認內部的矛盾和本質的變化。他不知道在紅軍中、共產黨中、農民中、階級中都有矛盾。各種落后意識反映到黨內來這是不可避免的。這些東西造成落后意識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國燾如何看?以為沒有矛盾。我們正因為看到這種矛盾,這才來加緊黨內斗爭、思想教育、黨內民主來消滅這些矛盾。階級存在一天,這樣的斗爭還是繼續的。即使斯大林同志也天天在學習,否則自高自滿,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那便完了。國燾也正是如此。他否認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必要,否認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來領導農民的作用。他在高級干部之中完全不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想把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界限消滅。他想把進步的思想降低到落后的思想的水平上去。我們只想將落后的水平提高到進步的水平,而他正與此相反,把無產階級的積極性降低到流氓的無產階級方面,把農民的積極性轉到另一方面的壞的黑暗方面去,發揚這些黑暗的東西,而實際上把農民的思想降低到黑暗中去了。

  國燾思想和工作中沒有建設性,唯有破壞性。只看見他的殺人放火,恐怖陰謀,不看見別的他把黨降低到非黨的方面,土匪、梁山泊都不愿做的水平去。國燾究竟是晁蓋還是王倫?

  紅軍建設代表白軍中最壞的制度,甚至把國民黨的反革命手段也用來了。

  “毛、周、張、博”不特筆之于書,而且用在標語、歌謠、游戲、戲劇中去。這些實際上連國民黨的界限也消滅了。

  在一切服從戰爭的口號下,把民眾的利益和紅軍利益對立起來,用搶、燒、殺的政策混合起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自己的。

  蘇維埃政治制度和土地革命都完了,紅軍也幾乎完了,因為一切都統一起來了。最后黨和中央也完了。卓木碉以后不也就是這樣么?因此在他腦中紀律也完了,什么也完了。他要全國統一到大黑暗中去,想將全中國沉淪到海底里去,連孔子說的仁義、公正,把民族的進步趨向,都想開倒車到經書上也不屑道的黑暗中去。照他的制度,唯有是黑暗世界,最后至于消滅。他把一切的界限都消滅,而統一于黑暗。這是第一部分。

  這里,我們得出教訓,黑暗與光明有分別的,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間有區別的。界限是森嚴的,這是絕不能混合的。不管在哪里,我們要把這些界限森嚴起來。如果把這些界限混合起來,那是有危險的。

  不過有幾點他想區別:他想把中央路線和國燾路線區別起來。因為他想降低中央正確性、而提高他的機會主義的“威信”。開始時是如此。后來他又混合起來了。他在文章中說“他和十二月決議很自然歸于一致”,這混合是需要的。他說“我與中共中央原則上完全一致,沒有絲毫原則上分歧”。今天在他的結論未做以前,我不能承認這一點。中央要放蔣,他要殺蔣,這自然是原則上路線上的分歧。他接到告國民黨書時,認為是韓退之祭鱷魚文,這不是原則上分歧是什么?他說是“執行著黨的路線”,你執行的是什么“路線”?根據通南巴后一段材料,最少是反中央路線的。

  他又說“我不是反對派,特殊見解和蘇維埃運動中的特殊形式”。他不只“派”,而是組織第二黨。他將中央罵做是反革命了。這是造一個黨來消滅黨的問題。他的土匪主義,軍閥主義,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這完全是特殊的政治見解,這完全是蘇維埃運動中的特殊形式。他恰恰是代表紅軍某一系統和實力派。這些事情要說清楚。要區別的地方,他就極力區別起來,后來他又混合來了。并且推卸責任,說“下級做的,我不負責”。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他的機會主義史。

  開始時候,我頗曉得一二。第一次和他見面時正在“五四”左右。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代表還有三個在這里,董必武、我、國燾。那時候全國只有小的左的團體。并且在會議以前他還做過職工運動,這些光榮的功績,當然要希望他恢復的。

  可是他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就鬧小組織。鬧得天翻地覆。

  其次他反對黨加入國民黨,他不懂得中國的形勢的不同,他只拿出西歐的例子機械搬到中國來。

  第三次大會上,他整個反對黨的決定,因此他的中央委員弄掉了,他老不高興。后來派他到唐山,他就說“充軍到唐山”去。

  他反對加入國民黨以為“保持無產階級的純潔”。可是后來他變了。他以為工人不要加入,只要小資產階級加入。后來就全部執行陳獨秀主義,完全做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四次“圍剿”時是“左”傾機會主義,他那時候認為國民黨只是帝國主義的“偏師”,他這完全是“左”傾空談。后來敵人來了,他就“你這樣厲害,老子怕了你呀”,就一溜煙跑了。

  因此過去對國民黨的問題上,他由“左”傾機會主義轉到一塌糊涂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四次“圍剿”中,他也由“左”傾機會主義一轉而為一溜煙的右傾機會主義。

  必須說,在鄂豫皖的初期,還不能說是機會主義路線。

  在通南巴時代,你脫離了群眾,還有什么路線?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在階級上群眾上,基本點正在于此。后來的向西退卻,整個路線,自從打了劉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機會主義。只借口秘密為詞,而不做報告,但是同一個密碼,還用到保安。

  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個聯邦政府,并要造出一個政治局。聯邦政府上,我問他:“我歸你吧?”他說:“你歸我呀!”民族政策是炸彈案,先文后武嘍等。后來給他一個副主席,他非常不滿意了。所以后來他就公開要主席做了。我們以后就要迅速北上,他卻按兵不動。后來中央盡力遷就他,他好像老實起來。后來安他一個總政委,似乎好一些,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他就在這里大開其督軍會議,用槍桿來審查中央的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他要來干涉中央的成份和路線,根本失卻了組織原則的常識。紅軍中也有界限的,紅軍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因紅軍是軍隊,是以軍委的命令為絕對的。國燾在紅軍分裂的問題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

  所以,我們對中央的路線的問題,我們卻硬得很。可是除了這界限以外,我們都讓步。可是他卻拼命用槍桿來壓迫。

  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問題的時候,葉劍英同志便將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為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

