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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是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2019年迎春經濟文章選編

迎春 · 2019-12-1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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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要向讀者說明的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即將壽終正寢,只有回歸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才會有無限光明的前景!《精選》是奉獻給各位的新年獻禮!

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是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

2019年迎春經濟文章選編

  前        言

  新中國的毛澤東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經濟發展史上,由古老的手工工具時代進入機械化、現代化時期的偉大轉折;是由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躍入先進的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的偉大轉折,這種躍進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絕無僅有。歷史發展的潮流不可能是直線的,出現一點回流也是必然的。但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已經處于風燭殘年、朝不保夕,經濟發展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不可阻擋的大潮!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雇傭勞動制度,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歷史。生產力的發展,由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再到現在即將進入機器人的時代,這種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實在是容納不下生產力的發展了。

  早在1825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就已經顯現出這種經濟制度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危機由生產過剩的形式,轉變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再轉變為債務危機。總之,勞動群眾的消費能力不足,而生產則要繼續發展,因此,資產階級的總代表用濫發紙幣的辦法“擴大消費”,再不行就用借債的辦法“擴大消費”,采用這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根本解決不了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問題。

  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等,把資本主義世界打開了一個大缺口,世界人民歡欣鼓舞。但是,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線的,從幾千年私有制社會向共產主義公有制社會轉變,必然要經歷曲折、反復。蘇聯徹底復辟了,我國也實行“改革開放”,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又“一統天下”,資產階級重新統治世界,一時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公然宣稱“歷史的終結”。然而資產階級的好景不長,2008年爆發的債務危機,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即將壽終正寢的面貌暴露無遺。“當地時間10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下調至3%,較今年7月份預測值下調0.2個百分點。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最低水平。”《精選》中的《世界經濟形勢一瞥:無可挽救的衰落》大體上反映了這一事實。

  《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從毛主席<理論談話要點>說起》一文,簡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領導下,沿著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是,在這樣一個生產力十分落后的社會,有的人甚至于不承認我國是社會主義,加上國際資本主義強大勢力的壓迫下,社會的發展也必然會經歷曲折。改革開放以后,外國資本大量涌入、國內資本趁勢而起,國有經濟也演變為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生產力雖然曾一度迅速發展,但是,確實墜入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泥坑。2008年以后,立刻顯現出原形:“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于是沿著老路:濫發紙幣、大肆借債:中央政府借債、地方政府借債,企業借債,個人也借債:房貸、學貸等等,而且債務越來越重,顯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即將壽終正寢的面目。這些在《精選》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

  西方經濟學根本不承認有什么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與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的區別,在西方經濟學里,雇傭勞動經濟制度是永恒的,商品買賣是“天然存在”的;而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雖然承認存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區別,但是,他們卻硬要把當前的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粉飾成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這兩種觀點,《精選》的文章都進行了批判。

  總之,《精選》要向讀者說明的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即將壽終正寢,只有回歸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才會有無限光明的前景!

  《精選》是奉獻給各位的新年獻禮!

  

  一,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是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

  ——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

  二,世界經濟形勢一瞥:無可挽回的衰落

  三,   從認識經濟發展看兩種經濟理論的根區別

  四,幾個經濟理論問題的探討 

  ——與周新城同志商榷

  五,”的

  六,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從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說起  

  

  一,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是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

  ——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新中國成立以后,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發展生產、經濟,是沿著公有制經濟的道路發展,還是沿著私有制經濟的道路發展。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兩條不同發展經濟道路的斗爭,70 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現在是到了回歸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道路的時候了!

  一,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

  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特點是:速度快、產業結構合理、工業向落后地區轉移、高新技術自主掌握,特別是生產不斷擴大,根本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

  新中國建立不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就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到1956年,全國經濟基本上實現了公有化: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的集體經濟。有關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筆者曾經在《論毛澤東時期生產發展的偉大成就及原因》、《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等文章中進行過詳細論述,引用了大量數據和事實,這里只做簡要的概述。

  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表現出以下特點:

  1,速度快

  反映物質生產發展的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

  以1952年我國工農業生產指數為100,1978年為779,年均增長8.2%;工業總產值由100上升到1598.4%,年均增長11.2%(《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17頁)這是在原有經濟非常落后,外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取得的。在短短的二十幾年間,物質生產持續高速發展,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上也非常罕見,說是“經濟奇跡”一點也不過分。筆者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叫《毛澤東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

  2,產業結構合理

  工業農業齊頭發展;重工業與輕工業并重;糧食生產、能源產業、原材料產業等基礎產業和加工工業平衡發展;既發展了生產資料生產,又發展了生活資料生產,形成了部門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因此,不僅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用現代機械武裝了數以億計的勞動者雙手,用機械代替了手工工具,使整個經濟獲得高速發展,并為不斷擴大再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短短的二十幾年,我國由一個消費“洋貨”的國家,發展到能夠自行建設和裝備攀枝花鋼鐵企業、第二汽車廠,建設成昆鐵路、襄樊鐵路,建設西昌、酒泉火箭發射場,能夠發射人造衛星,爆炸原子彈、氫彈和試制“運10”大型民用飛機的工業大國。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資本之所以大量涌入,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時期建設了工業部門齊備、基礎設施完整的物質基礎。

  3,工業向落后地區轉移

  舊中國僅有的一點點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幾個城市。新中國建立以后,工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特別是“三線建設”期間,“國家在主要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涉及600多家企事業單位重建、搬遷、合并,整個工程規模史無前例。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次民工的建設者,打起背包、爬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他們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幾年的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引自《毛澤東時代的大三線建設》)四川、貴州等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和交通運輸以及整個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全面發展。

  4,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自主掌握核心技術

  舊中國連自行車都造不好,新中國的短短二十幾年,不僅能夠生產汽車、一般的飛機,而且試制了大型民用客機“運10”,與美國的波音、歐洲的空客并肩;發展了電子工業等高新產業,還生產了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等軍工產品;發射了人造衛星。時任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說過,艇上零部件共有4.6萬個,需要的材料多達1300多種,卻沒有用一顆外國的螺絲釘!說明我國不僅能夠生產世界最先進產品,而且自主掌握核心技術,自己生產全部零部件。

  5,生產不斷擴大,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

  毛澤東時期的生產發展非常快,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都取得高速發展,但是,都滿足不了消費的需求,消費有力地推動著生產的發展。無論是鋼鐵、石油等生產資料生產,還是住房、糧食、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生活資料生產,都供不應求,廣大群眾的收入不斷增長,推動生產發展,完全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影子。

  生產發展能夠具有上述特點,是由于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發展國營經濟的結果。

  總之,那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快,產業結構合理,經濟向落后地區轉移,發展了高新技術產業,而且核心技術自主掌握,特別是整個經濟歸勞動者所有,因此,呈現出消費推動生產發展:當時的主要生活消費品,如糧食、布匹,工業品的“三轉一響”,即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收音機等,盡管產量增長很快,但是仍然供應不上消費的需要。為了避免投機倒把,政府采取了發行票證的辦法:糧食有糧票、布有布票、自行車有自行車票等,反映出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廣闊前景,這些是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結果。而資產階級的學者則諷刺為“短缺經濟”。

