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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黨國余孽在香江(之一):政治上的“智障綜合癥”及其隔代傳人

老田 · 2019-11-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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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深刻認識今日港獨港鬧事件,也需要返回到歷史長河中間去,看一看前人的“長期投入”,是如何影響到今日“短期產出”——“港獨港鬧事件”——的。港獨港鬧事件的某些表現,與歷史上國民黨殘渣余孽進入香港后長期的意識形態經營,有著密切淵源。

  黨國余孽在香江(之一):政治上的“智障綜合癥”及其隔代傳人

  老田

  我們都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重大事項的凸顯,都不會是偶然興起的現象,都會有其歷史形成過程。我們要深刻認識今日港獨港鬧事件,也需要返回到歷史長河中間去,看一看前人的“長期投入”,是如何影響到今日“短期產出”——“港獨港鬧事件”——的。港獨港鬧事件的某些表現,與歷史上國民黨殘渣余孽進入香港后長期的意識形態經營,有著密切淵源。

  一、黨國的最后歲月及其“政治蠢豬”精神狀態

  1946年6月國民黨跟美國馬歇爾演完了雙簧——爭取到足夠時間把躲在大后方的國軍主力送到了合適的出發地——之后,就悍然發動了對共產黨根據地的全面進攻,黨國軍隊參謀總長陳誠放言“三到六個月之內消滅共產黨軍隊”。等到1947年5月,黨國五大王牌軍之一的整編74師在山東孟良崮被全殲,6月共軍劉伯承部渡過黃河,開啟了反攻的步伐。

  此時,連黨國喉舌《中央日報》等也感到,不可能繼續吹噓還能夠打贏共產黨軍隊了。連最愚蠢的黨國官僚,心里也十分清楚,僅僅依靠國民黨軍隊,已經不是人民鐵桿支持下共軍的對手了。由此開始,黨國媒體開始鼓吹“美國將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蘇聯”,那時中共軍隊也會被美軍順手滅掉,這樣,黨國就順便得救了。

  按照當過大佬汪精衛提煉的賣國經驗——“賣國要有資格”——這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不能夠維持穩定政權及其對民眾的有效壓迫力量,就不具備當列強經營中國的代理人資格。黨國媒體開始出現一個奇怪的宣傳邏輯,似乎自己行將滅亡且失去代理人資格之時,瞬間就成為了世界的軸心和重心,在列強那里身價百倍提升,此后,世界列強的決策和選擇,開始轉而要圍著他們這個失敗的走狗打轉了。

  似乎,中央日報的喉舌精英們,一夜之間就忘記了他們一貫選擇是當帝國主義走狗和灰孫子的,現在灰孫子快要滅亡了,連當走狗的資格都失去了,應該說就算是腦子進水了也不至于還過度高估自己的。但是在極度不甘心失敗的奇妙情緒中間,灰孫子現在把自己想象成了祖宗,《中央日報》然后就開始全力鼓吹,帝國主義肯定會為了維護自己的走狗統治地位而亡命一搏,以承擔無限戰爭成本的忠心,去拯救腐朽無能的灰孫子出苦海,然后他們就順帶恢復了走狗統治地位。

  就一般人而言,《中央日報》的無腦宣傳,把失敗的蔣記灰孫子想象成為“列強離不開的擎天柱”地位,這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而已。問題在于:無腦宣傳也還是有些自愿受眾的,這些人其實就是中國最腐朽和最反動的封建主階級,他們也一樣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也一樣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維護自身的特權地位,從這兩者出發,他們就像信神信佛一樣巴望著天外來客的拯救。

  1950年8月15日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國內地主們牢記《中央日報》輸灌的想象力,認定美國王師將要進入中國來恢復他們昔日的榮光了,所以,很多地方都爆發了地主結合土匪力量的“響應美國王師”的起義。這一場席卷許多省份的起義,川東地區的地主起義最有規模,席卷了35個縣,當時重慶一度還被斷絕了城鄉溝通,著名的鄧小平就蹲在那兒。這場地主起義,最高成就是殺了四萬基層土改干部(其中廣西和河北殺人最多),然后,土共出臺了“鎮壓反革命”政策,開始嚴厲追究地主的新老刑事罪行,大批“惡霸地主”(特別是有各種殺人罪行的)優先被追究。就這樣,地主階級被《中央日報》的無腦宣傳坑慘了,大體而言,黨國余孽的媒體宣傳內容,至今依然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完全是一個大坑,誰信誰入坑,還很難爬出來。