  反黨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還是采取忍耐的態度,沒有絲毫責備的態度。因為“中央”也成立了,只有用軟的辦法。那時候他的電報卻兇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我們卻慎重得很。公開的文件一點也沒有。是的,當時通過了中央的反對國燾錯誤的決議,但是這只發給中央委員的,所以誰都不知道。

  他對二方面軍是完全想包辦二方面軍的辦法。他用陰謀來想操縱二方面軍。渡河的時候,他要全部過去,過了三軍我們才知道,于是只好順水推舟,“批準”了。后來我們打電問西路軍的情況,他只回答“與回民很好”,實際上是假報告。

  總結起來,國燾的機會主義中還曾有過一些正確的時候,自他加入黨以來,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路線下的。他發起了中國共產黨。但另一方面,他的機會主義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他的石頭今天應落地了,從今后,他應該從頭干起。今后的開會,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國燾的轉變,其次應該要求他特別是放棄他的錯誤。

  至于韓退之祭鱷魚文的事,現在今天的會議,你一般的承認了錯誤,已經提高了一些了,現在再要求他們轉變,并且歡迎他們的轉變。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歡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為否則不能使這些同志了解自己的錯誤。今天我們為的是團結黨,我們不想干部繼續錯誤。我以為只要努力,大家一定能夠達到這一任務的。

  任弼時發言說:我只講及兩部分的問題。

  第一,關于二、四方面軍的會合。

  二、六軍在湘鄂邊的時候,是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后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發生黨內爭端的問題,直到甘孜才知道,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報紙上看到一些材料,可是不清楚的。

  一方面軍北上以后,才建立起了和國燾電報上來往的關系。因為敵人新的“圍剿”,我們突圍了。我們向朱、張提出突圍的需要。現在我們看,我們在那里盡了前梯隊的作用,牽制了許多的敵人。敵人首先想給予我們以相當的打擊。后來國燾還給我們指示,叫我們不要走,還在那里,實際上是想要我們在那里盡前梯隊的作用。后來我們突圍了,比較在長征中條件最好的時候,有過一個月的停止;并且增加了二三千人。我們雖然有相當疲勞,但是敵人比我們還要疲勞。那時,我們知道還有可能在長江南岸保存有生力量,這對于長江南岸的蘇維埃運動有推動的作用。

  今天可以看見,國燾想將這一責任推到我們身上來,又要我們渡河。我們告訴他,說當時還有可能在那里創造根據地,渡河與否由他決定。他的回答就是估計蘇維埃運動已有低落,最好渡河。后來我們渡河了。分析起來他有三個企圖:1.想二方面軍會合四方面軍以后,能達到二、四方面軍來一致反對中央;2.在二方面軍到四方面軍以后,逐漸的來采取過去老辦法,所謂“吞并”問題;3.在二、四方面軍會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換一個地方。要二、四方面軍一塊兒向西退卻。今天檢查起來,確實有如此的布置:

  1、二方面軍未來之前,首先西北局召集會議,只準說一方面軍壞,不準說四方面軍的缺點。并且在四方面軍干部隊中加緊學習,以便將來到二方面軍中做工作。

  2.二方面軍向甘孜前進時分為兩個縱隊。首先向六軍工作,因此他下令要六軍交給他指揮。那時他便派了一個委員會來,其主要目的是到二、六軍中做反中央的宣傳。

  3.準備調換二、六軍首長。到甘孜第一天晚上,要我離開二方面軍,另派政委,國燾還準備與我談話,這是非常明顯的。

  六軍到甘孜的時候,是給了他們的宣傳一些抵抗。我們到了甘孜以后,我便會到總司令。在會合以后,向北前進過程當中,在其中首先在會合的時候,在離甘孜八十里地遇到了八十八師,聽見了他們談到了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情形。我以前還以為中央確實在那里的。但是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并且講得很壞,并且這種教育是相當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將這些文件(國燾發來的反中央的文件)發下去,并把文件燒了。我便向他表明態度,說明唯有在十二月決議的基礎上才能一致的。這樣停止了一些反黨的活動。我當時也找了一些同志談話,中間慢慢感覺到黨內的統一的必要,便盡力求達到一、四方面軍的會合來促進會合。在談話當中都感覺到很好。在同昌浩同志的談話中,都得到他們的同情。直到岷州的時候,感到黨內統一的推進是有辦法的,我并且提出召集六中全會來解決這個問題,國燾那時也沒有不同意。這其中慢慢進行了解釋的工作。西北局會議中,我就提出,說是“中央是路線上錯誤”,我不承認中央的領導是路線的錯誤,政治上有些關門主義的錯誤,但這并不是路線的錯誤。我利用了好幾次西北局的會議來進行這一解釋工作。我提出六中全會的中心應當是當前工作。當然那時會議是得不到結論,但我以為黨的團結已頗順利了。國燾對我說陜北是北方局,這方是西北局,我還不清楚,但是由機要科的翻譯的文電中,我就知道了。

  在岷州的時候,他雖然知道二方面軍來的時候,企圖是受了障礙,但并未放棄這個企圖,要我當副書記,我利用了這位置做了相當的工作。

  于是國燾就盡其最后的嘗試,經純全來對我說兩方面軍首先要一致。純全要我首先召集二方面軍的干部會,來求取“一致”。他的企圖,是想利用這樣的會議來找出一部分同行。我敢說,那時候如果召集了那樣的會,那么爭取四方面軍的進步干部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反對這會議的召開,因為造成上層的對立將要使工作更困難。但國燾就非開這會議不可,我就說:“如果二、四方面軍態度尖銳我不負責任”。國燾才嚇倒,再不召集這會議了。

  到了哈達鋪以后,我看到很難繼續這種情形,于是二方面軍便單獨出去了。

  北上的過程中,國燾的意圖是明顯的,不是和一方面軍會合的。我便問國燾,出了草地之后怎樣辦呢?在哪里創造根據地?國燾始終沒有答復我。他口頭上只說岷洮西,可是并無這樣的實際布置。他是準備由齊哈瑪過河的,我對這點提出三點理由:1、兩廣事件起來了;2、應配合一方面軍突破張學良的“圍剿”;3、配合全國作用放在黃河河西不行。因此國燾放棄了這企圖。