  那時,全社會沒有資本家。城市的勞動者上至國家主席、總理,下至一般工人都憑工資收入生活;農村勞動者除了有少量的自留地生產私有產品外,一律憑工分分配,完全消除了利潤收入。隨著生產發展,工人工資的逐漸增加,農村集體經濟工分值的提高,特別是就業人數大幅度增長,由1949年的18082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39856萬人,翻了一番還多,而且捧的是“鐵飯碗”,沒有失業的威脅,也沒有“下崗”一說,整個社會購買力蒸蒸日上,僅全民所有制職工工資總額就由1952年的6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469億元,增加了5.9倍,(《中國統計年鑒》1983120489頁)因此,根本看不到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過剩危機的陰影,經濟發展的前景一片光明.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實際上是掩蓋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提倡搞“外向型”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377、375頁)“改開”以來,我國走的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沿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的老路,走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死胡同。

  有關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筆者也寫了一系列文章。如《經濟高速畸形發展與經濟關系大倒退》、《對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的分析》、《談談“改開”以來“兩紙”亂中國》、《我國必將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等等,引用了大量事實和數據。這里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前景,概括地敘述經濟發展的特征。

  1,依靠外資、外貿推動經濟高速發展,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顯現“下行壓力加大”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主要是依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推動我國物質生產的高速發展。

  毛澤東時期美帝國主義等國家不僅不給我國投資,甚至不和我國做生意,企圖從經濟上“掐死”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我國存在大量廉價勞動力,工業部門齊備,基礎設施完備,加上政府給予資本主義國家企業“超國民待遇”,從而大量外資和大批外企蜂擁而入。從1993年開始,每年引進幾百億美元,而且不斷增加,推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急劇增長:1993年進出口總額不到2000億美元,2008年就增加到25632.6億美元,增加了12.1倍;出口總額由1993年的917.4億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14306.9億美元,增加了14.6倍。可見,我國的物質生產主要是依靠引進外資,發展外貿推動的。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債務危機,顯示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窮途末路,我國生產的高速增長也戛然而止。危機爆發以后,我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急劇下降,由2008年的25632.6億美元,降到2009年的22075.4億美元;出口額由14306.9億美元,降到12016.1億美元,分別下降了14%和16%,對依靠出口發展經濟的我國來說,是極大的“下行壓力”。

  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再一次顯示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痼疾,不過這一次的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出的是負債沉重,而生產過剩則主要表現在我國。由于出口貿易急劇下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由原來的兩位數,下降到8%、6%點幾。而且這種增長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個人、企業負債不斷增加的條件下實現的,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證明走不通的一條死路。依靠濫發紙幣(即“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增加債務(即“財政政策”)“拉動內需”,維持所謂的國內生產總值“穩定”增長,不過是一些人的主觀“夢想”,最終必將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1978年時,我國流通中貨幣總共只有212億,到2018年就增長到73208億,增加了344倍,貨幣貶值、物價大幅度提升。毛澤東時期月收入幾十元,就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現在收入幾千元也難以維持;毛澤東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現在我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又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卻債務累累,不僅中央政府負債,地方政府負債,還依靠出賣土地維持地方財政,不斷推高房價,讓房地產老板大量掠奪群眾的財產;而以節儉出名的中國老百姓,也不得不大量負債,被房貸等各種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各種債務不斷增長,看不到盡頭。這種依靠發行紙幣、債券,用“寅吃卯糧”的辦法維持經濟運行,根本不可能持久,這一點已經被資本主義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證明,我國爆發經濟危機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

  2,基礎產業與加工工業發展不均衡

  由于大量引進外資,不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崛起,原有的國營經濟也演變成為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雇傭勞動制度。因此,不能賺錢的農業、石油開采等基礎產業的生產,不僅得不到發展,有的還逐漸衰落;另一方面加工工業卻高速發展,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大量廉價生活消費品,從兒童玩具、鞋、服裝,逐步發展到家用電器等等。因此,我國的“米袋子”、“油瓶子”和“汽油桶”都掌握在外國人手里,只要世界上什么地方冒一點火花,爆發戰爭,我國的糧食、食用油和石油等就會出現供應危機,人們就會缺糧、缺油,汽車就會“趴窩”,整個經濟生活必將會出現混亂局面。

  3,工業向沿海城市集中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經濟是依靠外資企業、發展外貿帶動的,因此,加工工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帶,而東北等地區的老國營工業衰落,特別是廣大的農村更加衰敗,青壯年紛紛跑到沿海城市“打工”,出賣勞動力,農村只剩下老頭、老太太和留守兒童。

  4,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被外國控制

  毛澤東時期我國已經試制的民用大型客機被迫“下馬”,自主生產的電子產品,也改從外國采購,一些高端產業的產品,如大型民用客機、芯片等要從外國購買;一些高技術產品的核心技術,如汽車等的發動機還是要靠外國等。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后,又是增加我國出口商品的關稅,又是制裁中興、華為等公司,充分反映出依靠出口和核心技術不能自主掌握的被動狀態。可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是沿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的“外向型”老路發展,具有殖民地的性質。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阻礙,就是廣大勞動群眾的經濟地位的變化,由毛澤東時期的企業的主人,轉變為雇傭奴隸。

  毛澤東時期,我國企業沒有老板與打工仔的區別,沒有工資的與利潤之間的對立,所有企業的職工,一律領取工資。那時的工人工資,從經濟學來說,已經不是出賣勞動力商品的價格,而是工人自己勞動的一部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單位勞動時間生產的物質財富增加,工人、農民的實際收入也會不斷增加,這也是毛澤東時期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看,工人、農民創造的積累資金,不僅不像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利潤那樣與工資對立,相反,這種積累資金用來擴大再生產,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進一步改善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區別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點,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促進生產發展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后,企業屬于老板私有,生產是為了利潤,“老板們”千方百計地少用工人,壓低工資,生產的社會財富很大一部分以利潤的形式被“老板們”占有。據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我國的馬化騰、馬云、許家印分別以388、372、362億美元,位列世界富豪的第20、21和22位,僅這三個人就擁有一千多億美元的財產,約7000億人民幣。在短短的幾十年就積累了這么多財產,也應該算是“世界奇跡”。“老板們”占有的這一部分財富,被繼續用來剝削工農勞動群眾。

  歷史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只有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光明大道,而所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道路,是資本主義的“死胡同”,這個事實不僅被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反復證明,也被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事實所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瀕臨死亡,資產階級的政客和學者們也已黔驢技窮!

  我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經歷過近三十年毛澤東時期的生活,深深體會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前一浪高過一浪的“毛澤東熱”,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于毛澤東時期經濟制度的懷念,認識到發展公有制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是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要不斷地用馬列毛主義武裝群眾,為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奮斗!  