  相比較而言,在黨國軍隊中間犯有殺人罪行的,往往在“優待俘虜”的政策下被寬恕;哪怕是土匪殺人也根據“首惡必懲、脅從不問”的政策逃避了懲罰,只有地主的殺人罪行被嚴格追究了,這一份“選擇性苛待”至今有人表示不服氣,還說一定要翻案。不過,地主對于《中央日報》的無腦宣傳反應最為敏銳,且還曾以起義相呼應,這就難得地自我證實為新社會“最不可信任人群”了,很長時間內都是被盯住不放,被選擇性地對待,也純屬求仁得仁了。應該說,黨國宣傳機器要坑別人有很大困難,但是坑自己人,那真叫一坑一個準。

  前方軍隊加速瓦解,各路黨國大佬甚至積極行動起來,擘畫跟共產黨商討“聯合反蔣”——傅作義和白崇禧等無不如此——想要以承認共產黨的老大地位為條件,保留蔣介石1930年中原大戰后建設的“準藩鎮割據”格局,這個奢望被共產黨拒絕了,毛澤東鮮明地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然后很短時間內懷有“藩鎮共治理想”的各路新軍閥都瓦解了,真正的統一國度建設完成。而美國也不愿意為喪失賣國資格的無能走狗耗費力量,馬歇爾估計哪怕派出200萬美軍與土共作戰其成效都還無法確定,付出這樣的高成本去挽救一個腐敗走狗政權,美國決策層連一秒鐘都不曾猶豫過,直接放棄了;而甘愿聽從《中央日報》謊言欺騙的地主們,他們的起義不過是一個曇花一現的笑話而已,這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

  古人有言“溺愛者不明”,這是說一個人如果陷入強烈的情緒中間,會喪失相應的判斷力。而黨國余孽及其宣傳,就是這樣一種為強烈不甘心情緒左右,最終實現的卻是戒掉“判斷力”,準確滴說,這不是智商低于零,而是一種政治上的“智障綜合癥”——這個癥狀的典型表現是不能夠準確定位自己,也不能準確地評判對手,還往往拒絕看清楚時局和力量對比現實。

  二、黨國余孽玩轉香江:一種文化上的歇斯底里癥狀的泛濫

  1949年黨國殘渣余孽只好帶著十萬分的不甘心“轉進”臺灣,還帶上殘兵敗將和遺老遺少共177萬人,彼時臺灣島共計600萬人口,余孽占比約四分之一強。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黨國還有前途的,不愿意跟黨國同甘共苦的、大限來時各自飛的人數也著實不少,黨國前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選擇了去印尼一所華文中學教書為生。香港因為距離大陸最近,路費低廉,是黨國余孽第二大到達地,此時選擇去香港的人數,大約40萬上下,這是就人口數量變得得出的最低估計數。另外有人指出,1947年內戰爆發之后幾年之內新移民在香港人口中間占比高達30%,1954年聯合國難民署調查顯示:66萬難民中間恐共占比66%。

  一般而言,離開故土去海外的舊統治階級成員,多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上層,不僅資產較多,往往政治上乃至于刑事罪責方面均欠賬甚多,留下來有被刑事追責且性命不保的可能;例如積欠人命血債甚多的杜月笙就有不得不去香港的理由,而青幫黃金榮則選擇留下來且壽終正寢了。

  黨國余孽一窩蜂地涌進,香港短期內人口大增。1947年年中香港人口175萬左右,1949年年中185.7萬,到1950年年中人口暴增至223.7萬人。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業和入學機會超多,50年代初期好幾年的大學錄取比率甚至超過今天,香港原住民回流數量很大,1951年年中人口下降至201.5萬人,約有20萬上下的香港本地居民回內地就業或上學。也就是說,黨國余孽進入香港之后,考慮本地居民回流的影響,余孽最后占據香港人口比例近四分之一左右,與臺灣不相上下。