  但是后來國燾的布置,還是用主力去夏洮,次要在西固方面的部署。那時我覺得這部署是不對的,我主張主力出岷州配合一方面軍。這也順利了,主力全部后來出岷州。后來二方面軍便出于右翼了。這看出,國燾的北上,目的基本意圖是過黃河以西,并拒絕與一方面軍的會合。在這過程中爭論的問題,不詳說了。

  這當中要說明的,當著二方面軍會合再不起前梯隊作用的時候,就想拉二方面軍一路向西去。國燾這意圖是失敗了的。

  我這里要指出,這會合提高了二、四方面軍指戰員的士氣,四方面軍的動員也很大。雙方戰士是很親熱的。國燾意圖的失敗,我們還爭取了三十二軍。

  這簡單說明二、四方面軍的會合,國燾確是實行了一些軍閥的辦法,可是沒有結果。

  第二,國燾路線的實質和惡果。

  同志們指出,這機會主義的錯誤確是有其根源的。在八七會議前后,他表示出:關于農民土地斗爭問題,黨提出(武漢中央會議)要發動農民土地革命,他對土地革命的了解是不能領導這斗爭的,以為土地革命的發動會引起黨內的分化,許多學生黨員會反對土地革命。

  南昌暴動中,國燾主張三百畝以上土地才沒收,并且還想停止這暴動。六次大會中,發生“左”右兩種傾向。左的代表是秋白,比較接近國際的。右的領導者是國燾,羅章龍等。當時爭論的主要問題,大體上,是:決議案中提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國燾派就反對了這意見,以為廣暴以后革命浪潮會繼續低落下去的。而國燾的提議,便是停止國內農民的暴動。在會上幾乎通過了,只差一票了,后來國際代表說話了,才把這提議打下去。

  這說明國燾在八七會議到六大會議當中是代表極右的思想的,他到國際后才發表了聲明書,承認自己的錯誤。國燾對中國革命從右的方面估計,在方法上,機械的分析問題上是他自己承認。后來我們關于統一戰線的爭論,他以為這是幻想。我們當時爭論的最好目標便是東北軍。后來關于蔣介石問題,他更發展了幻想的罵法。爭論便更加擴大了。他只是說一點可能也沒有。我們便說他根本不相信統一戰線。

  于是乎他便發揮一種理論,以為機械唯物論總會比唯心論好一些。因此他估計形勢總是由機械論出發,他總不曉得如何估計階級力量的變動。他做了許多工人運動,便從此來反對初期的國共合作;后來國民黨叛變,便由反對土地革命至反對革命高潮很快到來的估計;他看不到階級力量的變動,于是乎他對統一戰線始終是懷著不相信的態度;他看到紅軍數量少了,便唯有向西退卻,他主張退到西康西寧,再有機會才出來。

  這是看不到革命的形勢,看不到階級力量的變動,于是乎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不相信群眾的力量,戰略上不能不向西跑。

  在西歐是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在中國,國民黨和軍閥的傳統在黨內也可能產生。國共合作中,CP許多加入過國民黨,這種傳統可以傳染到黨內來。只有在馬列主義強烈地方才可以避免這些傳染,否則這一傳染很可以發展起來。他是我們黨中標本的東西。他是在國民黨反動時期中黨內反映最明顯的表示:如家長主義,干部政策,獨裁,否認黨的領導,等等,確實是如此的。國民黨的政客式的辦法,在國燾同志身上反映出來許多。他是代表,并且發揚了許多。實際上這正是反映許多封建的辦法。他把這一傳統拿到黨內發揮了,并且土匪主義的發揮比國民黨的軍隊還壞。燒殺政策比任何國民黨的軍隊還壞得多。這是降低黨的作用,并且他的惡果還無限制的發展。這是他在四方面軍中軍閥主義充分的發展。

  國燾在黨內的很深的派別成見是不可分離的。六次大會當中,他的右的傾向是受了嚴厲打擊的。于是他就大不滿意。他在莫斯科時,充分表現了他的派別活動,反對了支部局,反對了東方部。他的派別成見在向國際承認了錯誤之后,依然沒有消滅。

  及至四中全會后他回國,他根本看不起那時的中央,以為紹禹、洛甫同志他們都是書生。到了鄂豫皖以后,他根本不愿意傳達中央的指示,及至到通南巴接到中央的指示,便更不高興了。及至看到中央紅軍到時,看到部隊的疲勞,便借此機會充分發揮其國民黨的辦法,想爭取黨內的領導,于是用了一切政客式的手段和陰謀。

  國燾路線是由于這些東西產生出來的。他的機械的認識,加上國民黨的意識,再加上軍閥土匪主義,便形成了路線。在鄂豫皖時還不能說已形成一個路線,因為那地方已有黨的基礎。肅反路線是形成了。三次“圍剿”后,開始退卻路線的萌芽。我承認當時中央的估計,退出鄂豫皖為過早是正確的。今天根據材料可以下這個結論。當時他應當可以配合各蘇區,鞏固根據地。

  及至到通南巴時期,在占領巴州的期間以前,這中間還不是路線的錯誤。開始進入通南巴時還未形成路線。當收緊陣地以后,劉湘的進攻又來了,經濟難了,地方又小了,于是路線便形成起來了。和群眾脫離起來了,群眾的關系很壞,殺人又多,于是路線上的錯誤便開始。到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發展最高峰。

  到十二月決議傳達后,他表面上承認了這東西。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轉變。由向西受打擊以后,他開始放下這東西,但并未了解自己的錯誤。他并沒有認真了解自己的錯誤。

  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是很大的。若果不是這樣惡果,中國蘇維埃運動可不致僅僅是如此的局面。鄂豫皖不退出,可以保持湘鄂西,或者在那種情勢下,不必招致中央蘇區的軍事錯誤,洪湖也不必退出。這是受了很大的損的。

  如果一、四方面軍會合時,那時正是我們(二、六軍)打破了敵人“圍剿”的時候,我們估計那時一、四方面軍會合一定打川陜甘以及鄂豫的地區,則蔣介石必定用很大力量來對付我們,我們在長江南岸可以保持很大的影響。但是沒有能夠如此,這是很大的損失。使得我們也不能立足。

