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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危機與資本主義復辟的影響

吳小譯 · 2020-05-29 · 來源:無產者譯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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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計劃經濟體系是否可以運轉在具有高度多樣化產品的現代經濟中?它要如何克服米塞斯關于社會主義計算的論點?我和其他學者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就一直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保羅·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是一位計算機工程師,從事計算機設計,在蘇格蘭多所大學教授計算機科學。他發表了52項專利,其研究范圍涵蓋機器人技術、并行計算、3D電視、可計算性理論以及數據壓縮。著有《經典經濟物理學》(勞特利奇出版社,2009)、《計算與極限》(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本文摘選自保羅·科克肖特的最新著作《世界的運作方式》(每月評論出版社,2020)

  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批判在于:計劃經濟本質上不如市場經濟有效率,因為對主要經濟部門進行計劃的官僚任務的規模非常龐大。如果有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不同產品,沒有一個中央計劃機構能夠期望追蹤到所有產品。相反,計劃機構只能為不同行業的產出設定總目標。對于天然氣或電力等某些行業而言,這不成問題。電力和天然氣都沒有產生分化,一千瓦就是一千瓦,沒有爭議。但即使對于另一個大工業——鋼鐵工業來說,也存在各種各樣的軋制板和棒材,具有不同抗拉強度的不同等級的鋼等。如果計劃決策者不能追蹤所有這些不同種類的產品,僅僅給軋鋼廠設定一個噸數目標,那么軋鋼廠會最大限度地生產最容易生產的那類產品,無論是什么產品。

  上面鋼鐵的例子有點牽強,因為傳統的行政手段仍然可以相當容易地解決這種程度的分化。依然可以為不同種類的鋼材制定噸位目標。但你一旦轉向消費品(服裝、餐具等),產品范圍就太過寬廣,生產目標就要根據貨幣產出而制定。

  計劃就要規定服裝、家具等產品產值的增長。這會轉變成什么,取決于價格的結構。為防止企業采取其他形式從計劃中謀私利,產品定價必須在經濟上切合實際。如果將椅子的價格設定得過度高于桌子,工廠集中生產椅子就變得合理了。

  訴諸貨幣指標,意味著社會主義經濟已經承認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譯者注:20世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部分觀點,采用了米塞斯聲稱的對任何經濟的合理性都至關重要的貨幣計算方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計劃決策者不可能設定出合理的價格,因為只有競爭的市場才能做到這點。經濟計劃依賴于聚合匯總,聚合匯總必然使用貨幣指標,貨幣指標依賴于合理的價格,而合理的價格依賴于市場。但是有了市場就可以免除計劃。計劃必然要求計劃被替代,這是辯證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論點很大程度上是理論上的。在蘇聯后期,上述觀點得到許多傳聞證據的支持,但是,即使相比傳統的蘇聯計劃經濟,市場的宏觀經濟效率更高的經驗證據,也更站不住腳。正如羅伯特·C·艾倫(Robert C. Allen)表明的那樣,唯一在長期增長速度上超過蘇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是日本,其自身模式也與無計劃的資本主義相差甚遠。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處于同一經濟水平的其他國家相比,蘇聯增長速度要快得非常之多。一種解釋是:由于計劃經濟的宏觀優勢,即由于消除了未來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計劃經濟促進了更高水平的投資。這種宏觀經濟上的優勢,可能超過了任何由計劃帶來的微觀經濟上的低效率。

  市場可能比計劃表現得更好的最有力證據來自中國,而且這無疑是中國正統的觀點。他們聲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避免了資本主義在宏觀經濟上的不穩定性,同時利用了市場在微觀經濟上的效率。作為證據,他們引用了中國在鄧小平改制后的更高的增長速率。但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國走的是重商主義道路,這造成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換取美元,而使生產它的工人變窮困。商品出口對中國工人沒有益處,盡管它使中國私人企業可以在美國收購資產。從中國政府立場來看,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中國國有企業也可以收購海外企業,但這是否是長期優勢仍是一個有爭議的觀點,因為本可以用來提高中國經濟和生活水平的實物產品被獻出了。

