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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下)

亂云飛渡 · 2019-12-1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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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看似極其復雜,其實極其簡單,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道之爭”,“道路決定命運”。

  中美貿易戰背后的戰略問題(下)

  亂云飛渡

  (接上文)

  至此當我們深刻認識與理解了“金融(資本)市場”與“金融危機”的本質,認清了“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因果關系,認清了“金融(資本)市場”頻發“金融危機”與“商品(實物)市場”頻發“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無法克服的頑疾”。那么我們再來解析中國“GK”全過程及“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政策。

  “GK”之初“大量引進外資”與“盲目投資”,造成“經濟危機”的“虛假繁榮期”,表現為“投資過剩”的“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同時生產能力急劇擴張,“GDP”快速增長,產品增多的表象,這也是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根據經濟發展表象片面認為“GK”正確的理由;

  “GK”之中隨著“社會主義蛻變”,“私有制”的實施,“公有制經濟”衰敗,“私有制經濟”壯大,社會“兩極分化”矛盾凸顯(這由社會“基尼系數”迅速增大的事實為證),因此造成“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繼而產生“生產過剩”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即進入“經濟危機”的“衰敗蕭條期”,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與投資機構投資失敗的“巨額負債”,金融機構“違約債務增多”等現象;

  “GK”之結局即今日之現狀,中國“生產過剩”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即“經濟危機”的“衰敗蕭條期”,“多米諾骨牌”連鎖效應殃及“金融(資本)市場”的實體經濟、投資機構、金融機構,這些“身負巨額負債”的實體經濟、“投資機構”與“違約債務增多”的金融機構,幻想在“金融(資本)市場”轉嫁債務,用“不良資產”,置換所謂“高新技術產業”的“優質資產”,以求得“未來收益”,解脫“債務困局”。未曾想“金融壟斷資本大鱷”早已在此等候,正欲“吞噬這頓豐盛的大餐”。而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政策,正好為“金融壟斷資本大鱷”“吞噬這頓豐盛的大餐”創造了條件。

  這就是中國“GK”導致“經濟危機周期”發生的全過程與面臨“金融危機”發生的危局。

  中國“經濟危機周期”之所以“時間跨度較大”,是因為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農村集體經濟”進行“改造的影響”,所以才使得中國“經濟危機”進入“衰敗蕭條期”的過程較資本主義國家時間長了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而上學社會主流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減稅放權”的“供給側改革”,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也被稱為“殺貧濟富”的政策,因為“減稅”使得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提供與保障全體國民社會保證金與公益事業的能力減弱,而“減稅”讓利于“私有制經濟”的資本家,并不必然給“雇傭勞動者”增加工資,這樣不但無法改變“大多數人收入低”狀態,反而加大了“兩極分化”的差距,所以被人們稱為“殺貧濟富”的政策,它也根本改變不了中國“生產過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局面。(詳見筆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錯誤的》一文)

  中國的經濟與金融發展已經深陷“資本主義體系的泥潭”,處于“跨國壟斷資本碾壓與盤剝弱小資本的困境”。

  按照中國現行的對外“金融政策”,筆者斷言:中國“金融(資本)市場”必然爆發“金融危機”。為什么?因為資本主義近百年“金融(資本)市場”的“實踐經驗”,都不能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的問題,中國“學習資本主義現代金融理論”,又憑什么能夠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呢?就連“金融大鱷”索羅斯都講“下一場金融危機更為嚴重”,不是嗎?因為中國的“金融(資本)市場”,已經具備了“金融壟斷資本大鱷”操控“金融危機”的內外條件:社會的外部條件:一、“在華外資主要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限制將全面取消”;二、“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金融(資本)市場”的內部條件:一、外資掌控了“信用分級評定與未來收益評估”的“生殺大權”;二、“人為縮小與放大的金融衍生品”;三、“金融壟斷資本”掌控的代理人及附庸投資機構。這就像“自由市場”的小販,可以自由進出,自由進貨,自由定價,剩下的就看“怎樣忽悠賺錢了”。而政府的監管規則與行為對“金融(資本)市場”--“生產資料產權交易市場”上“低買高賣”的“合法行為”根本無能為力。這由美國、日本、歐洲、拉美、東南亞等國家發生“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教訓在前為證。

  近期“中國金融業擴大開放吸引外資競相登陸”“放開外資持股比例上限、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限制…”“中國債券市場總規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海外資金加速布局中國市場”,這是否一場“列強瓜分中國”的悲劇重現呢?

  中國可以避免與解決“金融危機”嗎?當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須改變現行對外的“金融政策”,否則中華民族的“這場劫難”,必將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再現,屆時美國及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內部鼓動“分裂活動”,在周邊挑起政治軍事邊界“糾紛沖突”,中華民族是否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古人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難道不應該有這樣的思考與憂患嗎?