  會合以后,張國燾不能依照川陜甘地區的創立,是第二個大的損失。如果時候能夠如此做,則力量可以增大兩倍以上,二、六軍在長江南岸也可以有大的發展。那么統一戰線的影響可以更大。這對蘇維埃運動是不可彌補的損失。他的南下實際上是極大的錯誤,南下使四方面軍的力量消耗了很大。

  國燾路線使黨的影響也受了削弱了。這對蘇維埃的威信降低了。四方面軍的損失——西路軍——一是國燾路線造成的嚴重的惡果。

  由國燾的錯誤估計其前途。他的估計和羅章龍右派有其共同點。六次大會上他的同盟者正是羅章龍,還提議陳獨秀仍然當中央書記。他們和取消派也是共通的。六次大會不久,獨秀不久就退出去了,羅章龍后來也同樣出了黨,及至南京一路去了。國燾在莫斯科的小組織中,和托派是接近的,這接近并不是偶然的。國燾的估計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六次大會時否認高潮到來的理論,這和托派的估計是共通的。陳獨秀的理論還不至于如他一樣的封建影響有所帶上。國燾是不同意統一戰線的。他如果在這時候不受到黨大力的洗禮,將來繼續發展可以完全反對黨的策略,和陳獨秀、羅章龍、托派同流合污,而受日寇利用,反對中國革命。

  今日當然不是說已到如此地步了,今日還是黨內的斗爭。

  國燾有許多錯誤,但也有許多成績(黨的創造者),我們希望他深刻的揭露自己的錯誤,回到列寧主義的路上來。他過去思想上是反列寧主義的發展,現在應該放棄派別的觀念、反列寧主義的思想,而恢復列寧主義的觀念,否則會抹煞自己的光榮的。他應該放棄自己的錯誤。

  博古的發言:同志們,幾天會議已經把國燾路線的實質經過與惡果,都揭破了,這證明黨的進步,首先是四方面軍的干部,很熱烈的發言,剩下來的話已經不多了。

  國燾路線形成的出發點。首先是對整個形勢的估計:他在道孚報告中說目前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所謂兩個高潮之間,就是處在反動時期。他認為五次“圍剿”中央紅軍退出蘇區,他便以為是反動時期,所以他整個策略便在這一基礎上,所以他拼命的反對“吹牛皮”的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都不作這樣的估計。國燾同志所謂冷靜的估計,是冷靜到沒有血的估計,他所謂“堪察加”。丁文江曾申明這一計劃,主張中國要退到四川,以為四川邊境為堪察加。在他的“告同志書”內說得很明白。正在中央蘇區紅軍粉碎四次“圍剿”時,他要鄂豫皖游擊隊為前線,他自己帶四方面軍為后方。在通南巴時,他自己對于革命很“謙虛”的,他對擔當革命任務上只是組織后方。謙虛是要的,應該對于黨內領導上,占領地位上謙虛些!而于革命任務應該勇敢些,不然,便是革命斗爭中開小差。關于建立根據地問題,我說:建立根據地應在領導全國革命意義上。他對革命根據地便根本沒有決心,發明一種建立根據地要在最落后地區。你錯了,不是最落后,而是比較落后。并且爭論是一事,而他的行動又是一回事,他是要離開中國本部而到游牧地區。他說中央要到蘇聯去,其實是他自己要到蘇聯去,他要離開中國,離開蘇維埃運動。他第一步改為聯邦政府,以后就卷起來。王稼祥說,你的路線發展下去一定要蘇維埃旗幟變色。事實完全證明了。

  國燾同志悲觀消極到什么程度?他對一、三軍團的估計,是認為一定要被消滅的,中央被消滅,他便以偽中央來代替。總算馬克思在天之靈,我們都勝利的到達了陜北。可是不幸得很,沒有滿足國燾同志的愿望。如果國燾同志那時把四方面軍也帶來了,中國的統一戰線形勢更好。無論怎樣看,國燾路線完全是退卻的。

  十二月決議,是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而國燾認為是反對一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他同我們新的路線的分歧:①我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而他認為是一切帝國主義。②我們是民族統一戰線,而他認為是下層統一戰線,而對于上統一戰線一口拒絕。并說那個要建立上層統一戰線是幻想,一指陜北同志,是說中央。③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到底那個重要沒有說,實際就是反對中央對于民族革命為主要的提綱,就是拒絕中央基本的提綱。

  他這種“理論”,就發展至成為西安事變時候的主張殺蔣介石,而實際上依然退卻逃跑的路線。他在西安事變剛發生的時候,就提出“四十八個質問”,其中有“西安事變失敗后必來一個大反動時期,那時怎辦”?這種議會質問的方式中充分表現出他的退卻逃跑觀念。

  因此不論那一時候,我們和國燾始終有路線上原則上的分歧,這兩個是很基本的東西。國燾在由現在看過去中,始終表明“沒有路線上的分歧”,但是實際上他承認為“分歧路線”期間只有兩個半月。如果照他的話,鄂豫皖和通南巴時候是“一般正確”的,路線上錯誤實際才在“會合以后”。總而言之,他明白了在黨的全體壓力下,紅大同志們明白了國燾路線的實質下,不得不承認是路線上錯誤了,但盡力縮小其錯誤,化小事為無事之類的觀念到處表現出來。

  關于軍閥主義、肅反問題。國燾同志可以說,肅反錯誤決不只我這里。然則這肅反路線的實質是什么?其他蘇區的肅反的目的,錯誤無非是在鞏固蘇維埃和黨的目的下,而國燾的基本錯誤在于將肅反看作是反黨反中央的斗爭工具,只當作是鞏固自己個人威信的工具。這是絕對非共產黨的罪惡行為,絕對不能容許的。(鼓掌)

  黨的建設的理論,第一,他說黨是自由的,因此紀律上不能如軍隊一樣,要自由;第二,他說國內革命戰爭中黨內民主要限制。這是自己打嘴巴。但是實際上,第一是對中央的,要他行動自由;第二是來反對下層干部的,好維持自己的地位。

  黨的領導威信問題。國燾路線下“反領導”可以成為到保衛局的罪名之一,但是他自己有完全的權力可以反中央。關于工會政策。貧農團,蘇維埃的工作,最大的特點是決議案和實際工作完全不相同。這些決議案許多寫得不錯,但實際上證明這些決議只是拿來騙黨員的,騙中央的。這些決議那個寫的?坐在保衛局的廖承志寫的。決議案可以在保衛局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來寫,這證明機會主義的本領,實際上只是拿來騙人。因此問題的本質是實際工作的執行,不要看什么決議案。五天的會議中都是實際工作的檢查,而動手放火的人也在這里,這怎樣辦呢?