  二,世界經濟形勢一瞥:無可挽回的衰落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非常嚴峻,自2008年爆發經濟危機十多年來,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徘徊在1—2%左右,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而世界各國的債務卻不斷增加,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表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氣數已盡,資產階級政府黔驢技窮。

  一,不斷增加的債務

  資本主義國家的債務不斷增加,中美爆發的貿易戰,是當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形勢嚴峻的主要標志。

  1,債務沉重、不斷創歷史新高

  最近看到一條消息,說美國國債創歷史新高,達22萬億美元。另外“去年第四季度,美國家庭債務增加320億美元,至13.5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這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峰值高出7%。”日本國家債務也很沉重:“日本財務省周四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財年末(2018年3月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國家債務余額達1087.813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3萬億元),較2016財年末增加16.2536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也是“創歷史新高”。歐盟呢?“據歐盟統計局7月20日發布的數據,2018年第一季度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升至86.8%,歐盟各成員國中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最高的國家為希臘(180.4%),其次為意大利(133.4%)和葡萄牙(126.4%)。”等等。我國呢?2017年國債余額134770.2億元,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6.2%,(《中國統計摘要》2018   第68頁)也是“創歷史新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更是不斷增加。不僅美國、歐盟、日本、中國世界的四大經濟體債務沉重,連非洲的債務也高速增長。“自2013年以來,非洲的債務迅速增加,2017年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中位數比率增加到53%。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約1/3的國家被歸類為處于或面臨高債務危機風險的國家---------債務與GDP的中位數比率從2013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2%,這大約相當于每年增長GDP的5個百分點。”看來債務累累、“創歷史新高”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而債務累累、“創歷史新高”的本質,則是群眾的貧困和消費能力不足,說明當前的世界經濟連簡單再生產也不能維持了。

  什么叫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例如手機生產。2017年我國生產18.9億臺,全部都買出去了,或者說是消費掉了,第二年才能再生產18.9億臺。按照原來規模生產就是簡單再生產;如果消費量增大,需要生產更多的手機,這就是擴大再生產;反之,消費不了那么多,生產規模縮小,就是簡單再生產也不能維持。可見,生產、消費等是緊密聯系的再生產環節。只有生產的產品賣了、消費掉,再生產才能夠繼續進行。

  債務累累,不斷“創歷史新高”,表明消費能力不足,要依靠借債消費,就是把將來的消費能力提前預支,才能維持生產的繼續。這種現象從生產的角度看,就是生產過剩。

  當前世界經濟的形勢不僅債務累累、創歷史新高,而且危機重重:世界貿易組織下調了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據匯信報道,歐盟委員會7日依照慣例發布了春季經濟預測報告。報告中,歐委會再次下調了2019年與2020年歐元區和歐盟的經濟增長預期。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預計,歐元區的19個國家,2019年GDP的增速為1.2%,2020年預期為1.5%;而歐盟28個成員國2019年的增速為1.4%,2020年則為1.6%。”日本的經濟形勢經濟也很不好。“13日發布新聞公報說,由于3月份景氣一致指數下滑,內閣府對日本經濟基本情況的判斷從此前的‘表現出向下的跡象’下調至‘正在惡化’,這是日本政府自2013年年初以來首次用‘惡化’來描述經濟情況。”而世界四大經濟體的另外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目前正在展開貿易大戰,相互增加進口商品的關稅,這也是美國為了減少購買商品的支出,降低政府債務的必然。總之,當前的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擺脫2008年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的陰影。

  資本主義世界從1825年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幾乎每隔十年左右就爆發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盡管危機的形式可能變化,或轉化為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或者是債務危機,本質上都是生產過剩的危機。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薩謬爾森承認:“美國經濟在我們的整個現代史上一直受著經濟周期的折磨。”“----經濟周期的各個相繼的階段。當實際GNP連續下降兩個季度時,經濟便進入了衰退。衰退在‘谷底’結束------然后便是復蘇、高峰、衰退、低谷、復蘇------以及永無止境的漲落交替。”(《經濟學》第12版    薩謬爾森、諾德豪斯著   高鴻業等譯  第313、314頁)按照恩格斯的描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體是:“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停滯狀態持續了幾年--------生產和交換的運動逐漸恢復起來,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阻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后,經過幾次拼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馬恩選集》第三卷   433頁)西方經濟學描述經濟周期的公式是衰退——復蘇——擴張——衰退;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是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四個階段。

  最近一次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已經脫離了原來周期的軌道,根本看不到擴張或者高漲階段,一直處于復蘇階段,而且是復蘇乏力。

  自2008年爆發經濟危機至今已經十年多了,經濟復蘇乏力,不見擴張,更看不見“跑步”、“狂奔”。而一些國家債務創新高的事實說明,目前的“復蘇乏力”還是依靠預支將來的消費能力得來的。眾所周知,借債是要還本付息,再一次爆發債務危機的陰影一直環繞著世界經濟。

  英國的“脫歐”,法國的“黃馬甲”,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美國第一”、“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及四處制裁和發動貿易戰等,都是這種經濟形勢低迷在政治、經濟上的表現。

  美國發動貿易戰,四處制裁別國,特別是當前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實行戰爭邊緣政策等,都是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的垂死掙扎。美國自上世紀末以來,資本家把大量工業轉移到國外,每年有幾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造成國內債務不斷增加。不過它還有最完備的軍事工業。為了保持和擴大軍事工業的生產,必然不斷地挑起戰爭,或者進行軍事威脅,這樣才能夠消費軍工產品,擴大軍工產品的生產、銷售。這就是當前特朗普四處制裁別國、發動中美貿易戰,造成戰云密布的形勢而使世界不安寧的原因。

  2,根本原因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嚴峻,債務沉重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到現階段,已經嚴重阻礙生產發展,危機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程度了。

  經濟危機的性質是生產過剩。馬克思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第三卷   第549頁)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逐利潤,無產階級只能獲得自己勞動價值的一部分即工資;另一部分價值則作為利潤被資本家占有。

  從消費能力看,無產者占有的工資部分,僅僅能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花完了工資以后,仍然是無產者,要繼續出賣勞動力。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

  有人認為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福利很高,即使失業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比我國在職工人的生活水平高。這是一種脫離社會實際的比較。人、勞動者總是現實社會的人、社會的勞動者,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環境比較生活水平。美國的勞動者是美國社會的產物,判斷他們的生活水平,必須從美國社會的發展進行比較:與他們過去的生活水平進行比較,與美國其他階級的生活水平進行比較,不能脫離美國社會的實際和我國的工人進行比較。如果美國的勞動者生活水平不僅沒有比過去高,還有所下降,而少數資產者的財富愈來愈增加,社會矛盾就會日益尖銳,更何況現在債務還不斷增長。美國按人口平均的家庭債務就達4萬美元,再加上政府債務,人均債務竟高達10萬美元,相當于2017年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可見,現有的生活水平是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條件下維持著。而勞動者創造的另一部分價值,作為利潤歸資產階級所有。資產階級根本消費不了這些財富,可見,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發展前期,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用機器制造的廉價產品,摧毀了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把世界經濟逐步卷入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這個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反復地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1929年爆發了大危機以后,為了“防范和化解”經濟危機,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即大量發行紙幣刺激消費,結果是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轉化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的危機。惡性的通貨膨脹使資產階級也無法正常生產,資產階級政府轉而采用大量借債的辦法“防范和化解”危機,經濟危機又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2008年的危機就是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大量印發紙幣和不斷增長的債務,使資本主義世界已經不可能再出現“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阻礙賽馬中的狂奔”了。