  中國的希望與出路在哪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毛澤東主義能夠救社會主義”!只有“毛澤東主義能夠救中國、救世界”!這并非筆者一家之言,而是中國與世界人民的心聲。 美國前軍官、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他奇跡般地創造了一個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史教授,沃林講:“毛澤東主義代表著未來”。臺灣學者李敖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全人類的未來!”(詳見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此文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闡述了其中的道理。)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沒有“金融(資本)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的金融銀行機構只是“為發展生產經濟服務”的輔助部門,國家通過金融銀行機構集中資金,“實事求是”與“量力而行”,“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強求,更不能“投機取巧”。沒有錢怎辦?只能依靠人民群眾辛勤勞動與科技進步創造條件,逐步積累貨幣的社會財富,集中統籌全面安排發展生產經濟,以保障與逐步改善國家經濟實力與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所以“金融(資本)市場”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正是由于毛澤東時代,這一“平凡樸實”“返璞歸真”的“大道作為”,“新中國發展建設”才得以日新月異,“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經濟速度”,這由當時各國經濟發展對比的事實為證。

  人們都知道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相對的真理 ”,而“相對真理”存在的條件與相對比較的對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時代,人們只能“結合時代背景”來抽象認識與理解。“新中國發展建設”這種“相對速度的比較”,用形而上學“靜止的、孤立的經濟表象對比”,是無法正確認識與理解的。而“GK”的始作俑者,正是用形而上學“靜止的、孤立的經濟表象對比”,來確定毛澤東時代“落后的”。這就像競技跑步的兩個運動員,開始兩者差距很大,落后的運動員“超速躍進,迅速縮小差距”,雖然暫時還沒有超過領先的運動員,但是人們相信一定會超過領先的運動員,因為落后的運動員“加速度大”,領先的運動員“加速度小”。而形而上學僅看到趕超運動員,暫時還沒有超過領先運動員的“落后表象”,根本不看迅速縮小差距“相對速度的比較”,就主觀否定趕超運動員,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把趕超運動員驅除競技場。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在當今社會主流中表現很充分,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等唯心主義觀點如此猖獗存在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講:“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唯物辯證法,就是人們對于宇宙客觀規律認知的能動反映,或稱哲學世界觀的認識論 。戰略策略就是“哲學世界觀在戰略競爭領域的具體應用”,“戰略競爭領域對立矛盾運動規律”隸屬于哲學領域“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的邏輯關系范疇。對于“戰略競爭領域對立矛盾運動規律”的認知,反映了對哲學領域“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認知程度。哲學領域世界觀認知的錯誤,必然表現為“戰略競爭領域矛盾運動規律”認知的錯誤。也就是說,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選擇”,也必然反映認識與理解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方面存在的缺陷。

  眾所周知,中國“戰略策略的選擇”是“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對外關系的表現,而“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對于馬列毛主義,即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認知觀點:如“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私有制”產生“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導致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觀點,則表現為篡改毛澤東的路線,對內否定與調和“階級斗爭”,否定與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對立矛盾;對外否定與調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堡壘-帝國主義”的對立矛盾等行為現象,其中核心就是否定與調和“以對立矛盾為核心”的事物發展進化規律。形而上學的哲學世界觀與“治國理政綱要”(路線與政策)邏輯思維的一致性。也許人們還記得,歷史上的“新老修正主義”,就是對內否定與調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鼓吹階級合作,對外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渡”或“和平共處”,“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是嗎?

  當今社會主流提出“GK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與“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施坦提出“最終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是“一丘之貉”。為什么呢?因為任何事物的“運動”或“GK”,都有一個發生與發展的變化過程,即事物由簡單結構階段向高級復雜結構階段發展進化的過程。事物發展進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特定時空條件的限制與表現的“階段性特征”,即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形而上學不講事物主體發展進化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單純講“運動”或“GK”,這樣就割裂了事物主體與運動狀態之間的關系,而“運動”或“GK”作為“沒有事物主體的運動狀態”,則是沒有任何實踐意義的空洞概念。因為任何事物主體“運動”或“GK”每一個發展階段完成時的時效性與目的的特征性,都可以被人們認知與評估,只有“運動”或“GK”這種“沒有事物主體運動狀態”的空洞概念,人們無法認知與評估。高喊“運動”或“GK”的空洞概念,其目的在于用“異化的事物主體”來“偷梁換柱”原本的“事物主體”。就像“國企產權制度的改革”,“改革”最后的結果,就是用“混合產權企業”即“公私產權合股企業”或“私人產權企業”,來替代“國企產權企業”。這在高喊“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口號時,是不敢明說的,為什么呢?因為如果說“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國企產權企業”改成“公私產權合股企業”或“私人產權企業”,人民群眾就會知道這是“違憲”的,所以不能明說。換言之就是“怎樣改革、改革什么、改革目的與效果評估”,都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改革”,這種極端片面的觀點表現為“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在形而上學的認知中,“改革犯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革”,因為空洞的“運動”或“GK”永遠都是正確的,而且“永遠在路上”。這就是“運動就是一切”與“GK就是一切”的哲學邏輯關系。反之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在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不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本質區別,而是用自然科學領域“物質生產方式發展變化”的表象,來否定與掩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本質區別,然后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特性的“私有制”,來“偷梁換柱”社會主義形態特性的“公有制”。這就是形而上學的“GK”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邏輯關系。因為世上無人能夠從“GK”的空洞概念中,分辨出“事物的主體”,也沒有人能夠從自然科學領域“物質生產方式發展進化”的經濟現象中,分辨出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形態性質所有制發展進化與蛻變”的“政治問題”,這樣形而上學才便于實現“偷梁換柱”的目的。