  干部政策,用拍馬代替自我批評。自我批評的影子都看不到。用個人獨裁代替集體領導。

  關于國燾路線的歷史根源。這里講的人許多了。首先必須說明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軍閥的混戰,封建的殘余等。這種環境必定會反映到黨內的。黨內有許多進步的人,但開始時也參加了許多離開共產主義很遠的人物,如戴季陶便是一例。

  在全國斗爭運動中間,新的力量團結起來了。有些老的份子給推出去了,有些嚇倒了。首先戴季陶出來了,其次陳獨秀出來了;這個蘇維埃高潮中,又有新的人動搖了,可是一般的黨內更加鞏固了。

  國燾是代表“五四”時代小資產階級意愿,自稱為共產主義的人物。因此,在每次斗爭中,他總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各種各式的形式。國燾是黨的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機會主義發起人之一。這話是有部分的真理。1924年以前,他反對加入國民黨。大革命時代是一百八十度的機會主義。再過一個時期,在農民環境包圍的時候,便表現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肅反中成為瘋狂的屠殺。因此在中國革命的每一階段的斗爭中,都和反對國燾的機會主義不可分離。如果不反對土匪軍閥的方法,那就使蘇維埃運動不能得到勝利。

  我希望中國革命今后的歷史上,國燾也可以成為與以前不同的名字,再不是機會主義,而是擁護黨的路線。我們愿意加強革命陣線的力量,但不愿意滲雜以搗亂的力量。因此我們不得不要求他們立即放棄他們的陰謀和手段,小組織,回到黨的路線下面來。

  洛甫的總結發言:這幾天的討論,已將國燾路線表現的罪惡行為充分的揭發出來了。這對全黨及犯這錯誤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什么叫國燾路線?

  許多人已說及了。這是政治上的錯誤出發由對革命的機會主義的估計出發。否則不能解釋這個問題,而這正是國燾所不愿說的。我們卻非說不可,因為路線不是開玩笑的。

  他這機會主義的估計,是由于估計革命的不足,以為反動時期的到來,夸大敵人的力量(如夸大日本的力量,紅軍即使有十倍也不能打日本等),把日本描寫成為很大的力量,與五十年抗日論,堪察加理論差不多的,國民黨還不曾這樣做,國燾就老實執行起來。對于蔣介石也最怕的。他看見胡宗南就跑。

  在右傾的空談中夸大敵人的力量,看不到國民黨的統治中有許多矛盾,過份的夸大敵人的力量。可是對自己革命的力量卻估計得少得很(如對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的估計)。因多了幾桿槍,革命形勢高漲了;槍少了幾根,革命形勢低落了。看槍桿的多少來決定問題,對革命形勢是悲觀失望的。對全國革命形勢的估計同是如此。西安事變的時候也預備了開小差的計劃。表面上要打胡宗南,實際上要開小差到甘肅的弄堂。因此他自己感覺無限的孤立,躲到蔣介石部隊不能來的地方便是最好。這是必然的,唯有是逃跑,開小差。

  因此國燾路線第一是右傾機會主義。

  其次是軍閥土匪主義。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兩者差不多的。他在軍隊中只創造個人的系統,實行他個人的獨裁的制度。四川是軍閥制度,因此也來個粉紅色的軍閥制度。這樣自然不能要求紅軍中絕對的黨的領導。于是乎紅軍中傳令兵制度建立起來了,為的要建立他的個人專制,他由這些傳令兵中提拔自己的干部,當師長當軍長當團長,為的對自己的忠實。對干部總用欺騙攏絡的辦法,由此出發而產生出他的肅反,反對他的,忠實于黨的同志,就“肅”掉了。博古同志說得正確,他的肅反和一切別的蘇區的肅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張國燾的統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別人調動不了的軍隊的辦法。張國燾建立的軍隊正是這樣的。

  他正是實力派,他是中國共產黨中標本的實力派。什么是實力派?槍桿子高于一切。我們會合了,他一看,這只有這么多槍?于是乎一切吞并的手段和陰謀都來了。后來公開發展到要書記當,要當總政委等。槍枝的多少決定了他以后的一切,軍權超過于一切。以后所有的這些都是這一套,完全與共產黨相反的。

  于是群眾問題就完全可以不講。如何壓迫群眾,剝削群眾,就是他的想頭。搶、燒、殺,這一切都是違反群眾利益的。國燾路線下的東西就是派糧派款派捐,這正是軍閥的手段。他的這一路線只是軍閥主義的新的發展和階段。不特是個軍閥的殘余,而且是標本式的軍閥主義,還是滿硬扎的東西。這個軍閥主義殺人厲害,也許說是張獻忠主義還妥當。

  其三他是反黨反中央的派別主義。

  由上面看來,反黨反中央——自然客觀上就是反國際——的活動自然非常明顯。他的反黨反中央的活動從鄂豫皖時反中央分局便已開始,肅清中央去的干部,反對澤民等。他加尾巴的那封信還是溫和的,以前還有更厲害的封信。所以中央派進去的干部,他總請進保衛局。他對中央只是發捷報。自然中央只知道他繳了好幾十萬枝槍,全四川俱是蘇區了。

  到了通南巴以后,依然是反中央。他的反黨反中央的根源老早開始了,因此他成立第二中央是必然的結果,他的反黨反中央是和國燾路線密切聯系起來不可分離的。

  總之國燾路線或主義就是:

  1.右傾機會主義,

  2.軍閥土匪主義,

  3.反黨反中央的主義。

  (二)國燾路線的發生、發展以至破產。

  第一,國燾在鄂豫皖時一般是正確的,這是不可否認的。因為第一,那里有群眾的基礎,有黨的氣味,有黨的老的基礎;第二有中央分局的領導,并且后方蘇維埃黨的工作不歸他管,他只是在前方,地方黨的工作主要是由澤民同志主持的,前方的工作還有曾中生、倪志亮一下子未肅清的“殘余”。自然,那時他是在未經過步驟發展之前,他自然不能這么快來。他四中全會時說過很多漂亮話,所以他還是不能把這些話一時丟掉,何況那時鄂豫皖和中央還有密切的關系。

  那時候國燾便已開始了他的錯誤。

  首先,與澤民的爭,破壞一切擁護黨的干部的威信。其次,他拼命搞紅軍以建立他個人的威信,以造成前方和后方的對立。他這些錯誤已經在開始,不過未敢明目張膽而已。

  這時期,肅反的開始,雖然許繼慎之肅反正確(許繼慎:中央追認的軍事家之一,安徽六安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在國民革命軍中歷任排、連、營長、葉挺獨立團參謀長、第二十四師七十二團團長等職,北伐時有戰功。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30年3月任紅軍第一軍軍長。1931年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和中共皖西軍委分會主席兼第十二師師長。曾對張國燾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過堅決的斗爭。同年10月在河南光山白雀園被殺害。黨的七大為許繼慎同志平反昭雪,并追認為烈士),可是及至最后已全部錯誤了,形成為他個人鞏固地位的工具。

  其三,他對許多政策已經不了解,以“打”打代替一切。原則問題他弄不清楚,紅軍和地方的關系已經烏七八糟了。

  其四,他輕易地脫離蘇區,連賀龍同志追了四天也追不上。確實一溜煙地跑了。連澤民也不知道。

  因此在鄂豫皖時已開始他的錯誤,許多問題已發展到嚴重的錯誤(肅反)。這時候一般還是正確的。西征中他的錯誤繼續發展。

  第二,通南巴便是他最后完全的形成路線上錯誤的時期。

  這時候不論從那一方面的工作都是錯了的。沒有一個正確的路線去指導工作。同志們也如此說,事實上也如此。

  為什么初到通南巴時紅軍能有發展?

  一、四川軍閥的壓迫下群眾的痛苦,群眾要求革命,有如此的基礎。

  二、共產黨紅軍的威望在群眾中是很高的,紅軍在長期斗爭中建立了威望。

  三、四川有地方黨的組織,等你來大家起來響應。如王維舟同志。

  四、開始的時候,多多少少執行了代表紅軍的政策。開始打土豪,減低捐稅等。

  所以我們說,四方面軍到四川后得到群眾的擁護,是有原因的。但后來越來越壞了。收緊陣地的困難,使錯誤路線的實質完全暴露,以至被群眾趕出來,許多地方起了暴動。結果最后的證明便是群眾的反對,群眾反對這樣的軍隊。所以軍隊越駐越久,群眾便越來越少。因此國燾到一個地方并沒有創立根據地的企圖,只是吃橘子一樣,汁完了他就跑了。通南巴并不是蘇區,是紅軍經過地區而已。

  為什么會打勝仗?國燾說打勝仗還是有正確的路線?

  1.有這樣好的環境,這環境確實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2.四方面軍中有許多英勇的共產黨員,他并不是來擁護個人的,是來革命的。所以才能打勝仗。

  3.大家以為國燾確實是代表黨的,許多人都以為他就是黨,于是大家連他的說話都學起來,他利用黨的威信來進行私人的工作。那時候他的馬腳還沒有暴出來的。

  打勝仗是有原因的。這不能證明他路線上正確,而是有些原因。因為這個部隊還是紅軍。

  他的所謂有群眾擁護,有打勝仗的解釋,是要附加解釋。

  第三,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時期。路線在通南巴時已形成,這時是張國燾路線形成第二黨的開始。這再不是小組織了,這是公開的“開除”中央的第二黨。他是反對共產黨的第二黨。

  第四時期,他取消“中央”成立西北局,這是國燾路線破產的開始。這有許多原因:第一,南下失敗,雅州占領失敗了。第二,番民區域的根據地創不起來,他那時候只是肅清草地;于是乎他唯有北上了。他是總要摸一摸才知道的。第三,而后來二方面軍來了,二方面軍反抗他的路線,于是他在此壓迫下,唯有放下“中央”的招牌。及后,四方面軍中的干部,做了許多耐心的解釋工作,(如朱德同志、伯承同志等)給他們作了重要的解釋工作。第四,中央的路線勝利,使他感覺到這樣下去不大妙。我們那時用了極大的忍耐,每步每步地引誘他,給他由洞中誘出來,否則大批干部與力量犧牲。于是乎我們給他打了許多電報,給他鉤出來了。第五,四方面軍中干部起了分化。許多同志開始懷疑他的路線,并且中央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問題。如昌浩、傅鐘在洮州會議的分化,便是四方面軍中最高干部的分化了。這一斗爭是他最傷心的,因為眾叛親離,并且戰士用腳來表示他們的反抗。國燾知道這樣下去他唯有土崩瓦解。那會議上反對西北局會議的唯有國燾、純全、李特等。所以國燾不得不北上,完全不自然的,不得已會合的。給人家硬推過來的,他自己并沒有放棄其路線,并沒有放棄其反黨反中央的活動。十二月決議的分歧便是一例。他到了岷州之后還想向西,假如以后不是胡宗南的來一手,那隊伍會向西的。他又將一切干部搞下去(如婦女團,青年先鋒團),生怕給中央拿了這一力量。

  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紅軍未有的恥辱。這是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這是血的教訓。這對于黨是嚴重的教訓。西路軍同志的英勇艱苦,我們是佩服的。但是失敗了。想將這責任推向中央,這企圖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來,那四軍、三十一軍也無疑跟過去的。

  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和其過去的錯誤有聯系: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陳獨秀主義,南昌暴動,六次大會,中大學生中的小組,(右派和托派的勾結)等等。這些歷史是不必要多說的。由此可知,他的機會主義錯誤和過去的錯誤聯系著,這些觀點是他錯誤的一貫的線索,他的錯必須由其過去的一貫性去看。