  從當前世界范圍看,消費不足主要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依靠借債維持著群眾的生活水平,而生產過剩則主要表現在我國。

  二,生產過剩主要表現在我國

  新中國的毛澤東時期,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在帝國主義經濟封鎖的條件下,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把一個極端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能夠制造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具備了良好的基礎設施,而且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為進一步發展經濟準備了良好條件。

  改革開放以后,政府根本改變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完全投入了資本主義的懷抱,“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為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提供了廣闊天地。一時間大量外資涌入,使我國經濟呈現出高速而畸形的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廉價的生活用品,為資本家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商品,使資本家們賺得盆滿缽滿,世界經濟一度顯示出繁榮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舊病復發,一次曠日持久的蕭條降臨了,不僅經濟復蘇乏力,而且債務不斷增長。而世界的生產過剩,主要就表現在我國這個“世界工廠”。

  毛澤東時期我國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嚴密封鎖,不僅不貸款給我國,連買賣都不做。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走上“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道路,沿著日本、“四小龍”的道路爬行,所謂的我國“經濟奇跡”,就是依靠引進外資和發展外貿造成的,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結果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1983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22.6億美元,1995年就增長到481.3億美元,2007年更增長到783.4億美元;同期我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則由1983年的436.2億美元,分別增長到1487.8億美元和12204.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995年比1983年增長了20.3倍;2017年比1995年又增長了62.8%;外貿進出口總額則分別增長了3.4倍和81倍。可見,引進外資以后,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其中凈出口的發展速度增長更快。1995年,我國出口額為1487.8億美元,2017年則高達12204.6億美元,增長了7.2倍,年均增長19.2%;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也由1995年的1.6,上升到2017年的8.6(《中國統計摘要》2018    第103、93、32頁)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靠引進外資,發展外貿,特別是發展出口生產帶動經濟發展,生產大量廉價商品供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消費。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負債維持經濟增長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了,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就急劇下降,由2008年的179921.5億元,下降到2009年的150648.1億元,下降了近16.3%;其中,服務與凈出口由2008年的24226.8億元,下降到2009年的15037.1億元,降幅達到38%;到2017年,凈出口總額也只有15958億元。總之,我國這個“世界工廠”,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債務泡沫的破裂,呈現出消費能力不足的真相,我國生產過剩的面目就暴露無遺。

  目前,我國的生產過剩狀況十分明顯而突出。“早在2009年的《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   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中就明確指出,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如粗鋼,2008年粗鋼產能6.6億噸,實際需求僅5億噸左右------經過近十年的時間,現在的情況怎么樣?一些過剩的產品產量不降反升:我國的粗鋼產量由2008年的5億噸,2017年增加到8.3億噸;原煤由29億噸增加到35億噸;水泥由14.2億噸增加到23.4億噸;移動通訊手持機由5.6億臺到18.9億臺;彩電由9187萬臺到1.6億臺等等。”(迎春《我國必將爆發生產過剩危機》)

  從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由于對外貿易嚴重受阻,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政府由“保8”,一直滑到“保6.5”左右。在生產過剩的嚴峻形勢下,為了保持經濟“高中速”增長,中央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地方政府不僅要靠大量賣地收入維持,也在不斷增加債務;家庭債務更是由無到有,快速發展等。這些都是沿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的腳步,一步一步地陷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泥坑。

  日本也曾經依靠外資、外貿的發展,有過一段所謂的“經濟奇跡”,以后就是“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以后,叫嚷有什么“安倍經濟學”,要挽救日本經濟,認為長官意志可以改變經濟發展的趨勢,時至今日仍然處于經濟“惡化”的狀態。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日暮途窮,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黔驢技窮,根本改變不了經濟惡化的客觀趨勢。

  我國經濟既然已經走進了資本主義的死胡同,當然也不可能逃避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爆發經濟危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三,只有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時期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根本不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當時,不僅鋼鐵等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很快,生活資料的生產增長也是高速度,但是依然趕不上消費需求的增長。

  農產品的增長,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一般都比較慢。但是,毛澤東時期集體農業經濟的發展,不僅改變了舊中國養活不了5億多人的貧窮狀況,發展到使9億多人豐衣足食的程度。

  工業品的增長更是高速度。從產品的總產量看,1952年工業總產品為100,1978年為1598.6,增加了將近15倍,年均增長11.2%------當時的高檔消費品‘三轉一響’:自行車由1952年的8萬輛,增長到1978年的623萬輛,增長了將近78倍;縫紉機由6.6萬架,增長到424萬架,增長了64倍;收音機由1.7萬臺,增長到1167萬臺,增長了686倍;手表由無到有,1978年生產了1351萬只。盡管工農業產品高速增長,但是,群眾的消費能力增長更快,因此,一些生活消費品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不得不采用票證的辦法控制銷售。這種消費能力高速發展的景象,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嘲諷為“短缺經濟”。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所謂的“短缺經濟”,正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資產階級,廣大勞動群眾成為社會主人,生產的全部產品都歸勞動群眾所有的結果,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就不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可見,要解決當前我國和世界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生產過剩和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走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

  三,從認識經濟發展看兩種經濟理論的根區別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學界普遍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上沒有人講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現階段,情況完全顛倒過來,經濟學界基本上沒有什么人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了,而西方經濟學則“一統天下”。這里通過對當前經濟發展的認識,分析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根本區別

  一,對經濟發展認識的根本區別

  對于什么是經濟發展,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是指物質生產與再生產。擴大生產規模,就是經濟發展,反之,就是衰退。

  2016年,我國生產糧食66044萬噸,2017年生產了66161萬噸,是生產的發展;而2018年糧食生產65789萬噸,糧食生產下降了。這里的所說的經濟發展,是指物質產品的增減。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觀點,當然,還包括物質產品的流通、消費等再生產的全過程,但是,決定性的是物質產品的生產。

  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而且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收支。只要有貨幣流通的部門,都屬于生產部門,把所有的貨幣收支都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內。

  例如,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構成中(支出法)的“政府消費支出”。1978年,我國的“政府消費支出”是437.8億元,2018年增長到132131億元,增長了301.8倍,年均增長8.9%。(《中國統計摘要》2019    第109、32頁)政府部門能夠生產嗎?不能!那么政府部門的消費支出,怎么成為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內容呢?政府公務員的工資、公務支出,不應該成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內容。把政府消費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反映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錯誤,把所有的貨幣收支都認為是生產!