  又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看似正確,但是它并不能解決“怎樣發展經濟的問題”,而“怎樣發展經濟的問題”,則是“發展經濟不同方式選擇”的問題,即“不同的路線與政策選擇”的問題。“發展經濟不同方式”的分歧,即“不同的路線與政策”的分歧,則是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政治路線分歧(斗爭)”,或稱“走什么道路的分歧(斗爭)”.高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講發展經濟的具體方式,即“路線與政策的內容”,目的在于否定與模糊社會現行“發展經濟的方式”即“現行的路線與政策”,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路線與政策”。因為“GK”的始作俑者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政策,“搞政治運動太多,耽誤了經濟建設發展”,或者說毛澤東時代是以“政治運動為核心”,“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左傾錯誤路線”,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所以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筆者相信,即使在今天認同這個觀點的人,也不明白“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含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核心要害,就是以什么方式發展經濟的問題,或稱“發展經濟不同方式”的選擇問題,即“不同路線與政策”的選擇問題,這正是黨內“政治路線”決定“走什么道路”的核心綱要,或稱“治國理政”決定以什么方式發展經濟。所以“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為“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經濟的方式是不同的,相對應的路線與政策也是不同的”。社會上大多數人(無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而社會少數人(資產階級)擁護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的“階級(矛盾)斗爭”,“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提醒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抓住社會上大多數人(無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的“民心”,始終抓住這一事關“社會發展進化”的核心要害--“階級(矛盾)斗爭”的發展變化。因為“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社會發展進步,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則是社會發展退步的“蛻變”。

  實質當“GK”的始作俑者,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并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發展經濟方式”來發展經濟,因為世界上只有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發展創新實踐的“發展經濟方式”,與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歷史實踐形成的“發展經濟方式”,即所謂“現代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經濟方式”。“GK”的始作俑者,丟棄了毛澤東時代創新實踐的“發展經濟方式”,也只能采用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歷史實踐形成的“發展經濟方式”,只不過這種變異的方式,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等名義,“學習與引進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用于指導中國“發展經濟方式”的變異而已。這種“異化發展經濟的方式”,就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即西方經濟學理論內容相嫁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非驢非馬”的嫁接物,漏洞百出,左翼網友多有批駁,此文不再敖述。“GK”的始作俑者,高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后的結果與目的,就是用“異化的發展經濟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替換原本“現實發展經濟的方式”,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詳見筆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 “市場經濟”》一文)

  同理推演“四項基本原則”與“GK”兩個基本點的并列對等關系,眾所周知,“四項基本原則”是明確具體的“立國之本”,而“GK”是什么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因為它是一個“沒有事物主體運動狀態”的空洞概念。而在現實中大家都看到,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高喊“GK”,并不講“四項基本原則”,至少講“四項基本原則”與“GK”不是并列對等的關系,這樣就用一個“GK”的空洞概念代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而“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反而成為“聾子耳朵”的擺設。在“GK”空洞概念的名義下,所有“結合實際”涉及“事物主體”的“GK”,都是在用所謂“現代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異化的事物”來“偷梁換柱”“原本的事物”,至于這種“結合實際”涉及“事物主體”的“GK”效果,是否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國之本”呢?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根本不予討論與評判,不是嗎?

  這種形而上學詭辯論的觀點,從哲學的角度講:就是用“沒有世界觀的方法論,來否定與混淆現實“原本的世界觀,用“異類的世界觀”,“偷梁換柱”現實“原本的世界觀”,以指導社會實踐事物主體的“異化蛻變”。事有緣、言有宗,歷史上與今天的形而上學哲學邏輯思維關系是一致,只是因為時代不同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歷史看似遠去,歷史何故重現?因為“萬變不離其宗”,按照毛澤東的觀點講:“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于經過無論什么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P293)現實社會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又怎么能夠夠逃脫“哲學圣主”毛澤東的“如來掌心”呢?