  從歷史上看,中國變為出口導向經濟的過程使中國避免了西方國家曾經施加在蘇聯頭上的科技禁令,進而讓中國的制造技術迅速趕上。既然如今在某些大規模生產領域中國正在超過美國,上述優勢就變得不明顯了。中國有理由向國內更高消費和更高薪資轉變,也確實在如此轉變,不像德國。在鄧小平時代之后,中國的增長優勢可能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引入最新生產技術的新能力,而不是微觀經濟上的效率。但是非常明確的是,有利于市場的改制造成了經濟不平等的急劇擴大,催生了新的國內億萬富翁階層。這反過來又產生了擴大私有制的政治壓力,并逐漸破壞國有企業仍占主導的地位。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計劃經濟體系是否可以運轉在具有高度多樣化產品的現代經濟中?它要如何克服米塞斯關于社會主義計算的論點?我和其他學者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就一直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批判集中于這一點:社會主義需要對比不同的可選制造技術的成本。除非能實現這一點,否則就不能選擇出最有效率的制造技術。我們的回答一向是:不僅勞動時間原則上可選擇——這也是米塞斯承認的——而且使用現代計算機技術,就完全有可能持續得到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每種勞動成本的最新數字。利用這些,工作場所將采集到和價格一樣有效的數據,以供在各種技術間進行選擇。

  因為對生產的約束是多因素的,所以勞動價值像任何標量度量手段(例如價格)一樣存在局限性。我們的生產能力不僅受勞動力的限制,還受自然資源和生態因素的限制。單一的標量度量手段不能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如何處理這種多重約束的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被社會主義經濟學所解決??餐新寰S奇(L. V. Kantorovich)提出了完全通用的技術,用以完成受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限制的社會主義計劃?!?】他的方法是一種實物計算形式,即非貨幣形式。當時在整個蘇聯經濟層面上使用他的方法不切實際,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蘇聯的計算資源十分匱乏,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計算機就可以勝任了?!?】

  因此,自米塞斯寫作開始,非貨幣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基本問題就已經被解決了。當時在蘇聯無法實行,原因有兩點:(1)蘇聯當時沒有計算機技術;(2)如果實行,就要使用不可轉讓的勞動賬戶來取代貨幣結算和貨幣支付。這會是邁向更大社會平等的激進的一步。

  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領導下的蘇聯經濟以及后來俄羅斯經濟的崩潰,是和平時期史無前例的經濟災難。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淪落為經濟輕度破產的狀態,工業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沒有什么比人口數據更能體現這場災難的規模,數據表明,由于災難本身導致的貧困、饑餓、無家可歸以及酗酒現象的增長,造成死亡率大幅上升(表1)。

  表1. 死亡人數的增長是俄羅斯引入資本主義的后果

年份 死亡人數(千人) 相比1986年增長
1986 1,498 0
1987 1,531 33
1988 1,569 71
1989 1,583 85
1990 1,656 158
1991 1,690 192
1992 1,807 309
1993 2,129 631
1994 2,301 803
1995 2,203 705
1996 2,082 584
1997 2,105 607
1998 1.988 490
1999 2,144 646
2000 2,225 727
2001 2,251 753
2002 2,332 834
2003 2,365 867
2004 2,295 797
2005 2,303 805
2006 2,166 668
2007 2,080 582
2008 2,075 577
2009 2,010 512
總計 48388 12436

  注釋:在20年內,增長的死亡人數約為1200萬。資料來源:“Death Rate, Crude (per 1,000 people) – Russian Federation,” 與總人口數相比較, 1986–2009, 世界銀行, 可參照 http://data.worldbank.org.