  國燾路線的社會根源:

  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的產物。是流氓農民意識軍閥在黨內的反映。黨是和其他階級發生關系的。一切意識可能滲進黨內來。在城市的候,國燾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俘虜,在農村的時候,他是流氓農民的俘虜。黨在各階層的影響下,可以影響到黨內,所以必須斗爭,加緊黨內斗爭。

  國燾路線產生的惡果:

  只能說,是說不盡的,實際上的反革命的、下流無恥的行為。你殺群眾,殺產黨員,究竟幫助了誰?客觀上完全是反革命。在黨史上造成了最不潔的一頁,降低了黨的威信,是中央極大的污辱。給了中國革命極大的損失。特別西路軍的失敗,是空前絕后的恥辱。

  一個錯誤路線一定會發生很大惡果,所以黨必須和這些一切傾向作嚴重斗爭。

  中央對于他曾經用盡一切手段,和各種的辦法不斷向他作斗爭,給了他電報指示,解釋工作。我們只求得爭取戰略方針的實現。我們用盡了讓步的冷硬的方法,企圖說服他,但他總不聽。右路軍甚至過了草地,后來拖轉去蒙受最大的損失。達到最后,我們堅決執行我們的方針。這些文件俱在的。

  我們向同志們慢慢進行解釋,我們今天才召集這個會議,也不是太遲了的。他初來時也不便如此提出來的。因為教育工作還沒有開展。道理總是講清楚的。這些都是斗爭,方法是需要的,并且中央采取了正確的政策。

  國燾同志的承認錯誤問題。

  他的報告比較那篇文章進了一步,因為紅大大部分的同志都認識為路線上的錯誤了。

  但是他的報告合不起頭,他總說一切是正確,錯誤只有兩個半月。一切是糾正了的,一切都正確的。

  實際上他承認的“基本錯誤”還差得很,他還沒有基本上了解自己的錯誤。實際上我們對他的估計到現在還是正確的,但沒有今天了解的如此豐富,了解其罪惡的如此黑暗。他的“承認”只是表面的,抽象的,沒有生動的活的內容。我們說他的承認錯誤是不夠的,應該絲毫無保留的揭發自己的錯誤。我們要求國燾同志從新來檢查自己的錯誤,不要故意來爭執數量上的問題,并由列寧主義的ABC從新學起。他到處杜撰列寧,這也正是他反對知識分子的原因。他所講的列寧,其實列寧都沒有講的。冒充列寧是危險的。國燾要從新放下他的武器,由ABC學起。他的主義全沒有列寧主義的氣味。

  與國燾路線作斗爭中應注意:

  1.無情揭發國燾主義來教育全黨,教育同志。反對忽視這斗爭,躲避這斗爭的觀點,否則黨內不能一致的。過去的經驗和現在不能脫離的,揭發過去的錯誤,是幫助將來的。

  2.要把反國燾主義的斗爭和四方面軍干部分開,反對以為反國燾主義就是反四方面軍干部的反宣傳和觀點,這種觀點是替國燾主義打掩護的。這責任是國燾擔負的。四方面軍干部大部分是英勇艱苦的。他們過去跟國燾走的原因,就是他取消了黨內教育(國燾是愚民政策)和這些同志以為國燾就是黨,實際上受了國燾的欺騙;以及國燾的恐怖政策。因此要將國燾主義的錯誤和四方面軍干部分別開來。我們幫助他們來反對國燾路線,幫助他們的進步,加深他們的進步。現在國燾的老辦法再不能奏效了。這證明四方面軍下面的干部都是很好的。

  對國燾路線下犧牲的同志,中央是非常痛心的。

  3.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應采取報復主義。主要用說服教育的立場,使之轉變,我們歡迎他們的每一步的進步,我們幫助他們的進步,我們主要的目的,在于幫助何、周、張的進步,幫助他們揭發自己的錯誤,要用同志的說服的辦法。并且希望他們好好了解自己的錯誤。其犯錯誤的程度是有大小的,不應一律看待。自己犯了錯誤的要老老實實地揭發出來。

  4.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不要輕易相信,要看實際,要看具體的表現,只要實際行動表現出來的,才相信。

  5.要徹底消滅張國燾主義,應注意下面問題:加強黨內教育,使之能原則上解決問題,如此黨的路線才能有保障,才是最好的保障。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才可以“根絕國燾命線”。民主應該大大擴大。發展自我批評。這精神要發展,使干部成為勇敢積極的分子。

  提高全體同志的警惕性,對每個不正確的活動都能立即看出來,對每一小傾向都能克服,這才能保障黨內馬克思主義的鞏固。

  最后對國燾同志怎辦?

  許多同志提出組織上做結論的請求,開除其中委、政委、政治局委員、副主席、黨籍等。我以為繼續在紅軍中做工作是不行的,總政委、副主席是不行的。黨的組織方面結論,現在不做結論。估計到幾個問題:1.國燾同志是老同志,創設黨的同志,雖有錯誤,還有功績;2.國燾同志已開始承認錯誤(座中說:假的假的!),他已開始承認錯誤,我們應該幫助他。3.我們須要原則上團結一致,還要他在中央工作,這是主要的。以后在六中全會,七次大會上討論他的問題。我以為黨內不要太心急了!(鼓掌)

  會議在洛甫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之后,博古提議停止討論,要國燾、純全、何畏幾個人表示態度。會議通過了博古的這一提議。純全、何畏、張國燾即相繼表態。

  純全:聽過各同志發言,我認為非常正確。

  這次會議又給我打了六〇六的針。

  我向來是自驕自大的,我以前初會著中央委員,我罵得很兇。現在我知道中央委員的行為完全與我所說的不同。我曾寫信給前方及步兵三校,把我反黨反中央的錯誤承認了,但還不了解是路線上的錯誤。

  我認為在通南巴工作,不能說路線錯誤,而是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這次會議揭發了,我很同意。國燾錯誤,軍權高于一切,我是左膀。

  對于蔣介石問題,宗教問題,國燾是沒有答復,證明他在政治領導上是破產的。對于供給制度、政治制度上,我都認為他是破產的。我在這次斗爭中表現調和是由于狹隘經驗,現在也是破產了。