  又如,我國的金融業有了很大發展,“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領域,種類齊全”。這些部門屬于經濟領域,但是,銀行、保險公司能夠生產物質產品嗎?不能!銀行屬于經濟范疇的流通領域,但是,這些部門不是生產部門,不能生產物質產品;基金、期貨交易更屬于資本主義經濟,不是一切社會都有的。封建社會的中國沒有期貨交易,新中國毛澤東時期也沒有,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存在期貨交易。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物質生產,不可能停止物質生產活動,但是,可以沒有期貨買賣等金融活動。歷史事實說明,期貨交易等不是一切社會的經濟活動,而僅僅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活動。

  我們所說的經濟發展,是指是抽象了具體生產關系的一切社會共有的物質生產,用馬克思的話說叫“生產一般”。所以,把金融業等非物質生產部門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內,是錯誤的,是西方經濟學庸俗的表現。因為,它認為凡有貨幣收支都是生產,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

  政府部門有收入、支出,文教部門也有收入支出,但不是生產部門,這些部門的收入支出不能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內。不過這種收入支出說明,所有的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活動,都要以物質生產為基礎。政府部門的公務員要吃飯,要坐車辦公,必須有糧食、汽油等物質產品,這就是馬克思的第一大發現。他指出文教、科研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活動,必須以物質生產為基礎。可見,物質生產部門與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區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否認這種區分,而且有意抹殺兩者之間的界限,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就是抹殺這種界限最明顯的例證。

  我國現在號稱第二大經濟體,金融業發達,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已經超過一半。但是,我國要大量進口大豆、糧食、石油等基礎產品。如果海灣地區或者其他地區爆發沖突,石油和農產品進口受阻,我國的一些汽車、坦克就要“趴窩”,人們就會缺少食用油、糧食等,經濟生活會發生混亂。那時候銀行能夠供應糧食嗎?不能!期貨、股票市場能夠供應石油嗎?不能!銀行業、期貨、股票市場再發達,也解決不了糧食、食用油、石油等的缺乏。到那時再承認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區分的科學性,為時晚矣!

  二,對經濟關系認識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與現代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發展的認識不同,而且認為在物質生產的過程中人與人必然發生一定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先進的生產關系將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則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經濟發展時,必然要考察經濟關系的性質及其對于生產發展的作用。而西方經濟學則根本不承認存在生產關系,極力抹殺不同性質生產關系的區別,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永恒的。用馬克思的話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是證明資本主義經濟的永恒。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物質生產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物質生產的內容與社會形式。物質生產的內容就是指生產糧食、鋼鐵等物質產品;社會形式就是生產關系,如地主與佃農的關系、資本家與打工仔的關系等。物質生產的過程,一方面生產物質產品,同時再生產這種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則不承認存在生產關系,認為所有的生產都一樣:“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根本不承認有封建經濟關系、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和共產主義經濟關系的區分。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他們在論述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以后又指出:“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恩選集》第一卷   第256、257、263頁)可見,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對于生產發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研究物質生產發展,必須考察生產關系的反作用。

  新中國的毛澤東時期,我國的物質生產發展非常快。工農業產值以1952年為基數100,1978年則為779,年均增長8.2%;工業產值由1952年的100,增長到1978年的1598.6,年均增長11.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高速發展,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生產發展的結果;由于勞動群眾的購買力不斷提高,推動著物質生產繼續迅速發展。歷史事實證明,只有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經濟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健康、光明大道。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不分姓“資”姓“社”,只要發展生產就好,叫“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于是大量引進外資,發展“民營企業”,使我國復辟了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國內外的資本主義企業,利用我國大量廉價勞動力和完善的基礎設施,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廉價生活用品。一段時間內確實使我國的物質生產得到發展,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這種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畸形”:農業、能源等基礎產業落后;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高新技術產業被外國掌握;特別是依靠外貿推動生產發展,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后,對外貿易急劇下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充分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是一條“死胡同”。而我國經濟學界就是不承認經濟發展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就是不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對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認識的又一個嚴重的分歧。

  三,對經濟發展趨勢認識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則認為經濟發展是由人們的意志決定的,特別是按照長官意志發展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則是以歷史唯心主義作為哲學基礎。因此,兩種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就是根本對立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基礎: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生產關系,則是一切其他社會關系的基礎。“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致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574頁)由此,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承認上層建筑和經濟關系對于生產發展的反作用,但是,它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存在著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用我們的語言就是“大勢所趨”,或者叫“大潮流”,就是不由人們意志左右的客觀趨勢。

  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的社會學家,“----徑直著手探討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這些形式是由當時人類某種思想產生的事實就停留下來;結果似乎社會關系是由人們自覺地建立起來的。”《社會契約論》就是理論的集中表現。“這些主觀社會學家所憑借的是這類的論據:社會的目的是為社會全體成員謀利益,因此,正義要求有某一種組織,凡不符合這種理想(-----)組織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應該取消的。”(《列寧選集》第一卷   第7、5頁)所以,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社會學家都相信長官意志,認為長官意志決定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察我國的經濟發展,雖然依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物質生產曾經獲得一定發展,但是,由于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理論,推動經濟走上了發展第三產業的斜路;特別是實現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因此,在馬列毛主義者的眼里,看到的不是什么“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而是危機重重;經濟發展不是“走在大路上”,而是走進了資本主義的“死胡同;看到的不是什么“工具箱里”的種種“工具”,而是世界經濟向共產主義發展的大潮。總之,由于我們拋棄了馬列毛主義,用西方經濟學取而代之,把一個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信仰危機以及國際危機等危機重重的國家,描繪成錦繡燦爛的“夢想”社會,必將被嚴酷的現實所粉碎。當馬列毛主義的文章被屏蔽、網站的公眾號也被屏蔽時,而主流媒體甚至于連馬克思主義的詞句都不用,赤裸裸、毫無顧忌地運用西方經濟學解釋經濟發展,我們的心情更加沉重,為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失去馬列毛主義的靈魂而痛心!

  總之,我們馬列毛主義者就是要不斷地與修正主義者作斗爭,批判西方經濟學,大聲疾呼地宣傳馬列毛主義,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群眾頭腦,為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道路而斗爭!  