  去港的黨國余孽多為舊中國統治階級的中上層,資本相對雄厚,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化早期棉紡織行業占據首要地位,其資本家多為江浙滬籍貫。而這一批去港的人中間,文化走狗也為數不少,故這一批人對于全球反共事業貢獻良多,著名的張愛玲就在中情局的購買之下,寫了《秧歌》《赤地之戀》等,然后美國為中情局寫作《中國:地區導覽》的夏志清把這些抬高為典范。最為奇葩的是,中情局購買的小說寫作和文藝評論,在1980年代之后完成了對內地的“文化反攻”,到目前為止,這一類東西在高校講臺中間得到正面講述且占據典范地位。當然,在文化走狗取得“文化反攻大陸”成就之前,是在港英當局的扶持下,完成了對香港教育和媒體行業的“余孽化”改造——呈現出各種極端反共仇華的歇斯底里癥狀。

  1950年代黨國余孽經常在香港媒體上造謠說共產黨革命殺了幾千萬上等人,到了八十年代就開始造謠說鄧家或者其他高官撈了多少錢,造謠的主題在變,但不變的是造謠本身。應該說,很多謠言純屬粗制濫造,毫無邏輯,但往往就是能夠行銷于港臺地區,這很好地驗證了“薩伊定律”——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年復一年的媒體輸灌最終能夠塑造出合適的“受眾商品”來,此后,黃媒與受眾商品之間就形成了良性循環。甚至,黃媒的壯大與產業化之后,還往往能夠付出一定代價向某些大陸人士“購買謠言”,進行供給側的生產性注資和創新,例如后來改嫁杜維明的張艾培,就收受香港某出版家的金錢胡編了一本書——《叫父親太沉重》,說她自己是周總理的私生女,結果被相關部門光速打臉——翻出她歷年親筆填寫的簡歷和親屬關系來進行對照,發現她母親畢生居住在安徽五河縣農村,不要說孕育張艾培時段,就算是終其母一生都不曾與周總理的活動軌跡,有過一次時間空間上的交集。

  黨國余孽運用的政治歷史敘事和宣傳手法,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也被內地某些主流文化精英抄襲過來了,例如在人民日報的祝華新就抄襲了張艾培故智,寫了本《叫同志太沉重》的書,該書也完全是用不靠譜的材料為依據然后隨心所欲地發議論的,不過表現沒有那么露骨而已,整本書都是黨國余孽宣傳策略的翻版。祝華新還能夠在人民日報混得超好且被優先提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用國民黨眼光切割共產黨政治歷史的敘事方法,至少在宣傳部門高層官員眼里,不需要大驚小怪和見外就是了。

  應該說,香港黃媒如此這般的長期造謠,首先是嚴重惡化了法律和媒體業的信譽,但依然受到港英當局的默許支持,這個早就越過了言論自由的最遠邊界,完全屬于“意識形態超限戰”性質,與拉斯韋爾進行過經典分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宣傳技巧不相上下,從這里可以窺見港英當局與黨國余孽屬意的黃媒事業的內在勾聯,檢驗那個不言而喻的政治同盟陣線的存在狀態和力度。

  黨國余孽在臺灣,因為還有執政地位,因此有能力制造大屠殺以清除異己,還能夠脅迫民眾檢舉共諜實施恐怖統治。但在香港的余孽們,就沒有這個地位了,惟其如此,表現在文化和宣傳方面的歇斯底里癥狀,就加倍突出。與這個文化癥狀相聯系,港臺的媒體受眾形成異乎尋常的區域特點,熱烈追捧各種“中共高層解密”事業產品,經久不衰。甚至,一些外逃精英混不到生活費的,就改行從事這個職業,還往往能夠發家致富。嫖娼被抓且前途暗淡的曹長青,1980年代后期出境后,長期在港臺專事此業還頗有市場,因其提供的所謂中共高層軍政信息毫無事實基礎,被張召忠取笑為“中共中央戰略忽悠局曹科長”——專司對外發布假信息進行戰略欺騙,不過,這位曹科長在內地早就領不到工資了,純屬當義工學雷鋒性質。

  應該說,得益于黨國余孽的長期經營,港臺的“受眾商品”身上被形塑了異乎尋常的特點,準此才有了曹長青的忽悠市場和收益。而今日香港黃媒既沒有職業操守,也沒有公序良俗的底線,算是其來有自。