  在確定造成這一災難的原因時,必須研究導致相對停滯、危機進而崩潰的長期、中期、短期因素。長期因素是蘇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需要進行改革來解決。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政府實行的政策,遠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造成了形勢的災難性惡化。

  長期因素

  在1930~1970年間,除去戰爭年代,蘇聯經歷了經濟的飛速增長。經濟究竟增長得有多快是有相當大爭議的,但普遍認為增長速度遠超1928~1975年間的英國,此后增速放緩至英國水平。經濟的增長讓蘇聯從一個農業國(發展水平可同1922年的巴西相比)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技術、軍事大國。

  后期增速放緩的原因有很多。一個經濟體在工業化初期,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經濟飛速增長是很容易的。在經濟體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后,經濟的增長有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這種提高通常小于農業和工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

  蘇聯有相當一部分的工業產出被投入到國防中,特別是在冷戰后期,當時為了和里根的“星球大戰(Star Wars)”計劃競爭。國防用盡了技術工人,從而限制了可以被分配去發明新的、更有生產力的工業設備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數量。

  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禁止向蘇聯供應先進的技術設備。這意味著蘇聯對于國內設備設計的依賴,不得不達到異乎尋常的程度。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沒有相同的技術貿易壁壘,于是西方世界的工業發展相互促進。

  盡管蘇聯工業增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放緩到美國水平,但這本身并不是一場災難。畢竟,美國經歷了這種幾個百分點(每年2.5%)的增速幾十年而沒有發生危機。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工人階級的收入實際上已經停滯時,蘇聯工人階級收入在繼續增加。兩個國家在知識分子、管理階層的地位上有所不同。在美國,收入差距在逐漸拉大,國民收入幾乎全進了那最富有的10%人口的腰包。美國大部分工人階級的收入停滯了半個世紀。而在蘇聯,收入差距相對較小,盡管所有群體的收入繼續增加,但相比五六十年代還是慢得多。這2.5%的增長率在一些蘇聯知識分子看來是無法忍受的停滯,可能是因為他們將自己與美國、德國的管理階層和專業人員相對比了。一種認知在這一階級中生根發芽:相比美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衰敗。

  若不是因為這些階層在蘇聯內部具有不成比例的巨大影響力,前述的事實就不會對于制度未來的生存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盡管執政的共產黨理論上是工人的黨,但其成員中來源于最熟練的技術工、專業員工的比例過高,而體力勞動者的比例未能充分代表他們。

  蘇聯增速放緩很大程度上是經濟成熟的必然結果,這是一種向成熟工業國家典型的增長速度轉變的趨勢。采取適當有計劃的措施來提高經濟管理效率,可能使增長率有所回升,但是期望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增長重現是不現實的。然而蘇聯并沒有采取適當有計劃的改革,而是徹底拆除了其基本經濟結構。這項拆除工作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驅使。蘇聯內部以及自美國訪問蘇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承諾:一旦取消計劃經濟制度,允許企業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經濟效率就會得到徹底的提高。

  中期因素

  蘇聯經濟崩潰的中期原因在于戈爾巴喬夫政府試圖改善經濟的政策。這些政策的綜合結果是國家破產和貨幣貶值。

  我們必須意識到,蘇聯政府依賴的財政基礎主要是對企業的營業額和銷售額征收的稅款。

  為了杜絕導致曠工和破壞健康的酗酒現象,戈爾巴喬夫政府禁止飲酒。這一政策以及全面加強的工作紀律,在他執政的頭幾年改善了經濟增長。然而,它具有無法預料的副作用。因為政府商店不再售賣伏特加,由黑社會控制的非法蒸餾的伏特加在黑市盛行。這一犯罪階層謀取了財富和權力,后來成為了最危險的敵人。

  非法酒品交易的金錢到了罪犯手里的同時,政府失去了這一重要的稅收來源,由于沒有被其他稅收所彌補,繼而引發了通貨膨脹。

  如果酒品稅收的損失是國家財政的唯一問題,那么可以通過提高其它商品價格來補償。但是,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觀點的影響,戈爾巴喬夫允許企業保留大部分欠國家的營業額稅收,這時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如果允許企業管理者保留這些稅收,他們會比政府更有效地利用這些稅收。