  四方面軍同志在這次斗爭中是有進步的,這證明黨的領導正確。

  我以后對中央領導是堅決擁護的,我堅決以行動擔保,并要同志大家監視我。

  我反黨的經過,對博古罵書生,對毛主席罵他老大官僚。我反黨的原因,由于農民意識狹隘經驗。

  我在鄂豫皖黨的斗爭中,我采取中立態度。我對國燾的信任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斗爭時,第一次是與XX作斗爭,我表示不滿,與中生作斗爭,我曾退席。我的宗派觀點就是這時發生的。我雖然反對他,但對他的錯誤理論是贊助與發揮的。

  開始我對中央是沒有懷疑的,在那次常委會上國燾是起了鼓動作用的。對于聯邦政府問題,因為中央批評,我就覺得我沒有錯誤,實際我對少數民族政策不了解。

  我打三個電報給中央,我是擁護國燾的。

  我對沙窩會議是積極反對的。

  對武力解決中央問題,我說:中央帶這么多紅軍不打敵人,是自己解除武裝。用武力解決中央我是沒有說的。

  這次紅軍的損失要昌浩、國燾負責。

  反黨反中央的錯誤,我要負積極領導的責任。

  (注:周純全(1905—1985)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一九二三年參加工人運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參加黃麻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鄂豫邊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蘇維埃保衛局局長兼鄂豫皖游擊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十師政治委員,紅四軍政治委員,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陜省委書記兼川陜蘇區游擊總司令,紅四方面軍后方縱隊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紅三十一軍政治部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陜北工學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副校長、校長,濱海行署副主任兼秘書長。解放戰爭時期,任遼東省、安東省實業廳廳長,遼寧行署主任,東北民主聯軍后勤部東線戰勤部司令員,東北軍區后勤部部長,第四野戰軍后勤部第二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南軍區后勤部政治部委員,中國人民志愿軍后勤部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第一副部長兼副政治委員,武裝力量監察部第一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何畏:中央宣布國燾路線的破產,凡是革命者沒有不同意的。

  我在國燾路線上犯了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反黨反中央的嚴重錯誤。我只有誠懇接受這一錯誤。我堅決來改正我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幫助我。

  我對過去錯誤,我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堅決來改正錯誤。

  (注:何畏,后叛逃。根據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毛澤東在抗大檢討工作總結晚會上講話:“抗大也有一何畏的溜了。”本來到晉東南打游擊的,可是溜掉了。一查是溜到西安去打游擊了。可知他已叛逃。)

  國燾:各位的發言,特別是幾位中央局同志的發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犯了嚴重錯誤,惡果很大。

  我的錯誤是: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大革命時是右傾機會主義,在莫斯科又沒有正確的立場,在四中全會,我是回到黨的路線來。我的錯誤是由于派別觀念的來源。是機械唯物論,是不懂共產主義ABC是自高自大,第二列寧,如同志所說“土司”。在錯誤中間對中央不尊重,發展到無原則,的確是罪惡。

  同志與我作斗爭,我采取壓制自我批評,如對陳賡同志的侮辱,以及對何禮華、朱光同志等的陷害,都是我極大的罪惡。

  我要堅決與我的錯誤作斗爭。

  我對中央現在的路線是完全同意的。雖然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但沒有對任何人說。同時,要聲明在此沒有小組織活動,但我因為我自己錯誤路線沒有了解,沒有積極幫助同志改正錯誤,這是我的錯誤。

  在這時,不是繼續錯誤過程,而是改正錯誤過程。我現在宣布我的錯誤的破產,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后種種今天生(座中冷笑),同志們不要笑。我這種錯誤是不能再重復的。我必須聲明不是辯護錯誤,在討論中不能聯系當時情形是有的,但所說的都是原則上的。我再沒有理由使我說在通南巴路線是正確的,像輪奸婦女等等,是路線的錯誤。在鄂豫皖肅反,在后期也是路線的錯誤,對白區問題,就是不是路線錯誤,也是很嚴重的。十五軍問題,肅反錯誤也是很嚴重的。對四次“圍剿”,的確是犯了左傾,以后便轉右傾。我認為突圍是必要的,突圍以后便犯了向西退卻錯誤。

  在通南巴問題,我還不知道犯了這嚴重錯誤,現在事實上是路線錯誤。特別肅反問題上。但我還要聲明幾件事……(這里他推卸殺害曾中生、鄺繼勛等的責任,并污蔑鄺繼勛“犯了反革命錯誤”等,另外對一些具體問題,做了不少解釋,本文從略)。

  這中間,張國燾在談到關于搶劫、殺人,燒房子等問題時說:的確如澤東同志所說,這種燒殺,是斷絕來路,永不再來。這是非常對的。

  接著,張國燾說:對于中央統一戰線,我的確沒有徹底了解。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我不反對同志們對我的憤怒與無情的揭發,我同意要給我組織上的結論。

  但我有一點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當黨員看待,當反革命看待,當然是個別的同志。

  我認為與托派陳獨秀等叛徒是有區別的。我的錯誤很嚴重,如同志們所說的無名腫毒等等,都是對的,但基本上的不同,我是站在共產國際方面的。

  雖然我錯誤的實質是反國際的,但另一方面我堅決愿意站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所以我有權利還請求把我當黨員看待。

  我承認我是開始改正錯誤。我的支票相信是能兌現的。

  在張國燾表態后,博古說:聽了三個同志最后的發言,雖然有程度的差別,但承認錯誤是更進一步的,這是值得歡迎的。

  在目前形勢下,需要布爾塞維克的一致團結,所以,他們的進步了解錯誤更值得歡迎。

  我提議在今天不是組織上的結論,因為改正錯誤要在實際行動中來改正,應該有一個時間。

  另一方面,他們都有過斗爭的歷史。特別是國燾同志表示所開的支票兌現。所以,我提議在今天不做組織上的結論。

  為得挽救同志,是我們領導機關所應采取的態度。

  最后,洛甫說:同志們,對博古同志的提議怎樣?

  座中說:同意!(會議終)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分冊》,中央黨校出版社;耿仲琳  焦成毅供稿;轉自“中紅網”,有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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