  四,幾個經濟理論問題的探討 

  ——與周新城同志商榷

  最近,周新城發表了《應該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必須重視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等文章(以下簡稱《文章》),我非常贊成“把所有制放到首位”的觀點,也十分擁護消滅私有制的立場。但是,對于這些文章中的幾個理論觀點有不同看法,提出來探討。

  一,關于國有經濟的性質問題

  《文章》認為:“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化也不會改變資本的屬性,不會改變雇傭和剝削工人的關系,這種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

  我認為國有經濟的性質不取決于國家的性質,而是由國有企業的經濟關系決定。正如《文章》所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化也不會改變資本的屬性,不會改變雇傭和剝削工人的關系。”

  當前我國的國有經濟,大量企業是上市公司,是股份制企業,主要管理人員占有一定量的股份;另一方面又雇傭大量合同工、派遣工等。這不就是勞動力商品買賣嗎?這不是雇傭勞動關系嗎?這種國有經濟和毛澤東時期的國營經濟有本質的區別。毛澤東時期國營企業的工人,由國家有關部門分配,捧的是“鐵飯碗”,不存在解雇的問題,這些現象表明工人是企業的主人;企業的管理人員不是“老板”,也拿工資,不占有企業的利潤,那時的國營企業才是全民所有制。現在的國有企業已經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

  當前我國外資企業、“民營企業”是雇傭勞動制度,國有企業實行的也是雇傭勞動關系,怎么能夠證明這個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對立。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決定國家的性質,怎么會變成國家性質決定國有企業的性質呢?這不成了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了嗎,這符合馬克思主義嗎?

  我贊成國有企業的性質,由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決定的觀點。現在我國的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是雇傭勞動關系,因此,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

  二,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

  《文章》說:“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特點,也是根本的特點。”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符合馬列毛主義嗎?符合歷史事實嗎?我認為既不符合馬列毛主義,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首先提出共產主義分為兩個階段,即過渡時期和高級階段。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他把這個革命轉變時期稱之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把后者稱為“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21、12頁)這是他在詳細地分析了過渡時期的經濟關系之后,得出的科學論斷。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

  毛澤東在總結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后指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這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繼承。

  可見,在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論述中,共產主義只劃分為兩個階段:過渡時期即現在稱為社會主義和高級階段,沒有把過渡時期再劃分出初級階段的理論。

  理論是可以發展的。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否符合實際呢?

  《文章》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有一段時間里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上缺乏清醒的認識。”“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社會并不要求純而又純,必須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

  “有一段時間里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上缺乏清醒的認識。”不對!毛主席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認識非常清醒,完全符合馬列主義,也符合我國的實際。

  前面說了,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中,共產主義只有過渡時期與高級階段的劃分,沒有社會主義階段再分為初級階段的理論。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怎么就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結晶了呢?

  更為重要的是,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特點,也是根本的特點。”這里只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共同發展”,不講公有制與私有制經濟的矛盾,根本就沒有論述消滅私有制的內容,這和周新城同志一貫堅持的消滅私有制完全矛盾。

  從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事實看,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就是逐步消滅商品經濟和私有制的過程。我在《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一文有比較詳細的闡述,就不重復。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一方面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另一方面還存在汪洋大海的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不僅消滅了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關系,而且把小私有制的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生產發展也取得很大成就。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盡管主要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它還承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定成就,指出:“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等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    第301頁)可見,歷史事實也不存在“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根據。

  總之,初級階段的理論,既不符合馬列毛主義,也沒有事實依據,是一種復辟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理論。正像民間流傳的:“初級階段是個筐,烏七八糟往里裝!”

  三,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文章》說:“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這無疑是正確的。

  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就是研究所有制,因為,所有制是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關系的總和。

  生產關系、經濟關系只有封建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共產主義經濟關系之類的區分,根本就不存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所以,政治經濟學也只有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不可能有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毛澤東時期的我國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雖然具有中國的特征,但是,不是一種獨特的生產關系,仍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因此,沒有單獨的經濟發展規律,也不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封建生產關系是地主與佃農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關系,即通常叫的“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按照列寧的說法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關系,或者說是殘存的私有經濟關系與生長的公有經濟關系的彼此斗爭。

  《文章》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因素并存的社會,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私有制經濟;既有按勞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生產,又有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這不就是馬列毛主義所論述的社會主義即過渡時期的生產關系嗎?怎么又成了“初級階段”的生產關系呢?

  《文章》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么“多種所有制經濟”與公有制之間不斗爭了嗎?彼此能夠“共同發展”嗎?事實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就是私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由小私有制發展到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再到當前雇傭勞動經濟關系占統治地位。現實生活不存在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這種關系只存在一些人頭腦中,而且已經被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撞的粉碎。既然不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了。

  《文章》的副標題是《必須重視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而且確實比較正確地闡述了1958至1959年間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但是,《文章》完全沒有提及毛澤東晚年有關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理論。毛澤東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他非常重視這個問題,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這是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是把所有制、生產關系放在首位的具體體現。

  毛澤東發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時,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關系在我國已經被消滅。毛澤東在總結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指出社會主義存在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還進一步指出商品貨幣經濟關系的存在,是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證明,正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所說,社會主義是私有制經濟關系與公有制經濟關系斗爭的過程,并沒有什么“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特色社會主義,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為了掩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修正主義理論,是欺騙群眾的精神鴉片,必須用馬列毛主義經濟學加以批判。

  周新城同志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較深的研究,但是,他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新中國的現實經濟發展,因此,當晏智杰批周新城有關私有制言論“蒼白無力 根本不懂馬克思”,并列舉當前我國經濟的實際是:“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他們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201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民營企業已達28家------為什么歷史和現實生活證明,一味追求消滅私有制必然導致失敗,而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私有制經濟卻能夠取得成功,這個客觀事實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嚴肅課題。”周新城雖然批判了晏智杰關于人性決定不能消滅私有制的錯誤觀點,但是,面對列舉的大量事實,則無言以對。這也是他在經濟學理論上犯錯誤的根本原因。

  總之,當前我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已經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但是,政治的形式還是共產黨領導,我國社會已經處于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邊緣,距原蘇聯解體、降下社會主義旗幟僅一步之遙,而不是什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們只有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又仔細地研究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研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才可能真正探索出我國經濟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才可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一種錯誤的理論,必須進行批判,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  

  五,“”的

  ——簡評《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最近不少網站刊載了衛興華的《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以下簡稱《文章》)文章,暴露了“衛興華們”(指和衛興華持類似觀點的人)的悲哀:

  一,“衛興華們”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共同富裕,幾十年實踐的結果,不僅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反而出現了兩極分化。《文章》說:“一方面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難群體。從增量收入來看,大款大腕們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二,“衛興華們”設想的“兩手都要硬”,結果是出現了“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

  他們的設想是:“按鄧小平理論、我國憲法以及中央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定,堅持和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要繼續窮。富人應回報社會,盡些社會責任。除多交稅外,還應有善舉,關心和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仇富情緒。私有制經濟可以繼續發展,但不應妖魔化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排斥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做大做優做強,有效發揮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為全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會主義的江山不會變色。”但是,現實是私有資本經濟的大發展:“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他們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201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民營企業已達28家。”(引自《經濟學理論家晏智杰批周新城私有制言論:蒼白無力 根本不懂馬克思》)更不說當前的國有經濟也不是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了,實際上我國已經實現了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復辟。

  為什么我國的現實經濟發展與“衛興華們”的主觀意愿完全相反呢?這是因為“衛興華們”沒有真正學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第一個偉大的發現,就是經濟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會按照長官的意志發展。他們閉門設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沒有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種設想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

  毛主席指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96頁)“衛興華們”極力反對毛澤東的這一科學論斷,主張建立沒有階級斗爭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證明,不發展公有制的經濟,必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不存在沒有兩條道路斗爭的“基本經濟制度”;也不可能存在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僅如此,由于我國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自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生產過剩的問題十分突出,爆發經濟危機只是時間問題。

  正如列寧所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過渡時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謂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再一次證明,毛澤東、列寧有關過渡時期論斷的科學性;證明社會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規律;證明了“衛興華們”歷史唯心主義的破產,歷史發展給“衛興華們”帶來的只能是“悲哀”!