  三、黨國余孽成為港英當局實施反人民政策的新支柱

  黨國余孽大批涌入香港,帶著國民黨政權與港英當局從鎮壓省港大罷工開始形成的相互契合,對于殖民地政權的建設和穩固,至關重要,在二戰后全球的進步政治浪潮中間,對港英殖民政權提供了最為反動的支持力量,使得港英殖民政權可以在反人民道路上走出更遠的距離。不得不說,在戰后世界性的政治進步浪潮中間,香港依然是例外——保持著19世紀那種落后的封建法西斯政治的頑固堡壘特點。1956年雙十節前后,黨國余孽在香港九龍和荃灣制造了法西斯暴動事件,由于暴徒得到港英當局的縱容,最后竟然造成了死傷200多人的慘烈惡果。

  此后,到了1960年代,香港工業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勞工數量和力量顯著增加,但是,政治反動性所保證的政權法西斯含量也居高不下,雙方漸行漸遠,對立日深,很多人往往提到文革時段香港的左翼勞工浪潮及其親共傾向,這中間沒有任何別的奧秘:肇源于黨國余孽支持下的港英法西斯政權對勞動人民的殘酷政治壓迫。

  此種殘酷的政治壓力,給香港資本家以別種競爭力的空間。1947年香港制造業工人5萬人,到了1962年則近30萬人;1959年本港制造業產品出口占比達到70%。而競爭力的背后,是高壓迫和低工資,1950年代,一個熟練的車衣女工日工作14小時最高僅能夠得到3元港幣的工資,塑膠行業女工8小時工資不高于2元,而糊火柴盒終日所得不足1元。

  彼時,歐美日諸國戰后實現了歷史性的階級妥協,工會集體議價和福特制工資較為順暢地推廣了,短時期就實現了工資成本的快速上升。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四小龍”,優先獲得了勞動密集型產品轉移和興辦替代產業的機會,無一例外,這四個地方均為冷戰前哨。應該說,在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先,跨國資本的“全球勞動套利”事業就已經小范圍展開,四小龍基于政治盟友關系,得到了相對傾斜的對接機會。

  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香港等四小龍的順利工業化進程,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還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運動中間提升了相對位置,屬于“被邀請”性質。而沃勒斯坦的學生路愛國教授則進一步指出:有了四小龍之后,為什么沒有出現十小龍?原因無他,“被邀請”的對象終歸不能夠過多,否則就會損害自己的產業和競爭力,實際上到了1960年代,香港的優勢產品對英美的出口,就不斷地受到過各種限制??雌饋?,就算是“被邀請”的客人,招待時間也不能太長,要不然主人就保持不住好客風度了。不過,這個時期香港工業化的進步,除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之外,由內部高強度政治壓迫所保障的經濟壓榨力度,也相應地成為一個優勢——黨國余孽支持的港英當局政治反動性似乎有助于工業騰飛,至少在資本家群體眼里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

  四、港英當局不得不進入政治彎道,由此形成了與黨國余孽的分歧

  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兩面,蠟淚淋漓貧淚滴,歌聲嘹亮怨聲高,1967年的香港暴動有力地揭示出這一點。彼時,黨國余孽和港英政權沿襲舊有的慣習,對勞工的權利訴求選擇開槍鎮壓,甚至,“英皇警察”嗨起來就玩得沒有邊界了,1967年七八月間港英警察對過境種田的沙頭角農民開槍(只是沒有瞄準人頭射擊),很多民兵被火力壓制只能夠匍匐在水田里,如是持續了三天。沙頭角大隊民兵向上級請示:強烈要求開槍還擊,上級指示先進行抗議和交涉,要求港英警察停止對和平居民開槍,但警察依然開槍嘻樂如故,三天后得到北京批準開槍還擊命令,在發出最后一次警告無效后,民兵遂開槍還擊,是役港英警察被沙頭角大隊民兵擊斃5人、傷多人。

  回想起1949年解放軍渡江戰役期間,英國軍艦紫石英號闖入戰區挑釁,被解放軍炮火擊傷且攔截數月,著名的丘吉爾在英國下院暴跳如雷,不過除了暴跳如雷之外,也只剩下暴跳如雷所揭示的不甘心罷了。沙頭角大隊民兵反擊擊斃挑釁的港英警察之后,想來應該不會再有第二個暴跳如雷的丘吉爾了,雖然夢想大英帝國昔日榮光的人還肯定不會少,但是此時再也不能夠妨礙他們中間一些人能夠理性地找準自身位置在哪里了,從前的政治“智障綜合癥”瞬間痊愈了一半。