  中國“對外戰略策略選擇錯誤”,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是丟失了馬列毛主義“政治靈魂”,沒有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沒有認清帝國主義本質;從哲學的角度講,是否定與調和對立矛盾斗爭的客觀永恒性,主觀唯心強調對立矛盾有條件和暫時的“統一性”;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是脫離現實,不看國家競爭“利益的得失”,只看“經貿合作”的表象形式;從文化觀念的角度講,是丟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按照古人的話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強勇毅精神,才是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源。按照現代社會觀點講:“生存就是競爭(斗爭),只有競爭(斗爭)才能生存”。而“以和為貴”的所謂“生存智慧”,只是相對朋友而言,就像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因為“蘇聯解體”俄羅斯深感美國及西方勢力的“不友好,不平等”,而中國在與美國及西方勢力打交道中也“極不順暢”,“同等背景”為了國家利益與生存安全兩國“心領神會”走到一起,其中不乏“社會主義基因”在兩國人民中間起著基礎性作用。“吳蜀聯盟,意在何為呢?”

  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看似極其復雜,其實極其簡單,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道之爭”,“道路決定命運”。按照毛澤東的觀點講: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錯了,一切皆錯”。

  社會主流高喊“GK”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TS”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實質是“社會主義蛻變”,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踐”。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代替;因為社會主流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就是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就像“市場經濟”,“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大市場與小政府”,“產權制度改革”,“賦稅制與所得稅改革”,“投資需求理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資本)市場”,“人民幣國際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人口紅利”,“全球產業鏈”,“比較優勢”,“自由貿易區”等等,請問社會主流,這些觀點哪一個是馬列毛主義的觀點,哪一個又不是來源于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呢?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經占領了中國所有高教領域,并“培育馴化洗腦”了“中國下一代”,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走向。如果我們不從“個別與局部”的角度去責難“某些人的責任”,而從理論的高度來探討解決中國今天困局的辦法,為中國未來發展定向著想,那么“正本清源”請回毛澤東主義,清除資產階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與意識形態的遺毒與影響,就是“二次文化革命”的內容。因為“文化意識觀念的革命”是提高人們政治覺悟與業務能力,改變社會存在基礎的唯一方法,也是社會發展進步損失最小,成就最大的唯一方法。只有改變了人的思想意識觀念,才能進步成長為“一個新人”,也只有“一代新人,才能創造新的偉大時代”。“文革”給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啟示,就是改變“人民群眾”的社會存在基礎,才能推進社會發展文明進步(詳見筆者《文革--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豐碑》一文)。否則必然是“違反辯證法而走向反面的結局”。

  筆者在此提醒社會主流,“黨的基本路線分歧”,雖然是社會階級矛盾和社會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但是“黨內的界限”,規定與限制了“黨內基本路線分歧”是“非對立矛盾”,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只能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以說服教育為主,“以斗爭求團結”,就像黨史上對待“張國燾、王明等錯誤路線”。對“黨內基本路線的分歧”,采取“不爭論” ,“不換思想,就換人”,“誰反對‘GK’,就讓誰下臺”。“公職人員對‘GK’有異議給予開除處分”,是專制“官僚主義”破壞黨內民主的表現。黨史上這種“左傾與右傾錯誤路線”把黨內的“非對立矛盾”,擴大為“對立矛盾”曾有過血的教訓;“文革”中“走資派”把“造反派”當成反黨分子;“文革”后期處理“那四個人”是同樣道理。按照“文革”的觀點,“路線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并不能置人于死地。

  而中國的對外政策與“黨的基本路線”則有很大不同,因為中國的對外政策已超出“黨派界限”,甚至“超出國內的階級界限”,上升為“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即“中華民族與異族”的關系,這意味著“非對立矛盾向對立矛盾方面的轉化”。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政策對中國發展有利,是“愛國主義”的體現,對中國發展不利或有害,則是“賣國主義”的表現,這個“對立矛盾”是無法調和的,也根本不存在對中國發展“無利無害”的對外政策。如果對外政策對中國發展不利或有害,那么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賣國賊”將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啊”,每一個不愿做“賣國賊”的社會主流,都應該慎之又慎地思考一下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否正確?!

  至于極少數“賣國求榮”的“漢奸”、“賣國賊”,相信早晚有一天會身敗名裂,也逃脫不了中國人民的正義審判。還是那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

  筆者“一介草民”,“位卑未敢忘憂國”,近期學習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言:“希望同志們深刻領會黨中央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進行討論,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此文也算是“拋磚引玉”,盡力而為吧。不妥之處,歡迎批評與質詢。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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