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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關于勞動話語和就業話語對立統一的思考

王今朝 · 2020-06-02 ·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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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勞動看成是一種革命,而只是單純看成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在世界勞動力使用彈性化的情況下,在私有企業比例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在市場價格整體剛性且具有上升動能的情況下,這種提法到底實施后果如何是很有疑問的。

  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名副其實,強調言為心聲,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特別反對甘言惑眾、妖言惑眾?!兜赖陆洝氛f:“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鬃訛檎呷斩D少正卯,【1】怪的就是少正卯妖言惑眾?!稇饑?middot;齊策》中析出的《趙威后問齊使》中說:“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當前,中國輿論界雖然已有所澄清,但問題依然不少。文學界固然受災,經濟界其實也不乏其例。有的甚至已經為政策文件所采用。就業一詞就是明顯的代表。

  一個國家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僅僅是由公有制或公有制為主體來決定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就認為,蘇聯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而在90年代初,蘇聯就解體了。只是在解體之后,蘇聯的公有制才由于實施休克療法而徹底解體。這就表明,僅僅由公有制為主體并不足以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需要有所有制以外的制度內容。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等幾項制度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其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應該包括勞動人事制度(今天一般被稱為就業制度)。人們一般認為,就業制度不僅與所有制相聯系,而且總是與分配制度相聯系。就業的人必然獲得一定的收入。沒有就業的人,就喪失了通過正式工作獲得收入的機會。當前中國,通過就業獲得收入依然是絕大多數工人農民獲得收入的主要方式。但這就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勞動制度嗎?

  嚴格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應該使用就業這一術語。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著作中的確實使用過“就業”和“失業”這一組詞匯,但它們與雇傭勞動(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相聯系。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就業稱為雇傭勞動,認為它代表著一種剝削制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看,它就叫作雇傭勞動制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中提出的就業理論無疑也是關于雇傭勞動的一種理論,即只有在有效需求擴大的條件下,資本才能吸收就業的理論。用就業一詞來表達人們處于工作的狀態,意味著人們僅僅為了得到收入而工作。在英文中,就業一詞的詞根是employ,其首要解釋是“the service of (a person or group) to perform work in return for pay”,【3】即使用謀求獲得支付的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服務來從事工作。正是由于就業的這種意思,它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種日常和學術話語。世界各國的資本家也沒有把他們的工作叫作就業。這就可見,就業一詞是專指雇傭勞動的。

  在井岡山時期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經營的國營企業中,沒有就業的概念,只有工作分工的概念。因為這種企業的工人不是為了個人和家庭的生活而工作,而是為了革命的需要而工作。也就是說,在革命年代里,進入到國營企業中工作不叫就業,而叫參加革命工作。從歷史的延續和客觀的需要看,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應該把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參加工作都叫作就業。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里,至少有相當數量的人們參加工作是為了革命,而不是為了獲得收入。如果人們參加工作首先是和主要是為了革命,而主要不是為了得到收入,那么,參加工作的機會就是不可被剝奪的,雖然在特殊的情況下人們參加革命工作并不是主動而為的。解放前夕,我國的產業工人隊伍只有三百萬人,【4】他們主要就業于民族資本企業、官僚資本企業、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在建國前后的解放后的城市管理中,中國對舊社會公職人員中凡不持槍抵抗者、不陰謀破壞者,和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職工實行“包下來”的政策,使他們參加到革命工作中來。1952年以后,中國正式確立了適應重工業導向發展戰略的統包統配制的勞動人事制度,即對城鎮勞動力統一由國家包攬工作,用行政手段實行統一計劃、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的一種工作制度?!?】這一制度到60年代中后期基本定型,一直延用到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疾風暴雨式的戰爭時期已經過去,但無疑的是,這一時期,中國依然是把參加工作當作一種革命來理解的。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似乎從來沒有用過就業、就業制度這樣的話語,而是使用參加工作、勞動人事制度這樣的話語。中國實行了統包統配的工作分配制度,資本主義就難以在中國工業領域生長出來。這就有力地保證了1953-1976時期的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反過來,這也表明,這種把全國城市勞動力都納入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之中的勞動人事制度確確實實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基本制度,它推動了中國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生產力的發展,根本地改造著中國的經濟面貌。20世紀30年代,中國制造業總產值中,手工業占70%強,礦冶業總產值中,手工業約占25%弱?!?】到了70年代,據1973年統計,從事個體手工業這種小生產活動的人數只占從業人數約0.8%?!?】在這種意義下,社會主義勞動人事制度之名是名正言順的。值得指出的是,在這種制度下的工人是沒有勞動合同的,因為工人是企業的主人,不需要和自己簽訂勞動合同。雖然沒有勞動合同,但這種勞動人事制度提供了全世界最有保障的工作!不能僅是要求工人如泰勒制下的標準工人那樣勞作,還要要求工人的勞動安全、休息權得到保障,還要求勞動收入能夠不僅支付家庭的基本日常支出,還要能夠支付基本的醫療、基本的教育、基本的養老支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民也沒有簽訂什么勞動合同,但農民的生活也在得到改善?!?】這是社會主義勞動制度使然。