  實際上發生的是災難性的國家稅收危機,導致國家必須依賴于中央銀行信貸手段,來為其經常性支出負擔經費。貨幣存量的增加導致迅速的通貨膨脹,并削弱了公眾對經濟的信心。同時,企業管理者手中額外的未經審計的資金,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那時戈爾巴喬夫政府剛剛使工人合作社合法化,允許他們獨立經營。這一合法形式后來被貪官污吏、黑幫分子和小商人構成的新階層用來清洗通過腐敗謀取的資金。

  結果

  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一旦企業擺脫政府的束縛,“市場的魔力”將確保它們能夠為了公眾利益而進行高效的互動。但是這種經濟觀點過分夸大了市場的作用。即使在所謂的市場經濟中,經濟學教科書中描述的那種市場也是例外,僅適用于世界石油和貨幣市場等特殊領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結構取決于一個生產者-消費者關系系統,這個系統是復雜的、相互聯系的、有規律的。在這個系統中,同一供應商每周定期向同一客戶交付產品。

  在蘇聯,這個相互聯系的系統橫跨兩大洲,并將其他經濟體納入其網絡:東歐、古巴、北越。企業依賴于定期的政府訂單,訂單的內容可能被分發到千里之外的其他企業。西伯利亞荒原各地的所有城鎮和社區都依靠定期訂單維持其經濟的生存。一旦國家破產到無法繼續發出訂單,一旦它無力支付工資,一旦協調這些訂單的計劃網絡被撤銷,那么發生的就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宣稱的自發性經濟自組織,而是多米諾骨牌式的坍塌過程。

  由于沒有任何訂單,第一部類的工廠倒閉。由于沒有零部件交付和物資供應,第二部類不能再進行生產,它們也倒閉了。在迅速而有破壞性的連鎖反應中,一個接一個的行業倒閉了。蘇聯分裂成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的經濟互相獨立之后,這一過程變得更加糟糕。工業體系本來是被設計成一個完整的整體,現在被國家壁壘分割成一片廢墟。

  表2顯示了2003年經濟衰退的程度。數字表明,即使在自由市場運行了13年之后,經濟也只有少量復蘇。哪怕經濟以勃列日涅夫后期的溫和增長率(如2.5%)繼續增長,那么工業生產規模也將達到1990年水平的140%。十三年資本主義的最終結果是,即使以社會主義經濟表現最差的時期的經濟水平來預期,俄羅斯的工業產能也只有預期的社會主義工業產能的一半。

  表2. 俄羅斯某些行業2003年的產值與1990年的比值(1990年的為100)

行業 產值
所有行業 66
電力 77
天然氣 97
采油 94
煉油 70
黑色冶金 79
有色冶金 80
化工和石化 67
機械制造 54
木業造紙 48
建筑材料 42
輕工業 15
餐飲 67

  資料來源: 表 14.3, “Indices of Production Output by Branches of Industry (1990=100),” in Russia in Figures (Moscow: Russia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 Service, 2004), 可參考 http://eng.gks.ru.

  注釋:

  1. 原論文是坎托洛維奇所著的 “Mathematical Methods of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 no. 4 (1960): 366–422. 我在這篇文章中向現代讀者解釋了他的技術是如何運作的:“Von Mises, Kantorovich and In-Natura Calc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7, no. 1 (2006): 167–99.

  2. 這部小說向非專業人士很好地介紹蘇聯計劃經濟中計算機的使用:弗朗西斯·施普福特(Francis Spufford)的小說《蘇聯紅色的富?!?Red Plenty)(倫敦:費伯出版社,2010)。

  原文鏈接: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4/01/crisis-of-socialism-and-effects-of-capitalist-restoration

  翻譯:小旋風

  校對:掃地工

  編輯:圣光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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