  希望“衛興華們”能夠從自己的錯誤中,認識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徹底批判歷史唯心主義,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由于《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一文很長,需要批判的觀點很多,而當前我國理論界唯心主義盛行,為了讀者閱讀方便,這里只做一個有關哲學方面的簡評。

  六,開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從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說起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是毛主席經過長期思考和總結社會主義的重要文件,它把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置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是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它掀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所以要專門進行探討。

  一,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個談話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一文,《毛澤東傳》1949-1976是這樣記述的:“由于毛澤東年邁多病,周恩來病勢日重-------”, “毛澤東在解決四屆人大的問題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認為具有根本意義的反修防修問題。二十六日(1974年——引者注)那天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這也是相處近半個世紀的這兩位老戰友的最后一次深談。長談的全部內容已無人知曉。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看法:‘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   下    第1713頁)

  可見,這個文件是毛主席在病重的條件下,為反修防修,經過反復思考以后做出的指示,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精華之一,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銳利武器。文件突出了過渡時期產生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是商品經濟和貨幣關系,這就把政治、文化斗爭引回到經濟基礎,把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二,開辟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意義重大

  《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最主要的內容是揭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明確指出商品貨幣關系,是社會主義即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共產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存在復辟資本主義勢力的經濟基礎,否定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及其在我國的全部“翻版”,開辟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

  馬克思主義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過去歷史唯心主義的社會觀顛倒過來,建立了科學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認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建立的生產關系,是政治關系、文化關系等社會關系的基礎,而生產關系最終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這就把社會學建立在物質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成為科學的社會學。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在人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425頁)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我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這樣震驚世界的社會革命運動,更要從經濟關系中尋找根本原因。毛澤東的《關于理論問題談話要點》,就是把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主義的成功典范。毛澤東不僅揭示了社會主義全過程都存在階級斗爭,而且進一步指出這種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不僅把繼續革命理論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也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或者叫過渡時期)向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過渡,指明了斗爭的方向和前進的道路。

  三,過渡時期我國經濟關系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建立以后的歷史,從經濟關系來看,簡單的說就是一部產品經濟限制并逐步消滅商品經濟及商品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經濟的斗爭史;是生長著的公有經濟與殘存的私有經濟相互斗爭的歷史,這才是過渡時期的基本經濟規律,而斯大林概括的那個基本經濟規律則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

  1,我國的毛澤東時期是產品經濟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經濟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建立,就沒收了官僚資本,建立了國營經濟,產品經濟開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

  國營經濟之間的調撥物資是產品。“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要調撥的東西,必須無條件的調撥,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服從全國調撥,不能算全民所有制。”(《毛澤東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54、55頁)

  為什么要提出產品這個概念呢?因為任何新型社會都是以新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過渡時期,也必然以新的生產關系為基礎,這種新的經濟細胞就是產品,連接的生產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

  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談到商品與產品的區別,涉及共產主義萌芽等問題。他說:“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是買賣”,“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第49、63、70頁)產品就是共產主義的“細胞”,是共產主義“萌芽”。實現國家工業化,從生產力方面看,是用機械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從生產關系方面看,則是增長共產主義經濟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經濟。毛澤東講這些話時,剛建國不久,又正值社會上存在否定商品經濟的錯誤傾向,能夠準確地區別產品與商品;認識到存在共產主義萌芽,聯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13頁)充分表明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學風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厚素養。

  毛主席指出:“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63頁)

  為了說明產品與商品之間的區別,我們舉一個實際事例。建國以前,我國火車所用的輪箍,長期依賴進口,新中國成立以后,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封鎖,火車輪箍不能進口,整個鐵路運輸都會癱瘓。為此,國家決定在馬鞍山鋼鐵廠建立輪箍車間,自己生產輪箍。建立輪箍生產車間需要的一整套機器設備,則由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國營工廠生產,按時供應馬鞍山鋼鐵廠;而輪箍車間生產了輪箍,又供應鐵路局,保證鐵路運輸暢通。機器設備等是產品,不經過市場買賣,而是通過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組成部分訂貨會議聯接。

  產品當時通俗稱為計劃調撥物資。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內在聯系是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商品經濟的實現價值;產品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個工廠工人與另外工廠的工人,是同志間的互助合作關系;而商品連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間交換商品的關系。所以說產品是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與商品有本質的區別。”(參看迎春《毛澤東指引向共產主義進軍》)

  產品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表明共產主義的經濟因素已經占據了統治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性質,進入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還存在著商品經濟,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之間的斗爭,就是過渡時期的基本矛盾、基本經濟規律。

  建國以后,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任務,毛澤東及時提出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這就是消滅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斗爭。

  解放后,我國實行了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村成為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是典型的商品經濟,每時每刻都產生著資本主義,一方面產生著出賣勞動力商品的雇傭奴隸,一方面生產著資本家。而實現農業集體化,就挖了資本主義的根基,個體農民轉變為集體經濟的農民,消滅了勞動力商品的源泉。

  農業集體化以后,農村集體經濟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系,雖然還是商品經濟,但是,已經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經濟。我國在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前,就實行了“統購統銷”制度,這種制度使農產品的流通形態發生了變化。一般商品經濟的運動形態是:商品——貨幣——商品。而實行統購統銷以后,運動形態變成了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這里的計劃價格是由國營經濟規定的,是產品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必然產物,是產品對商品經濟的限制,它限制了商品經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小私有的小農經濟必然反抗。

  農業實現了集體化以后,仍然存在著商品經濟與產品經濟的矛盾,不過斗爭的激烈程度有所減緩,因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可以從各個方面給予集體經濟補償。

  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則是直接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消滅勞動力商品制度。商品——貨幣——商品,是一般商品經濟的運動形態,而當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進入以后,商品經濟就演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最高階段。

  我國在贖買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后,勞動力完全退出了市場,不再是商品,這是對商品經濟的最大限制,是消滅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步驟。

  在實現農業集體化和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后,從流通領域看,社會上存在著產品調撥和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又分為:商品——貨幣——商品;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貨幣——商品等幾種形態,這些產品、商品的不同運動形態,反映了不同的經濟關系。

  產品表現的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這是共產主義的經濟關系,是決定社會性質的經濟關系;商品經濟的存在,則表現出交換生產物、交換勞動的私有經濟關系。