  只是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隨著凱恩斯的著作進入中國,而中國面臨加強宏觀調控之后,就業一詞才在中國流傳開來。1980年,深圳國有企業開始了打破中國統包統配就業制度的試點,其理由是國有企業逐步以經濟主體的地位面對市場競爭,必然要求對一系列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進行改革,首當其沖的就是傳統的勞動人事制度。1980年1月,蛇口工業區首先提出,“工廠和工人是雇傭關系,簽了合同,就是契約關系”,“違反廠方制度,教育無效,廠方有權解雇”。企業在用人管理上開始享有自主選擇決定權,打破鐵飯碗,實行合同制?!?0】1980年,還有所謂勞動就業問題專家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國當前勞動就業的幾個問題”的文章,提出破除“鐵飯碗”“大鍋飯”制度,【11】被認為是“打響勞動體制改革的第一槍”。1980年,最早的勞動合同制試點在上海開始實施。1983年2月,原勞動部下達《關于積極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為了解決所謂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低下的問題,采取了提高企業用人自主權、實行勞動合同制、優化勞動組合,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等措施。1986年7月,國務院同時頒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的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等四項規定,開啟了較全面深刻的勞動制度配套改革。1987年,中國開始在具有固定工身份的老職工中進行“優化勞動組合”的改革,一些地區和企業還進行了勞動、工資、保險制度的綜合配套改革。同時,在搞活固定工制度的情況下,也在探索企業富余人員的安置方法。1988年,一個重要的就業研討會召開。華東化工學院經濟發展所于1987年7月以來,對上海200位廣長、經理和1000位職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典型調查,發現“鐵飯碗”式的就業制度是很多企業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制度既導致了企業內部職工總數過剩,又導致了勞動力配置結構失調,形成冗員和缺員并存的奇異現象,從而嚴重地影響了企業內部效率和社會經濟發展。要改變這種狀況,根本出路在子打破“鐵飯碗”,改革傳統的勞動就業制度,從而提出了“走勞動就業市場化道路、使隱性失業顯性化”的總體改革思路?!?2】這就是在根本性地改變中國勞動人事制度了,就是在去革命化了。