  港英政權的武力,遠勝沙頭角一個大隊的民兵,但是,民兵的背后是強大的祖國,他們沒有膽子對民兵搞任何性質的反攻或者報復,只能夠悶聲吞下這枚自種自收的苦果。至今為止,香港警察局的網頁上,提到這一次事件,依然不好意思說清楚前因后果,連被何人開槍擊斃也刻意含糊起來,只說受到槍手打擊。

  沙頭角的槍聲,有力地提醒了港英政權正確地認識到自身的地位,他們所能夠依賴的下三濫帝國主義,再也沒有能力在中國的地盤上任意開槍殺人而不受追究了,回想起1924-1926年港英恣意制造的沙田慘案、英軍制造的沙基慘案以及炮轟萬縣的行徑,只能夠哀嘆:昔日英帝國的榮光早已不再了。此后,港英警察雖然完全鎮壓了左翼勞工運動,但不得不按照外交部抗議提出的“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要求,開始認真考慮改善勞工的處境,部分地引入西方國家早已經實施的一些法例。

  有一個定義常常被人提起:國家是暴力機關是階級壓迫工具。但是,沙頭角的反擊槍聲,致命性地提醒了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暴力不夠用的情況下,那又該怎么辦?就這樣,“記打不記吃”的港英當局,不得不引入政治現代化的部分內容,對勞動者做出實質性讓步。在1967年5月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之后,英國政府還力挺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措施,8月份甚至升級到抓捕記者并封閉三家報紙,中國政府為此提出過最后通牒。到了沙頭角槍聲之后,英政府和港英當局雖然“鴨子死了嘴還硬”,但私下里就不得不悄悄地改弦更張了。毛主席曾經說過:美帝國主義一貫是蠻不講理的,要是肯講點道理,那一定是迫不得已了。其實,英帝國主義也同樣如此,跟他們講道理他們是不會聽的,總要到了某個最后關頭,形格勢禁之下,才“不得不”幡然悔悟。

  香港的政治進步和清除警隊腐敗,都是在沙頭角的槍聲之后“非自愿”地認真著手的,在付出了5條活生生的人命之后,他們才不情愿地地認識到了:如果不能夠得到香港大多數人口最低限度的支持,他們是隨時都可能混不下去的。由此,港英當局開始爭取民心的部分政治現代化努力,不僅引入勞動保護立法,還對民眾深惡痛絕的警察腐敗下重手——成立廉政公署進行認真糾偏。

  此后,黨國余孽開始與港英當局有了不同政見,且雙方歧見日深。相比較而言,英美帝國主義從本性而言也是堅決反共的,但沒有反到喪失理智的地步;但黨國余孽就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僅反共還絕對地反人民,他們只記得與共產黨仇深似海而沒有任何理性和理智可言。因為共產黨革命的勝利肇源于根據地和新民主主義政治領導權的建設,這樣,黨國余孽就不自覺地也要與民眾和新的領導權形態尖銳對立起來,而且這種對立不僅含有發自內心的真誠,還達到了妨礙理性和理智的高度。這些內容,我們都能夠在其隔代傳人的政治行動——港獨港鬧事件中間——清晰地識別出來。

  無數先哲提醒過我們:教育和科學昌明,并不能救治政治低能和無能癥,政治理性的回歸,還需要另外的社會條件,例如港英當局“記打不記吃”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換言之,政治無能不屬于智商問題,甚至還不是學問素養問題,而是政治上“智障綜合癥”的病理特征,在港英當局被沙頭角的槍聲打醒之后,這個病癥瞬間就治愈了一半:現在知道下三濫英帝國主義靠不住了,然后就能夠正確看待自己了。

  本次港獨港鬧事件中間的政治低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與黨國余孽當年不能夠正確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政治“智障綜合癥”現象,有著內在一致和勾聯,這將會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間展開分析。

  而有關黨國余孽與港英當局的契合與歧異,也是一個非常有價值話題,這還與今日深度介入港獨港鬧事件的外部勢力“小算盤”有關系。港英當局自身的智障綜合癥治愈近半之后,就有了相對于黨國余孽群體的政治智慧落差,可以對其開收智商稅了。就這樣,黨國余孽實現了真正的政治換位——從前是帝國主義殖民地法西斯政治的群眾基礎,現在變成了帝國主義反華政策工具的前鋒——這個政治換位是意味深長的。帝國主義對走狗收取這種智商稅,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收之后,就一直延續到今日,這也值得單獨寫一篇文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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