  商品——貨幣——商品,是小私有者相互交換生產品的關系。如農民在自留地生產的產品,拿到自由市場出賣,在流通領域就表現為商品——貨幣——商品。這種商品生產在當時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商品——貨幣(計劃價格)——商品,這種商品生產在當時商品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集體經濟與國營經濟之間的關系,仍然是商品生產的關系,但是,是一種受到限制的商品生產關系,商品的價格已經不能隨市場供求自由波動,而是被國營經濟固定為計劃價格,顯示出共產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對商品經濟的限制。

  貨幣——商品,這也是一種全新的生產關系,以前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也將消失。貨幣——商品表現的是勞動者在勞動以后,領取一定量的貨幣,然后到市場購買商品。

  勞動者在勞動以后領取工資,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現象。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無產者在市場是出賣勞動力商品。說它是商品,因為,有時賣得出去,有時就賣不出去;雇傭勞動與奴隸的區別是出賣勞動力,不是出賣人身。無產者取得的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它的表現形態是商品(勞動力)——貨幣——商品。

  貨幣——商品這種形態,反映了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直接與生產資料結合,他的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貨幣——商品運動中的貨幣,只是勞動者的一部分勞動,是為自己的那一部分勞動,也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的那一部分;勞動者另一部分勞動必須作為社會扣除,作為公共所有的財富,這一部分勞動是勞動者的為社會勞動。

  隨著國營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從商品的數量看有大幅增漲,但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生產品的總體看,產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商品經濟不僅運動形態發生了變化,受到產品經濟的限制,在總產品的比重中也不斷縮小。這就是毛澤東時期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斗爭的歷史。

  2,商品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后,不僅不斷地削弱國營的產品經濟,而且直接引進外資,發展私人資本經濟,重新進入了商品經濟的最高階段,最終消滅了產品經濟,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辟。

  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是全面推行包產到戶,使集體經濟的重新回歸為最細小的小農經濟,為發展雇傭勞動經濟,準備好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實行包產到戶不久,我國農村就出現了陳志雄雇工經營包魚塘、李金耀雇工包山林等資本主義經濟(參看《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239頁)城市也出現了“傻子瓜子”等雇工經濟。

  實行包產到戶,為勞動力成為商品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發展資本主義所缺乏的只是資金。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大量外資涌入,雇傭勞動制度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典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重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原有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也進行了“改革”:首先是用“增強企業活力”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名義,以給職工發獎金的形式,把國營經濟的產品(積累)轉變為商品;以后又實行了“撥改貸”,把原來國家銀行給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也就是把產品經濟關系改為商品貨幣關系,種種改革措施,使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由大量盈利,搞得成為虧損連連,最后實行了“減員增效”,解雇了數以千萬計的公有制企業的員工,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改革”成為雇傭勞動的國營經濟。

  可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是一個商品經濟逐步消滅產品經濟的過程,商品經濟不僅重新得到發展壯大,而且把勞動力商品的買賣發展到了極至,雇傭勞動制度成為我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

  總之,從新中國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經濟或者說過渡時期的發展過程,就是一部私有制的商品經濟與公有制的產品經濟反復斗爭的過程,也充分證明毛澤東所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論斷的科學性。這兩種經濟關系的斗爭,就是過渡時期始終存在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

  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要從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文說起。馬克思沒有親身經歷共產主義,他是從批判資本主義中,揭示了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他科學地預見消滅了最后一個私有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后,必將出現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社會。不過在進入完全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必然還有一個過渡時期,或者說是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指的是一種社會形態,沒有單獨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劃分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和低級階段,把低級階段稱為過渡時期。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時,對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的經濟關系進行過科學地分析,揭示了這個階段的勞動者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處于社會成員地位”,另一方面又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的地位,就是說生產者一方面具有“社會成員”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私有者”的身份,是“公有者”與“私有者”的統一,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必然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馬克思的這種分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道路。(《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10頁)

  列寧親身經歷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他在世時,俄國還存在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和共產主義。當時他就指出:“農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斗爭。”(《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86頁)當時俄國還沒有實現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還沒有實現全部公有制。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人民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實現了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他“犯了大錯誤”,除了否認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存在階級斗爭之外,還否認商品經濟是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源。他認為這個階段的商品經濟,“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事業服務。”他還為過渡時期“制定”了“基本經濟規律”,表述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從經濟關系方面完全排除蘇聯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排除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毛澤東在與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斗爭中,總結了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經驗,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得出了與斯大林相反的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他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

  對于社會主義存在的階級斗爭,最初他說是:“-----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7、293頁)這里說過渡時期存在階級斗爭,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反動勢力造成的,是“人還在,心不死”,當然也就不存在探尋階級斗爭經濟根源的問題。

  建國以來毛澤東一直關注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作風。早在建國初期,他就指示要反對官僚主義。他說:“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73頁)這里說的仍然是舊社會殘余的影響。

  1958年張春橋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他運用馬克思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說明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以后,過去同志式的關系削弱和官僚主義的發展,并與實行供給制和紅軍時期的官兵平等、軍民平等進行對比,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毛澤東看了文章以后,讓《人民日報》轉發,并代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于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    第447頁)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淡話》中也指出:“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上  第67頁)等等。這就觸及到社會主義內在的社會關系,但是,當時還只涉及法權關系,沒有涉及經濟關系。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指出:“書中不強調政治掛帥,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下    第801、807頁)又說:“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一點上卻有體系。”(同上書   上   第403頁)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思想、經濟理論領域的矛盾。

  以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化,提出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明確指出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還存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

  可見,無論是思想文化領域還是政治領域,社會主義都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僅僅用舊社會“人還在,心不死”解釋不了,用存在資產階級法權也無法說明。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總結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413頁)這些論斷不僅使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了經濟基礎,使繼續革命理論回歸歷史唯物主義,而且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社會主義階段的革命,從經濟領域看,就是限制并逐步消滅商品經濟,雖然每一個社會主義勞動者既是產品又是商品的承擔者,都存在自身革命的任務,但是,高薪的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等作為商品經濟的主要承擔者,最可能反對限制和消滅商品經濟,成為斗爭的主要對象,這些論斷也就成為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在上世紀70 年代回到學校以后,從事人民公社的理論研究。當時就“涉及到社會主義的‘細胞’:產品和商品;社會主義勞動的社會形態:為自己勞動和為社會勞動;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公有制和個人所有制這樣三對經濟范疇(注)。我以為認識這三對經濟范疇,是理解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關鍵,也表明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社會主義本質探索》內容簡介   第一頁)但是,我沒有把這些研究結果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由于我研究過社會主義的這些經濟范疇,所以,對《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特別重視,寫過文章反復宣傳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論述的重要性,認為上述文件不僅對于認識當前斗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從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看,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看,都具有開辟新篇章的歷史意義。

  (注)參看《論工分》、《論個人所有制》《論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等,載《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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