  1993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對中國勞動力市場作出了原則性規定,提出“改革勞動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力市場”,“發展多種就業形式,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就業結構,形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合理流動的就業機制”。這被認為是中國就業理論的一個標志性的突破。1993年末,原勞動部提出實行“國家指導下的市場就業”,到1993年底,上海市合同制職工的人數為217.1萬,占全部職工的44.1%,合同制職工占比位于全國各省市之首?!?3】1995年新的《勞動法》頒布實施,規定企業招工應當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全員勞動合同制在全國全面推開。同時,國企允許破產,國企勞動者被迫下崗的現象出現了。國營企業依然沒有多少權力開除職工,但這種權力在政府主導下,迫使國有企業勞動力大量下崗失業了。在國有的名義下,廠長經理成為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主人。國有企業職工需要簽訂勞動合同了,從此,在法律意義上確立了國企和職工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國有企業職工的公費醫療順理成章取消了。企業醫院也以醫療社會化的名義被取消了?!?4】退休推向了社會保障。似乎企業有了用人和分配的自主權,勞動者有了擇業的自主權和流動的自由?!?5】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1997年提出“市場調節就業,勞動者自主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這就使得企業用工開始出現雙軌制,即在傳統的公有制經濟部門,在保持原有職工權益不變的前提下,開始大量聘用農民工,對他們實行相對較低的工資和福利,實際上形成一種新的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這就使得中國勞動力雇傭化了,事實上越來越不像國家主人了。但即使在改革開放時代,一個人在中國公立大學工作一般也不叫就業??梢哉J為,就業一詞帶有蔑視、侮辱性的成分,它暗含著人們工作只是為了謀生,只是為了得到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為了革命以及其他高尚的目的。事實上,如果社會主義國家里沒有相當數量的人為了革命而工作,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成其為社會主義。因此,從名副其實的角度講,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人事、勞動人事制度在改革開放后被轉換為就業、就業制度時,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就降低了。改革用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辦法解決了大量就業問題。當中國勞動力還主要是在公有制企業中就業時,引進西方式的勞動雇傭制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但當中國勞動力在私有企業中的就業數量超過在公有制企業中就業數量時,中國就業制度越來越與西方的勞動雇傭制趨同,這就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了。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就業制度的變化使得今天中國高科技企業一次解雇幾千人也毫無問題了。當然,高科技企業解雇的幾千人一般都有高工資,解雇的社會成本不大。但中國高科技企業還比較少。中國這種就業格局的發展,即使沒有出現類似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展現的那么惡劣的情況,我們也可以思考,這種制度到底會怎樣?對于中國廣大的勞動者不言,從事工作叫勞動就可以了。為什么非要叫就業呢?20世紀80年代中國接受就業概念并使它流行起來是否就預示著中國未來會出現大量的雇傭勞動力呢?是否預示著當時中國去革命化呢?是否本身就是當時中國去革命化的一種努力呢?是否預示著過去一段時間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呢?這是深圳要殺出的血路嗎?我們也可以思考,假設中國更多依靠公有制經濟,中國廣大工人的就業數量會有同樣的甚至是更高的增長,而工人的福利要來得有保障得多!而且,正是由于中國勞動格局的這種發展,導致中國不得不建立類似西方的那種社會保障制度。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如果不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從而不把勞動看成是一種革命,【16】而只是單純看成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在世界勞動力使用彈性化的情況下,【17】在私有企業比例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在市場價格整體剛性且具有上升動能的情況下,這種提法到底實施后果如何是很有疑問的?!?8】因為,它就將意味著馬克思所反對的雇傭勞動制度在中國的普遍流行!

  注 釋:

  【1】這里的“誅”可能是責備,而不是殺的意思。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

  【3】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3,p. 333.

  【4】略論社會主義企業管理[J].理論與實踐,1975(03):16-22.

  【5】袁志剛、方穎:《中國就業制度的變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6】胡鞍鋼,程永宏.中國就業制度演變[J].經濟研究參考,2003(51):2-19+25.

  【7】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頁。

  【8】略論社會主義企業管理[J].理論與實踐,1975(03):16-22.

  【9】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采取了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政策。而實際上,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在建國前就普遍存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這種剪刀差縮小了。

  【10】涂俏. 袁庚傳:改革現場[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

  【11】趙履寬. 我國當前勞動就業的幾個問題[N].人民日報,1980-8-19.

  【12】范斌. 中國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問題研討會在滬召開[J].經濟學動態,1988(10):11-12.

  【13】王大犇.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就業制度的轉變[J].工會理論研究(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學報),2018(06):29-34.

  【14】丑牛:“全民所有”和“國有”區別何在?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0-02-25/224707.html.

  【15】王大犇.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就業制度的轉變[J].工會理論研究(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學報),2018(06):29-34.

  【16】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本身對于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和人類的前途具有革命性的影響。

  【17】田野,劉霞.論彈性化背景下的用工自由與就業安全——從《勞動合同法》的修改爭議說起[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9(02):139-145. 石美遐. 勞動關系彈性化的利與弊[J].中國國情國力,2007(04):54-56. 余建年. 論勞動彈性制[J].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6):27-30.

  【18】中國就業制度的變化還與其它領域的發展政策相聯系。比如,20世紀90年代,上海提出了“三、二、一”產業發展戰略,即優化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通過幾年的努力,中心城區內2/3的工業用地逐漸置換出來,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第三產業。這就使得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失業成為一種必然。參見李元春. 上海市土地利用結構與分布[J].上海房地,2004(10).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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